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特殊分子今从对特殊分子与一般分子两方面观察南朝政府对待各种人之政策，特殊分子中复分政治社会两项推论之。孙吴以来，江南文化所被稍广，三吴人士之政事文学俱有可观，而中原人犹以化外视之。晋武虽成统一之功，于南士罕加擢引。晋元渡江立国，中原仕族十九随之俱南，托身其地自不得不倚重其人，此王导所以政从宽简，以悦吴人为务，虽非心愿，亦不得不援“南土之秀”于庙堂，共执国政，以消弭异同。王茂弘之为“江左夷吾”，端在于此(陈寅恪先生说)。陶侃亦南人，而东晋初拥重兵，居大镇，有举足轻重之势，故王敦等于侃尤加意诱纳。其后敦忌侃功，而卒不敢加害者，以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虑侃死激南人致变耳。迨南渡将近百年，侨人势力渐巩固，桓温刘裕又相继立功，威声大振，于是侨人乃不复以南人为意。刘裕之敢于篡晋者，不惟以北伐功绩能满足侨人心理，当时侨人实已不甚有返中原之意，裕用武力树政权，南人震慑而无能为也。宋齐梁三朝皇室俱侨人，宋齐有一贯之政策：侨人握政权，摒南人于政治势力以外。当时南人重用者绝少，侨人大臣之成见牢不可破，虽帝王于南人偶有偏爱，亦无以屈之。然渡江已百余年，侨人虽高自标置，不自觉中亦受南人影响。同为北来，晚渡则被目荒伧，亦在摒斥之列。梁武帝时南北区别渐泯，不惟南人日以兴起，荒伧亦复进用。陈霸先以吴兴人久镇南服，立功交广，故陈世吴人势力取侨人而代之，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崭然露头角矣！然此只就政治上活跃而言，无与社会上地位。侨姓甲族始终得保持其优崇之位置，南方文化低下之土著固无论，即朱、张、顾、陆，亦终不能与争。斯亘四代而不易之现象，亦侨人政策之成功者也。此其大略，请更申论之。
甲政治方面
（一）宋齐
今先就中央官吏之重要者及诸州刺史统计历代之任人，以见南北之消长。凡一人同时兼任两职或三职者，以两或三人计，前后再任一职者以一人计。宋、齐、梁 、陈设官大抵皆沿东晋，三省长官权限区分不如后世之严，其轻重亦每因人而异。然大较最握重权，名实咸在者，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中书监令之官晋中朝承曹魏之旧，并筦机密为要职，南渡而后其权渐替。梁陈时中书舍人用事，监令则自宋以来往往只为重臣加官而已。《宋书·礼志》五引傅故事，“尚书令轺车黑耳后户，仆射但后户无耳，中书监令如仆射”。似晋制中书监令原在尚书令下，《宋志》同为第三品。然晋末袁湛以吴兴太守入补中书令，出为吴国内史，又转尚书右仆射。宋世傅亮何尚之皆自中书监令转尚书令，王延之自中书令迁仆射，王球自中书令迁吏部尚书。临川王义庆本加尚书左仆射，其后固求解，乃许之，加中书令。张绪已为中书令，齐高帝欲用为仆射，而王俭不可。齐世安成王嵩以中书令迁散骑常侍，又为令，再迁祠部尚书。江祏自中书令迁仆射。梁世如王骞蔡撙皆以中书令出为太守，自中书监令为令仆者比比，皆足见其选之轻矣。侍中掌殿内门下众事，直事左右，应对献替，无实权而有清望，与中书监令皆以名高为贵者。六尚书中吏部最为机要，有“大尚书”之称。宋孝武嫌其权重，且置两人以分其权。《南史》三○《何尚之传》为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至数百人。其父闻之笑曰：此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郎犹如此，尚书可知。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管天下兵要，足与选部相媲。《梁书》四三《韦粲传》粲常留宿卫，擅权诞倨。朱异尝厉声折之曰：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故中央官就尚书令(附录尚书事)、仆射(或置左右，或止一人，今并为一项。)、中书监(附令)、侍中、吏部尚书、领护(并为一项)等统计之，籍贯不详者缺焉。宗室诸王仕官固不问南北，故于人数后更注明其中有诸王若干人，并录东晋之统计，以备参考。
１．尚书令(括号内为宗室诸王数目，下同)
朝代东晋宋齐梁陈北人２２（３）１５（５）１１（３）８（２）１南人４００３１（宗室）２．仆射
朝代东晋宋《宋书·文帝纪》十八年十一月以孟为尚书仆射，廿二年七月改左，廿三年正月去职。《宋书》无传，六六《何尚之传》：“孟字彦重，本昌安人，兄昶贵盛。”钱大昕据《武帝纪》平昌孟昶，昶族弟怀玉传平昌安邱人及《南史·谢灵运传》附见事，亦云平昌安邱人之文，谓尚之传“本”为“平”之误，安下又脱邱字，是也。故今列于北人。齐梁陈北人３１（１）３１（２）１５（２）１６１２南人１００１６５（２）３．中书监令
朝代东晋宋齐梁陈北人２０２４（７）２１（1３）１８（５）７南人贺循一人，未就。１４６（２）4．侍中
朝代东晋宋永初末元嘉初有侍中程道惠，《宋书》《南史》俱无传，据《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知是江州人。齐梁陈北人５５６８（４）３４（１０）４９（８）１１南人１７１５５１０１９（１５）5．吏部尚书
朝代东晋宋齐梁陈北人２４２２１０２４９南人５６４３５6．领护
朝代东晋宋齐梁大宝承圣之际尹悦陆法和相继以湘东王命为护军将军，尹悦未详，法和《北齐书》三二有传，亦称不知何许人。陈北人４４４２（８）２７（１２）３３（１２）５南人１０６５７１７（６）汉之初置刺史以六条察郡守，本非地方行政长官。其后刺史已成一州长吏，兼绾军民。东晋南朝非要州则单为刺史，不置军府，无都督等号。《宋志》刺史领兵者四品，不领兵者五品。扬州根本，畿甸所在，最为重任。荆州居上游，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宋书》五一《临川王义庆传》。雍州边虏，军事上之重要与荆州等，元嘉末文帝欲大举北讨，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宋书》七九《竟陵王诞传》。此外诸州军府罢置不常，然国家财政端赖地方赋税，不立军府之州，经济上之重要固不少减。沈约谓：“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五四《孔季恭等传论》。齐竟陵王子良上书称“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宋本作度，殿本误而。)所资，罕不自出。”《南齐书》四○本传。《陈书》二三《沈君理传》亦言：“是时(陈初)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扬州之富盛亘四代未变，不烦缕。然约又云：“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斯有未谛，如江、湘、广诸州亦未尝不关系国家财富也。《宋书》七四《臧质传》言质不咨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水经·赣水注》：“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子注：“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疑有误)因运出(全氏疑米字)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通鉴》一二八胡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盖诸州产米以盆口钩圻为屯集之地，不属当州仓储，故臧质擅用构罪。宋本《宋书》亦作钩圻。杨氏《宋州郡图》南昌之北，赣水东岸有地曰“钓圻米”，从《水经注》作钓圻，而误米为地名。