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对德宣战的纠葛
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1914年7月28日，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为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大战，本是欧洲列强两大集团对峙多年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欧战。既然是欧战，似乎跟中国人就没多大关系。不过，那个年代，虽说不能讲“地球村”，但欧洲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难以完全置身事外。更何况，欧洲两大集团的国家，都在中国有实体性的存在。东方，恰好还有一个已经脱亚入欧、曾经战胜俄国的日本。日本由于英日同盟的关系，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它动刀兵的地方，不是欧洲，而是中国的青岛。在那个年月，海洋是英国人的天下，德奥的海军不行，战端一开，在中国的德国人，就成了孤儿。所以，当日英联军打来时，德国人无论如何都抵抗不了。占绝对优势的日本军人，围攻青岛，打了一个月，不到五千名临时招来的德国人投降。据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说，日本官兵因此役授勋者达十四万人。[1]看来，第二次对白人的优胜战绩，虽然有点胜之不武，但仍然令日本兴奋，因为，对手毕竟是多年作为楷模的德国。
如果欧洲的战争也像日德青岛之战那样，速战速决，那么，这场白人之间的厮杀，的确不怎么干中国的事。孱弱的中国人，只能像多数欧洲战争一样，远远地看着，发一点儿不痛不痒的议论，自己保持中立了事。虽然按西方研究者的说法，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国站在他们一边参战，但由于日本的反对，此事没有结果。在大战之初，日本人把欧战视为独占中国的天赐良机，不乐意看到中国有任何出头露面的机会。[2]按莫理循的说法，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动议后，袁世凯表示，须英法俄日四国共同提出邀请，他才考虑。但当英法俄三国驻日使节向日本政府提议之后，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3]1915年11月间，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发现日本报纸纷传中国参战之事，曾经就此事问过国内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回答说，英国和俄国，曾经试探性提议让中国参战，我方正在慎重研究。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郑重其事上门询问此事，中国方面的回答是，英俄并未正式提议。最后，此议由于日本方面不乐意而作罢。[4]而此时的英国人，显然也没把争取中国参战太当回事。因为，在战争之初，大家几乎都认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战争打不了太长时间，几场大战役之后，就可以分胜负了。但是，偏偏战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旷日持久，打成了消耗战，绞肉机式的消耗战。双方掘壕据守，反复争夺，人力损失巨大。这时候，就用得着中国了。挖战壕、抬担架、运弹药这样的苦活儿，以及后方的工厂、工程，总得有苦力才行。而中国人，那个时代，在欧洲人眼里，就是苦力（coolie）的代名词。此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同盟国的人，已经被日本赶走了，那么征集苦力，也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资格。自1916年春天起，法国人就开始在中国张罗招募劳工，随后，英国人也加入了进来。按欧洲的标准，华工非常廉价，每名华工，每月所得工资才二十二元，其中安家费为十元。但是，山东一带的农民，趋之若鹜。四个星期，就可以招募到九千人。[5]民国没办好，农民的生计艰难，出国做苦工，虽说危险，但也是一个出路。
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死亡士兵越来越多，谁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欧洲不仅劳动力紧张，兵源也紧张。中国是中立国，任何一方在中立国大规模招人，都有不便。日本人虽然参战，但想让他们为欧洲的事，到欧洲打仗，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中国人越来越被人惦记，不仅惦记中国的劳力，也惦记中国的军队。自从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新式的中国军队，给在华的欧洲武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只要加以适当的训练，中国人是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而日本由于欧战，成了战争物资的供应商，很发了一笔，底气很足。加之，很有可能英法俄等国，也对日本战后的要求，有所许诺。[6]最关键的是，既然已经加入协议国方面参战，总是希望协约国会赢。所以，日本也一改初衷，也同意中国参战了。这样一来，19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参战的问题，就非常正经地浮上了水面。
不过，虽然说甲午之后，德国人强占青岛，委实霸道了一回，后来闹义和团，还把德国公使克林德给杀了，但总的来说，中德关系一直都不错。当年德国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中国新建陆军，法乎其上，学的就是普鲁士。所以，军政两界，崇德者甚众。很多人去日本学军事，但日本也是学德国，所以，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几乎个个是普鲁士军人的粉丝，连徐树铮这种眼高于顶的日本士官生，也是个崇德派。德国人占了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开始固然霸道，但后来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还不坏。所有的建设，都做得有板有眼，德占青岛的秩序也好。所以，日德开战，不像当年日俄战争，中国舆论一边倒地向着日本。很多人对德国的失败，感到惋惜。欧洲战事胶着，孰胜孰败，一时间真的不好判断，单就战场态势而言，同盟国有德军参与的战线，同盟国方面还占着上风。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当年的国军士兵
