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督军团政治
督军团，是府院之争之际，媒体给干政的督军们起的名号。所谓督军团政治，就是军人干政，而且是公开、赤裸裸的干政。虽说道理上，人们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终北洋之世，军人干政，从来没有停止过。只要中央政府施政，地方督军们认为不合理，他们就会公开地叫，大声反对。小则针对某个阁员，大则针对整个内阁，甚至总统。最严重的干预，就是诉诸武力。
督军团的缘起
督军团，是府院之争之际，媒体给干政的督军们起的名号。所谓督军团政治，就是军人干政，而且是公开、赤裸裸的干政。虽说道理上，人们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终北洋之世，军人干政，从来没有停止过。只要中央政府施政，地方督军们认为不合理，他们就会公开地叫，大声反对。小则针对某个阁员，大则针对整个内阁，甚至总统。最严重的干预，就是诉诸武力。民国北洋时期的军人干政，其实不仅仅是军人干文官政府的政，而且是武人干武人政府的政，有的时候，是政府里的武人，借助地方的武人同道，来干议会的政。督军团，就是这样的产物。
军人干政，是共和制的大忌。但凡有这种事，国家注定不稳。但是，很多后发国家，民主政体似乎很难避免军人干政。拉美如此，非洲如此，一些亚洲国家，也如此。中国初办共和，最初的两个临时大总统，都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在袁世凯时代，军人干政，曾经是他操纵政局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路径依赖，顺手了。如果说，辛亥年北洋将领忽而帝制忽而共和的呼吁，还多少有些不得已的话，那么曹锟第三镇的北京兵变[1]，就很不像话了，开了一个政治问题利用军人以非常手段干预的恶劣先例。此后在大总统选举中，用所谓公民团来包围国会，这样的公民团，也是由军警组成。这样的干政，更为恶劣，委实为军人干政的一种流氓化的表现。
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不是共和政体，就算是袁世凯喜爱的君主立宪体制，甚至王朝帝制，军人干政，也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现象。任何一个开国皇帝，打天下用武人，打完了，就得提倡文治，以文治武，以文压武，让武人在政治上没有说话的份儿。好弄权术的袁世凯，在坐稳了总统椅子之后，马上发现自己此前热衷的把戏，不知怎么的，成了病，轮到自己头痛了。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首脑是都督，军政大权一把抓，这是战争期间的军事管制体制，按道理只能是临时性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实际上给了袁世凯一个肃清异己、建立威权的机会，也给了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地方制度的机会。然而，这场战争，实际上却只给了袁世凯手下将领们一个据地自雄的机会。建立战功的各路战将，都变成了督军和镇守使。兵权和行政权的结合，是可怕的。武人有了地盘，有了财源和人事权，那么，武人迟早会从中央政府的工具，变成不听话的刺猬。袁世凯对据地自雄的武人，有这样多的迁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共和制的总统，底气不足。后来虽然中央政府另派省长，试图将军权和行政权分割。然而，曾经全权在握的军人，怎么可能痛快地让出权力？因此各地的省长，如果不肯乖乖做督军的小媳妇的话，就只能走路。最关键的是，这样的胡来，袁世凯也拿他们没办法。废督不成，废省设道缩小行政单位也不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称帝，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帝制，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吊诡的是，在帝制引起的讨袁战事中，恰是因为各地督军的观望甚至倒戈独立，才让袁世凯走向穷途末路的。
