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一节 人杰地灵小站镇
昔日名镇最风光，四海五洲威名扬：数载练兵谱壮歌，新军乃于此发祥；秀外慧中优质稻，“汁摅晶碧类琼浆”。
而今凝聚众心力，再振雄风铸辉煌！
汹涌流水源头远，蓊郁高树根须深。一个人的性格、意志、品质乃至事业的成败，大都与他生活、成长的客观环境的影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关系。因之，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及其特点，就要洞悉和开掘与其有关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渊源。梁福来出生、上学、务农、从教、兴业和走向城市并连年稳步发展的基地小站镇，就是个“因兵而兴，因米而名”，有着厚重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积淀的人杰地灵、闻名中外之处。
我们说小站镇人杰地灵、闻名中外，不是言过其实，也非溢美之辞，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如实反映：45年的“小站练兵”，不仅产生了四个民国总统、六个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及陆军总长、三十四个督军以上的军阀，走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第一支军乐队……还改变了中国封建的旧军制，创立了一支由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为中国近代军队的发展开辟了先河；由驻扎当地的清军开挖马厂减河，引水种植的形美、味佳的“小站稻”，除作军粮外，还转运京都，供清宫食用，芳名远播……勤学好问而又早慧的梁福来，从小就常听大人们讲述关于小站的历史故事，上中学后，又主动看了不少有关的遗址、遗物和书籍，所以，他对小站的历史知之较多、思考较深，并从中得到启迪、受到教益、汲取力量，进而日渐树立了如诸葛亮所写“志当存高远”和唐朝李欣主张“男儿立身须自强”的积极向上有作为的处世思想。故而，要深谙梁福来这个寓高大于平凡的普通农民党员的典型，就不能不阐述清楚小站往昔的重要史实。
“小站练兵”留青史小站地区东临渤海，属海防要地、京津屏障，加之地势平坦，幅员辽阔，交通方便，人烟稀少，极宜屯田养兵，因此，“小站练兵”早已有之，非自袁世凯始。早在1576年（明朝隆庆元年），名垂史册的爱国青年将领戚继光，作为冀辽总督练兵戍边、防御倭寇入侵时，就在此专设“督司”，负责从山东杨家沟起，经小站，北至芦台一段的军事防务。沿途建村庄、设驿站，以尽快传递军情。驿站大小，根据相距远近设置，规定大站用10匹马，小站用5匹马，如，从马棚口到上古林是大站，用10匹马；而从上古林到此地（即与梁福来所在头道沟村毗邻的东西庄房村），是小站，则用5匹马——而今的“小站”地名，即由此而来。这说明，430年前的小站一带，已成为军事要地。
清王朝建立后，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八旗兵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268年。然而，作为封建没落政权的工具，业已落后时代发展的八旗、绿营，随着封建制度的沉沦衰败而趋解体。进入19世纪，八旗兵已名存实亡，到乾隆、嘉庆年间，绿营兵也迅速走向衰朽。待到鸦片战争时，已经是“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了，遇战即临阵溃逃，无事就虚糜粮饷。而至太平天国革命发生时，则更是腐败到“将帅惟耽安逸，养尊处优，以营卒为厮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钱粮，专事肥己”，平时浩浩荡荡的50万大军，“遇敌辄糜，溃不成军”！为改变现状，自19世纪60年代初叶始，在洋务派“求强”、“求富”的呼声推动下，清政府曾对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曾国藩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命令其得意门生李鸿章到安徽原籍去举办团练，另募一支军队。经李鸿章精心筹划，按“湘军”营制加以改编，组成了另一支地主武装，号为“淮军”，周盛传就是其中之名将。
1870年（同治九年）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周盛传率部北上，屯卫畿辅，翌年，又奉调移驻青县马厂。周部在新城修建炮台，并于新城经小站至马厂140华里之间，铺垫了马新大道，沿道设驿站，10里一小站，40里一大站。历史的巧合是：同明朝戚军那条路线设驿站时一样，此时的这里也正处于一个小站的位置。“小站”之名便叫得更响，且代代流传下来。由于这里得天独厚的重要战略地位，1875年2月，周盛传又调到小站一带练兵，称“自强军”，当地百姓则呼之为“盛军”或“老盛军”。盛军在小站北侧的潦水套，设“亲军营”，以此营为中心，周围布设盛正（字）营、传正（字）营、老左营等18座营盘，后来，每个营盘都演变成了现在的村庄。梁福来生长之地头道沟，就与其北的黄营、其西的前营等村，耕地相连、近在咫尺。当年各营共驻有兵力18700人，这18座营盘与新城炮台遥相呼应，南扼歧口，东控大站，甚为险要。这新驻营地，因在盐碱沼泽区域，故居人寥寥、商贩绝迹，士兵购物，需去20华里外的咸水沽、葛沽等地，既不方便，也难管理。为此，周氏兄弟便在亲军营南侧的小站沿马厂减河筑城为镇，名之为“新农镇”。然而，长期以来，因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小站”之名早已深入人心而一直沿用至今。当时城内设东西走向的“行营买卖街”一条，小商小贩云集于此，远近的名商大贾也纷纷前来创实业，或设分号，小站的商业由此产生并日益繁荣起来。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清政府调“自强军”到安东与日作战中，盛军全军覆没。
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屈膝投降地签定《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一时间，朝野哗然，“内外文章，争献练兵之策”，一致认为：小日本能打败中国，皆因其军队新式，船坚炮利，清朝必须改革旧的军制，建立新式陆军。时任长芦盐运史的胡燏棻，在对上议奏中指出清军的弊端：“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并再三申明自己的练兵主张。不懂军事的胡，聘请对新政和练兵内行的宁波人王宛生为助手，制定练兵计划，呈请京师督办军务处大臣恭亲王、庆亲王和荣禄批准，于是，在甲午当年12月，清廷即派胡燏棻到马厂编练“定武军”，次年9月转驻小站。沿用盛军营盘进行新法操练：装备洋枪洋炮，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总计4750人，聘请德国、挪威等西方人为教官，在组织、训练、技术等方面，都效仿西法创练。一切进展顺利。