《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伯之为江州，谋叛梁朝，谓府州佐吏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又谓：“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陈书》二十《华皎传》皎为湘州，“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宋后废帝元徽元年诏亦称：“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征课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运偏积。”《宋书》九《本纪》。盖东土地狭民稠，仰给上流之粮食。《宋书》八四《孔觊传》觊弟道存为江夏内史，值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李慈铭谓升字之讹)将百钱。道存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令载还，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足与江湘二州粮运相埒者，广州商舶所入也。《南齐书》三二《王琨传》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南史》五一《萧励传》称：“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励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需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万斯同《历代史表》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皆表东晋宋齐方伯，吴书于万书颇有增补，然亦不免夺漏。今参考二书；统计东晋宋齐州刺史中之北人与南人。东晋安帝时有州十六，宋元嘉三十年有州十七，齐明帝时有州廿四。梁陈置州猥多，梁武帝时有州八十六，陈宣帝时有州六十四。地或不敌前代一郡，刺史权限自不能与宋齐同日语，拜罢史书亦多不载。故万氏未表，吴氏止择梁大州十九陈大州十四为之表，今亦只就吴书统计之。梁陈之际又有所谓以刺史资为某官者，如黄法梁元帝授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陈书》一一本传。徐世谱除衡州刺史资镇(当从《南史》六七作领)河东太守，同上一三本传。陈拟绍泰二年除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同上一五本传。陈详以青州刺史资为广梁太守，同上。华皎天嘉三年除新州刺史资监江州，同上二○本传。熊昙朗绍泰二年桂州刺史资领丰城令。同上三五本传。吴氏虽未之及，然本系虚号，非真除，故不计。梁陈地方区画既与宋齐相差甚多，刺史之任免又多不可考，不能州别为表，有当分别说明者，下文详之。
7．刺史
朝代东晋宋齐梁陈北人２４５（６）３３７（１１０）１７１（６４）３１９（１１２）１３南人３４４４２９２１２０１（５７）本文所称南朝疆境，大抵以淮沔为界，而未可拘泥。雍州北界诸郡如南阳、新野、顺阳等、宋、齐、梁虽或入北，而属南朝版图为久。诸郡人虽皆土著，侨人固视为同气，如南阳之宗氏，新野之庾氏，顺阳之范氏。《晋书》九○《范晷传》南阳顺阳人，《太平御览》二六四引臧荣绪《晋书》同。据《宋志》魏分南阳郡立南乡郡，晋武更名顺阳，成帝咸康四年复立南乡，后复旧。晷惠帝元康中卒，传应称武帝所更名之顺阳。《水经·丹水篇》注：“晋顺阳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宁立之。”宁简文孝武时人，又称顺阳，《宋志》所言复旧当在简文以前。宋世顺阳郡未尝更名。惟晷传谓顺阳县人，《宋书》六○《范泰传》则曰顺阳山阴人〔六九《晔传》及《南史》皆止举郡称顺阳人〕。《宋志》顺阳郡所属有顺阳县无山阴县，当有误。《梁书》一三《范云传》四八《范缜传》并云南乡舞阴人，似梁又改顺阳郡为南乡郡，然舞阴之云又与《晋书》晷传之顺阳县不合。钱大昕疑泰传之山阴乃舞阴之误，然《宋志》舞阴属南阳，不属顺阳也。《梁书》二六《范岫传》四九《到沆传》《刘昭传》俱称南乡范云，二七《殷钧传》称南郡范云，郡乃乡字之误。如梁改顺阳为南乡，则范氏应是南乡郡顺阳县人，乃称舞阴县何耶？《南齐书》三五《张敬儿传》：“南阳冠军人，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宋世冠军舞阴同属南阳郡，敬儿家自冠军县移居舞阴县而被土断，窃疑范氏云缜一支亦由顺阳郡之顺阳县移居南阳郡之舞阴县，遂土断为舞阴人。惟犹有不可解者，舞阴县在今南阳县东，宋齐皆属南阳郡；顺阳县在今淅川县南，属顺阳郡。梁虽改顺阳郡之名为南乡，似不得兼统南乡郡之舞阴县，终未详也。又案《魏书》七上高祖太和二二年纪：“鸾……南乡太守席谦相寻遁去。”《通鉴》一四一同。似齐世已改顺阳为南乡。然《南齐书·州郡志》雍州下仍作顺阳。《南齐书》六明帝永泰元年纪只言“沔北诸郡为虏所侵，相继败没”。二六《陈显达传》五一《崔慧景传》皆止泛言沔北五郡陷没，而五七《魏虏传》则作“顺阳太守席谦”，与《州郡志》合，是齐世仍名顺阳郡也。盖魏人偶用魏，晋，南乡旧称，《通鉴》误因魏书之文。胡注举沔北五郡言南乡而不曰顺阳，亦误。至于此郡在魏，亦名顺阳，而不称南乡。《魏书·地形志》下荆州顺阳郡，及七六《张烈传》：“萧宝卷将陈显达治兵汉南，谋将入寇。时顺阳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广阳王嘉虑其有异，表请代之。……遂敕除〔烈〕陵江将军顺阳太守。”皆魏亦因齐旧名之证。其地位俱不亚于侨姓之在王谢以下者，淮水南之义阳亦然。宋朱修之尝为领军，名位素显。《宋书》七六本传“义兴平氏人”，误。当从《南史》一六作义阳。故沔北诸郡人不能目为境外之荒伧，淮南之义阳亦不能与三吴人士齐观，视为南方土著。表中不称侨人，而用北人之名，庶能兼包此数郡也。
东晋尚书令与仆射尚有南人。宋尚书令十五人、仆射三十一人、中书监令二十四人中，无一南人。齐尚书令十一人中亦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南得其一，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南得其一。皆北人占绝大优势。齐高重张绪，欲以为右仆射，王俭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江左之用顾和陆玩为衰政。《南齐书》三三《张绪传》。《梁书》二一《张充传》作俭言：“东士比无所执，绪诸子又多薄行。”或传建元中朝臣尝以张岱拟右仆射，褚渊谓为过优，遂不拜(同上)。吴兴之沈文季为仆射，吴郡之张绪为中书令，文季以武功，绪以文采，皆仅有者，然绪终不得仆射，文季为仆射亦不免于王晏之戏也。《南齐书》四四本传。侍中吏部诸职南人稍多，江南人为之者亦伙，宋侍中南人十五，吴郡张氏五，吴兴沈氏四；齐侍中南人五，张沈各得二。此外诸官南人中之分配亦大抵张、沈两姓为多。《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上(齐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邪？’谐之答曰：‘近世惟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他州更等而下之矣。