袁世凯死后，一个强人消失了，督军专权的结构，却留了下来。中国政治再一次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的军阀，对于中央的期待，就是来自那里的合法任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任命，他们就宣布独立。其情形，跟晚唐时期的藩镇割据，非常相似。各省不给北京政府一分钱，除非特别情况，也不许北京政府插手他们的事务，但是反过来，却要对北京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虽然说，自同光以来，地方督抚过问中央政府的政事，已经成为某种惯例，但这样的干预，是应中央之请，而且相当客气。而且，即使专权，督抚也多数是文官，而眼下的各省督军，却都是军人。
督军团，这是当年媒体起的名号，但督军们自己，也自认有一个团体。要论源起，应该说到1916年5月。此时，洪宪帝制已经宣布结束，袁世凯的统治走到末路，北洋系也人心摇动。在帝制中，坐镇东南，一直首鼠两端的冯国璋，发起南京会议，召集各省督军来南京开会，商议善后事宜。在会上，挺袁和主张放弃袁世凯的两派，争执不下，会议事实上被坚持挺袁的死硬派人士倪嗣冲和张勋搅黄。会后，挺袁的七省督军和代表被张勋请到他的根据地徐州接茬儿开会，形成了死硬派的七省联盟。史称，第一次徐州会议。
中央政府尚在，未经中央政府授权，地方大员擅自召集会议，商议国家大事，原本就是一种中央权威失落的表征。这样的现象，在袁世凯死后，民元法统恢复之际，理应被严格禁止。但是，由于府院恶斗，在段祺瑞越来越难以摆平国会、驯服总统的情况下，这样的地方军人干政的现象，不仅受到鼓励，而且转化为一种准日常机制。但凡地方军阀们对中央有点想法，他们就开会。
这个转化，是段的心腹傅良佐等人的功劳。当然，对此段祺瑞也是认同的。
段祺瑞原本同意与黎元洪合作，同意恢复民元国会和约法，就是姑且一试。试的结果，是处处碰壁，一件痛快事都做不得。须臾不可分离的小徐，也因此而不得不弃用。然而这样的让步，并没有换得对方的妥协。国会摆不平，总统府也摆不平。在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参战问题上，黎元洪就是不肯让步，无论如何也要将参战案搁置。对黎元洪来说，同意绝交，已经妥协到底了，下一步，过于莽撞，事关国家的命运，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段祺瑞为此请来各方大佬商议，黎元洪依然固执己见。他的背后，有国会，还有社会舆论。所以，黎元洪的固执，在这个问题上，非同一般。在跟诸位大佬商议的时候，黎元洪说：“此事当取决舆论。所谓舆论者，不独国会，切当并及省议会商会。”梁启超回忆说，当他发表应该参战的意见时，黎元洪对他怒目而视，连起码的官场礼貌都没有了。[2]显然，在黎元洪看来，舆论，包括督军们的舆论，都在他这一边。
反过来叫，声音照样大
然而，作为北京政府的实际当家人，段祺瑞又非让中国参战不可。对他而言，参战不仅可以获得现实的好处，而且是国家翻身的机会。而且，已经获得日本支持，这个支持，是指向他个人的，机会难得。所以，此事非同小可，绝对不能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段祺瑞也就只好运动督军了。软的一手不行，就乞灵于硬的，文的不成，来武的。1917年4月25日，段内阁以陆军部的名义，召集各省督军进京开“军事会议”。会议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张罗的，原本打算在中南海西花厅开会，但由于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的反对，改在别院统计局大厅。到会者有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绥远都统蒋雁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安徽省长倪嗣冲等，其他省份的督军则派来了代表。[3]当时安徽督军其实是张勋，但地盘却被倪嗣冲占着，张勋的地盘是江苏徐州。所以，身为安徽督军的张勋，赖在徐州，只有一部分部队放在安徽北部吃粮。而安徽实际上由省长倪嗣冲干着督军的活儿。当年在北京，也多次跟这些督军打过交道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对这些督军印象很差。在回忆录中引述了“粗暴的大块头”山东督军张怀芝在省议会的讲话：“‘先生们，’这位督军非常直率地说：‘你们象一群聚在大笼子里的鸟。如果你们规规矩矩，并且唱一些悦耳的歌儿的话，那么我们就喂养你们，否则，你们就什么都没得吃。’”[4]张怀芝虽然是个大兵出身的粗人，但在省议会是不是真的这样说，还不好说，但这样的话，肯定是他的心声，也是众多督军的心声。在那时，督军们几乎没有喜欢议会的。段祺瑞把这些人召进北京，就是要利用他们跟各省议员的地缘关系做工作，同时，让这些武人，直接对黎元洪施压。
