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讲堂：辜鸿铭讲国学

本书是《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修订版，增加了2009—2019年十年的内容。综观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外国文学研究，有两个主要事实：一、最初十七年基本上沿袭苏联模式，却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二、后四十年“乾坤倒转”，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不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坛，而且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提供了某种先导作用；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穿越传统政治与美学界限，实现广泛

本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百姓的地位悄然改变，进入“平民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民俗诗歌兴盛于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民俗的交叉则是一个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民俗学研究者往往用民俗学的眼光去观照诗歌中呈现出的民俗事象、民俗观念等。本书不同于这类研究方式，而是以文学为本位，研究宋代民俗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宋代诗人自己如何以所

16世纪中后期是中国“被全球化”的历史时期。与海战、海上贸易密切相关，海疆局势为文人才俊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海疆幕府极大地吸引着内地的青春文士。抗倭总督胡宗宪浙江幕府汇集了大批各路精英。在历史动荡时期，幕僚文士协助幕主巩固了海防边疆，稳定了明代时局。而与海战相始终的幕府文学文化活动则直接引领了时代文学潮流。幕府文化生活的需要、幕僚文士的唱和交流使得此际产生了大批幕府文学，戏曲、骈文、小说争奇斗艳

本书主要对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创作关系进行深人系统探讨。上编从整体性视角察看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创作关系，分析张爱玲阅读接受英国作家作品的客观背景，所发生的共鸣及所可能受到的实际影响。下编对张爱玲与英国作家进行个案解读，思辨其中或隐或显的相通之处，追溯张爱玲在对英国作家作品创造性接受中的吸收、借鉴与转化痕迹。从期待视野来说，本书所着力的不仅在于探讨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创作关系，以及张爱玲在对英国作家作品

本书通过考察学堂乐歌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曲调来源、思想蕴涵等诸多问题，深入阐释学堂乐歌在结构模式、节奏韵律、语言体式、句法结构等方面的显著特征，详细描述其在提倡军国民教育思想、塑造现代国民意识、重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中的特殊价值，探究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传播的内在关联，认为学堂乐歌在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书初步对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进行了一次综合检阅，探讨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生发机制、群体概貌、美学价值，尤其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对华文微型小说进行了初步的把脉定位，视野宏阔，放眼全球，有利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华文微型小说在世界范围内“使得华人恢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心，并使微型小说不但成为推动整个华文文学的一股力量，而且成为超越国境实现中华文化向心力的

本书以鲁迅话语整体为研究对象，多维度、系统性地描述和凝练出鲁迅话语中的多重“图式”：国民性话语和个人性话语的双构模式、“铁屋子”的“关系体”和“时空体”模式、还乡小说的“回乡者—故人—故事”结构模式、鲁迅话语实践的“双漩涡”动态衍生图式、“身外—抗世/身内—自省”的生命哲学图式等。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鲁迅话语的发生、鲁迅话语的实践、鲁迅话语系统的原点、鲁迅话语模式和生存模式的同构性等问题，推进了

《老子》英译的悠久历史和众多译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本书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选取理雅各、韦利、刘殿爵、韩禄伯和米切尔这五位译者的《老子》英译为研究对象，采取“社会历史语境+译者/译作+译文读者”的综合研究路径，描述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译本的特点，并将译者和译本放置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尝试发现和解释社会历史语境与译者、译本及读者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