宋刺史中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一五，齐则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四五。然宋齐方镇往往用宗室为之，庶姓作扬州者目为特例，宋扬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十二人，齐八人中宗室占其七，皆无南人。宋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六八《南郡王义宣传》。临川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据荆州。《宋书》五一本传。宋荆州刺史北人十六，宗室得十三，南人惟沈攸之一人；齐十四人中宗室得十三，无南人。宋高祖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七八《刘延孙传》。故宋南徐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占十三人，亦无南士。惟湘、郢、交、广南服诸州南人较多。
南渡之初，吴人目北来者为荒伧，如陆玩言几为伧鬼，周称杀我者诸伧。迄齐时吴人犹习用此称，如丘灵鞠称“顾荣忽引诸伧渡”。《南齐书》五二本传。然晋宋之际以后，在南之侨人渐同化于江南土著，亦随而目宋以后南渡北人为荒伧焉。《南史》九《陈高祖纪》：“自晋宋以后经在魏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众。”《宋书》六五《杜骥传》：“曾祖耽避难河西……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燕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上嘿然。”知坦言得实情，文帝亦无以革除此种习惯。王玄谟太原祁人，宋武帝临徐州时南归，孝武目为老伧。《宋书》六七本传。宋明帝时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刘亦谓为荒伧远人。《宋书》八六《刘传》。其地位并吴人之不若。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苟非立军功，皆无由致高位，《南史》五十《明山宾传》：“明氏南渡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盖言其例外，然为刺史则可，以上所举中朝六官，晚渡北人不过一二见而已。
宋齐时侨人政府根基已固，无所惧于吴人，而三吴人才亦复不少。政事之美者如宋之孔季恭、孔琳之、沈演之、顾觊之、陆徽、齐之虞玩之、虞愿、沈宪、孔琇之等固无论，博学有文采如陆澄、张融之比亦往往有焉。当时侨姓甲族所贵尚者，风范仪态趋走应对也，南土高门亦不下于王谢，如张绪者袁粲称其有正始遗风，王俭且谓“过江所未有，北土可求之耳，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南史》三一绪传，《宋书》本传文有讹误。史言张敷风韵甚高，好读玄书，兼属文论，少有盛名。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张氏后进至今慕之。《宋书》六二本传。颜延之闻张镜与客语，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南齐书》三二《张岱传》。又如张畅声名远闻魏国，不唯“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宋书》五九本传。临危处变亦有才干。元凶弑文帝，南谯王义宣举兵，“畅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改服著黄韦袴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同上)。然终不能居权要，以王俭之赞扬张绪如彼，卒谓南士由来少居仆射，靳而不与。沈昭略为齐高帝所赏，谓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帝不欲违，一可其奏。《南齐书》四四《沈文季传》。此其故何邪？狃于传统之政策与心理，以为吴人要不足与侨人并立也。大抵当时对侨人所求者宽，于南士则责望甚严。梁袁昂《古今书评》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太平御览》七四八《艺工部》五引。虽是喻言，颇足代表侨人自视之态度。
侨人自尊心理之所以养成，与吴人之甘于卑下者，其故亦可得而言，请以语音一事明之。语言音声因地而异，本无优劣之别，然侨人必谓中原语音为上，通儒如颜之推，犹谓：“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家训·音词篇》。之推生南朝末年，长养于吴越之乡(侨临沂县在丹阳郡江乘县)，自颜含随晋元过江，已下七叶葬在建业幕府山西。《家训·终制篇》犹谆谆以其父母旅葬江陵，未还建业旧山，遭梁室丧乱，绝于还望为念。是如之推者固与江南之关系深且巨，与中原关系浅，然对吴越语音犹有偏恶，则之推以前宋齐侨人士大夫之自尊与鄙视吴人心理从可知也。南渡之北人十九系高门，江南土著虽有朱、张、顾、陆，迥不逮侨姓甲族之多。同为高门，侨姓复在吴姓之上，如《南史》八○《侯景传》：“又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是梁世犹然。以少数之吴姓士大夫周旋于多数之侨姓士大夫之间，政治上与社会上地位俱在其下，势不得不草上之风，随侨人为转移。《宋书》八一《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南齐书》二六《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知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此风自东晋已然，《晋书》七九《谢安传》及《世说·雅量篇》皆言安能为洛下书生咏，而《世说·轻诋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足见南人靡然向风，恺之不作洛生咏乃为例外。由是益促长侨人自高之心，而吴人在政治上终不获逞。南方土著扬南徐二州以外，他州人贵盛者更少，自宋齐两史所载计之，《宋书》惟有胡藩，邓琬，雷次宗(皆豫章南昌人)，杜慧度(交址朱人)，龚颖(益州遂宁郡人)。《南齐书》有胡谐之(豫章南昌人)，李珪之(江夏钟武人)。未必诸州人才之少，在朝者拒人于千里外，不加援引耳。宋孝武大明二年(《纪》《志》皆作二年，《谢庄传》作三年下诏云云，疑误。)置二吏部尚书，后还置一。据《宋书》八四《孔觊传》八五《谢庄传》，孝武之意在减选部威权。盖“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孝建元年既省录尚书事，选举之要专由吏部，其权更重，故分置二人。并二为一不详在何时，然《百官志》载大明末复置录尚书，窃疑吏部尚书复并为一竟在大明八年五月，孝武崩后，前废帝即位，江夏王义恭复为录尚书时也。《前废帝纪》称“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吏部之改当即其一。惟二吏部尚书之职掌是否有别，其别焉在，《百官志》及《通典》等俱所未详。《谢庄传》载诏文“吏部尚书可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别诏江夏王义恭亦云：“唯有从郎分置。”吏部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曹有郎，“依郎分置”者，疑是一尚书领两曹也。然《宋书》七六《王玄谟传》罢雍州后“为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领起部尚书，又领北选”。据《礼志》孝武建明堂在大明五年，吏部已分为二。《谢庄传》所载诏亦云：“今南北多士，勋勤弥积，物惜善否，实系斯任。官人之咏，惟圣克允，则哲之美，粤帝所难。”似吏部两尚书职掌之分不仅分领四曹，且有南北之别，“领北选”者，盖专司侨人之进用乎？《南齐书》一《高帝纪》：“明帝崩，遗诏为左卫将军领卫尉。……又别领东北选事。”《南史》《通鉴》俱无此语，东北选事或指青、冀、徐、兖诸州人而言？然其时吏部尚书已只一人。六朝言领选事者即领吏部尚书，参掌选事始是以他官参与其事，“领东北选事”不可解。要之，宋时用人不惟政策上区别南北，组织上亦似有别。惜载籍可考者只此两条，未敢确凿言之耳。