在1917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一个肯定的回答。然而，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中国政府不参战，实在太困难。道理很简单，在东方，德国人已经被赶走了，存在于中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员，除了使馆，就是租界和商界的零星人等。但是，协约国，尤其是英法的势力却依旧存在。再加上一个日本，就更不得了。后来，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这样的话，在中国的西方国家，几乎一致要求中国参战。以当时中国如此弱的情势，即使上下都不乐意，人家非要逼你，事实上也无法拒绝。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当时的中国，即使想跟德国结盟，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跟协约国走。“东亚均势之局，即在战前，而德之力已极孤微，奥更无论。若今日则德在东亚之势力，已达零度。以吾所策，德虽不败，而十年之内，其势力不能复振于远东明甚也。质言之，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之林，虽进无所获，而退焉必足以自保。”[7]意思是说，在欧战打到这个份儿上的情形下，今日之远东，中国的生存，无非依赖于英俄法美日五国的均势，具体地说则取决于美国和日本，只要跟着他们走，中国即使无所获，也可以自保。后面的话，他没说，实际上，中国也不得不跟着美日走，即使前面有深渊，也只能跟着。实际上，对于已经改了主意，力主中国参战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要参战，只能跟着日本走。日本寺内首相的密友和特使西原龟三回忆道：“欧战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尚在犹豫观望，若想保持目前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已经不可能了。若任其站到德国方面去，当然是一件很坏的事；但若坐视其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我为此异常焦虑，曾数度向政府提出种种建议，内阁终于决定劝告中国参战。本野外务大臣委托我前去处理此事。”[8]当然，美国方面也多次表示了希望中国参战的愿望。驻美公使顾维钧，不仅向中国政府传达了美国甚至还有英国的这方面的意愿，还强调，如果跟着日本，则有丧失主权的危险，而跟着美国，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同样，美国也可以因我参战，给予经济上的援助。[9]只是，就当时而言，美国在华的存在，远不及日本强势。美国人虽然也因欧战发了大财，但一时间还没有意思改变日本强势的格局。中国的参战问题，势必跟日本有着解不开的干系。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当然，即便如此，参战，也得有个由头。这个由头，是美国人弄出来的。
德国在一战的时候，为了弥补海军的劣势，实施了无限制潜艇战，跟英法俄缠斗。在水底下打水面舰只，这样的斗法，难免伤及无辜，影响中立国的利益。无论客轮“露西坦尼亚”号事件是否美国参战的原因，但至少这个令百多名美国人死亡的事件，的确可以构成美国参战的非常合适的借口。1917年2月，由于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与德国断交，不久加入欧战战团。在断交之时，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使节，看能否要求中国跟他们一致行动。整个事情挺有戏剧性，接到指令，美国公使芮恩施立刻就来见段祺瑞，进到总理的会客厅，才发现双方都没带译员，只好干坐着抽烟，等翻译。幸好，这时中国的海军总长来了，他的英语不错，双方之间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探讨的结果，段祺瑞表示，中国政府虽然乐意就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表示抗议，但对于绝交，还是相当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几年来，德国一直慎重对待中国，若突然与之断交，看起来象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过了几天，芮恩施又得到通知，美国国务院要他不要对中国的参战问题，过分热情。显然，这是美国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压力。[10]显然，在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想开罪日本，拿下在东亚的主导权。美国人一主动，日本人就吃味了。
到了晚上，中国方面还是妥协了，答应提出抗议，准备断交。[11]当然，这是因为日本的意见。下午曹汝霖跟日本公使进行了接触，日本方面，也劝告中国可以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雷厉风行，随即对德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的由头，跟美国一样，也是无限制潜艇战。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有中国公民因此而受害的。[12]湖南督军谭延闿就来电表示疑惑，说是“中国并无船只往来，协约国有无封锁似于中国无关”。[13]即便如此，由于有了美国人的掺和，日本有点不满意了。当中国公使章宗祥去见日本外相的时候，日本外相说，中国做得不够，应该马上“宣布断绝国交”。并对中国提出抗议之前，没有跟日本政府协商，表示不满。（其实是协商过了的，只是章宗祥没有及时约见日本外相而已。）随后，段祺瑞即直接给驻日公使章宗祥来电，要他与日本方面协商对德绝交之事。在一番紧锣密鼓的交涉之后，日本表示满意，也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中国在绝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即协约国——笔者注）”。[14]当时的英法两国，的确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有精力、也有工夫影响中国的，只有美日两国。但美日之间，也存在小小的争夺，相对而言，美国争的劲头小，日本的醋劲大，即便是参战，日本也生怕中国跟着美国走。在讨论中国是否对德绝交和参战的问题上，根据章宗祥的回忆，日本方面掺和得相当深。段祺瑞和几个亲日、知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公使，以及来华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为此接触频繁。[15]此时，日本已经换马，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大隈内阁已经下台，新上台的寺内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强横蛮干”的霸道，改为也非“宋襄之仁”的王道。[16]尽管如此，这些主张实行对华柔化政策的日本人，也是一副大哥的架势，还是个小心眼的大哥。小弟稍有差池，就一脸不高兴。
