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七节 伉俪共谱奉献歌
完美人生具三情：爱情亲情与友情——三情支撑力无限，事业方可大成功！
福来有幸娶秉华，家更和谐万事兴……贤妻良母好儿媳，党员伉俪树高风！
婚恋富有戏剧性爱情不是怜悯，也不是感恩，而是两情的交融，两心的紧贴。英国16世纪的伟大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讲：“爱情是生命的火花，友谊的升华，心灵的吻合。如果人类的感情能区分等级，那么爱情该是属于最高的一级。”诚哉斯言！
梁福来在小站中学上初三时，结识了本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她是烈士之女，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是他在前线用机枪打低空扫射的美帝飞机时，被炸死的。后来，母亲改嫁了，她就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外表看，她身材苗条、眉清目秀；在性格上，她态度温柔、心底善良；对待学习，她自觉认真、成绩优良——这在很多方面，都同英俊、聪颖、善良、上进的梁福来相近，甚至相似。因此，俩人的共同语言很多，经常接触，关系较好。每天晚上，俩人都在她家煤油灯底下的同一桌子上，面对面地一起复习功课，完成作业，讨论问题，互相帮助，经常一学就是半夜——不但学得好、记得牢，还都感到心怡神悦。渐渐地，俩人之间，就悄然萌长了一种纯洁而又真诚的莫名吸引力……那种并非一见钟情的爱恋，往往就像初春的雨丝，静悄无声地洒在尚未经过爱情的年轻人的心田，很难察觉。直到后来催出爱情的蓓蕾，当你回首往事时，方才意识到：这是友谊由量变到质变，即将成为爱情的幸福而甜蜜的初恋。他俩正是如此。“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俩，虽未挑明，但都心照不宣。初三毕业后，俩人都考上了高中，可是，家境更为艰难的她，却不得不回家务农挣工分。又极愿同她在一起，但爱莫能助的福来，为不同她分开，也回村了。不久，早已看出端倪的她爷爷，正式向梁福来的爷爷提亲。不料，梁爷却因她无父、无母等原因而婉然谢绝；孝顺而又尊重家长意见的福来，也只有忍气吞声，默然颔首。
翌年，即1962年秋天，喜欢摆弄电器的梁福来，在从小站镇买完电子元件回村的路上，正在稻场捋稻子的福来大姑把他喊过去，郑重其事地对他说：“福来，你马上回家，我给你说个媳妇儿！”
他回家一看，是从沧州来这里要饭的娘儿俩，小姑娘叫林秀兰，个头不高，却还健壮而精神。
十分重感情的梁福来，因为还想着那个同学，所以对眼前这事儿很不情愿，表现得很淡漠，可又不好执拗地违背爷爷、爸爸等长辈的意见，只好怏怏不乐地垂头无语……当晚，家里人把18岁的梁福来同15岁的林秀兰安排在同屋同炕住。福来因为心情郁悒一言不发，秀兰则是刚来羞怯更不说话——是名副其实的同床异梦。俩人就这么谁也不理谁地默默地度过了一个个漫长的秋夜。在林秀兰母女吃、住梁家的近一年中，梁、林二位，虽然一直住在同屋，但犹如路人，很少说话，也不吵闹，更未在肉体接触，只是各怀心思，从不沟通。这期间，梁福来的奶奶曾三次领着林秀兰他俩，到小站镇政府进行结婚登记，在半路上，梁福来总是以逃跑表示抗婚，结果都未登记成。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讲：“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的确如此。完全由双方家庭包办的梁、林的共处，“就是不幸”！这“不幸”，不仅使天真无邪的花季少女林秀兰的心灵蒙上了阴霾，也使心底善良的有志青年梁福来的思想增加了负担。他白天同社员们一起，骑着车子到塘沽盐场搞副业：用海水熬卤块，卖给山东省——路途远、活又累，可他总是愁于婚事，心不在焉。有一次，他在用河水浇水稻后的浅水里摸鱼，因为心事沉重、感情压抑，河底的瓦块扎破了脚，他竟然毫无知觉，直到走上岸上一清醒，才发现血流如柱，疼痛难忍……精神的痛苦比生活的艰辛更难以承受。在万般无奈下，善写不爱说的梁福来，经过深思熟虑，挥笔给林秀兰在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达10多页的信，信中礼貌而又明确地阐述了他与秀兰毫无感情的事实，并正式提出退婚。信寄出，他才把此事告诉了爷爷、爸爸等全家人。此举果然奏效，信发十多天后，林秀兰之父——一个矮瘦、朴实的小老头，从沧州农村步行来到梁家，还带着一把送给梁家作纪念的林家祖传的锄头：锄的铁板儿银光闪闪，就连锄把儿也磨得油光锃亮。这首次谋面的梁、林两家的主要家长都是以礼相待，互敬如宾。当各自把孩子的情况，心平气和地如实讲明、双方都同意好说好散后，梁家又请他们吃了饭，才握手言别、目送其踏上归途。从此，梁福来的一块心病摒除了，思想解脱了，精神爽快了——眼前展现了一派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明媚天地！