(二)梁
梁武帝时政策一变，吴人与伧荒咸得进用，由前所列表略可见中央官南人比例之增加。然刺史南人仅得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反不逮宋齐者，原因有二：梁世州多而刺史拜罢可考者少，此其一；其可知者又每不详籍贯，此其二。惟自姓氏推测，不详籍贯者十九非北人，可以断言，疑皆南方寒门，故未可据表谓梁代刺史南不逮北。中央官之用南士表亦未足以尽之，梁武进用南人乃在所列六官以外之中书舍人也。《梁书·武帝纪》载齐末上表陈：“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是非反对门阀制度下之政治者，然表中又云：“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皂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其意已与前代全凭门第用人之政策异。即位之后，又屡有求材之诏，天监七年二月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职似与中正相重复，实则以中正所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故更立官遍搜求也。八年五月又诏：“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其时大臣亦能承顺风旨，如张缵大同二年为吏部尚书，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梁书》三四本传。
自宋以来中书通事舍人已颇任寒门，宋文帝时之秋当、周纠，孝武帝时之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明帝时之李道儿、王道隆，后废帝时之杨运长、阮佃夫，齐武帝时之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莫非南土寒士。齐明帝尝谓：“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此辈五百人。”其取寒门者以此。《梁书》二六《傅昭传》：“齐明帝即位，引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皆势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与。”《南史》七七《恩幸传》：“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则宋齐世中书舍人已有擅权货殖者，然皆值昏主乱世耳。秋当诸本秋狄错出，案《广韵》秋字下云又姓，宋中书舍人秋当。《通鉴》亦作秋，似作秋为是。周纠诣张敷，敷即移床远客。《宋书·张敷传》。蔡兴宗传又载当诣王昙首不敢坐。《南史》二三《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齐武帝尝叹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南齐书》五六本传。逮僧真告帝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乃答以由江谢，我不得措此意。《南史》三六《江传》。知此辈虽任中书舍人，犹不能与士大夫之令仆比，人主遇之亦不稍假借。
梁武时则不然。《隋书·百官志》：“中书省通事舍人旧入直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颜氏家训·涉务篇》：“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所举理由可与齐明帝之言并观，当否姑不论，然梁武喜用寒门之练达者，固确乎不易之事实。《梁书》三七《何敬容传》：“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盖梁世高门士大夫之不涉世务远甚于前代，详见《颜氏家训·涉务篇》。令仆虽甲族素望而权小，梁武用寒人为中书舍人，位卑而权大，有若真宰相，与前代中书舍人之专伺帝王喜怒，以货利为先者大相径庭矣。帝王欲引进寒人为亲信自难求之于畿甸以外，扬州侨人本不多(1.5%)，南徐州几占其半(53.63%)数不为少，然侨人中高门甲族本多于凡庶，建康附近之侨民尤尔。如扬州之淮南郡、南徐州之南东海、南琅玡、南兰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鲁诸郡，无一非活跃于南朝史上之侨姓大族麕集之地，于是土著寒门得进之机缘自较侨姓寒人为多，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所载十六人中，除宋于天宝先世胡人外，十五人皆出于丹阳、会稽、吴兴诸郡，其明证也。故梁武非有所好于吴人，其拔擢寒门之政策自然招致此结果而已。梁武世吴人威权最重者莫若朱异，历官至侍中，皆兼中书舍人。史言其自周舍卒后代掌机谋，居权要三十余年。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从横敏赡，不暂停笔。《梁书》三八本传。轻傲朝贤，不避贵戚。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是以先之。”《南史》六二本传。然异位止于侍中，殁后或启异平生愿得仆射，梁武乃破例为赠。《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所谓达盖指名位而言，庆之与药皆至方镇，于外官为极，然中朝固有位不显而握重权如异者在。中书舍人而外，南土高门亦有登显位者，如《梁书》三三《张率传》：“迁秘书丞，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刘孝绰传》高祖谓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秘书丞，是梁时此职至贵也。魏正光孝昌以后六镇叛乱，分为东西，北方极不安定。《北齐书》二四《杜弼传》：“高祖曰：……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加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当时北人慕梁室承平，南渡者多，武帝亦随才叙用，无所歧视。梁世大臣中宋以后其家始南渡者如夏侯详官至右仆射兼侍中，二子亶夔皆有名位。详谯郡人，齐明帝时入南，故武帝犹戏亶为伧人也。《梁书》一○《夏侯详传》，又二八《夏侯亶传》。韦睿京兆杜陵人，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征之不应。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梁书》一二本传。是韦氏宋末始南渡，然睿历官丹扬尹中护军侍中，与子放、正、稜、黯，孙粲及族弟忧，皆梁室重臣，不仅以战功显。明山宾平原鬲人，父僧绍隐长广郡崂山，淮北没虏，始南渡江。《南齐书》五四本传。梁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为昭明太子所重。阴子春武威姑臧人，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高祖南迁，家于南平。《梁书》四六本传。累官刺史，入朝为侍中。刘峻平原平原人，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入桑乾，齐永明中得还。齐世求为竟陵王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不许，梁世乃得进用。《梁书》五○本传。其在梁时南来者，武臣如元法僧、元树、元愿达、王神念、杨华、羊鸦仁、胡僧祐、徐文盛、周铁虎，文士有崔灵恩、卢广、孙详、蒋显、宋怀方，皆天监普通间南渡，而神念子僧辩与羊侃尤伧人中之最见重用，关系梁室兴亡者焉。周铁虎见《陈书》一○本传，宋怀方见《陈书》三三《戚衮传》，余俱见《梁书》本传。