但是，当时各省的督军，多数都反对参战。张勋和倪嗣冲，还在报纸上发表了通电。因此，比较憨直的张勋，根本就没来开会，仅仅派了个代表应付。应该说，参会的督军们，对参战问题，实际上是跟黎元洪意见相近的。可是，在人脉上，他们又是段祺瑞的人。在会上，段祺瑞和傅良佐他们将绝交、参战的始末讲清楚，尤其是讲清楚了参战之后，可以从协约国和日本得到的种种好处。即便此前有种种顾虑，作为实际的政务操作者，在眼前的一堆利益面前，焉能不动心？呼啦啦，督军们的态度转变了。当初拼命叫喊不能绝交、不能参战的倪嗣冲，一连声地反过来叫了，声音照样地大，弄得就是有人有疑问，都不好意思张口了。会议当天，结论就出来了。第二天，曹汝霖电告驻日公使章宗祥，说“督军团会议，督军到者11人，代表列席14人。对德宣战，赞成政府方针者17人，余从多数，全场一致通过。此次会议，以倪嗣冲最为尽力云”[5]。但此前张勋的反对声音和没参与督军团会议的表现，却给黎元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接受张勋进京调停，埋下了伏笔。
随后，督军们涌进了国务会议，坐催。等国务会议通过了参战案，他们又去面见总统黎元洪，死缠烂打，逼黎元洪同意将议案提交议会表决。接下来，他们又举行宴会，招待两院议员，以各省督军的名义，极力劝说议员们在参战案表决的时候，投下赞成票。一时间，北京到处都是督军和随从的身影，八大胡同，每日高朋满座，莺莺燕燕之间，指挥刀和大礼帽相映成趣。
但凡有议会的国家，都有院外活动，由军人们出面的院外活动，虽然听起来有点别扭，但还不至于为议员们接受不了。如果督军团的活动，仅限于请大客喝花酒，限于八大胡同，人们还能接受。但是，段祺瑞的走卒们，玩过了。这年的5月10日，当众议院审议参战案的时候，众议院的门口，忽然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公民团”。跟当年袁世凯时代的公民团一样，组成人员有些是军警，换了便衣，就成了公民了。其中有一些，连装都没来得及换，穿着军装就来了，只不过打的小旗上面写着“海陆军人请愿团”。这些人是公民团的主力，更多的，则是临时雇来的，什么人都有。据记者调查，从天桥打零工的苦力，到街头的乞丐都有，由于层层发包的缘故，参加者，干一天，才能拿到十到十五个铜板。[6]打的旗号，诸如“商界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五花八门，比当初洪宪帝制的时候少一些，没有什么女性，但战斗力绝对很强，领头的还冲进去见议长，强烈要求议案在当天通过。[7]当初袁世凯时代，议会选举大总统时，公民团的口号，是不选出公民满意的总统，不许出议院半步。现在则是不通过参战案，不许出议院半步，出去“则打死无赦”[8]。好些议员，也就真的挨了打。老国民党人邹鲁回忆说，那天他坐了马车去议院，“车子一到议院门口，所谓请愿团等等就涌来殴打，马车上窗门等物均被打坏。接着有许多议员，也遭到同样的强暴。”气得他等段祺瑞来议院的时候，冲上讲台，要还以颜色。[9]《新青年》对此事的观察，相当细致：“公民请愿团俱有代表统率。昨日先后投刺于议院者，如刘世钧，曾任九江镇守使，癸丑后向袁政府自首，现为陆军部差遣；张尧卿前年与刘艺舟等同时自首者，现为陆军部谘议；白亮为众议院速记，新由院中开除者；赵鹏图为前北京《日日新闻》主笔；此外又有吴光宪、刘坚、周勋锡、史俊民、徐功金诸人。而公民团总代表，则中华大学校长、宪政促进会会员之孙熙泽也。其余分子，除二三等首领外，皆由雇募。传闻有由各杠房中召集而来者，而人力车夫亦颇不少。象坊桥空地，为发给小旗处，不知其属于何团。公民中，有外衣长衫而里裈破碎不堪者，有某校之茶役，是日长袍马褂，杂于广众之中，而自溷于政界代表之列。若就各团而论，军界尚整齐，惟北京市民请愿团，衣衫褴褛者十居八九。平时骡马市大街中国银行兑现处，鹄立其门者甚多，是日独少，闻均为请愿团雇用。人类不齐，可以概见。至于给予代价，闻亦有等差，有半元者，有铜元二十枚者，甚有十五枚、七八枚者，不一其数。”[10]公民团的把戏，当时就被记者把底给挖掉，不知是段祺瑞的人玩得拙劣，还是记者高明。
总理可以请辞，总统不能罢免
同样一种把戏，对同一群人玩，而且老是玩，西洋镜就穿了。当年袁世凯玩这个，本钱大，准备足，尚且让原本很顺当的投票，变得不顺当起来，议员们心不甘情不愿，折腾了三次，才让袁世凯坐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这回段祺瑞的属下玩这个连式样都不换的老把戏，本钱小，花钱少，雇来的人乱七八糟，当场就被记者问漏了底。这样的玩法，不仅议案通不过，段祺瑞自己也下不来台。议员们群情激愤，有人要冲过去打段祺瑞。事闹大了，把外国记者也招来了，还伤到了一个日本记者，由于害怕引起外交纠纷，最后段祺瑞只好亲自出面让警察总监吴炳湘派警察强行驱散公民团。