然而，野心勃勃的军政枭雄袁世凯，趁清军衰落和迫切要求编练新军的强大社会舆论，打着“明耻教战”的旗号，极欲夺胡练兵之权。于是，他就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收买其助手王宛生——由此可见袁世凯巴结钻营之术，是何等高明、奸诈和阴险！袁先是送王大量金钱，又托人说情，还与王结为金兰之好，紧接着又派京城名妓沈四宝、花媚卿、花宝琴、林桂生、赛金花等人，轮番向王宛生进行女色“攻击”，最后，王不得已，将给胡制定的编练新军计划，经过渲染和补充，交给袁。袁奉为至宝，朝夕铭记、背诵其要点，并将此计划缮写后，持之求见荣禄。荣禄逐条详询，袁都对答如流，他满意地带袁去见恭、庆两亲王。两亲王询问时，袁也答得很好，所以对袁评价甚高，一致认为：袁的练兵计划，较胡的高明且详细，可操练性很强，加之胡是绍兴人，官话不及袁说得流利。因此就将袁的练兵要则等文件呈报军务处，军务处批示：“甚为周妥”。于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由督办军务处亲王和军机大臣等人，联名奏请光绪帝变通兵制，保荐袁世凯接胡燏棻的定武军负责督练。1895年10月22日，光绪获准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要求：“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并指令其扩编改建，增至7250人。
从此，袁世凯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小站练兵”新建陆军的主要创始人。他聘请德国教官进行近代化军事训练。由于制度严谨、军纪严明、训练严格，加之西方一些国家的支持，新建陆军不断强大，袁的地位和权势也与日俱增，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即成了北洋军阀的首脑人物，攫取了足以左右清朝政治局面的大权。
在轰动中外的“小站练兵”中，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避免清廷满族权贵怀疑，特请满族陆军大臣荫昌推荐军事骨干：由武备学堂毕业生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工兵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总办。这3人后来成了袁的得力干将，史称“北洋三杰”，还得了“龙”、“虎”、“豹”三个绰号。袁为扩充军力、培养亲信骨干，除随军学堂外，还在小站营盘创立速成武备学校，后改为讲武堂，并聘德国人汉纳根当教官。新建陆军除在“老盛军”、“定武军”的营盘外，又在小站附近增设东右营、新军营等10个营盘。
诡计多端而又觊觎国家最高权位的袁世凯，总是伺机壮大自身势力。1898年康梁变法失败后，慈禧为加强其反动统治，令袁在小站加紧练兵，并把新建陆军改为直棣总督荣禄统领下的“武卫右军”，发展到17000人。1900年，风起云涌的义和团爱国运动，在京、津、冀地区与侵华军屡屡发生战事。六神无主的慈禧，急命袁率军入京防卫。阳奉阴违的袁世凯，率部移驻保定进行训练，却按兵不动。这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外逃，荣禄所统之军几乎全部崩溃，而袁世凯以小站新建陆军为骨干的军队，反而扩充到19600余人，且被擢升为直棣总督兼北洋练兵大臣。袁重权在握后，又将军队调回小站，继续训练，并添置枪、炮，继续加强兵力，到1905年，军队已达到8万人之多！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勤学好问善思考且有独立见解的梁福来对我讲：“综观古今中外的野心家，凡要篡位夺权，事先必造舆论，攻占人心。袁世凯也不例外！”
梁福来所言，完全符合事实。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从一开始就用尊君从命的封建伦理和升官发财、宿命思想，向官兵灌输，并以此为内容编《劝兵歌》为军歌，责令官兵天天唱；袁还搞拜把子、收义子、政治联姻、金钱收买等，他与徐世昌是盟兄弟，段芝贵是他干儿子，段祺瑞、张佩蘅是他干婿等，他通过这些封建宗法关系，使小站的北洋军，成了袁家军；袁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各营供起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宣传袁是军队的衣食父母，祝他官贵寿考，他用这种麻醉宣传，使在小站的北洋军官兵养成只感恩于袁个人，而不虑国家安危的奴才心理。
为生动形象地说明窃国大盗袁世凯恶劣的政治品质，梁福来小时侯，还听当地老人们讲过两则有趣的历史故事，至今他还记忆犹新。
一则是：“段芝贵拜袁世凯为父”。在1896年小站练兵时，只不过是一候补同知的段芝贵，通过文案阮忠枢结识了袁世凯，但未给他优差。为投袁氏爱色之好，阮指使段从天津平康里韩家班，重金买得妓女柳三儿，袁氏一见这风韵绝伦、眉挑目逗、卖弄风骚的当代尤物，立刻钟情，互倾心曲，被纳为四姨太。此后，袁对段格外青睐，日久愈亲。段为攀袁，每日早起，必到袁处请安。一天，老袁对段戏谑道：“我闻人子事亲，每晨必趋寝门问安，汝非我子，何必如此？”小段答：“父母生我，公栽培我，两两比较，其恩相同，如蒙不弃，愿作义儿。”老袁听后，坦然一笑，段知袁已默认，竟拜倒膝前，呼袁为父……从此之后，段芝贵地位连连提升，成了袁世凯的得力爪牙，袁称帝，段极为卖力，被赐为御干儿。其实，袁世凯发迹过程中的狐朋狗友，不少都是这样狼狈为奸的。
另则是：“袁世凯重金美女贿载振”。因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而威势日重的袁世凯，引起了满族亲贵的猜忌。有人说：“袁世凯脑后有反骨！”还有的讲：“他为了讨好老佛爷，今天出卖康梁和皇帝，来日必反大清——此人不可重用！”慈禧听后，对袁起了疑心，遂密令亲信庆王之子载振到天津小站，视察袁的动向。早知其来讯的袁世凯，深知庆王父子爱财如命、好色成性的特点，便提前做了准备。他指使部下用重金雇来年轻貌美的高级妓女，为载振侍寝、百依百顺，使载振心怡神悦、其乐融融，始终生活在温柔舒适的环境之中。当载振离津回京时，袁世凯又以重金珍宝相送。所有这些，都令载振对袁极为赏识、由衷感激。所以，载振一回京城，就马上谒见慈禧太后，奏道：“据奴才亲眼所见，袁世凯是忠心耿耿之人，他每晚都烧香叩头，祝祷老佛爷万寿无疆！”从此，慈禧对袁深信不疑，并将袁当做心腹重臣。