（三）陈
据前表所列，陈朝南人比例大增，中央官如侍中领护皆胜北人，刺史则北人不过当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尤为显著，然其余诸官仍北多于南者，囿于二百年来之门阀制度，不得不取高门任令仆之职，以伴食作点缀。侍中十九人中，宗室诸王占其十五，尚不足示南人向用之盛。领护十七人除诸王犹存十一人，诚至可注意。试窥此十一人之地域的分布，则孙玚吴郡吴人，杜稜吴郡钱唐人，章昭达、章大宝、沈钦、沈恪皆吴兴武康人，程灵洗新安海宁人，吴明彻秦郡人，任忠汝阴人，徐度安陆人，徐世谱巴东鱼复人。分布之广与前代迥异，其中旧族亦唯吴兴沈氏钱唐杜氏而已。此特陈氏用人普遍之一斑耳，今更从表以外推阐之。
陈霸先称太丘后裔疑不可信，可能原是侨人寒门，咸和土断为长城人，遂与南土寒素无别。《梁书》四六《杜龛传》谓龛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都不以之经心。且观其出身曾任里司油库吏传教等，可以想见其门户。以南土卑微，一旦为帝王，于侨姓高门固难骤除去之。且自梁以来政权久入南人手，王谢仅成傀儡，无待摧拉，惟吸引乡里以为羽翼则陈高祖先务之急也。陈朝所用以三吴一带人为多，此读《陈书》自见，无待罗列，兹止举数事足以窥陈高之用心者。《陈书》一二《沈恪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与同郡，情好甚暱。”又《胡颍传》：“吴兴东迁人也。……出番禺，仍自结高祖，高祖与其同郡，接遇甚隆。”又十八《沈众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受命，迁中书令中正如故。高祖以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优渥，超于时辈。”又三三《沈文阿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以文阿州里，表为原乡令监江阴郡。”大抵未即位前所擢引也。世祖所信用之韩子高(会嵇山阴人)、华皎(晋陵暨阳人)，皆南土寒人，此外如韦昭达、沈君理、骆牙亦莫非高祖叔侄之乡里故旧。高宗时仆射徐陵抗表让位于张种曰：“东南贵秀，朝廷亲贤。克壮共猷，宜居左执。”《陈书》二一《张种传》。二六《徐陵传》亦载陵让种事谓“张种帝乡贤戚”。陵东海郯人，侨姓高胄，种亦吴中甲族，与王俭张绪事比观，则侨人吴人政治上地位之进退可知矣！
陈高祖初年北逼强齐，以江为堑；西有北周后梁；南则萧勃据岭表，豫章之熊氏，临川之周氏，晋安之陈氏所在蟠据；东道自侯景乱梁讫未恢复，王僧辩诛后，杜龛、韦载以吴兴、义兴叛，任约、徐嗣徽复数引齐人渡江袭建康。而拥强兵不应命如王琳、留异、余孝顷者又比比也。版图小于孙吴，而危难远过孙氏。宋、齐、梁作家门时虽有司马休之袁粲辈起兵，皆顷刻即定，陈虽受禅于梁，敬帝所得而让者一空名耳，陈高祖固犹汉高光武之灭群雄而得天下，与宋、齐、梁之唾手移人家国者迥不侔也。故陈高祖于将帅之才最所措意，叛而复降穷蹙来归者无不收抚而善用之，其中又以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为多，请申论其故。
吴人不善战自南朝初年已然，宋高祖讨孙恩，海盐令鲍陋请以吴兵一千为前驱，高祖曰：“吴人不习战。”《宋书》一《高祖纪》。袁淑谓：“南人怯懦，岂办作贼？”《宋书》八一《顾觊之传》。《梁书》二一《蔡撙传》载贼寇吴兴，“东道不习兵革，吏民恇扰奔散，并请撙避之”。刘宋时中央军队已多吴人，见《宋书》八四《孔觊传》及八六《殷孝祖传》。大抵吴人不能战之原因有二：东晋以来士大夫惟以谈义为事，不习武备。如《颜氏家训·杂艺篇》称河北文士率晓兵射，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之习，不能防御寇难。“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颜氏家训·涉务篇》。在下者亦靡然向风，如《宋书》七六《宗悫传》称：“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重。”加以扬州最为南土膏腴之地，文化愈高，财富愈盛，其人亦愈怠于武事，此其一。刘敬宣讨孙恩，以骑趣其后，“吴贼畏马”，遂大败。敬宣又将鲜卑虎班突骑征卢循，循众见而畏之。俱见《宋书》四七《刘敬宣传》。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将北讨，沈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宋书》七七本传。盖无论南北，马皆战争所不可少，而江南不产马。元嘉二十八年魏人归后求互市，颜峻谓互市之利在得马，然裁不十百，莫偿所失。《宋书》七五本传。孝武帝初周朗上言教励民间养马，《宋书》八二本传。孝建三年遂制荆徐等七州统内家有马一疋者蠲复一丁。《宋书》六《本纪》。齐梁以后此制不闻，梁世士大夫乘马者视为放达，畏之如虎。侯景之乱梁百官不能乘马。《颜氏家训·涉务篇》。马少故不易争胜，因马少而又不服习，至于畏惧，此吴人不善战之第二因也。惟蔡兴宗说沈庆之起兵曰：“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宋书》五七《兴宗传》。乃故为悚动之词，未易可信。
宋、齐、梁南人立功名者有沈庆之、陈显达、陈庆之等，然皆偶出之人才，国家所恃将帅之臣每在雍州。雍州边胡，且多蛮左，虽属南朝版图，其风习实与北方为近。《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梁书》九《曹景宗传》：“我昔乡里(新野)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宋、齐、梁将帅如宗悫、宗越、蔡那、刘胡、张敬儿、宗夬、刘坦、乐蔼，南阳人；曹欣之、武念、曹景宗，新野人；佼长生、冯道根，广平人；张惠绍，义阳人；马仙琕，扶风人；张齐，冯翊人；康绚，华山人，莫不出于雍州。《宋书》七六《王玄谟传》：称玄谟“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中兵将当从《南史》十六本传作参。军领汝阴太守。时胡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曰：……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案南乡今河南淅川县南，宋属顺阳郡，不属襄阳。西阳郡今湖北黄冈县地，元嘉时属南豫州，孝建元年立郢州，始改隶，所领无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汉曰鲁阳，北魏曰北山，〔《地形志》作山北，从《水经·汝水注》《元和志》改。〕太和十一年于其地置镇。北魏在鲁阳之建置载籍可考者，以此为最早。元嘉中〔魏太武时〕其地尚属南朝。《宋志》雍州南阳太守下：“永初郡国有比阳、鲁阳、赭阳、西鄂、犨、叶、雉、博望八县。何《志》无犨、雉，徐志无比阳、鲁阳、赭阳、西鄂、博望。”据《志序》何承天于元嘉中受诏纂《宋书》，有《志》十五篇，则元嘉中玄谟上疏时鲁阳犹在宋之版图，大明时徐爰志始无之也。然南属亦不应远隶长江北岸之西阳郡，犹南乡之不能隶襄阳。且鲁阳南乡两县并非兵马重镇，不应止发此两县甲卒。窃疑“之”字非属词，疏中“以”字犹言“由”言“从”，《汉书·西南夷传》：“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潜夫论·遏利篇》：“上以天子，下至庶人。”皆其证。“之”犹言“至”，“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者，犹言自西阳经鲁阳为一道，自襄阳经南乡为一道，东西分两道出兵。