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论劳动分工及分配(8)

（3）历史地位和影响

休谟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休谟和康德一样，在哲学的发展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休谟的怀疑论为19世纪英国非宗教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休谟的不可知论观点被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新实证主义者所继承，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劳动工资

劳动产品是指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早期原始社会，土地尚未私有，资本积累尚未完成，劳动者拥有社会全部劳动产品，不会有地主或雇主来与他们共享劳动果实。后来，随着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出现，这种原始状态便宣告终结。

当土地成为私有财产，拥有土地的地主就会要求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给他一部分劳动生产物。此外，在大多数耕作者收割庄稼前，通常要靠雇主们预付的资金来维持生活，而获取可观的利润就成为农场主预付生活费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最后所拥有的劳动果实，就被扣除了两大部分。

其实，不仅是农业，在其他各种行业中，劳动者被扣除利润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手工业和现代制造业，绝大多数工人都要雇主们预付原材料、工资和生活费用，雇主们由此得以分享他们的劳动产品，这便是资本利润。

当然，也有极少数工人有实力独自购买生产材料，并维持日常生计直至完成产品生产。这时，他们就兼有劳动者和雇主的双重身份，最终就会享有全部的劳动产品，即除去劳动工资外，还包括资本利润。但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就整个欧洲而言，也只有大概1/20。也许正因为此，大多数人对劳动工资的理解就是：劳动者在为他人劳动时所获得的收入。

通常，劳动工资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立的契约。但劳资双方的利益又是相互对立的：劳动者希望得到更多，雇主们希望付出更少。由此我们便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劳动者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紧密团结起来；另一方面，雇主们为尽可能降低劳动者工资而展开合作。

由于雇主们人数相对较少，更容易团结，加之他们的联合行为为法律所准许，至少不会被法律禁止，所以，在与劳动者的对立中，他们往往处于有利地位。劳动者人数虽多，但他们的联合行为却为法律所禁止。在诸多议会法令中，没有一个法令要求取缔为降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却有很多法令要求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此外，在争议过程中，雇主较劳动者更能长久地坚持。因为雇主们即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也有足够的资金维持一两年的生活；而对于劳动者来说，维持一个星期都很困难，维持一个月极为少见，维持一年就根本不可能。从长远来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从短期来看，雇主的需要程度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因此，绝大多数劳动者迫于当前生计，不得不向雇主们提出的低工资屈服。

在对立中，虽然雇主们总是居于有利的一方，但他们也不能无限制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使雇主们支付给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乎也不能低于这个标准。毕竟，依靠劳动维持生计的人，其工资至少必须足够其维持生计。另外，出于劳动者赡养家室、传宗接代的需要，其工资还得或多或少地超出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

显然，上述工资是雇主们付给劳动者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不过在某些时候，劳动者也会处于有利地位，进而获得大大超过上述工资标准的工资。

当国家对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时，或者说如果国家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逐年增加，劳动者就没有必要为提高工资而联合起来。劳动者供不应求，自然会导致雇主们的相互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他们为防止劳动者工资提高的联合就自动瓦解了。

国家对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必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的增加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的增加；一种是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财富的增加。

可以获得的劳动供给和用以购买劳动的基金，决定着工资率的高低。从长远来看，劳动者工资的最低标准由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费用决定。在这里，维持生计的工资就是长期劳动价格，就是自然或均衡工资率。这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情况来说明。

第一，均衡状态。劳动的供求使劳动者得到均衡工资。只要人口和工资基金保持不变，就会具备静止的均衡状态的前提。

第二，衰退状态。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实际工资便会降低到维持生计工资以下，人口和工资基金逐渐下降，直至达到收入和资本所能维持的水平。

第三，上升状态。工资基金增长，实际工资超过维持生计工资，人口会逐渐增加。

这三种情况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与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对人口的需求也是变化的，“人的生产”也是处于调节状态中的。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说，就是国家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然随着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国民财富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随之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也不会增加。

可见，一个国家现有的庞大财富并不会使劳动工资增加，使其增加的，是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换言之，即最高的劳动工资并不在最富有的国家出现，而在最繁荣、最快变得富有的国家产生。

例如，论富有程度，北美远不及英格兰，可在繁荣及财富增加速度的方面，北美就超出英格兰很多。一个国家繁荣程度的标志，就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英格兰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即使在最近的500年内，也没有增加一倍，而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就增加了一倍。他们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那么不管它本身如何富有，劳动者也无法在那里获取极高的工资。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能达到极大的数额。但这数额如果数百年或几乎不变，那每年所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劳动者人数，甚至还有剩余。这样，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而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会超过雇主所需要的劳动者数量，这时，国家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不足，劳动者为获得工作，就会彼此开始竞争。如果该国劳动者的工资原本足够维持生计并还有剩余，那么，劳动者之间的不断竞争就会逐渐使这种工资降到合乎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以下。