综上所述，袁世凯就是用这些政治、军事、生活和思想方面的种种阴谋手段，为他日后满足一己之私欲而倒行逆施的窃国篡权当皇帝打基础、做准备！
1906年10月，清政府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到小站，以协助练兵为名行削减袁世凯兵权之实。1909年，段祺瑞又协助袁世凯在小站主持练兵，借此扩大个人势力。1911年武昌起义，清政府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段祺瑞受袁世凯指使，凭借手中的军队，于1912年初，领衔以北洋46名将领名义，两次致电清政府：“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领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迫使清廷退位。袁世凯乘机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当年3月即篡夺了临时大总统职位；1913年8月镇压国民党第二次革命，用武力威胁国会选他为正式总统；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以出卖中国利益，换取对他称帝的支持，这年12月，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定1916年元月为“洪宪元年”，举行“登基大典”，对北洋军阀拥他称帝者流，大封爵位。以“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称帝，违背民意和宪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致使他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只做了83天皇帝，就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几天后即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两个月后抑郁而死。
袁世凯“多行不义必自毙”后，从小站练兵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继续争权夺势，祸国殃民。1917年6月，也是靠袁在小站练兵得势的北洋军阀头子张勋，乘机率部到京，赶走时任总统的黎元洪，竟然捧出溥义“登基”，演出了臭名彰著的复辟丑剧，他则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然而仅12天，就被段祺瑞在天津组织的“讨逆军”打倒。8月，冯国璋任总统。此后，北洋军阀内部，主要分裂为投靠美、英帝国主义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皖系首领段祺瑞、亲日派的奉系首领张作霖三大派系。三派军阀之间，既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相互纷争、混战，又为反对革命、镇压人民而彼此“联合”勾结。他们都为其自身权益而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简直把中国拖入到了极为困苦、黑暗的境地。三派军阀的混战，也反映了日、美、英帝国主义之间，争相侵略中国的矛盾和斗争。最后，北洋军阀集团也自食其果，同室操戈，自我削弱，致使其政网日渐残破，直至解体。
神州不会沉沦，人民终会崛起！1919年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群众；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着革命潮流滚滚而来，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给中国带来新的曙光！
统而言之，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成立新建陆军始，日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继李鸿章淮军而起的空前庞大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派或北洋军阀，到1928年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取代其政权，北洋军阀由产生、发展到衰亡长达33年；其间，从袁世凯窃据民国总统，到僭号大元帅的张作霖垮台出关，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引狼入室，对内镇压革命群众、屠杀百姓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有17年之久。袁世凯任总统时的教育部长张国淦，在其《北洋军阀的起源》书中指出：“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若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长、巡阅史、检阅史、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具体讲，在小站练兵的军阀中，爬到督军以上的有34人。其中，有段祺瑞、王世珍、段芝贵、唐绍义、张怀芝、靳云鹏政府总理或陆军总长；还出了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个民国总统。这足以说明作为北洋军阀诞生地和中国近代军队发祥地的小站及其练兵，当时在中国乃至其后的影响之巨大，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而出生、学习和成长于小站的梁福来，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历史和现实的熏陶，就是自然而然和可想而知的了！
这里需要报告读者的最新消息是，在2006年12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因兵而兴”的小站镇，将把军事题材特色旅游作为主打品牌，迎接海内外客人。根据规划，小站镇将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原址的基础上，辟出19.8公顷土地重建“小站练兵园”，形成旅游地产核心项目。它将和基辅号航母、大沽口炮台、平津战役纪念馆等，共同构成天津军事旅游特色专线。该园已于2006年9月28日动工，占地1.1万平方米的核心部分将于2007年9月开放，有恢复重建的讲武堂，中央大殿高17米，是军事博物馆，设有中国古代冷兵器、近代热兵器、不同时期的军队服装和军事物资等。