梁福来得知，此时的那个女同学，已经远嫁大港区徐庄子公社，据说是同一个退伍军人、公社武装部长结婚了。梁福来在心里暗暗祝福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爱情绝不仅是花前月下的漫步，长板凳上的叹息，更主要的是共同理想、共同事业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就在梁与林分手几个月后，梁福来结识了来本村插队知青、比他小一岁、家住小站镇二街的杨秉华姑娘。福来的奶奶领他去过秉华家一趟。秉华家是城镇贫民，她虽聪明伶俐又好学，但因生活困难，只上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她高条儿身材、面目清癯、态度和蔼、体质甚好，在家什么活都干。有时到了福来家，也是眼里有活儿，手头勤快。她见福来的母亲有抽疯病，就抢着干这干那。比如，缸里没水了，她二话不说，拿起两个水桶，就从村边的马厂减河里灌满水，一手提着水桶，挺着腰板儿，噔噔噔，大步流星，一趟一趟，直到把一米多高的大水缸打满才罢手。福来的爷爷等全家人，都很喜欢这个虽生长在城镇，但却泼泼拉拉、精明强干的好姑娘！福来他俩，有说有笑，情爱甚笃，因此相识半年后的1964年正月16，俩人就喜结良缘。
在大喜这天，经济状况业已好转的梁家，慷慨地花50元租来了一辆小卧车，从小站二街接新娘上车后，到市里风风光光地兜了一大圈，然后，又经小站街里，才回到头道沟村的梁家新房前举行婚礼。这在当时农村尚不多见的迎亲礼仪，使众人感到新鲜和赞叹！就连当时来村搞“四清”的工作队员，也谑而不虐地对杨秉华开玩笑说：“够洋气、够气派呀——你可真是个时尚的高价新娘啊！”
这年轻、心善又任干的秉华一来，梁家的日子就如锦上添花：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和和美美！福来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或者在生产队搞副业挣钱。贤惠勤快的秉华，不仅挑起了料理家务、伺候老人，特别是精心照管抽疯婆婆的重担，她还亲自带婆婆到医院看病，并按医生的嘱咐，用药配木耳治病，半年后，病情好转，婆媳关系融洽，有如亲生母女。秉华还同社员们一起在生产队下地干活，在大伙儿歇盼时，别人都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休息，可她却坐在地上，抓紧时间纳鞋底子。当她在地里干完一天活回到家，做完饭，再给老人们一个个都盛上、送到手以后，他的两腿已经疼得连炕都上不去了，只能用手搬着腿上炕。第二天一早，她又得起来做全家人的饭菜，然后匆匆下地干活挣工分……了解和真诚，是爱情的前提和基础。我国20世纪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写道：“‘专一’的爱情，是幸福家庭的前奏曲，也是欢乐夫妻的进行曲。”反之，不知和猜疑，则是爱情的分离剂——它足可以使双方互不信任，甚至分道扬镳。在梁、杨结婚的当年底春节前，福来的奶奶领着会剪窗花的杨家之子即秉华的二弟，在本村挨门串户去卖窗花。在村民们随意谈话中，秉华的二弟得知：福来曾同姓林的结过婚。他回家一说，犹如平静的湖水投下巨石，顿时掀起轩然大波：秉华的父母等全家人，都对梁家极为不满，很快把女儿接回娘家去住，提出离婚！经梁家人及其亲戚朋友多次登门解释，细说实情，并找出街坊邻居多人证明，在一个多月后，福来才又把秉华接回家来。我国现代诗人和学者何其芳吟咏：“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誉满全球的印度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这样赞颂爱情：“爱情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梁、杨的爱情正是如此。自那以后的40多年来，梁福来和杨秉华这对患难与共的般配伉俪，总是相敬如宾、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相辅相成，直至而今，乃至永远……
第八节 耕读教师获殊荣