督军团和公民团最终断掉了参战案协商通过的路，议案被议会搁置，国内舆论由此大哗，报上骂声一片。黎元洪在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下，胆气愈壮。当有记者问强藩干政如何应付时，黎元洪吐出“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九个字，[11]为媒体誉为“九字总统”。反过来，段内阁的阁员们，受不了舆论的压力，纷纷辞职。剩下段祺瑞一个光杆总理，还在督军团的支持下，坚持不退，把“一人内阁”[12]的游戏玩下去。一般来说，内阁到了这个地步，总理是早该辞职了。即使再恋栈，也不至于内阁都空了，自己还赖着不走。以往府院风波，稍有不适，段祺瑞就要辞职，有时甚至还动身去天津，可是这回，却一反常态，赖着不走了。段祺瑞这个人，才具不如袁世凯，玩权术也不大擅长，可韧劲却远过之，他认准的事，天塌下来也得做，一挺到底。1920年，直皖大战，皖系战败，他也是硬挺，就是不离开北京。据说曾国藩写过一本《挺经》，其实子虚乌有，是李鸿章杜撰出来的。但李鸿章在甲午之后，身体力行，就是挺。在举国一致的骂声中，死活都不自己退场。袁世凯受人之托，前去劝退，还吃了一鼻子灰。此时的段祺瑞，就是在施展挺的功夫。然而这一挺，却惹恼了原本懦弱的黎元洪。督军团和公民团这两团登场，闹这步田地，黎元洪已经有些怒不可遏了，但中国人的政治，面子总是得给。因此，内阁所有成员辞职，他都照准，专等段祺瑞辞职。一等，段不动，二等，段如故。从5月11日等到5月23日，实在没有耐心了。再等下去，估计他都要崩溃了。于是，破天荒地，总统发布命令，免去了段祺瑞总理的职务。
到底当年的总统有没有权力免去总理的职务？这又是一笔制度的糊涂账。严格地说，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47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13]当时，段祺瑞虽说成天挨骂，但国会并没有弹劾他，总统怎么就把他免职了呢？况且，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令需要有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当时国务院只有总理一个国务员，免了总理，怎么让总理副署？所以，免总理此举，至少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无论当时的中国，算是议会内阁制，还是半总统制，这样的事情操办起来，似乎在制度和程序上都有点问题。从这点看，就像我在第一章说的那样，府院双方，对于当时的政体，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偏差。在毅然免去段祺瑞职务那一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是把自己当成孙中山和袁世凯时代的总统了。不仅总统自身认识有问题，他们身处其中的制度，更是粗陋到糊里糊涂，让里面的人，每到关键时刻，就陷入违法的困境。
中国政治，是讲面子的，即使是君臣之间，只要没到万不得已，皇帝也得给大臣一点儿面子。民国之后，过去的君臣态势不存在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压力也消失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发现跟内阁阁员打交道的时候，撕破脸皮，板着脸说话都很难了。最高国务会议，与会者前天夜里通宵赌博，开会迟到，他既不能责备，也不好查办，只好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密查大员中有谁赌博。吴炳湘也不敢得罪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4]一般来说，总统和内阁成员之间，无论闹到怎样不堪的地步，位居上者，大概也只能设法让其知难而退，很少会径直免职的。强势的袁世凯都不敢做的事，弱势的黎元洪却做了，不仅做了，而且对北洋系的首领下手。这一下，的确非同小可。有种猜测是，在免段之前，黎元洪得到了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芮恩施“允为后盾”。[15]但芮恩施自己的说法却是，由于督军团的督军们忽然离开了北京，从观察者的角度，感觉黎元洪已经占了上风。在下手之前，黎元洪也心情愉快地告诉他，自己要免段祺瑞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16]即便如此，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去见黎元洪，感觉气氛依然剑拔弩张，黎元洪的幕僚金永炎，居然对他拔枪相向。[17]可见，撕破脸皮，对于当时的政治情形，是件多么令人紧张的大事。