第二节 晶莹剔透稻米香
梁福来的家乡，不仅以“小站练兵”而扬名天下，还以“小站稻米”而享誉海内外。这小站稻米啊，看其外形，白里泛青、晶莹剔透、似珠赛玉；蒸饭煮粥，油光发亮、满院飘香、诱人馋涎；吃到嘴里，粘香可口、食欲顿增、回味甘醇……难怪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以诗歌作刀枪抗击侵略者的津门爱国名儒周楚良赞之为“汁摅晶碧类琼浆”。正因其如此名贵、倍受青睐，故而小站所产稻米，成了向清朝宫廷奉献的贡米！
“小站稻”的开发、扩种及其优质，虽然同“小站练兵”有着直接的重要渊源关系，但在小站历史上，开始种植水稻，却是很早以前的事。在宋辽对峙时期，公元989年，为防辽入侵，宋太宗派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黄懋为助手，以1万8千名士兵供他调遣。在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中，他于包括小站地区在内的渤海之滨，兴建六百里的堤堰，并开渠建闸，引水灌溉，终于大面积植稻成功，还沿界河设了百余个寨和铺（即边防哨所），把军事防御和边界屯田结合起来。元朝初年，统治中国的蒙古族，惯游牧、轻农田，宋代所垦稻田大都荒废。1324年，学士虞曾集上书建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均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虽未被采纳，但他的主张一直被滨海地区垦田者遵行。
到了明朝，统治者推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广泛采取军屯和农屯的办法，使小站地区的水稻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万历到天启年间，先后有二十多人向皇帝上书或亲自在小站地区开垦屯田。尤应一提的是汪应蛟的贡献，他是明代万历年间保定巡抚兼农田水利学家。1598年，汪应蛟亲到小站地区开垦了十围稻田。所谓“围”，就是用“闽浙濒海治地之法”垦荒造田，即：从海河开挖一条干渠，涨潮时将甜水引入；再开一条“排干”，落潮时把咸水泄入海河；再在适当的地方修建一些桥梁、闸涵；干渠两侧培高为埝，以防沥涝，这样两条干渠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围”。围内开支渠、毛渠，以便灌溉。他所开辟的这十围，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小站地区以北，沿海河一线约25公里地段内的全部耕地，为小站地区改良盐碱地积累了宝贵经验，立下了开拓性的历史功绩！1613年，大科学家徐光启，也曾四次来到小站地区，亲自勘察土地，提出独创性的指导高见。在谈到灌溉时，他说：“稻田用水，随时随地，不拘一法，括之为两言：蓄与泄而已。”“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之新水。”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拉荒洗碱。因此，他为小站的垦田植稻，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1644年，满族人的清王朝建立后，长期的战乱，使许多地方、包括小站地区的田园荒芜，到雍正年间的1727年，大学士朱轼，又在小站地区大搞屯田，并设立了“水利营田府”，在修复明代屯田旧迹的基础上又有些发展。1859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大沽口，在津南区一带挑沟建闸，引海河水种稻，水稻面积又有扩大。
从上述可以看出，小站地区在宋、元、明、清各朝代，虽都有垦荒种稻记载，但因当时这一带地广人稀，水、旱灾害频繁，所以总是时兴时废，一直得不到稳固和长足地发展。
小站地区大规模开垦稻田，是始于前文所写周盛传小站练兵之时。为就地补充军饷，周率淮军在塘沽新城附近开渠设闸，按江南水田设置垦稻田1万亩。为解决小站地区种稻的水源问题，自1875年始，开挖马厂减河，在施工手段落后的当时，这需大量人、财、物力的水利工程，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先从小站向北至咸水沽的老海河口，开挖20华里的月牙河作为引河；又从小站向东经新城到西大沽的海河，开挖70华里的河道；还从小站向西至常刘庄，开挖30华里的河道——这三条新开挖的河道，在小站呈“T”字交汇，并在东西长100华里的河道上，修建了三座石闸。1880年（光绪6年），老盛军又从常刘庄至马厂开挖河道56华里，与南运河挖通。至此，因是官军开挖，故俗称御河的马厂减河全线汇通，沿线还开挖了五个耳河，用南运河水灌溉。南运河流至山东阿城以南的梁山泊处，与黄河贯通。因而，南运河里也流淌着黄河的滚滚黄汤，这来自黄土高原、富含多种养分的黄汤，也便黄到了马厂减河。减河者，减少流量之谓，即泄水河也，它可直接调节南运河水位，间接疏减黄河水位，故名。当年，小站人都是从这减河里挑水饮用，人们把混浊的黄汤挑进缸里，加入明矾搅动后，俟澄清，缸底便沉下约半尺厚的黄泥，水则清洌爽口，甘之如饴。天津市内等外来人到小站，都喜欢掬上一捧减河水，享受一口天然的甘醇美。小站稻秀外慧中的甘美，首先是来自水的甘美，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这源自黄河的肥美之水，便没有芳名远扬的小站稻！如此看来，小站垦区灌溉渠系的布置很有特色：既可从主干马厂减河通过南运河引来黄河之水，又可从月牙河等另两条渠道引用海河水；在马厂减河与海河之间一马平川的肥腴大地上，水网纵横，闸堰密布，若南运河水量过剩，可从向东开挖的渠道，在西大沽处排入海河，反之，如南运河供灌不足，又可从海河供水，这就做到旱可浇、涝能排，确保水稻丰收。
水源是农业的命脉，种子也很重要。盛军在大规模的营田中，引进了当时的优良水稻品种大红芒、小红芒、大白芒等，其米质都很好——这也是成就名牌“小站稻”的一个必备条件！
在前期盛军屯垦的稻田都为官地，到后来，为进一步扩大开垦面积，同时又“招民人领种稻田”。于是，冀、鲁、豫、皖等地的贫苦农民，络绎不绝地汇集小站，开荒种地，养家糊口。梁福来的先辈，就是很多年以后，从山东逃荒下关东途中，路过小站时，在地头的一间破水车房子里安家落户的。下文还将具体写到。针对小站人员的日益增多，周盛传盖住房、设商铺、修街道、建城门，并招徕商贩做买卖、搞运输、开门脸儿等，昔日荒凉寂寥、冷冷清清的小站，仅几年，即嬗变为熙熙攘攘的经济、文化繁荣的新城镇。在小站地区广袤的原野，稻田块块，阡陌纵横，沟渠成网，流水潺湲，岸畔杨柳依依，水中鱼蟹群群，夏季一片碧绿，秋末遍地金黄，当时小站稻的种植面积已达13.65万亩！