梁福来与杨秉华结婚的1964年春天，正是全国开始搞“四清”，即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之时。上级派来的“四清”工作队，组织头道沟村的男女老少几百人，坐满福来家的屋里院里，打开门窗，听他虽已79岁、但仍膛音宏亮的爷爷，声情并茂地忆苦思甜，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人们都聚精会神、睁大眼睛谛听。当讲到动人处时，大家热泪潸潸，全场哭声一片……所有聆者、包括福来，都又受到了一次具体而又生动的忆苦思甜、艰苦奋斗的思想政治教育。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当年秋天，历尽沧桑的爷爷，就因积劳成疾而溘然长逝。
能写会算人气旺的梁福来被吸收到本村“四清”工作队，一干就是一年零8个月。他作为“四清”工作队秘书，在帮助当时的队长、后来被选为政府副区长的姚玉祥整理案卷、写材料中，深深懂得了：当干部、做党员，要一心为民、不谋私利；还要克己奉公，不贪不占、清正廉洁——这使他铭记终生，并身体力行！在认真搞好上述工作的同时，梁福来还主动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各种农活：插稻秧，他速度快、不漂秧、垅也直；挖沟渠，他挥长锨、抬大筐、推土车——他无论干什么活儿，都舍得花力气，很快成为内行。然而，他毕竟是学生出身，抬大土筐时，累得歪斜着身子咬牙前行，而每逢这时，往往又是他的好友王文宝上前解难。一到晚上，他还义务教夜校。在这段时间里，他既工作，又劳动，科学安排时间，真正做到了紧张而有秩序，受到了上上下下等所有人的一致赞扬，因此，就在1964年6月20日，梁福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一个青年农民党员的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奋斗历程！梁福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切家务，包括下地劳动、孝敬老人、全家人的吃、穿、用等，甚至翻盖新房等繁杂之事，也都由杨秉华在福来的盟弟陈文友等人的帮助下，都干得很好！陈文友在村南头住，距村北头的梁福来家有5里地，在梁福来外出务工期间，他每天都要到梁家去一趟，有时就在现场顶着，直到新砖房盖好为止。
在梁福来拼搏挺进的漫漫人生征程中，有诸多熠熠升辉的业绩，他在耕读教师平凡岗位上创出的非凡事迹，就是引人注目的一个闪光点。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兼教育家卢梭说：“在所有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梁福来看到本村很多青少年因不能上学而没文化的苦楚，他就决心改变这种令人悲酸的现实。他热情高涨地向驻村工作队和党支部提出：“我建议咱村办个夜校扫盲班：我愿担任老师，不要任何经费和报酬；教室、桌椅、照明和课本、作业本等办学条件及学习用品，都不给村里增加麻烦，全由我来负责——不知领导同意不？”
在场的各位，都被这个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小青年深深感动了……他在得到了充分肯定、鼓励和支持后，就独自走街串户，向各家说明情况、进行动员。仅两天，就招来50多个学生：小的八、九岁，大的十八、九岁——年龄竟差十岁；有的一字不识，有的能认一些字——文化程度悬殊！
面对这罕见的教学难题，梁福来毫不畏葸，而是开动脑筋，因材施教：将学生分成六个年级，同在一个屋里上课，语文、算术全由他一人讲授。没有教学经费，他就自己出钱，买来小学各年级的课本和作业本，自送给学生。他在新婚媳妇儿杨秉华的鼎力相助下，经过紧锣密鼓地积极筹备，这个极为特殊的扫盲班，很快就开课了。白天同大伙儿一起劳动的梁福来，一到晚上，他就赶到土房“教室”里，在点煤油的提灯微光中，耐心、细致地分别给六个年级讲课：讲完一年级的课，让学生练习着写字和默读，他再给另一个年级讲，依此类推。当深夜下课后，对年幼、道远的学生，他还要摸黑步行五、六里，送到家门口。有的学生因病不能来上课，他还要抽空登门补课……由此，笔者想到给人启示至深的两种自然现象：一种是百川汇大海；一种是滴水穿硬石。前者，是心胸宽阔的范例；后者，是力量持久的典型。梁福来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水平、学习兴趣也迥异的学生，都能兼收并蓄，因人施教之举，彰显他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而他孜孜不倦、坚持义务办学的品格，说明他有滴水穿石的超人毅力！
梁福来在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办学的同时，还负责全村的节约用电。他虽为人谦和但对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一次，刚用上电不久的教室里的灯，突然光线暗了，他料定旁边住户偷电，就走出教室，找到那家，那家人见他进院，赶快拔掉电炉插肖，拒不承认偷电。电工陈文友来后一查，说：“你家不但今天偷电了，而且不只这一次，插座都烧黑了！”这样那家才承认了，并缴了罚金——此举以儆效尤！
