第3章 神魔小说的起源(2)

神魔小说是文学史上年代最为久远、数量最为丰富的，以神魔鬼魅等非人世、非现实事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历代许多文人学士如曹丕、张华、干宝、陶潜、刘义庆、祖台之、牛僧孺、段成式、洪迈、罗贯中、吴承恩、蒲松龄、袁枚、纪昀、王韬等，都曾满怀艺术激情，创作了大量神魔小说的不朽之作。

1.神魔小说的产生根源于唯物主义

远古时期，人类开始关注天地万物，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正确解释，于是在头脑中产生一种神秘感，创造出很多鬼神形象。这种神秘感来源于原始思维和远古的鬼神信仰，来源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和思索，而道教的出现和佛教的传入，又使神秘感进一步强化。神秘感影响下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和读者的接受心理，对神魔小说的繁荣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被称为“古今语怪之祖”的古老典籍《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全书共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该书涵盖了民间传统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术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记载了一百多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记录了祖国的山川及其中蕴藏的“珍宝奇物”以“类物善恶”，反映了先民对于“外物”的高度重视。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同时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历史。

2.神魔小说与宗教的关系

中国早期出现的神魔小说，宗教色彩是相当淡薄的，这与当时宗教未兴的社会状况相关。而随着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如佛教天竺东来、道门中土勃兴，宗教特含的那种丰富的想象力和虚构的幻想世界正与神魔小说所追求的趋向相契合，则神魔小说中引入宗教文化成分也就是势在必行了。宗教自身为了发展壮大，也在积极催生甚至直接创造着小说，如此之下几百年，到了明清长篇幅大部头的神魔小说出现之时，可以说已经没有一部作品中不存在或佛或道的宗教影子了。

明代中叶以后，整个文化思潮趋向于儒、道、佛三教归一。

宣扬“三教合一”是神魔小说出现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但神魔小说本身却不是宣扬宗教的教义。神魔小说出现的背景，是在宗教的影响下，人们对神秘未知世界的揣度，之所以“幻惑故遍行于人间”“妖妄之说自盛”，是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存在着另外一个和人世并行共存的神秘世界和空间，那里是神仙和魔怪生存的地方。

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宗教对小说的巨大影响，佛、道两教方士的自神其教及求仙得道、善恶报应随处可见。佛、道两教为争夺教众，通过小说自神其教的作品比比皆是，这些宣教作品的目的自然是宣扬其宗教的神秘性。

《神仙传·张道陵》就是讲述张道陵得道的经过。张道陵生性聪明，悟性极佳，7岁便能通读《道德经》，对天文地理、经书谶纬一点就通，举一反三。建武中元（56年）四月光武帝举贤良方正，张道陵被荐入太学学习，明帝永平年间授以江州令。因厌于官场，毅然辞官修道，拜魏伯阳为师，入阳羡山中修炼长生之道。后到天目山设坛讲道，声名远播。出浙江后，沿淮河、黄河、洛河游历，在洛阳北邙山修炼三年，功力大进，携弟子王长、赵升赴桐柏太平山、贵溪云锦炼天神丹。丹成之后，云锦山上时有龙虎之形显现，故人们改称此山为“龙虎山”。后又在河南嵩山石室之中寻得《三皇内经》《黄帝九鼎经》《太清丹经》等秘籍符录，道业已出神入化。闻知巴蜀之地疹气为灾，遂带二徒急急赶去，解民困苦。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著成《道书二十四篇》；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中正式倡立道教，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自任教主。因凡初入教者需交五斗米为本，故称之为“五斗米教”，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正月初七日，张道陵在众人目睹之下白日升天，时年123岁。

《西游记》便是这种宗教大融合思潮下创作出的神魔世界的杰出之作，是我国古代神魔小说的压卷之作。书中多有关于佛、道的描写，以唐僧取经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弥漫着对于佛教极乐世界的向往。但来自民间的作者吴承恩似乎对民间传统和道教方术更为熟悉，他认同道教的内丹派，常常使用如心猿意马、金公木母、灵台方寸一类的比喻性术语，甚至将“三藏真经”中的三藏用民间道教的“谈天说地度鬼”来解释。而当评判世道人心时，又自然以儒学作为衡量的标准。《西游记》的出现，是佛教题材成功溶入神魔小说的划时代标志，它最突出的成就是第一次将观音从顶礼膜拜的符号变成了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艺术形象。

《封神演义》也体现了很浓重的宗教元素在其中。这部作品描绘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神魔战争，也塑造出了一个包容庞大的神魔阵营。正如中国古代的其他神魔小说一样，这些神魔大多是取自佛道二教，身上带有宗教文化的影子，而许多宗教观念和宗教意识在书中也随处可见。从“老子”“元始天尊”“接引”“准提”等主要人物的姓名，逍遥超脱、生死轮回等宗教观念意识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封神演义》表现出中国文化中明显的“合一”思想。在《封神演义》中除了有着明确教派归属的阐教、截教、西方教派的众神，还有相当数量的无教派分子，例如“武夷山散人”萧升、曹宝，“西昆仑闲人”陆压，“白云洞散人”乔坤等。燃灯道人似乎也是一位不列于教宗之中的散人。他道行甚高，每逢阐教有难，他就会自动跑来帮忙，他的立场是鲜明地站在阐教这一边的。