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耕作精细，向来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很久以来，它的发展似乎就停滞不前了。500年前，前往中国考察的马克·波罗对中国各种状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500年后的今天，旅行家们关于中国耕作、人口等方面的描述，仍与马克·波罗的记述大体相似。也许在马克·波罗时代以前很久，中国的富有程度就达到了法律所允许的程度。

中国的发展固然处于停滞状态，但似乎并未出现倒退的迹象。中国没有一个城市被它的居民遗弃，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种，就绝不会出现荒芜。所以，这个国家的劳动者每年必须完成同样多或更多的劳动，从而，整个国家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必然也不会明显减少。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资金急剧缩减，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工资总额的减少，必然导致各个职业所雇用劳动者人数的减少，劳动者就会失去工作或工资遭到缩减。上等职业的人失去工作，往往会转而求其次，进入中等职业，中等职业人满为患又会导致竞争加剧，劳动者就会面临工资不断遭到削减的状况，甚至直接面临最为悲惨的失业危机。失业者除了做违法犯罪之事来填饱肚子外，要么等着挨饿，要么沿街乞讨。这样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贫穷、饥饿和死亡会接踵而来，并泛滥成灾。今日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一些英国殖民地，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可观的劳动工资，既是一国国民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自然征兆。在这样的国家，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备感幸福、安乐的。与此相反，如果劳动者备感艰辛，生活窘迫，国家的发展就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劳动者饥寒交迫，生存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就处于极速倒退的状态。

现今，英国的劳动者工资，显然超过了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而且，他们的真实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数量的增长速度，甚至快于劳动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这就足够他们支付一家的生活费用。

劳动者工资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生活有了可靠的保障，那么，这对国家的发展是好是坏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任何社会，劳动者的数量在总人口中都占绝大多数，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的改善和提高，对社会当然是有利的。如果他们的生活都处于贫困交加的状态，他们所处的社会就绝不会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劳动者能够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使自己衣食无忧，这样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繁荣的。

在可观的劳动工资的吸引下，劳动者会更加勤奋地工作。可观的工资又是获取充足生活资料的保证，生活资料的富足又能增强劳动者的体力，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状况，他们就会更勤奋地工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因此，与低工资劳动者相比，高工资劳动者总是显得更加乐观、积极和勤勉。例如，英格兰劳动者的能力就强于苏格兰劳动者的能力，城市劳动者的能力就强于乡村劳动者的能力。

与这种情况不同的是，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持续高强度的工作用不了几年就会将劳动者的身体彻底累垮。例如，伦敦等地的匠工，很难以旺盛的精力工作8年以上。这种现象在很多实行计件工资的行业都很常见。对此，我个人的观点是，任何行业，只有适度工作的人，才能始终保持健康的身体，才能以长远的工作量超出他人，因为他们能持续地进行工作。

食物价格的变动虽不会与劳动价格的变动保持一致，甚至某些时候会完全相反，但不管怎样，它都能对劳动价格产生影响。劳动的货币工资，必然受到两种情况的支配：一种是社会对劳动的需求，另一种就是生活资料的价格。劳动需求的增减，直接决定必须给予劳动者生活资料的数量，而购买这些数量所需的金额，又决定了劳动的货币价格。因此，在有些时候，食物价格较低，劳动的货币价格却不低；但如果劳动需求不变，而食物价格上涨，劳动的货币价格就会变得昂贵起来。

食物价格上涨，劳动价格也会随之提高，因为食品行业对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而在物价昂贵的歉收之年，劳动价格却会降低，因为此时，社会对劳动的需求会大大地减少。反之，食物价格下降，劳动价格会随之降低，因为食品商业对劳动者的需求会减少；而在物价低廉的丰收之年，劳动价格却会提高，因为此时，社会对劳动的需求会大大地增加。在食物价格只发生一般变动时，这两种对立因素，似乎会互相抵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正是劳动工资比食物价格更稳定、更持久的原因之一。

当劳动工资得到提升时，商品价格必然随着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加的比例而提高，并且，它还会以价格提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对这种商品的消费。但是，使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即资本的增加，却会增加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产品。于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些雇用了很多劳动者的雇主们，就会妥善地安排劳动者的工作，以使他们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把最好的机械提供给劳动者。这种生产现象，并不单一地存在于某一个工厂，而在整个社会都极为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人数越多，生产的分工就越精密，从事针对个人操作的机械发明的人就越来越多，高效率的机械也就更容易被发明出来。生产机械的改良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使他们用更少的劳动就生产出了较过去同样多的产品，这时，劳动量的减少，就足够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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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经纪人。

李嘉图12岁到荷兰商业学校学习，14岁随父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25岁时拥有200万英镑财产，随后钻研数学、物理学。1799年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后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参加了当时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选为下议院议员。

李嘉图以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亚当·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三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但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

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来的，但经过了一些改动——反而越来越僵化了。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核心就是下面一句话：“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劳动的价值（工资）是一定社会中为维持工人生活并延续其后代通常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决定的，而利润则决定于工资。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我们看不到供给与需求的作用，一切都是某种神秘的因素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