年方二十的梁福来，他那春夏秋冬坚持不懈地义务办学之举，深深感动了学生、家长和全体村民，大家不但对他格外青睐，还初步形成了重视教育、比学文化的新的民风和村风，所以，学生们上夜校的积极性很高，几乎没有缺勤的，而且学得都很努力，认真完成作业，效果也都显著。老少爷儿们不约而同地夸奖他：“真想不到哇，平时少言寡语的福来这孩子，还真是内里秀、有心路、办法多——他一个人，竟能教好六个年级的50多个学生，这简直就是奇迹呀！”
在当时广大农村中，尚极少有办扫盲夜校的情况下，梁福来这独出心裁的公益创举，宛若长了劲翅，一传十、十传百地翩翩飞传，愈传愈快，愈传愈远，这引起了镇、区、市、省（当时天津市隶属河北省）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上级派记者来村实地考察。因梁福来不爱讲自己的成绩，记者就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同他一起下地挠秧，晚上同他一起上课，课后跟他促膝夜谈，谈后住在他家。记者经过15天的跟踪采访，所得的结论是：“关于青年农民党员梁福来义务办学的事迹，通过调查，比社会上听说的还生动、更感人——确实是个值得总结、宣传和推广的先进典型！”
这样，1965年阳春3月，由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任教育部长陆定一参加并讲话，在河北宾馆（天津宾馆前身）隆重召开、长达17天的“河北省耕读教育表彰大会”上，还不满21周岁的津郊农民党员梁福来，在全省20名受表彰的发言者中，是天津市唯一登台介绍经验者。他那长圆适中的白皙的面庞，举止大方的文气英姿，还有那铿锵有力的最佳表达和感人至深的讲话内容，频频激起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就连德高望重、经历万里长征的革命老前辈陆定一部长和主席台上的所有领导同志，也都心怡神悦地站起来鼓掌——这对苦水里泡大、从未见过世面的农家娃梁福来来说，是多么地风光、是多高的荣誉，又是多大的鼓舞和激励啊！
梁福来的精彩发言，使他一下子成了轰动大会的新闻人物！当天晚餐后，他刚一回到宾馆房间，《河北日报》的记者，就捷足先登地采访他，其它宣传媒体也都争先恐后地给他录音、照相，请他谈做法和体会……会后，梁福来白手起家、艰苦办夜校的事迹长文和照片，很快在《河北日报》的显要位置刊发，于是，他的名字便不胫而走、口碑载道。一时间，很多单位的广播和板报上，都在宣传梁福来！他也应邀参加省里组织的“耕读教育宣讲团”，到各地巡回宣讲，介绍经验，以推动全省农村的耕读教育工作。
在梁福来外出开会和宣讲期间，都是由其妻杨秉华代课的。那时，她正怀着大女儿，白天她干完繁重的家务活，还要见缝插针地备课；晚上，她就按照福来的要求和嘱托，同时给六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下课后，同样把年幼路远的学生送到家。看在眼里的乡亲们都夸他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瞧人家福来和秉华，真是一对夫唱妇随、乐于奉献的好夫妻呀！”
梁福来回村后，由于他贡献突出，上级领导就任命他为南郊区（即今津南区）生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他白天同区领导一起乘小车到基层检查生产情况，或者在区开会、研究工作——他从中学到了很多社会知识、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一到晚上，他仍坚持给学生们准时去上课。他深感工作紧张、充实而富有意义！
“文革”开始后，在“造反派”拉山头、互争斗、打砸抢的混战中，一向规矩、正派的梁福来，是当时所谓的“保皇派”。他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审慎地观察形势，深入地思考问题。此时，他因长期以来工作太累而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连三届的天津市劳模、小站医院院长何文轩精心施治，好几个月才痊愈了。在治病期间，从来未耽误过一天工作。后来，他受上级委派，参加了由孟庆举任队长的区毛泽东思想工农宣传队，进驻区邮电局，一干就是8个月。他同该局党员李克勤，奉命北上南下地进行外调。北上沈阳、营口时，正值三九严冬，气候奇冷，因补助低、吃得差，俩人冻得浑身哆嗦；在山东省，梁福来和带着粮票的李克勤走散，又无法联系，在三天中，他只吃花生米充饥；在上海的10多天中，为了节省开支，他俩在路边小店吃饭，于简易旅店下榻，他们虽是首次来到这现代大都会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但因囊中羞涩，却不能购物，只是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后，福来买了当时天津没有的自家盖房用的窗玻璃，公共汽车不让上，他就扛着这百余斤重的一摞玻璃，步行好几里地到火车站……1969年底，梁福来从区工农宣传队回村后，被正式调到国办学校拐子沟小学当民办教师兼农宣队员管理学校。他任四年级班主任，并教授语文、算术，其工作态度和教育、教学效果都很好！
