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70年 祖宗阁，天井混沌初开（1）
1
1970年某月的某一天，在璩家花园，我们看见李择佳又一次来到民有家。名义上，她只是去帮民有父子缝补衣服。这一年，四十七岁的李择佳，因为微胖，或者说因为丰满，脸上还没有什么皱纹。若是用半老徐娘来形容，应该说也不太合适，按照古人说法，根据历史的记载，真正的徐娘不过三十出头。李择佳是五个女孩子的母亲，眼见着快五十岁，却一点都不显老，稍稍收拾打扮，说风韵犹存并不过分。李择佳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春天差不多了，天气正在变热，已经有点初夏的意思。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的民有，与儿子天井正说着什么话，突然看见门外站着的李择佳，按捺不住惊喜，一本正经地来了一句：
“哟，你怎么来了？”
这话是说给儿子天井听的，他知道她会来，他正在等她来。李择佳听了十分不乐意，我们可以看见她的脸沉了下来，不是很开心地回了民有一句：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难道不是你喊了才来，还真以为我会送上门呀！”
民有知道自己说的话不太妥，本来就是打个马虎眼，干脆借坡下驴，调笑说：
“那也说不定，这个很难说的。”
李择佳看了天井一眼，看他傻乎乎的没任何反应，回过头来看着民有：
“把话说说清楚，说清楚好不好，难道我这人在你眼里，真的就那么那个？”
民有连忙说：“不那个，不那个。”
李择佳偏还要追着问：“什么不那个不那个，那个什么，到底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
我们可以听见民有不怀好意地一阵干笑，笑完了，看了儿子一眼，看了看完全无动于衷的天井，说：
“没什么，没什么。”
李择佳说：“你不就是想说一声我贱嘛。”
民有说：“不是不是，贱的是我，是我贱，是我贱。”
李择佳气不过，也拿他没办法，说：“你这人是真不要脸——”
民有听她这么说，乐了，很快乐，他喜气洋洋地又看了天井一眼，涎着脸说：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要脸，死不要脸。”
这一年，民有四十四岁，看上去一脸风霜。他的儿子天井十六岁，是个有点迟钝的孩子。说天井还没开窍，他已经开窍了，说他真开窍了，又好像什么都不太懂。李择佳时不时地会替民有父子做这做那，打扫卫生、缝补衣服。天井一点都没觉得这不过是幌子，没觉得这是老情人相会的一个借口。天井根本没往那方面去想，他那时候那岁数，对男女之事已知道一二三四，对他爹和李择佳的私情，竟然会迟钝得一点感觉都没有。在父亲民有眼里，李择佳依然还有几分姿色，在儿子天井眼里，她差不多就是个老大妈。隔一段日子，李择佳会上一次门，会到他们家来一趟。天井一直在偷偷地喜欢李择佳家的阿四，因此，心里非常欢迎她上门，看到李择佳便能想到她女儿阿四，要是她能带着阿四一起上门就更好了。
民有随手拿出了几件衣服，又拿出一个生锈的旧铁皮月饼盒，里面放着针线布头之类，弄半天才将铁皮盒打开。李择佳打量那些衣服，问这几件衣服洗过没有，干净不干净，拿起其中一件，说怎么还会有污渍。两个人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天井傻乎乎在一旁听，毫无离开的意思，弄到最后，民有终于憋不住了，咽了咽嗓子，让儿子该干什么，赶快去干什么，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天不黑别回来。
最后一句“天不黑别回来”，本是句气话，他知道儿子一旦出去，自然是天不黑不会再回来。十六岁的天井，个头已大人模样，已经和成年人一般高，嘴边也有了毛茸茸的小胡子，心智上仍然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仍然没有完全明白事理，仍然没心没肺。民有让他出去玩，他也就不想再在这个家里继续待下去。
天井一离开，民有赶紧去把门关上，蠢蠢欲动毛手毛脚。李择佳在忙针线活，手上闪闪发光的针尖对着民有，说当心被我扎到，说你着什么急，等一会好不好，别急吼吼的好不好，等人家把手上的活先忙完。又说好不容易见上一面，难道不能好好地说说话，聊聊天。虽然是大白天，门一关上，房间里顿时有些阴暗。民有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是夜光的，隐隐地放出白光来，李择佳觉得奇怪，盯着看，他就跟她解释，为什么它会发光，什么叫夜光，自己是怎么拥有的，这样一枚像章又是如何珍贵。