到民国初年，兵燹不断，一些官僚、军阀、地主，趁机掠夺土地，再租给农民，从中剥削，小站稻没有多大发展。1937年日军侵华后，为勒索军粮，在小站一带大肆掠夺土地，修建电力扬水设备，引进新稻种，促进农民多生产稻谷，都由日军军谷公司压价收购，农民不得食用，一经发现，立即鞭笞、狗咬、拘禁，甚至残杀。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各级政府只重视征收稻谷，而不注意发展生产，致使小站稻品种混杂，栽培技术落后，各种病虫害严重，不但亩产量降至200-300斤，而且米质也大不如前。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举荡除阴霾，迎来丽日蓝天。小站稻的播种面积和亩产，都有了空前的持续发展。然而，由于主、客观等诸多原因，事物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小站稻的种植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到1957年，植稻面积达26.44万亩，平均亩产657斤，分别比1948年增长88.9%和54.6%。由于播种面积的扩大和亩产的提高，总产量大幅度飚升，1957年高达1.73亿多市斤，较1948年增长191.9%！从1958年起，小站稻的生产每况愈下，原因是：马厂减河上游兴建了众多蓄水工程，普遍种植水稻，致使下游水量大减，另外，国家新开挖了独流减河，中断了源自黄河、经南运河到马厂减河的直接来水，这就使小站地区失去了主要水源，而只剩下来自海河、供水有限且不稳定的一个水源；加之当时搞大跃进等所谓“三面红旗”政治风浪的袭击，又赶上连年自然灾害，农民种稻的积极性大受挫伤，所以，自1958年至1962年的水稻生产，降到解放前后那几年的水平。针对这种情况，心系群众的党和政府，为解决马厂减河沿岸种稻缺水问题，大搞水利建设，把海河水南调，于是开挖了红泥河、双桥河，加宽、疏浚了月牙河，新建了双月扬水站等水利设施，并用电力灌溉，淘汰了龙骨车和柴油机。在生产上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引进、推广了抗病强的高产优质的“黄金”、“白金”等新品种。通过行之有效的一系列综合措施，使小站稻生产逐年提升。到1963年，播种面积增至20.68万亩，亩产625斤，总产1.29亿斤；及至1965年，面积达到23.87万亩，亩产升至915斤，总产高达2.184亿斤，创小站稻种植史上的最高记录，此后至1971年，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是小站稻生产历史上最兴旺的时期。其所产稻米，不仅在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外贸中，赢得每斤小站稻可换5斤小麦的特高的创汇率！勤快、聪明而又胸怀大局的小站地区稻民，在这7年中，共支援外省、市水稻良种200多万斤，还应河南、山东、宁夏等省、区的邀请，派出一批批种稻能手做技术顾问，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为我国水稻生产的发展做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本书主人公梁福来，就是在此期间，一边教夜校，一边种水稻，并成为“种田把式”和“插秧能手”的。历史的脚步迈到1972年，上游的来水基本断绝，又逢数十年来的特大干旱，为此，从实际出发的各级农业部门多次做出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但当地农民种稻心切，又受出于险恶的政治目的，曾来小站放毒的陈伯达“无水也种稻”谬论的影响，有些社、队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仍坚持种稻。结果，茫茫小站地区的大部稻田插秧后水竭苗枯，很多地块秋后颗粒无收，全区当年平均亩产，只有寥寥的84斤。这样，至1973年，小站地区的所有稻田，一律改种高粱、玉米、豆类等旱田作物。后来，又受王、张、江、姚“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而走向另一极端，即一刀切地一律禁止种稻，就是有的地方，自备水源能够种稻，也不允许，有的偷着插上秧，也被强令拔掉。至此，驰名久远的小站稻便销声匿迹了。改种旱田后，因稻民很不习惯、又不懂技术而使粮食产量显著下降，曾经有一度，粮食产量每亩仅有区区135斤，以致使这传统的稻谷高产区，很快蜕化为吃国家返销粮区。
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能磨砺和彰显一个人的英雄本色。默然实干的梁福来，也就是在稻改旱的这个困难时期，利用业余时间，独自在村农科组的一块试验田里，精心地用人工授粉，进行玉米、高粱的杂交。他把坚持6年研制出适合本村土质的优良品种，无偿供应各生产队后，都显著提高了产量。
1978年12月底，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全国、包括小站地区人民和梁福来一家人的心田。根据天津市委提出的“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自备水源，恢复和发展小站稻生产”的指导思想，小站地区农民利用坑、塘、洼、淀、沟、渠、河道等在雨季蓄水，因地制宜地节水种稻，到第二年，小站稻生产即有所恢复。1980年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小站稻的生产带来了活力。播种面积、亩产和总产量都连年增加，米质也不断提高。在千方百计解决水源的同时，稻民们争先恐后地学科技、用科技，坚持走“科技兴稻”之路，出现了不少优质高产田。为了加强对传统“小站稻”生产的继承、发展和规范化管理，区委、区政府还专门配备得力的内行干部和高水平农科人员，先后成立了“小站稻开发中心”和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所产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日思牌”“绿色食品”免淘米小站稻，行销京、津等诸多超市和各大宾馆，且倍受青睐！近两年来，国家、市有关领导和专家，多次来到津南区，对小站稻的种植、管理等，进行指导。特别是“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亲临津南，具体地指导和帮助，更使小站稻生产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唐朝诗人刘禹锡放声高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晶莹剔透满口香的传统名品“小站稻”，连年丰收的金色之秋已经到来！