自晚清以来，从来都是西方列强在华势力，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走向。《辛丑条约》之后，这样的列强意向，更为明显，晚清如此，民国也不例外。外事，就得看外国人的脸色。自打德国人被日本驱逐出了山东和青岛，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就剩下使馆、租界和零星的商人、传教士了。这种在华存在近乎零度的状况，当然很难抵抗英法俄美日五国的影响。政界人士中，即使对德颇有好感者，其实也知道这回欧洲列强打架，非要中国人站边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即便如此，对德绝交的提案，还是遭到了总统府的坚决阻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喜欢开罪德国，当时的舆论，整体上是希望中国保持中立。为了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不得不以退为进，辞职出走天津。在段祺瑞撂挑子之后，黎元洪发现，他居然在可能担任总理的名流中，找不到一个乐意接手的人，而各地督军也纷纷来电，挽留段内阁。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能妥协，请回段祺瑞，自然，对德绝交也就一帆风顺了。内阁对德绝交的决定，很快参众两院都通过了，黎元洪也盖了印。
晚清著名的史官恽毓鼎，跟德国人关系密切，日记中记录此时凡两次见德国公使辛慈。辛慈觉得中国如此决定，是中了日本的计。他在日记里哀叹：“众议院表决加入战团（其实只是绝交——笔者注）已通过，间有数十明于理势之人，无如寡不敌众也。”[17]尽管有许多人表示不满，但总的来说，如果仅仅是对德绝交，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绝交是为开战做铺垫的，两国走到绝交这一步，下一步多半是要开战的。怂恿中国对德绝交的协约国列强，以及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研究系诸位干将——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诸公，最终的目标，都是参战。段祺瑞也认为，参战是必然的选择。可是，参战议题真的提出的时候，北京却炸了窝。梁启超后来回忆道：“夫绝交与宣战，不过同一事件进行先后之程序。既已绝交，则宣战乃当然之结果，何至成问题！而吾国人心理，乃有大不可思议者。宣战论之兴，不独前此反对绝交者反对之，即赞成绝交者亦大半反对，即不反对亦迟疑观望。”[18]其实，按冯国璋的说法，绝交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们意见中，中国对德绝交，应该是狭义的。“则绝交之后，条约仍属有效”，并非真的跟德国闹翻。[19]也就是说，很多人心目中的绝交，其实是假绝而已，装装样子，当不得真。真要是来真的，绝交之后参战，一时间，反对声浪之高，达到了吓人的程度。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反对，前国民党的议员反对，保皇党人也反对，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骂梁启超“病狂”，说一年后德军进北京，要拿他做元凶惩罚。政府内部很多文官反对，各地军阀，多数也持反对意见。力主复辟的遗老遗少，也一连声地反对。连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都极力反对，口口声声说，合肥（段祺瑞）为梁某人所误。[20]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中国没办法拒绝协约国的要求，站边也就可以了，站在协约国一边看热闹。参与打架，是突破了底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国的上层人士，在别的事上，经常打成一团，唯独在对德参战问题上，无论保守与激进，奇怪地达成了空前的共识。从沈曾植到孙中山，反对参战的理由，居然出奇地一致。
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
问题的关键是，主张参战者并没有回答反对者最初的疑问，这场欧洲战事，谁能赢？参战派最有话说的梁启超，也不过是说，欧战就算协约国方面赢不了，同盟国也未必能吞下英法俄美日这五大强国。而中国无非是靠列强之间的均势才能生存，如果真的德国赢了，一统天下，中国参战与否，怎么都是个死。所以，还不如趁机交好五强，为日后争取外交主动，进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做个铺垫。[21]在此期间，总统府外事顾问英国人辛博森，提交了一系列外务报告，主要内容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尽管他作为英国人，本身就有倾向，但在1917年4月之前，这些报告也没能就孰胜孰负提出明确的看法。[22]在那个时代，晚清中国军事改革，学的就是普鲁士陆军。德国陆军天下第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陆战有优势，海战呢？眼下德军进行的无限制潜艇战，似乎协约国方面又没有好的办法应付，这让中国人更加心里没底。原本，两个巨无霸强汉打架，中国不过是个旁边看热闹的小混混，在两条汉子分出高下之前，按说小混混的最佳选择，是避免站边，即使不得已靠哪边近点，也最好避免加入一边助拳，免得吃眼前亏不说，站错了队，日后会被人秋后算账的。当日李经羲在给段祺瑞的信中有句话很有代表性：“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不求有功，先求免祸。”[23]人们对于中国的实际地位，心中有数，“矮人”而已。他们悲观地意识到，中国参战，即使协约国胜了，也没好果子吃。用杨度的话来说就是，“协约国胜则我不分其利，协约国败则我并蒙其害”[24]。应该说，这样的选择判断，是饱含中国人传统智慧的识时务之举，而梁启超们的想法，倒像是赌徒赌命式的押宝。其时很活跃的政客金永在给张勋的信中，就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外交，是“以全国为孤注，危险至于极地”[25]。有这样忧心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因此，在多数人眼里，尽管身边的列强逼我们站边，宣布对德绝交，但表明我们站过来了也就可以了，参战是万万不能的。