李择佳就问：“这得花多少钱买？”
民有很得意地说：“我告诉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
李择佳让民有把门打开，房间里太暗，做不了针线活。民有说我们要说话可以，要聊天可以，针线活就别忙着做了，待一会再说行不行，待一会再缝再补行不行。李择佳说那就先说话，先聊聊天。民有翻箱倒柜，在找东西，李择佳问他找什么，他也不回答，只顾自己埋头找。李择佳问到底在找什么，为什么不回话。民有说我也不知道把它放哪了，应该在这的，怎么就没了。又说其实找不到也没关系，我是怕天井看到了不好，随手这么一放，就忘记放哪了。李择佳已知道他要找什么，民有还在嘀咕，还在叽里呱啦啰唆，说记得明明放在这箱子背后，肯定是天井拿了，这小子就喜欢乱翻。说着，他总算找到了那个铝皮小香烟盒，献宝似的对李择佳亮了亮。
民有说：“看来是我记错了，它其实还是在老地方。”
我们看见那个铝皮小香烟盒被民有打开了，里面装着一只反复用过的避孕套，或许是洗得不够干净，或许是抹上了一层滑石粉，空气中立刻有了一种怪怪的味道。民有拎起那只发黄偏黑的避孕套，轻轻抖着，把附在表面的滑石粉抖掉，放在嘴边吹，很严肃地往套子里面吹气，看它漏不漏。看着一丝不苟的民有，看着他十分认真的样子，李择佳又好气又好笑。
民有说：“想不到这个天气，说热就热了。”
李择佳说：“可不是嘛，前几天我还穿着棉袄，我那地方见不到太阳，阴冷阴冷的，没想到今天就这么热起来了。”
我们可以听见这两个人又开始七拉八扯，说了一会毫不相干的闲话，然后言归正传，话题又绕回来。民有的手上，一直还拎着那只避孕套：
“真要找不到这玩意也好，我们索性生个儿子，索性光明正大，就光明正大，让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什么也烦不了，烦不了那么多。”
李择佳说：“想得倒美，如今我都这岁数了，怕是没办法给你生儿子，你早干什么了，早干什么了！”
民有说现在说不定也还来得及，这就可以来一个明媒正娶，各自去打个报告，等双方领导批准，就去领结婚证。这个事还真得抓紧，大家年龄也都不小，没必要再拖下去，再拖就真的老了。这些年，双方的处境都不好，民有混得糟糕透顶，李择佳也好不到哪去。事到如今，可以说水到渠成，他们之间本来就那样了，你情我愿谈婚论嫁，按说也不算是什么事，真不算什么事，没想到话说着说着，焦点最后会落在一台缝纫机上。
面对民有的求婚，李择佳叹了一口气，一肚子苦水，终于倒了出来：
“璩民有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过去这些年，你是怎么对我的，我是怎么对你的。我呢，真也没少给你占便宜，你我这样，我们这样的身份，确实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说才好呢，不谈什么明媒正娶，我早就是残花败柳，不过不能太便宜了你，太让你不把我当回事，不能让你总是占便宜。我呢，也没有别的要求，你能送我一台缝纫机就行。”
李择佳也不是一定真要什么缝纫机，她只是觉得不能太便宜眼前的这个男人。该讲价的时候，还是要讲一下，该搭搭架子，还是要搭搭架子。真要是没有一台缝纫机，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她才不会太逼民有，她内心其实很愿意嫁给他，看民有的现实状况，他也买不起什么缝纫机。一台新的缝纫机可不便宜，民有真要是有能耐，心里真是有她李择佳，哪怕去旧货店弄一台旧的缝纫机也行。
民有说：“不就是买一台缝纫机嘛，没问题。”
“又吹牛了，你真没问题？”
“没——没问题！”
民有的语气并不怎么肯定，眼睛都不敢再看着李择佳。
李择佳很熟悉他的这种眼神，笑了：
“我就知道你又是吹牛，什么时候你如果能不再吹牛就好了。”
民有不服气，说：
“吹什么牛，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嘛，我说没问题，就应该没问题。”
“弄台旧的就行。”
“这什么话，要买就买新的，新的多少钱？”
李择佳知道这玩意多少钱，她太知道了，每次去百货公司，都会忍不住去看一眼缝纫机，摸一摸作为样品摆放在那的缝纫机。一台全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大约一百五十元，还要凭票才能供应。如果说那年头李择佳最想添置什么，毫无疑问，也就是一台缝纫机。