当时的美国，已经认可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否则不会有《蓝辛石井协定》。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授权，一个公使胆子再大，也很难擅自表态给一个没有实力的中国总统做后盾，参与府院之争。所以，黎元洪能下这样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跟公民团事件之后，几乎举国一致的义愤有关，这样的义愤增加了自己坚持不参战态度的正当性和道义感。而张勋以及冯国璋对此态度的暧昧，也间接地鼓励了他。芮恩施的观察也许有道理，原来气壮如牛的督军们忽然悄然离开北京，也的确令黎元洪错判了形势。[18]
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
没了面子的段祺瑞，只能走路，作为中国人和中国官僚，他不可能还赖着不走。但他很愤怒，也破天荒地发表通电，表示免职令没经过他的副署，违法。[19]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黎元洪的断然之举，一下子惹恼了整个北洋系，一瓢冷水，浇到了滚开的热油里，炸了。
首先发声抗议的，是那个没进京参加督军团的张勋，在免段的命令下达第二天，张勋就发表通电，斥责免段令为非法。扬言，中央首先破坏法律，那么“各省惟有自由行动”。[20]这个张勋，其实未必对段祺瑞有多少感情，更未必是在意法律，但是他反感国会，早就对国会种种作为不耐烦了，此前，一直在骂街，找国会中前国民党议员的麻烦。一个莫须有的张耀曾贩毒案，被他翻来覆去骂个没完。但此时，张勋还只是抗议，而督军团最活跃的团员倪嗣冲，径直采取行动，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并派兵扣留津浦线上大量车皮，扬言要运兵北上，“准备与奉鲁豫三省共同进兵北京”。[21]接下来，参加督军团的团员们，纷纷宣布独立。连有国民党前科的山西督军阎锡山，都打电报给倪嗣冲，信誓旦旦，要秣马厉兵，筹备进兵，“追随公后”。[22]如果真的都独立的话，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就没了。自打讨袁以来，各省宣布独立，成为地方反抗中央政府的一种撒手锏。所谓的独立，不是真的脱离中国，自立国家，而是脱离中央政府管辖，自行其是。一般这种独立，对中央政府的威胁都不太大。但是，此番的独立，却非同一般，不仅火药味更浓，而且真的对中央政府具有颠覆性的威胁。独立的各省在6月2日居然在天津成立了军务总参谋处，宣称要另立临时政府。[23]而此时的中央政府，代表者是黎元洪，而黎元洪大总统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空头总统。
当倪嗣冲宣布独立的时候，某些外国人认为，如果黎元洪马上下令将倪氏免职，并下令惩办他，“并指定一个地位低于他的军官代其职务，则其余的军阀都会跟倪氏疏远，总统就可以各别地对付他们”。但是，他（黎元洪）被人说服，反而给了倪氏一封安抚的信。[24]当然，这更助长了倪氏的气焰。然而，罢免一个督军（倪嗣冲等于是督军），这连袁世凯都做不到，黎元洪怎么可能做到？
更令黎元洪焦心的是，不仅督军团没有怕了他，而且原来属意的接替段祺瑞的人选，一个也不肯出任总理。本来，他以为得罪了段祺瑞，不得罪北洋系就好，再请出一个北洋元老，也就行了。没想到，继任的总理，徐世昌不肯做，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也不肯做。无可奈何，只有一个说起来跟北洋系有点关系的前清半遗老李经羲肯出头，也就只好让他出头了。这个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辛亥革命的时候，做到云贵总督，是个精致的公子哥儿。新军云南起义，他做了俘虏，蔡锷放了他一条生路，去了香港。此人贵公子出身，自负倒是很自负，可是本钱有限。进入民国，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肯痛快出山，也不能断然隐居，做伯夷叔齐。袁世凯尊他为嵩山四友，无非是把他当尊菩萨供起来。黎元洪选他，一来是没有办法，二来觉得北洋系是从淮军脱胎而来，而他是淮军祖师爷的侄子，多少有点关系，没准儿能行。而李经羲也有这样的自我感觉：“北洋出自淮军，余乃淮军前辈。”[25]其实，说北洋出自淮军，已经相当牵强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的确有不少人是从先前的淮军中来的，但新建陆军，却是另起炉灶的产物。当时李鸿章还在，袁世凯已经对李不大尊敬了，后来的北洋系，谁会买这个无权无势的半遗老的账呢？