一参战，就等于惹祸上身，万一德国赢了，中国就万劫不复了。所以，在众多支持绝交的人眼中，绝交就是一个底线，一个无奈的底线，无论如何，都不能走到参战上去。不仅黎元洪如是想，多数国会议员如是想，连坐镇南京、手握重兵的副总统冯国璋也这样想。当初绝交，他就十二分地不乐意，还亏了一干美国人跑到南京游说，蒙骗他说，绝交“并不意味着走向战争”，这才让他勉强赞同政府的政策。[26]段祺瑞身边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反对参战，前面已经提过。段祺瑞的爱将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明面上通电拥护政府对德方针，[27]但私下里致信张勋，却洋洋洒洒列举了不可参战的八条理由。[28]倪嗣冲是督军团的猛张飞、急先锋，贯彻段的意志不遗余力，但来北京之前也曾致电黎元洪，声言反对对德绝交。他的理由，跟其他反对者几乎一模一样：“将来欧战终了之时，德败，于我无大利；德胜，则大害至焉。”[29]他后来的表现，其实并不说明他真的想通了。如果按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的说法，黎元洪反对参战，其实还有另一层忧虑，怕中国因此被日本控制。[30]当时，日本内阁换人之后，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频繁跟院方的人接触，把他搁在一边，也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
然而，按当时的情势，不管中国人有多少疑团，只要协约国诸强，尤其是日美两国坚持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恐怕很难拒绝。参战的第一步已然迈出去了，第二步死活不挪窝，估计也扛不住。欧战需要中国的劳工，这是不可抗拒的大题目，中国政府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如果死活不参战的话，也得跟协约国签一个“供货”条约。如果这样的话，万一协约国打赢了，中国不是战胜国，是没好果子吃的。协约国败了，由于帮助过协约国，更没好果子吃。这样的考虑，梁启超们实际上是有的。但是，真正有决定权的，不是研究系的文人，而是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干将们。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他的阁僚们，肚子里的算盘，其实跟梁启超有所不同。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
袁世凯死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也消失了。各地纷纷对中央政府断粮，各省督军，应该上缴的税款，一分没有。但各地督军手里，往往有一个或者两个师，这些驻军本是督军的看家本钱，但理论上军饷却该由中央政府负担，他们不给中央政府交款，却一个劲儿地冲中央要。你只要让他们干点事，就非出钱不可。北京政府的收入，除了几条铁路，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剩下的关余和盐余（庚子赔款是指定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支付的），再加上发行一些越来越没有信誉的公债。这样一个闹穷的政府，需要钱。而参战，眼前就有钱上的好处。首先，如果参战，庚款中德奥部分就不用赔了，而且德奥在中国的租借和其他产业，还可以没收。其次，协约国方面也放出空气，如果中国参战，不仅庚款整体上可以缓付，而且中国的关税，也可以提高。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跟日本外务省交涉参战事宜之时，日本方面屡屡放出空气，说是这两个问题都好商量。在北京的协约国公使，也表示乐意讨论这个问题。[31]已经身在北京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已经在跟段政府商谈大笔的借款事宜。其中，参战借款，是重要的一笔。通过这笔借款，日本方面固然可以通过给予武器和训练支配中国军队，但段祺瑞也可以由此得到一支精锐的嫡系武装。这一点，对于手中没有可以直接掌控的军队的段祺瑞来说，显得格外地具有诱惑力。正因为如此，在德国留过学的段祺瑞，反倒主张对德宣战，而受英式教育（黎元洪是学海军的，当年的海军学的是英国）的黎元洪，却偏偏偏向德国。本质上，府院之争，就是个利益问题。1917年3月6日，正当段祺瑞又一次跟黎元洪闹别扭，要辞职时，段的爱将张敬尧来电，认为中国如果不得不加入欧洲战局，应该争取到几个优待条件，比如“改议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各方交涉免除庚子赔款”“接济我若干军费”“助增我国足用之军械弹药”等。[32]此电，应该说反映了当时皖系集团多数人的意见。他们不是不明白参战的危险，但也意识到了当家人不得不参战的“形势”，更看到了参战后可能拿到的好处。
西原龟三关于跟段祺瑞交流参战问题的回忆，很有意思。1917年2月，他第三次访华，跟段祺瑞交谈，一上来就说，你作为军人，认为两边谁能赢？段祺瑞说，德国方面似乎还占优势。西原说，我也这么认为。但你认为德国能渡过海峡，攻下英国吗？段祺瑞说，当然不能。最后两人达成的共识，是德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时西原说：“既然德国无法制胜，那就勿须耽心德国势力会在六七年内闯进亚洲。因此，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此乃千载一时之良机，万不可失之交臂。寺内首相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能够实现。”西原说完这段话，没等翻译译完，段祺瑞“即用双手击股，猛然站立起来，显示出武人的姿态，用一种几乎带有几分颤抖的语调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33]
然而，在参战与否的争议中，段政府的理由，多少有点说不出口。你总不能说，参战就是为了钱。跟日本人的协商，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时难以公开。而能说出口的梁启超理论，又显得有点苍白和不切实际，很难令人信服。聪明善辩如梁启超，也没法儿告诉人们，到底谁能赢。更重要的是，在府院之间，院方的利益，也就是段祺瑞集团的利益，不是府方的利益。退一万步说，黎元洪也不过是个甩手掌柜，他无须操心政府的财政，也不用看那些纷至沓来的索饷电报。他耳边的七嘴八舌，十有八九，都是对参战后中国悲惨命运的预测。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对俄国能否继续坚持，大家更是没底。当时纷传，美国人不过绝交而已，不会参战，而俄国必然退出战团，“德之潜艇战略已奏奇效，一月后必破巴黎，两月后英民将全数饿死，三月后德军将乘西伯利亚铁路直捣北京也”。[34]即使在1918年的夏天，复辟已经过去多日，中国已经参战大半年了，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是提到，中国依旧在害怕，害怕万一协约国失败，遭受德国人的报复。[35]