令笔者喜出望外的是，正当本书全文即将脱稿的2006年12月6日，小站镇政府隆重举行“中国小站中心示范镇建设项目推介会”：因“小站稻”而驰名中外的稻作文化，将成为小站中心示范镇重建的旅游文化标签，要规划建设小站稻公园和两个总计一万余亩地的农业观光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时代背景下，小站镇将彰显津徽两地文化渊源，于小站新城建设中，将嫁接新徽派风格，形成“沽上徽城”的独特魅力。小站标志以“米”字为设计原型，整体风格抽象、现代、简洁明快，颇具时代感，这对提升小站镇的形象，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节 在这里，稻田的屯垦
优质“小站稻”的形成乃至城镇的兴建和发展，都与周、袁等人的“小站练兵”，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因此，我们说：“小站镇是兵镇”。兵镇有兵镇的构建特点、真实故事和历史传说，其中很多颇具意趣者，一代接一代流传至今，虽历沧桑而不绝。梁福来博学强记、不耻下问的求进精神，使他对小站地区的发展历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比一般人有着更多了解、深入思考和卓然见解，并能从正反两方面，从中受启迪、获教益。我们不妨举出几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以飨读者诸君。
一是，小站的构建历史特点。
同咸水沽、葛沽等附近的其它镇比较，小站有独具城门城防的镇街：现在的中山路，旧时称“城里”，西城门在中山路西口，出城门便是德胜道；东门是现在的八玻处，出东门1华里即东闸；南门在今天的小红楼对过；在南北街北头的北门，直对着袁世凯练兵时的“讲武堂”，军机处即设于此。在今天的月牙河闸处，袁世凯练兵时期建有大观园戏院。当时在月牙河上，仅大有桥一座，形成河西、河东两股道。小站的河、桥、街巷和营盘设计都有战略意义。与方圆百里的其它镇街相比，当年小站是唯一有路灯和夜市的镇街。在袁世凯练兵时，小站西门脸儿是繁华中心，有四根半房高的灯柱，灯在柱顶，呈方斗形，有铁檐罩，四面玻璃内置头号煤油灯一盏。在城里、北街两厢和门市间，每十步远置一壁灯，壁灯是三面玻璃方斗。那时讲武堂有外国教官，这街灯的设置，很可能是洋教官的意思。每天傍晚，有一老兵肩挑两筐灯盏，置放点燃，清晨又歛回擦拭添油。
小站连续多年驻兵不断，每兵8块大洋的供给。于是，冲“八块大洋”而出现的吸引光棍儿兵的妓院、书场、戏园子、饭馆儿，也就异乎寻常地集中、兴旺，人称这里“天津三不管儿。”
当时小站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军营经济”，除军需物资外，赚取军饷，是小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花的银元、铜子儿都是硬币，找零和随身带着不便。小站商务会自制了银票，限在本镇内流通，银票上印有一只老虎，人们通常称之为老虎票。这种做法，当时在其它集镇是很少见的。
二是，“水源三百粒”的民间传说。
这是寄托着当地稻民期望社会公正、追求富裕生活的美好传说，幼时的梁福来，就听耄耋之年、住在镇上的薛殿申讲述过，至今还言犹在耳。
老年间，在小站大地还长满黄蓿野蒿之时，从山东来了王老实一家。他们搭个窝棚，开垦荒地，引水种稻。几年后，有吃有喝，还盖了三间土房。一天，突然来了3个骑高头大马之人，在地里跑了一圈，冲着正在干活的王老实大声喊道：“这块地已经被我们王爷圈了，限你三天之内搬家！”
王老实在无可奈何之下，头一回上了趟天津卫。他找到王府，求王爷给他留下几亩供一家人吃饭的地。肥头大耳，象刮去头毛的肥猪似的王爷，坐靠在虎皮椅上哼道：“我宽大为怀，这样吧：那10亩地算我租给你的，每年每亩交我500斤粮，如果你能多交1000斤，我就白送你一亩地；少交100斤，我收回你一亩地！”听，天下竟有这种蛮横无理之人！那块新开稻地，要命也收不了5000斤粮呀，没几年就白白送给了王爷。
为了一家人活命，王老实到海边当船夫。有一天，他忽然看见在汹涌海浪里，有个人抱着块破船板高喊求救。好心的王老实，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海里把他救上船。原来那是个种稻农民，名叫水源，农闲时到海上打鱼，船被风浪打翻了。水源请王老实到家做客，他非常同情王老实的不幸遭遇，为感谢救命之恩，忙把自己的稻种送给王老实，并教他如何去做。
王老实满怀热望地带着稻种又回小站。转天又去王府，他问肥猪样的王爷：“你过去说的话，还算不算数？”王爷趾高气扬地哈哈大笑：“当然算啦！”回来后，王老实用水源给的稻种秧上芽子，又把那10亩地都插上秧。到穗大粒满之时，他托起一个稻穗数了数，正好是300粒！为纪念朋友水源，他给这稻起名叫“水源三百粒”。好傢伙，到秋后，每亩竟然收稻1000多斤，真令王老实全家人喜出望外！没几年，他就把王爷跑马圈去的土地都收回来了。
乡亲们看到王老实收成这么好，纷纷找他买稻种，他则心虔志诚地说：“咱们穷人都是一家子，理应互相帮助，谁种多少谁就拿，我不要钱——大伙儿都有吃有穿、富富裕裕的，那我才高兴哩！”于是乎，这优良稻种“水源三百粒”，就在小站地区广为种植了！
三是，关于月牙河的传说。
如前文所写，盛军在小站练兵屯田时，为解决种稻水源和航运问题，开挖了工程浩大的马厂减河和小站到咸水沽18华里笔直的河道。这样一来，小站、咸水沽、葛沽三镇便被三条河流围成一个三角形，不仅灌溉方便而且水运畅达。
相传李鸿章到此巡视后，诡称这18华里笔直河道与马厂减河、海河，围成一条玉带（指龙袍玉带），此地必出“真命天子”。他回京启奏老佛爷，既迷信、昏庸，又恐大权旁落的慈禧太后，异常心惊地问：“如何破法？”李鸿章趁机献媚出计：“把小站附近的河道填死，另改挖一段月牙河道，就可使之变为假玉带（指唱戏的龙袍玉带）。”慈禧听后甚悦，遂令人将通往小站镇内的河道填平，由大有桥处拐弯往西南，接上马厂减河，因形如月牙，故名月牙河。据说，后来小站镇还真的出了一伙唱戏的。
四是，盛军赈济灾民。