不过，李经羲出来，也有一个作用，就是促使黎元洪下决心，请出张勋。因为李经羲出山的条件之一，就是让张勋来调停。在李经羲看来，巡防营底子的张勋，跟淮军的关系更密切。就这样，复辟的大戏正式开锣，张勋登场了。
黎元洪请张勋来做调停人，固然觉得张勋本意也反对参战，屁股没准儿会坐在他一边，但本质上，却是对督军团的一种妥协。张勋是徐州会议的盟主，而徐州会议的参加者，就是督军团。黎元洪扫了督军团一个老大的面子，想通过给另一个老大更大的面子来挽回形势。刚上台的时候，黎元洪曾经声色俱厉地斥责过军人干政，然而没多久，就屈身下节，央求张勋前来“干政”。让秘书长催，自己催，而且联电催促，生怕人家不来。这不只是黎元洪个人的尴尬，而且是共和制度的尴尬。军人不干政的原则，在现实面前，只能算作一个不值钱的头花，一旦政治需要，就可以当用过的抹布，丢进垃圾堆。
注释
[1]北京兵变还找不到袁世凯授意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是有的，而且，兵变的结果，恰好可以灭掉革命党要他南下就职的安排。
[2]《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3]《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日。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7页。
[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2页。
[5]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127页。
[6]《中华新报》，1917年5月14日。
[7]《中华新报》，1917年5月24日。
[8]《晨钟报》，1917年5月11、12日。
[9]邹鲁：《回顾录》，第7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10]《宣战案与政潮》，《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11]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6页。
[12]这是陶菊隐的话，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第20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1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5页。
[1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2页。
[15]许田《对德奥参战》，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二期。
[16][18]（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5页。
[17]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0页。
[19]《中华新报》，1917年5月27日。
[20]《申报》，1917年5月27日。
[21]李良玉等：《倪嗣冲年谱》，第15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22]《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卷，第48页。台北，“中华民国国史馆”，2003。
[23]《申报》，1917年6月6日。
[2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6页。
[25]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