在战争胶着状态下，这些后来看来近乎扯淡的预测，征诸那年月西方的报界，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参战问题，猛然之间，就变得事关民族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了。你还真的不能说，这些嘈嘈切切的议论里面没有真的焦虑。原本，府院之争，里面有彼此的利益之争，也有意气之争，但唯独在参战问题上，反对的府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正义感，找到了道义支撑。起哄的国会，更是义愤填膺，喧嚷不已。偏偏，在这种时候，特别固执、执意要贯彻自己意志的段祺瑞，发现按规矩出牌，实在寸步难行，不得已，又惯性地回到了他主公的老路上，策动军人干政。一旦非常规手段出来，段祺瑞走一尺，他的部下就能走一丈，一群大兵上阵，粗手粗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让主张参战的一方，主要是段祺瑞自己的道义感，流失得更快。而对手黎元洪，似乎也就有了本钱，跟段祺瑞撕破脸大干。
注释
[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70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2]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718—719页。
[4]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16—1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5]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一册，第169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
[6]王芸生持这种看法，认为英法俄与日本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有秘密交易。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75页。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提到这回事。（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96页。
[7]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
[8]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35页。
[9]《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84—185页。
[10]（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95、第199页。
[11]（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94—196页。
[12]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2—113页。
[13]《谭延闿关于德领对我抗议陈述六点意见致段祺瑞抄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4][15]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4—115页。
[16]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17页。
[17]《恽毓鼎澄斋日记》（2），778—77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8]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冯国璋拟中德绝交始末及其利害意见书稿》，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1170—1171页。
[20]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21]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
[22]参见《辛博森外务报告》，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
[23]《李经羲为对德关系致段祺瑞函》，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51页。
[24]杨度致张勋函，《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29页。
[25]《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47页。
[2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97—198页。
[27]张敬尧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65页。
[28]《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41—42页。
[29]李良玉等编：《倪嗣冲函电集》，第29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0]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编》（上），第206页。
[31]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7—118、121—122页。
[32]张敬尧劝段祺瑞留任及参战原则致傅良佐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下），第1202页。
[33]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36—137页。
[34]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35]《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