纵观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史，许多外来宗教都曾在不同阶段煊赫一时，但从长远来看，真正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生活情趣、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渊源、给予中国人最深远影响的还是道教。佛教虽然在充分汉化后也已经融入了华夏文明之中，但相比道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其仍是差距难免。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提到中国的宗教斗争时说道：“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思想是极模糊的。”用这段话来解释《封神演义》中纷乱芜杂的道释文化交融现象似乎正得要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与同时期其他形形色色的神魔小说一起，构成了我国历史上幻想文学的最辉煌的阶段。书中所展现的文化汇合更成为明代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面镜子，具有一定的文学和社会学价值。

由此可见，“三教同源”的文化背景对神魔小说具有极大的催生作用。然鲁迅在某种程度上对所谓“三教同源”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国民性中“无特操”的一面，从本质上讲就是无坚定的宗教和文化信仰，而只是在一种鄙俗的自私的心态下随世俯仰，毫无定见的精神状态。

3.神魔小说的产生与侠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受明中叶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明代作品中人物的侠意识较多受主体自由人格的支配，行侠仗义多出于个人意志，不受外界左右，表现了人类主张个性的张扬。

神魔小说多角度地展示了侠文化的影响，体现了侠义精神的文化本质。神魔小说与侠文化的不解之缘是由这个流派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明清时代已步入封建社会的衰落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兵匪盗贼、贪官污吏，地痞恶霸构成了苦难百姓凄惨的生活图景。仅以神魔小说发生与鼎盛期的万历年间论，即可窥斑知豹。明中叶以来，皇帝无不昏庸荒淫，任由宦官专权，兼并土地，为所欲为。神宗万历皇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被臣下称之为“酒色才气”四全的帝王，曾三十年不临朝视政，每日沉湎声色。明代社会形势的急剧恶化便是从他开始的，兵变、民变、边患，加之自然灾害，整个社会可谓暗无天日。据《万历邸钞》记载，万历十五年，南北各地旱、涝、蝗灾并起，“处处皆荒，饥民抢掠四起，不可胜数，疫死者以万数……”上述情形在神魔小说中都有曲折反映。

有关济公的故事传说，在南宋时代即已开始流传。在济公故乡天台一带流传的多是他的出世、童年生活、戏佞、惩恶、扶困济贫的故事，其中如“济公出世”“小济公芥菜叶泼水救净寺”“利济桥”“棒打寿联”“赭溪救童”“修缘出家”等广为流传。而在杭嘉湖一带流传的故事内容更为广泛，因为这里是济公出家后的主要生活和活动场所，其中以“飞来峰”“古井运木”“戏弄秦相府”等故事最为脍炙人口。直至明末清初，一部描写济公传奇事迹的著作《济公传》问世了。

《济公传》主要讲述济公济困扶危、惩治强梁、与为富不仁者作对的故事。济公原名李修缘，系“罗汉转世”，27岁出家灵隐寺。他不戒酒肉，佯狂似颠，故称济颠。该书目多由济公降世、十度说起，至三探娘舅、九僧擒韩殿、西天朝佛缴法旨止。其中有淫贼华云龙盗走相府珠冠，济公三擒华云龙；金山寺八魔炼济颠，太乙真人、长眉罗汉助济公降魔；小西天盗贼狄之昭杀人移祸，狄小霞、谭宗旺错配夫妻，济公点化狄小霞共破小西天；五云阵斗法等主要回目。

哪吒闹海是人们熟悉的神话故事。传说托塔李天王在陈塘关作总兵时，夫人生下一个肉蛋。李天王认为是不祥之物，一剑劈开，却蹦出一个手套金镯、腰围红绫的俊俏男孩，这就是后来起名为哪吒的神童。哪吒自幼喜欢习武，有一天，他同小朋友在海边嬉戏，正好碰上东海龙王三太子出来肆虏百姓，残害儿童。小哪吒见此恶徒，义愤填膺，挺身而出，打死三太子又抽了它的筋。东海龙王得知此讯后，勃然大怒，降罪于哪吒的父亲，随即兴风作浪、口吐洪水。小哪吒不愿牵连父母，于是自己剖腹、剜肠、剔骨，还筋肉于双亲，借着荷叶莲花之气脱胎换骨，变作莲花化身的哪吒。后来大闹东海，砸了龙宫，捉了龙王。人们借助这个神话故事，发泄对造成水害的龙主王（最高封建统治者）即“真龙天子”的怨恨。

神魔小说的侠意识突出表现在对于忠孝节义的宣扬，这与清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清人入关以来就注意以程朱理学恢复对人们的思想的约束，且大兴文字狱，终清一代文祸不断。明中叶以来宽松的人文环境复为主流传统所侵占，文化失控状态回归于伦理轨道。在理学再行主导的文化环境中，神魔小说的侠义精神不可能不染上忠孝伦理色彩。《济公传》《八仙全传》笼罩全篇的观念是“孝”，济公扶助的对象如樵夫高广应、手工业者董士宏等都是“事母至孝”者，而凡是遇到不孝者，济公无不予以惩处，令其改过。如此神道设教在该期的神魔口中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