周胜传除在小站练兵时，开挖河道、引水种稻，解决军饷和造福农民外，在当地群众中还流传着一段他救济灾民的佳话。1876年，沧县南部一带天灾无收，逃荒者相继到小站盛军营盘请求赈济。周胜传赶紧发动官兵，很快募集白银万两，他还组织军士们“择平旷之地，架木为棚，覆束苇其上，又以泥涂附，以防为患”，作为收容灾民的粥棚。这些粥棚，“分路列号，界以围墙，使男女异厂而居”。每天“人各两餐，计口援之，日约米5石”。并安排军士“夜为司守，领粥探询，皆有定时”。特别贫寒者，还能领到棉衣。这年救活了几万人。转年当地发生饥荒，盛军又在小站会馆设粥厂，每天前来喝粥者达万人，还向大孙庄、小韩庄、中和台、甜水井等村发救济金四、五千两白银，受益者也有万余口。1878年2月，盛军向收容的难民发放资粮，遣送回籍，远途的用军车送，并派诚朴之员护送，当送受灾最重的交河、青县一带难民到家时，满目萧条，无法存活，号哭之声遍于原野。周盛传听了报告，一方面由盛军赈济交河灾民5万多人，一方面请其它各军赞助，有的助粮千石，有的则助几百石。同时，他还奏报李鸿章继续放赈，经批准后，他才得到更多的救济金，于是又派得力助手，分别在咸水沽、葛沽、唐官屯设粥厂。到四月份，为不误播种季节，周盛传下令再次遣返难民，此时，周盛传的远方同僚又向他捐助了2600两白银，而灾民既己遣返，这批钱已无用场，周盛传就嘱太史吴清卿，把它归入了直隶省的赈济部门。为人正直、清廉处世的梁福来，每当讲起这个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故事，就怀着敬意、深有感触地说：“无论在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有相对清正廉洁之人。作为封建社会官员的周盛传，他有如此悯民、清廉之举，真是难能可贵啊！”
是的，我们理应对历史人物作出尽量全面而又公正的评价：作为清朝淮军重要将领的周盛传，他早年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以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是毋庸质疑的历史事实；但是，周盛传又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和勇于革新实践的佼佼者，他是小站屯垦开发、挖渠种稻的奠基人，在其后半生中，他能以国强民富、发展生产为己任，持之以恒地统率盛军致力于海防与屯垦，变盐碱荒洼为稻田沃野，以创造性的成果，造福于小站地区人民，可谓功在当代，惠及子孙；他还能体恤民情、救灾扶贫，则更是其情可嘉、其行可敬的——历史已记载他的功绩，人民也在一代接一代地赞颂他，我们的主人公梁福来对他心悦诚服地首肯，不就是实例么！
五是，周公祠与会馆庙会。
今犹在的小站周公祠，即小站会馆，座落于镇西马厂减河南畔，是盛军练兵屯田时，为便于驻军及家属聚会、敬神和娱乐之处，建有会馆、全神庙和戏楼。周氏弟兄病故后，其后人又重修庙宇，建周公祠堂，始有周公祠之称。梁福来曾多次前去参观。祠内宽敞，南北、东西各长约200米，能容万人之众。中间为现存的、建筑式样完全相同的并列祠堂三座，坐北朝南。整个建筑庄严质朴，加之背靠潺潺流水的马厂减河和三面水色天光的稻田映衬，其壮美而清幽之景，引人雅兴，令人赞叹！东祠是“周武壮公祠”，供奉着前后都用巨大的双层加厚玻璃保护的周盛传约3米高的彩绘油画像；西祠是“周刚敏公祠”，供有周盛波的全身画像。年久失修的周公祠，与岁月的流逝一起剥蚀，“文革”期间又惨遭人为破坏。改革开放后，特别近几年来，国家屡屡拨出专款，对祠堂进行抢救与修葺，如今焕然一新，其它原建筑，也在着手修复中。
周公祠每年例行两次庙会，这是小站独有的节日：较为空闲的农历3月28日和7月28日。之所以选定这俩日子，是从小站农事考虑的：3月28日以后，就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了；到7月28日，稻田都挠过三遍秧，水稻处于扬花灌浆阶段，要到收割时才忙。在会馆举办的庙会，由小站商务会向各商号、地户敛钱，请天津梨园行在周公祠戏楼唱戏，老百姓叫“唱大戏”，要唱3天，庙会也热闹3天。从梁福来刚记事起，他的祖辈和父辈家人，就常带他上庙会，这使他见了世面，长了知识。他还清楚地记得，在马厂减河南岸，从小站到会馆4华里的大道上，一到庙会，两边就一个挨一个地搭起席棚，棚里排列着各样商贩，从针头线脑、纽扣、鞋面、腿带子等洋货，到粗瓷碗、红陶盆、火石、火镰、火绒子等杂货，以及山货、柳编、农具等，无所不有；在空地处，常有江湖卖艺的，卖膏药、变小戏法的；更多的是小吃摊和卖小孩玩具的货郎担。那全靠手提、肩挑、背背、胳膊挎的游走小贩，诸如，端着八角木盘卖糖堆的，挎着椭圆有盖的小木槽腆在胸前卖吴豆的，提着带玻璃盖儿的几层提盒卖烧鸡的，挑担子的小炉匠和吹糖人儿的，还有身背草编茶壶套、大把攥着香草的等等——那随风飘动的买卖幌子和各有特色的叫卖之声，混合成一个甚嚣尘上的闹市……这一年两度的节日繁华，兴奋了多少辛苦农民的神经，大家这逛庙会所感受的喜悦，真比在高高的戏台下站着看大戏还有过之！当然，小站是兵灾、匪祸和侵略者蹂躏集中表现之镇，它所呈现的节日繁华，只不过是半殖民地社会一时的表象而已。
六是，小站土匪“李部队”的兴灭。
在茫茫小站地区的芸芸众生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之事，除去“小站练兵”和“小站稻”之外，就是做尽坏事、祸国殃民、自食苦果、走向灭亡的“李部队”了。极富正义感和慈善心的梁福来，对此知之甚多，而且深恶痛绝，他痛心疾首地向我讲了下列史实和传说。
乱世出土匪。明、清以来，小站一直是屯田练兵之地，故带枪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甚多，也是个藏匪窝盗之地。抗日初期，小站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败退，日寇一时鞭长莫及，我抗日武装尚未到来，这里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为土匪的滋生和肆虐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小站的大小土匪有几十股，小股七、八人，大股的百八十人、上千人；有当地的，也有外来的，土匪头子还有女的。势力最大、做恶多端的是臭名昭著李氏三兄弟的“李部队”。他们是山东潍坊人，其父在吴佩孚的奉军里当连长被打死后，其母领他们投靠黄家营村的闫立成姥姥家，其母在地主沈家当佣人，哥仨扛活卖短。沈家组织地主武装，匪号“大成”的李秀成当了“警察”，后入伙为匪，又与匪号“二品子”的其弟李秀林和匪号“三品子”的李秀山，拉起土匪队伍。匪头李秀成在呼朋引类、网络亲信的同时，又与窦同义、李景文、赵文清和脚虽小却上房快、能使双枪的女匪头“小脚掌柜”等股土匪头子，拜为盟兄弟、盟姐妹，仅2个多月时间，李秀成的土匪就由十几人发展到六、七十人。
李秀成到处绑票，叫被绑人签字画押，然后通知家属，限期带钱到指定地点交钱赎人，否则就撕票（指处死）。他心毒手狠，杀了人就仍到苇洼里，人们称那里为死人洼。土匪队发展到300多人后，竟然明火执仗，白天就武装抢劫了有围墙、炮楼和护院的西泥沽孟家大院，抢去大批财物后，还绑走孟家仅有三、四岁的独生子，孟家给上万元大洋后，才将孩子赎回。残无人道的李秀成，为扩大自己势力，连灭同伙。先耍阴谋诡计，借刀杀人，把盟兄郭雄飞生擒活埋，后又枪杀了盟妹“小脚掌柜”。原来跟李秀成合伙的几股小土匪头，人人自危，都离他而去。到1938年初，他成了小站地区的土匪司令。得势后的李秀成越来越凶，竟绑架市内的英商和日本军官。日寇进行报复，派骑兵、步兵加飞机助战，进攻小站，沿途见人便用机枪扫射，打到小站，见土匪跑了，就大肆烧杀抢劫，把大半个小站镇烧得颓垣断壁、一片瓦砾。日军撤离后，李又回小站作恶。