李择佳并不是很相信地又问了民有一句：
“真的没问题？”
民有最初也就是随口一说，听说要一百五十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心里免不了咯噔一下，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顿时信心百倍：
“没问题——”
民有扬了扬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
“一台新缝纫机，没问题，我的李园长。”
李择佳依然不是很相信，或者说根本就不相信，听他喊自己“李园长”，撇了撇嘴说：
“又要发神经病了是不是，你喊什么李园长呀，我不当那个什么园长，都多少年了。”
2
三天以后，我们看见李择佳正迎面走过来，她这是准备去费教授处帮他打扫卫生。前一天送晚饭，她与年老的费教授，曾有过一场模棱两可的对话，对话看似漫不经心，其实说者有心，听者有意，让李择佳多少感到一点不痛快，很不痛快。她的工作很像后来的钟点工，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费教授不住家的用人。每月虽然只有十五块工钱，对于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来说，这是一份还不错的差事。费教授此时已七十七岁高龄，走路有点蹒跚，头脑也是一会清醒，一会糊涂。
每天上午九点钟，费教授必定准时出门，散步去附近小公园，打一套很不规范的太极拳。因为住得不太远，李择佳每天照例要去费教授处好几次，上午先去一次，帮他收拾房间、洗洗换下来的衣服、扫地、倒马桶，然后在吃中饭时，为他送午餐，到吃晚饭，再为他送晚餐。费教授会另外交付十块钱伙食费，除了一天一个水煮鸡蛋，对吃什么没有特别要求，李择佳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费教授与李择佳之间的对话，发生在昨天晚上。费教授一边吃着李择佳送去的晚餐，一边问她是否看见有人进过他的房间，是否有人翻过他的写字桌抽屉。
费教授这一番问话，加上不太友好的语气，显然是表示他发现自己少了什么，在怀疑有人拿了他的东西，或者干脆说对李择佳有所怀疑。既然他这么问了，李择佳不得不反问一句：
“怎么了，费先生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
费教授迟疑了一下，想说，又不说了，继续吃饭。在费教授的目光中，李择佳看到一种不信任，因为不信任，所以欲言又止，把准备要说的话藏着掖着。她的自尊心顿时受到伤害，尽管费教授与李择佳之间是雇佣关系，是主与仆，是东家和用人。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时代，大家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和友好的。他们这是属于互相提携，互相帮助，费教授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对她。几个月前，为了写字桌上的一把铜尺，他们之间产生过一次不愉快。费先生非要说是李择佳拿走了铜尺，说他明明是放在写字桌上，早晨还看到它在那，李择佳一离开就没了，不是她拿走了还能有谁。
李择佳为此感到十分委屈，好在那把铜尺不久又在书堆里找到了，为此费教授还专门向她道歉。事实上，铜尺夹在一本书里，就在他看过的那一页上，费教授终于想起来，当时是为了便于再次翻阅，他特地把铜尺夹在那一页上，万万没想到，转眼把这事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今天显然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费教授大约又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又找不到了，然后呢，就怀疑到了李择佳头上。
李择佳说：“是不是又少了什么东西？”
费教授摇了摇头，还是不说话。
李择佳又说：“写字桌的抽屉是上了锁的，怎么会有人动过呢？”
这话的潜台词就是，既然费教授你都上了锁，谁又能动得了那张写字桌的抽屉呢。