好事当前，是虑及他人，还是先顾自己，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品格的试金石；对共产党员来说，则是为民还是为己的党性的集中表现。漫漫十年，在耕读教学和民师岗位上，孜孜矻矻地做出优异成绩的梁福来，终因工作繁重、心力交瘁而累出病来。他不得不经常请假到天津市内看病，这既对自己的身体不利，也影响学生的学习。因此，当上级专门下达一个指标，拟将他转为国办教师时，他就主动提出退下来，请校领导把转正指标给别人，自己继续回村当农民。
第九节 兽医十载尽义务
自幼受到艰苦奋斗的家庭影响和良好教育的梁福来，很赞赏我国现代剧作家曹禺这段名言：“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世。不然，他总会感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他曾对笔者说：“人生的意义，在奉献而不在索取，应该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这是我努力的目标！”
纵览他人生轨迹的每个阶段，均是如此。他十年义务当兽医，从来都是分文不取的善行义举，又是他奉献精神的生动之例。
1974年，梁福来由校回村后，在继续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同时，还新任村党支部秘书、民兵连长、现金会计和保管，并兼任兽医，负责全村250多个家畜、家禽的防疫工作。面对这居住分散的一家家、一件件琐碎而繁杂的村民工作，梁福来毫不怵头、乐此不疲，而且做得有条不紊、群众满意！
作为村团支书，为自筹资金，以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活跃和丰富全村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梁带领其他几个团支委，集资购买了10头猪崽，由梁福来自告奋勇地具体喂养；他利用一早一晚和饭前饭后的业余时间，打猪草、拌猪食、搞防疫，猪长得快且体壮、膘肥！长大出售后，他们用这笔收入购买了胡琴儿、锣鼓等乐器，在村中心的一间闲置土房里，成立了青年俱乐部。一到晚上，大家就据其所好、各扬其长、吹拉弹唱地演奏起来：那悠扬悦耳的丝竹之音和嘹亮动听的阵阵歌声，引来日益增多的听众，不少青年男女，甚至还有些中、老年人也兴致盎然地拉上一曲，或者唱上一段——这胡琴儿声、锣鼓响，拌着放声的歌唱、舒心的笑声，给这本来偏僻、寂寥的小村，平添了从未有过的无限欢乐的气氛……团区委和区文化馆的领导同志曾多次专程前来，对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开展起来的群众性健康文娱活动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在全镇乃至全区173个村中进行推广！领衔创办者梁福来，也因此而被评为南郊区优秀团支部书记！
实践证明，实干、勤学又苦钻的梁福来，确实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
他当秘书，几任书记都一致称道他：“福来的材料，不仅写得很快、字迹清秀，而且内容也紧口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他是我们最得力的帮手，也多次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
他任现金会计和保管员，工作精细，坚持原则，处事公正而廉洁，谈及此，同他多年对桌办公的主管会计刘振卿，对他心折首肯地评价：“福来在村工作多年，不仅积极、主动，而且很好配合，也从来没出过任何差错——他是我几十年遇到过的最好的工作搭档！”
他负责兽医工作，其表现更是出类拔萃。当时，只靠土里刨食的村民们，孩子上学的费用，或者要买个油盐酱醋和针头线脑什么的零花钱，只能靠粜些余粮，或者养一些母鸡卖蛋、养几头猪售出的收入，所以，家家都有家禽、家畜的副业。人们只是任意的粗放养殖，根本不懂也不搞防疫，所以病死者众，减少了各家经济收入。对此，情系村民的梁福来看在眼里，暗自思忖：“如果我能帮助大家搞好畜、禽的防疫，不就等于给各家增收了嘛——好，这件没人管的事我来做！”