日军驻津长官佐佐良，一看对李匪围剿不成，就采取招安办法。他派大西仓代表日方，与李秀成在小站镇大地主何守裕家，进行招安谈判。大西仓同李秀成一见面就说：“你的土匪的不要，跟着日本人顶好。”李未吭声，他又说：“你的枪我看看。”平时谁都不敢要李的枪，此时李一听，嗖地掏出大匣子枪，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大西仓刚要伸手去拿，手疾眼快的李秀成，又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说：“这里还有！”吓的大西仓旋即把手缩回去，连忙笑着说：“开个玩笑，你的好汉！”在这一方公然侵略、一方卖国求荣的龌龊交易中，几经讨价还价，日封李旅长，挂少将衔，下设3个团，号称千人，实际只有七、八百人。李秀成公开投靠日寇，效忠日军，与八路军为敌，对小站地区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和残酷盘剥。日寇还想通过李秀成招安窦同义、李景文、赵文清等匪部。窦、李、赵等匪头获悉后，决定诱杀李秀成。1939年农历二月初二，他们派人送去请帖，盛情邀李到马棚口赴宴，李带20多个卫士欣然前往。宴罢，盟友赵陪李躺在炕上抽大烟，趁李秀成接过预先安排好的王兆祥送来的热毛巾擦脸之机，王开枪击中李的头部后，李又还枪击中王，赵即向李连开数枪，将李击毙，29岁的李秀成见阎王去了——这就是狗咬狗、互残杀、可鄙而又可恶的强盗们所谓的“拜把子友情！”
几经周折、耍尽伎俩的李秀山继其兄成了小站的土匪司令。1939年底，日寇给其番号，任命他为少将衔警备队队长。从此，小站地区群众称李秀山的匪队为“李部队”。他明投日本人，暗与国民党中统特务联系，并得了委任状和电台；他还以重金开路，勾结市里的青帮头子袁文会、白云生，且成了青帮骨干；同时，他又控制了这一带的地主势力。这一来，李秀山把持着土匪武装，又有上下黑势力支持，他的土匪队很快发展到两千人！
“得志便猖狂”的李秀山弟兄，比其兄大有过之地无恶不作！他俩随心所欲地欺压百姓、霸占妇女、明抢暗绑，他们心毒手狠，杀人如儿戏，私设军械厂，造大刀、机枪、手榴弹；又搞地下工厂印制伪钞票；还在黄营、双闸等六处办了制白面等毒品的黑工厂。并把这些地下厂定为禁区，一旦有人误入或走漏风声，不是打死就是活埋。他们对妇女任意糟蹋，比如，二品子李秀林，霸占一家姐妹俩，稍一不满，就杀了她的全家；三品子李秀山有三个老婆，二的霸占不久，就逼其吞金而死，三的王丽英，是唱戏的青衣，李秀山看其年轻俊美，就逼其成亲，他还霸占了吕宝华的妻子……这人面兽心的李秀山，还用抢劫搜刮的民财，在天津英租界一带买楼房，配有汽车，人称“李公馆”；在劝业场、南市一带的旅馆、妓院，还为他的办事人员包有专门房间，过着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李秀山不仅残害百姓，就是对他的下属，稍有不满即动刀动枪。譬如，他部下团长王成训、营长韩富荣，虽是他的盟兄弟，也都是被他枪决的。他的另两个被关押的亲信孟华亭、姜恩弟，听说要被枪杀，就逃跑到天津，向日寇司令部告发李秀山私设工厂造枪炮，反皇军。1942年6月30日夜，日军分四路包抄小站李匪部。李秀山下令撤退，李部队全垮了，他哥俩则化装逃到山东潍坊老家。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俩人又夤缘海盗，网罗原李匪残余蔡振生等，以几条小船，十多个人，七、八条枪，苟延残喘地在海上混日子。一天夜里，三品子李秀山正在船舱熟睡，蔡振生开枪打死他，用破棉被裹尸扔进海里。
1948年12月小站解放，二品子李秀林又跑到潍坊隐姓埋名，后来开了个小商店，过着心旌摇曳的日子。一次他酒店泄愤，吐露真情，引起同事怀疑，报告当地公安局，查出了他的身份，通知天津市公安局将他捉拿归案。在小站召开万人公判李秀林的大会上，区长徐树义讲话，过去受李匪迫害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他们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然后宣判：就地枪决——这就是作恶多端者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当然，小站地区还出了很多先进分子和英模人物，诸如，早在1936年就创办津南第一个党支部的王见新；医道高明、深得人民推崇的早期党员刘庆德，在抗日战争中，以行医为掩护，积极宣传、组织小站地区人民抗日，业绩突出；1955年荣获全国水稻丰收奖，1956年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后被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曾去苏联访问，并三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姜德玉；被毛主席誉为“一个作风很好的合作社”社长陈德智；国家级大站集团公司的主要创始人、全国劳模和企业家王孝杰，等等。
我兴致盎然地悉心聆听着梁福来头头是道、感情起伏地，对我娓娓讲述的这一个个出之有据的兵镇故事，不禁对他丰富的知识和清晰的记忆所折服。最后，梁福来总结式地阐述了自己对上述事件，经过平时思考的独特看法：“我们从发生在小站地区的周盛传屯田、袁世凯练兵和‘李部队’横行等，这些影响深广的人物和事件中，得到的启示和教益是：人，一定要多为社会做善事，而决不能谋取私利干坏事！流传千古、深入浅出的民谚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袁世凯、李秀山者流，不就是因恶贯满盈而身败名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事例么；而周盛传等盛军将士，则因垦田、挖渠、种稻、救济灾民有功才博得人民赞颂并永垂青史！所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是谁，不管干什么，都应摒恶扬善、利为民谋、多做好事。我崇尚三国时期刘备的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有这样，才能做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之人；我们自己，也活得理直气壮、心安神泰！关于我刚柔相济、与人为善性格的形成，既有家庭长辈的教诲、影响，也有自己在社会正、反两方面实例中悟出的‘择善而从之’的人生哲学——总之，我的人生，始终是在和谐、友谊之中，我没有敌人，只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