西阳郡蛮左最多，盖兵亦劲悍，襄阳北边军事重心所在，玄谟意以西人经营牢洛，故请从此两地出兵。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伐秦，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即此路线，足证“之”字犹言至也。又案元嘉七年六月到彦之等北伐下河南四镇。十月洛阳复陷魏，十一月虎牢陷。十二月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八年二月滑台陷。十年正月义欣进号领军将军。据传文似玄谟于义欣进号领军后始为其中兵，此疏亦当上于十年正月以后。然滑台陷于八年二月，若玄谟两年后始上疏，则传不应曰：“时虏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与疏中云：“王途始开，随复沦塞。……虎牢滑台岂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皆针对时事而言，疑此疏之上在元嘉八年滑台陷后，其时玄谟已为义欣后军中兵参军，十年随府改，史追书为领军中兵耳。南史不载此疏，然亦系玄谟陈策于为义欣镇军中兵时。《通鉴》一二五元嘉廿六年：“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王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盖温公谓玄谟陈策不止此一次，故于廿六年总言之。不载此疏，固无碍矣。直趣淆渑。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盖亦有鉴于“东国之众”不足恃。梁武帝起兵时，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梁书》一《本纪》。同时席阐文亦说萧颖胄曰：“江陵素畏襄阳人。”《梁书》一○《萧颖达传》。荆、雍相去不远，犹所畏惧，江南可知。南朝起兵抗朝廷者，十九皆据雍州，良有以也。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谭金、裴叔业，宋、齐世荒伧之仅而见用者，皆由于武功。《梁书》更多，见前。
此就将帅言，至于士卒，则雍州以外，江北淮南间人江南目为楚子者，亦为南朝之斗兵。《晋书》九二《伏滔传》载所作《正淮论》，已称：“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宋书》八六《殷孝祖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又八三《黄回传》：“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犹江北)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又八七《殷琰传》：“〔黄〕回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于阵杀〔杨〕仲怀，仲怀所领五百人死尽。”《南齐书》四七《王融传》：“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又五一《崔慧景传》：“慧景子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楚善战。”《梁书》三二《陈庆之传》：“会有妖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梁北徐州治钟离。)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走，钟离太守单希宝见害，使庆之讨焉。车驾幸白下临饯，谓庆之曰：‘江淮兵劲，其锋难当，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战。’”江淮犹言江淮间。总括以上所述：宋齐以来将帅多用雍州人，间有晚渡荒伧。早来侨人不复能立武功，惟宋初檀道济、到彦之等数人而已。梁时则雍州人与荒伧并用。士卒除雍州外，江北淮南兵最为劲旅，三吴之人无与焉。隋末王世充所将多楚人，史称其为江淮剽勇。陈时荆、雍入于北周、后梁，江北为齐所有，欲求南阳、新野骑射之士江北淮南善战之楚子何从可得，此陈高祖之所以必广为招抚，而尤留心诱致江、湘、交、广之人也。高祖作相时，徐陵代作《与北齐广陵城主书》有云：“昔我平世，天下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自乱离已久，人解用兵，女子无愧于韩彭，童儿不殊于卫霍，吴甚利，蜀甲殊轻，槊动风霜，弩穿金石。”《文苑英华》六八二《书》一六边防上引。夸诞已甚，百世之下亦知其不然矣！
晋宋以来，江、湘、交、广诸州人不惟在朝者绝少，州郡僚佐土著亦鲜厕迹。梁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梁书》一○本传。魏邢峦于梁天监四年上书宣武帝，论梁朝梁州事曰：“彼土民望严、蒲、杨、何，非唯五三族落，《通鉴》一四六作“非唯一族”。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此出觇国者之口，理当可信，虽就梁州而言，江湘诸州可以推知。《梁书》三九《羊侃传》：“中大通六年为晋安太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交广土豪之叛乱尤莫可胜数，不具征引。非诚好乱也，长吏不善诱接而已。《梁书》一三《范云传》：“出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谋共杀害，不则逐去之。”《陈书》三五《留异传》：“东阳郡丞与异有隙，引兵诛之，及其妻子。”州郡官与土著豪强之不相能如此。扬、南徐两州膏腴之境内，显宦大姓如王、谢、张、沈等占山护泽，长吏廉能者每制抑之，自是地方经济问题，与用人之政策无涉。惟交州偏远，长吏常用土著，如宋时杜氏之世制其地，《宋书》九二《杜慧度传》。然亦不数觏。建康朝廷强盛时，不过偶有变叛，侯景之乱梁室崩溃，州郡皆各自为计，于是豪强竞起以求一逞。拥强兵，据乡土，建康、江陵之陷，士大夫逃窜避地者又往往入南依附之。《陈书》一三《周敷传》：“时观宁侯萧永、长乐侯萧基、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寓，闻敷信义，皆往依之。”甚且如始兴王萧毅以临川让周续，沈巡以东阳让留异，宾化侯萧云以晋安让陈羽。俱见《陈书》三六。曩者畛域之见破除无余，益足以增其声势。陈高祖之勤加抚纳不惟取其力用，亦以成统一之业必先消灭此辈之割据也。徐陵代高祖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云：“昔缘王事，游践贵乡，日想山川，依然旧识。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图。故乡如此，诚为衣绣；故人不见，还同宵锦。天涯邈邈，地角悠悠，言而无由，但以情企。……君之材具信美登朝。如恋本乡，不能游宦，门中子弟望遣来仪。当为申闻，各处荣禄。”《文苑英华》六八二《书》一六边防上引。高祖曾仕其地，遂称广州为故乡，往复致其拳拳之意。又如即位后以晋安陈氏入属籍，皆曲求媚悦。大抵梁末因豪强所据之地而命之官，实与割据无异。故讨周迪符称“擅敛征赋，罕归九府”，讨留异诏亦谓“缙邦膏腴，稽南殷旷，永割王赋，长壅国民，竹箭良才，绝望京辇”。俱见《陈书》三六本传中。永定初使萧乾宣谕诸豪强，谓“建晋恃险，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陈书》二一《萧乾传》。高祖之政策先求褫其根本，故或征入朝，或移官他郡，俱不应命，乃加之兵，终高祖世未尽平殄。《周敷传》称：天嘉元年“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诏。