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研究（1912—1949）

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其实践可以上溯至20世纪前期。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作为“方法”的文学人类学及其在20世纪前期的实践。主要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围绕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思想渊源、“神话”概念在中国的输入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早期实践历程、20世纪前期学界对“三重证据法”的倡导等问题作宏观考察；下编围绕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闻一多、

谭献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本书从晚清时代与文坛双重变迁的视域中考察谭献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与文学地位。将谭献文学研究与晚清文学流派、学术思潮、文艺思潮等方面相联系，在晚清文坛“南北宋词之争”“唐宋诗之争”“骈散之争”的视野下考察谭献的词学观、诗学观、骈文批评理论等文学思想。本书从谭献文艺与文学互通共融的现象出发，从书学与词学、诗学与词学的关系角度入手，分析谭献的词学批评理论，从而深入探究晚清的学术思潮

研究是一种价值预设。对中国晚近三十年散文演变进行追踪调研，深层的意指，是对晚近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间民生众相、精神状态、民族灵魂、人格思想的深度调研，也是对中国当代散文研究相对边缘化、有限性的某种纠偏。“精神生态”是作者确认的散文演变场域，并从“精神向度”“精神表意”“精神复归”“精神多元”“精神守望”“精神碎片”六个维度勘探创作主体即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态、关联的社会存在和文化思潮裂变。研究过程中

消化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某些合理内核，针对现代诗的接受困境、难度进行问题清理；抓住现代诗接受的特异性、开放性、有界性，展开自己的回应。在中西接受比较的汇通、平行基础上，返观古今诗歌的接受差异；讨论现代诗接受主体的裂隙、局限；质询接受中的特点、难点、瓶颈、影响因子、特殊路径、有效性及经典化；分析“阐释共同体”的接受前提、“心得意会”的接受心理机制、以趣味为中心的接受趋势；提出接受的“哑铃模型

“倭寇文学”是将明代“倭寇”这一历史事件加以文学书写的独特题材类型，在中日两国文学中皆颇具规模。而两国作家所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决定了两国“倭寇文学”全然不同的观照与描写，由此形成了“中日视差”。本书通过分析两国的“倭寇文学”，在历史真相与文学想象之间，在史料记载与历史注解之间，在国别与区域之间，深入考察其中存在的差异乃至错位，从而有助于具体而又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学研究生涯可分为经学时代、元曲时代和杜甫或杜诗时代，他的元曲研究和杜甫研究是在他的经学基础之上展开的。本书以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研究为重点，梳理了他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研究的特色，旨在研究他如何剖析元朝的时代风气和元朝人文学伦理的转换对元杂剧兴衰及文学性格的影响，以及他如何试图将杜甫作为典型来探讨文学的尊严；同时本书试图以其师狩野直喜的教诲和黄侃给予的启示，还有吉川幸次郎自己

本书通过选取明清时期重点读者对柳宗元的接受现象的综合研究，深化对柳宗元思想及其诗文作品审美价值的认识。在明清时期柳宗元接受现象研究中，除了读者对柳宗元及其诗文的阐述评价外，还更多探究柳宗元的思想、人品、生活经历、诗文理论和创作成就对明清时期重要读者的多方位影响。本书有助于柳宗元的传播接受研究系统更为完整；有利于传播接受理论在柳宗元研究中的合理运用，可以更好地开展柳宗元的综合研究。

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促进了《红楼梦》在西方世界里的传播。本书以《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的形象翻译作为切入点，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采取定量与定性、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以一个源文本的两个底本分别对应两个译文的一对多模式，对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两个译本的前八十回进行比较，对霍克斯显化人物形象的翻译方法进行了探讨。本书将规范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对红楼

本书系统论述了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的文论成就，梳理了“中体西用派”、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谱系，论及文论范畴和命题五十余个，涉及张之洞、沈曾植、陈衍、辜鸿铭、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黄侃、梁启超、章士钊、吴宓、胡先骕、汤用彤、陈寅恪、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近现代人物数十位。立论平正，资料翔实，史论结合，为建设中国文学理论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