于是，梁福来主动到区兽医站说明情况和打算，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后，他就坚持参加培训班，学习养殖技术和防疫知识，并自费买了一些药品和宣传材料。他每次到区里学习或开会，都是带着一个大锅贴的玉米面饼子，骑自行车来去，中午在路边小饭店，花两毛钱烩烩充饥。如果是坐公交车，他总是给老人或其他人让座，而自己一直站着，这已成了他多年的习惯。回村后，他就挨家挨户详细告知，还把防疫宣传材料送给大伙儿。为从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养殖经验与防疫办法，他还常年自养三、四头猪，每头猪都是体壮膘肥，养到130斤以上，就带头全部卖给国家。他经常到各家去指导养猪、养鸡，并按时入户给猪畜、禽打针、喂药。有的畜、禽一得病，主家就马上去找福来，每当此时，即使是刮风、下雪、浓雾、大雨，福来也会有求必应、闻迅速至，从未误过事。这就使全村的养殖业，连续十年健康发展！乡亲们都亲切地说他是：“只讲付出、不求回报，全心全意为咱服务的好兽医！”
还应特别提及的，作为农民，土地是根本，种粮是主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小站地区因水源匮乏而不得不改水种旱。多年种惯水稻的农民们，面临着一个“如何种和种好玉米、高粱等旱田作物”的现实难题。对此，魂牵众乡亲、不断求发展的有志青年梁福来，在创造性地搞好上述诸项工作的同时，又把目光集注于科学种田上。村里成立了以他为主的农业科研组，重点研究稻改旱后，农作物怎样增产的问题。他经过在农科站学习、取经，为了因地制宜地搞好农科实验，尽快获得成果，他专门在村边搞了一块试验田，精心进行玉米、高粱的杂交。每天日出前，他就赶到地里搞人工授粉，并细心观察，详细记录，总结经验。他坚持了六年，终于亲手研制出适合当地土质的优良品种，全村各生产队种植后，都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梁福来也因此而受到父老乡亲们的一致赞誉，并被评为区级优秀党员！
这期间的1978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梁福来还做了件有利社会稳定的大得人心之事。全村20多个所谓“地、富、反、坏、右摘帽问题，都是由梁福来亲自录其本人口供、内查外调和整卷上报的，他不但速战速决，而且质量高、效果好，受到上级的表扬和被摘帽者的衷心感谢！”
在这期间，梁福来那勤谨、利落的贤妻杨秉华，不仅把敬老疼小爱丈夫的家庭繁务全部干得很好，而且积极参与村务工作。在1972年到1973年，她被选为生产队妇女队长，连踢带打地干了一年多。从1977年4月起，村里还请她当接生员。在这期间，她边工作边下地劳动；还同福来一起，用自家收的稻草打草绳，一干就是半夜。草绳打好后，又长途跋涉到河北省东光县去交。有一次，福来借了辆小东风汽车，草绳码了好几米高，正赶上下雨，又是土路，泥泞中的车轮直打滑，福来不断在后边推，甩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他在凄风冷雨中瑟瑟发抖地向前赶路——为的是把这车维持全家生计的稻草绳卖个好价钱……那时，头道沟没有自来水和饮水井，吃水要到几里外的前营村去弄。别人都是用自行车带两个桶驮水，而体壮气盛的福来，则用铁驴自行车带这每桶能盛50斤水的4个大桶去驮——一趟就驮200斤！看在眼里的邻居们都说：“瞧人家福来，干吗吗行——文的武的全在行，干得多吧，又快当！”
与梁福来珠联壁合的杨秉华，也是一行专一行，使方方面面的人都满意。
因她工作出色而于1984年担任村委会委员和妇联主任，兼做接生员工作。土地实行联产承包后，她组织全村妇女缝毛衣、打苇帘儿、编铺垫儿副业，以增加各户收入。1989年12月她被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她家搬到大港区去住，在此前她于村工作的20多年里，曾连年荣获小站镇和津南区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妇女干部和天津市授予她的“敬老好儿女金榜奖”！杨秉华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常帮福来打草、喂猪，到各户给猪、鸡打针、喂药搞防疫，有时还到试验田里，帮他搞作物的人工授粉等农科实验等，而这些，又都是毫无报酬、甘尽义务的。所以我们说：天津农村的这对伉俪，真正是夫唱妇随地共同谱写一首，悠扬动听而又令人心折首肯的奉献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