朝廷未遑致讨，但羁縻之”。周敷独先入朝，故给鼓吹女伎，超致显贵，以激励其余。周迪以敷素出己下，遂举兵反。地方酋豪叛服不常卒见诛翦者，有豫章南昌之熊昙朗，临川南城之周迪，东阳长山之留异，晋安侯官之陈宝应，以及上文所述新吴之余孝顷。孝顷灭后即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亦所以求便于控制。此外诸州人见用于陈朝者，有侯安都、《陈书》八本传：“始兴曲江人也，世为郡著姓。”侯瑱、同上九本传：“巴西充国人也。父弘远，世为西蜀酋豪。”欧阳、同本传“长沙临湘人也，为郡豪族”。《陈书》二一《萧引传》又称“始兴人欧阳为衡州刺史”，未详。《新旧唐书·欧阳询传》皆称潭州临湘人。惟传又言“少质直有思想，以言行笃信闻于岭表”。若在长沙，自不能誉为“闻于岭表”，疑少时尝居始兴，故引“家再世为始兴郡，遗爱在民”，遂往依之。传又言“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相善，故尝随钦征讨”。《梁书》三二《钦传》“中昌魏人也”，《南史》六一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七：“案齐魏二志未见中昌魏之名。”今案《晋志》中山国有魏昌县，钦当为魏昌人，传脱山字，更倒成昌魏耳。亦非岭南人。黄法、同上一一本传：“巴山新建人也，出入郡中，为乡闾所惮。”徐世谱、同上一三本传：“巴东鱼复人。”周敷、同本传：“临川人也，为郡豪族。”皆州里豪族，侯景乱时起兵，为高祖所收接者。综上所论，南朝用人之政策宋至陈凡三变，虽各种人之向用有盛衰，其趋势则由偏倚而渐进于平均也。
乙社会方面
(一)侨人一贯之政策及其成功
六朝门阀制度之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晋书》八四《杨佺期传》：“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载檀书有“身虽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后物”之语。《魏书》三三《公孙邃传》：“公孙邃睿为从父兄弟，而睿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虽就北朝言，实是南北共有之现象。故论南朝对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时，政治方面从“宦”字着眼，社会方面则以“婚”为中心推论之。《晋书》七七《陆玩传》载：“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侨人本不欲与吴人为婚，导用人既兼及南士，更思交相婚姻，泯侨旧之别。然吴人亦自有其族类之意识，导之计遂不行。迨宋齐时摒吴人于政治势力以外，于是侨人甲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皆高出吴人，可以自婚姻关系窥之。宋、齐、梁、陈皇后中之南北人如下表：朝代宋齐梁陈北人９７４２南人０２０３刘裕本侨姓寒门，兰陵萧氏亦非高门之首。赵瓯北据齐高“吾本布衣素族”一语，遂谓萧氏为寒门，非是。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南齐书·百官志》：“四中郎将宋齐以来惟处诸王，素族无为者。”《宋书·礼志》：“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宋书》四一《孝懿萧后传》：“孝皇坟陵本用素门之礼，与王者制度奢俭不同。”七九《桂阳王休范传》：“素族当权，近习秉政。”《陈书》一七《袁枢传》：“昔王姬下嫁，必通诸侯。湛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后，降嫁素族。”是南朝之称素族皆与宗室相对而言也。琅琊王氏自称“素族”，见《梁书》七《太宗王后传》。济阳蔡氏自称“素门”，见《宋书》五七《蔡兴宗传》。〔《通鉴》一三○胡注谓兴宗不应自称素门，亦由未解素字之义。〕济阳江氏自称“素流”，见《宋书》四一《孝武王后传》。谢瞻自称“素士”，见《宋书》五六本传。是素非寒素之谓矣。《宋书》孝懿萧后即兰陵人，萧思话亦联姻帝室，明萧氏非寒门，惟不逮王谢耳。素族又见《南齐书》四二《王晏传》，二二《豫章王嶷传》。素姓又见《南史》四三《萧子恪传》，《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亦称素者，见《宋书》一八《礼志》五及《南齐书·舆服志》。然为帝之后遂与王谢比肩。王峻虽有“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之言，《梁书》五七本传。如孔熙先即以门胄虽华朝廷不与姻娶诮范晔，足见高门以结姻帝室为荣。陈朝姑俟下文论之，宋、齐、梁皇后皆北胜于南。齐之三南人中，其二为微时配偶。至于妃嫔，则列传中籍贯可知者，宋南人五，齐南人一，其余不识何许人者，自其姓氏推测，南人为多，而十九非高门。《宋书》五二《褚叔度传》称“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今观宋、齐、梁之尚公主及与诸王为姻戚者，有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殷氏、袁氏、河南褚氏、东海徐氏、济阳蔡氏、江氏、太原王氏、汝南周氏、高平郗氏、檀氏、河东柳氏、平昌孟氏、兰陵萧氏(宋世)、彭城刘氏、庐江何氏(齐世)、范阳张氏，皆是侨姓，而三吴高门无与焉。盖帝室固不愿以吴人母仪天下，而吴之高门亦不能破除“非类”之成见，屈为帝室妃嫔也。梁时南士进用，而皇后中无南人，亦无尚主及与诸王婚者，是以知用人政策因帝王意旨与时势所趋，南北渐平等，社会上地位因限于盛行之门阀观念，朱张终亚于王谢。易言之，即吴人社会上之地位影响其政治上地位，而政治上地位虽高，不能增进其社会上地位。《南史》八○《侯景传》载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梁袁昂《古今书评》谓：“徐淮南书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乞。”《太平御览》七四八《工艺部》五引。“南江士大夫”指湘广诸州人而言，于时文化较低落，社会地位更不如吴人，故虽仕宦而被“寒乞”之讥。若与昂谢家子弟《淳化阁帖》五作“扬州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风气之言相比较(见前引)，知南人在社会上地位终难与侨人竞争。《南史》四九《庾荜传》：“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时〔梁〕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憺大怒，召荜责之曰：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曰：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官须品藻。憺不能折，遂止。”此节所纪时地人三者皆有疑义，辨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七。然此故事之含有通性似可无疑。在门阀制之下，门地卑寒者虽已臻贵显而不能列于士流，亦犹南人虽握政权，其甲族尚不能比肩王谢，联姻皇室也。
今更考帝室以外之婚姻关系，惜当时人所撰《中表录》等早已亡佚，殊难尽晓，然除史传明记者外，如言某某为甥舅、外兄弟(姑之子)、内兄弟(舅之子)等，亦足据以知两家之关系。姑本正史中可考者，排比重要大族相为婚姻者如下。殊未能穷尽，然亦足窥其大要也。为方便起见，以王谢为中心，其无与王谢通婚之记载者别著之。籍贯不详者不录。箭号外向为嫁，内向为娶，两族互有嫁娶则两端皆著箭号，未详者两端皆不著。
此侨姓大族之相为婚姻者也。此外有求娶而未果者，如高平檀氏之于济阳江氏，《宋书》七一《江湛传》。东海徐氏之于济阳江氏琅玡王氏。《梁书》二一《江湛传》。拟嫁而未遂者，如济阴卞氏之于陈郡谢氏。《宋书》五三《谢方明传》。吴人自为婚姻之可考者。侨人与吴人相婚可考者綦少。
①《梁书》一三《沈约传》约与张稷为婚家。
②《宋书》七四《沈攸之传》子文和尚齐高帝女，时在宋世。
③《南齐书》四四《沈文季传》妻王锡女。
④《宋书》九三《戴颙传》张邵与颙姻通。
⑤《梁书》二八《韦放传》子娶张率女，女适率子。
⑥《梁书》四三《江子一传》朱异为其姑夫。吾人不能以可考者少遽断侨人高门与土著高门相婚者鲜，然表一、表二其间两族婚姻关系大抵数重已上，表三皆只一见，宋、齐、梁百三十余年止得此数事，其比例视侨人吴人自相婚姻者若是其少，不大可注意耶？窃疑朝廷虽未尝禁侨旧相婚，高门实多保持其偏见。民间亦偶有固执者，如《陈书》三三《王元规传》：“太原晋阳人也。……元规八岁而孤，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此梁初事。)“非类”之云当是用左传“神不歆非类”“非我族类”之语，前引《晋书·杨佺期传》称“婚宦失类”，类皆指种族言，非谓门户高下，元规盖以侨人鄙刘氏土著耳。
陈室微时婚娶多南人，高祖章后、世祖沈后及高宗初娶钱氏皆出吴兴。高祖从妹妻吴兴钱道戢，《陈书》二二本传。长女适钱蒇，《陈书》一七《袁枢传》，未言何许人。疑亦吴兴人，皆梁世事。受禅后公主下嫁北人者有彭城到氏，《陈书》二○《到仲举传》。济阳蔡氏。《陈书》三四《蔡凝传》。凝传称太建中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知侨姓甲族之社会地位崇高如故。陈氏南土寒门，故公主亦不尽择三吴甲族，如留异(东阳人)子贞臣尚世祖长女丰安公主，《陈书》三五《留异传》。侯瑱(巴西人)子净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阳公主。《皇后传》柳盻太建中尚世祖女富阳公主，见前。盖太建三年净藏卒，又嫁于柳盻也。《蔡凝传》：“高宗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从“帝乡旧戚”之语观察，钱肃当是钱道戢等一族。陈氏南人，又出寒素，故虽是皇室，不能如刘萧之跻而与王谢为伍。帝王之尊不能自增进其社会上地位，钱肃虽尚公主，亦无益于钱氏之门荫，则侨姓犹在吴姓之上可知。此宋以来社会方面抑制南人政策之结果，积重难返，南人贵为帝王而不能移社会之习俗，谓为侨人政策之成功固无不可也。
（二）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
复次，无论侨人吴人若何努力于保存其固有风习及观念，终难免于相互影响同化，请再以语音一事证之。《宋书》五一《长沙王道怜传》：“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又五二《庾悦等传论》：“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南人指江淮间曰楚已见前，彭城项羽所都，故亦称楚。两传于楚言咸若不慊。《梁书》四八《卢广传》：“范阳涿人。……天监中归国。……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词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灵恩传云：“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梁世伧人来者既多，民间对学问之士亦颇礼敬，不复隔阂，惟终歧视其语音。《陈书》一○《周铁虎传》亦称铁虎“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袁昂《古今书评》：“施吴兴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音态便出。”《御览》七四八《工艺部》五引。是南人(包括侨人与土著)对于伧楚语音之不满，百余年间如出一辙。然有不可解者，所谓“楚言”即北方语音，而宋高祖兄弟累叶江南未变之楚言，又明系东晋初渡江时侨人之语音，未受胡语影响者。《世说新语·豪爽篇》：“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之(据唐写本补之字)事，人人(据唐写本补下人字)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此西晋初年事，从洛阳言，王敦之楚音自是田舍鄙俚。然渡江以后，侨人既以中原为尚，一切皆北胜于南。保存达百年未变之楚音，自当为侨人所贵，何以仍如西晋时之对楚音表示轻鄙？此其一。侨人语音即来自中原，虽晋宋以后中原语音渐杂胡语，亦不至相悬已甚，何以梁时对伧人语音如是之憎恶？此其二。窃谓一言以蔽，侨人同化于吴人耳。大凡异族因杂居与杂婚关系，最易同化。况侨人南人本非异族，士大夫中通婚虽少，然非绝无；民间固有如王元规者，似属少数，侨旧终不免于相为婚姻。自东晋至梁末，杂居二百余年，无论侨人吴人如何保守，无形间之影响同化乃意中事。南境诸州中，扬州人口最多，而侨人最少，占全州人口一百四十五万余人之百分之一点五。见本书第36页所列表。故扬州虽为侨人之政治中心，而此州之少数侨人实最易为绝大多数之吴人所同化。颜之推已言“南杂吴越”，吴越即南朝扬州之境。盖扬州之侨人不自觉中受吴人熏染，于中原与吴人语音以外，渐型成一种混合之语音。同时扬州土著士大夫江东甲族尽出会稽、吴、吴兴诸郡，皆属扬州。求与侨人沆瀣一气，竞弃吴语，而效侨人之中原语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语音反因吴人之模拟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此种特殊语音视扬州闾里之纯粹吴语固异，视百年未变之楚言亦自不同。宋高祖世居京口，南徐州侨人最多，占全州人口四十二万余人之百分之五三点六三，与扬州迥不相侔，此高祖所以能累叶保存其楚言也。此种特殊之混合语音初形成时，盖在东晋末年，故当时始以宋高祖兄弟之楚言为异。逮混合达百余年后，北方语言又杂胡语，中间虽有魏孝文之断北语，然即孝文以前之北方语音，必已比宋高祖之楚言离侨人受吴人影响后之混合语音为远。梁世南人遂不论侨旧俱目伧楚语音为鄙拙矣。袁昂书评所以独引扬州人为喻者，固以扬州都城所在，人物最为冠冕，以喻伧父之外貌。窃疑亦惟在扬州此种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然文献难征，姑著愚见以待宏达之教正。要之，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语音特其劣可得言之一例耳。
梁世伧人南渡者多，政府复以含弘为策，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亦益甚。及梁朝末年，不惟南境内百姓中侨旧之别渐消灭，即客观地北人吴人之区别亦远不如昔者之严。如羊侃，太山梁父人，父祖皆仕魏，大通三年归梁。《梁书》三九《羊侃传》：“侃曰：……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元〕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又胡僧祐南阳冠军人，少仕魏，大通三年归梁，复陷于北，中大通二年又得归。自南人视之，固荒伧无疑，然僧祐与侯景将任约战，约呼之曰：“吴儿何为不早降？”《梁书》四六本传。皆足证其时在南即为吴，在北即为虏，吴虏之别为相对而非绝对矣。
第三节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一般分子上文以政治与社会为中心，论南朝如何对待境内各种人中之特殊分子，此节拟探讨其统治一般分子之政策。然举凡有关地方之制度莫非对一般分子者，其间无特殊用意之可言，故不复论，只论对于侨人及蛮人之政策。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