那年头，好像也没什么贼，各家各户的房门，通常都是不上锁。历经过一次次战乱，璩家花园这一片地区，早就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小杂院。每一道大门进去，都会有好多户人家，邻里之间大多不会见外，都是熟人。费教授住在二楼，这地方位置优越，居高临下，原来是璩家花园的藏书楼。根据传说，此处离钱谦益的“绛云楼”旧址不远。当年的绛云楼名冠东南，图书收藏丰富，与清廷内务府藏书可以一比，是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藏书楼之一，可惜后来毁于一场大火。天井的高祖建造璩家花园，仰慕前贤，追求风雅，也在此处盖了个藏书楼。
璩家花园的藏书楼，与绛云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它取名为“鹍游阁”，语出《千字文》中的“游鹍独运，凌摩绛霄”。在鹍游阁前，本来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有个用太湖石堆砌起来的假山，还有个小山洞。费教授刚搬来时，那个太湖石假山还在，还有小孩子爬来爬去，钻进钻出。后来修仙鹤桥，急需石料，就把这些太湖石移了过去，砸碎了，当作建筑材料。原来的假山处，另起了一排民房，就竖在费教授窗前，黑乎乎的房顶，有碍观瞻，很难看的。
严格说费教授住处所在的位置，只能是当年藏书楼的一角。东边的二楼，大部分早已坍塌，房管所的人前来维修危楼，干脆把坍塌部分锯开拆除，于是费教授所住的这个地方，就显得非常奇怪，特别单薄，窄窄的，孤零零的，竖立在一片杂乱的矮房子当中，好像是个很突兀的炮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也是改造过的，很窄很陡，笔直，有了楼梯的支撑，看上去摇摇欲坠的二楼，从此安然无恙。
费教授与李择佳前一天的对话，最后不了了之。第二天，李择佳去得略迟了些，一路上，还在回想当时的对话，心里仍然有残存的不痛快。这时候，费教授肯定去公园打太极拳了，过去的一段时间，他老人家的记忆力正在变坏，常常会忘记事。老年人记性就是这样，越是记不住，越是要表现出自己能记住，越是要表现出自己不糊涂。李择佳明知道没必要太计较，犯不着跟老先生生气，心里那点不痛快，却一直堵塞在那里，排解不了。她不知道费教授发现自己少了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他那写字桌抽屉里究竟有什么，费教授从来都不会当着李择佳面打开抽屉。
二楼上似乎有动静，好像是关拉抽屉的声音。李择佳正准备上楼，楼上的响声让她感到疑惑。难道费教授没出门，难道他还在楼上，李择佳带着疑惑准备上楼，又停了下来，心里在想，如果费教授还在，如果是他，不妨等他关好了抽屉再上去，等他把抽屉锁好了再上去。
李择佳对楼上喊了一声：“费先生你还在家呀？”
楼上没有回答，却有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李择佳也没多想，这自然是表明费教授还在。她扶着楼梯把手开始上楼，一边上楼，心里还在嘀咕，他老人家为什么今天不出门呢。楼梯走到一半，楼上似乎又有了动静，又是什么东西在碰撞。楼梯走完了，李择佳站在楼梯尽头，她发现房间里没有人，费教授并不在房间里。这真是很奇怪，明明听见有声音，明明是有动静，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为什么。难道自己听错了，难道只是错觉，李择佳站在那发怔，突然，她发现墙角那蹲着一个人，没错，确实是一个人，抱着脑袋蹲在墙角，背对着她。
李择佳喝道：“你是谁，你在这干什么？”
那个人双手抱着脑袋，背对着李择佳不动弹。
李择佳又喊了一声：“喂，喂，怎么回事？”
那个人突然回过身来，李择佳这时看清了他的脸，竟然是天井，是民有的儿子天井。她想不明白天井为什么在这，为什么会在费教授的房间。天井一脸恐惧，惊慌失措，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李择佳。让李择佳感到疑惑的，不仅是天井这么傻傻地站在自己面前，更让她吃惊的是，费教授写字桌的抽屉竟然被拉开了，敞开在那，被拉到了一半的位置上，显然还没来得及拉好，还没来得及关上。满脸惊恐的天井突然朝着她冲过来，李择佳想拉住他，想问个明白，没想到他一把没能甩开她，竟然用力一拉，结果李择佳被他拉了个后仰，从高高的楼梯上摔了下去。
3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打打岔，说点别的什么，整理整理头绪，简单交代一下人物关系。
先说一说李择佳，不妨把这个女人的身世粗略地介绍一番。李择佳生于1923年，二十岁时，也就是在1943年春天，嫁给了住在璩家花园的侯晋如。侯家当时也算是城南的大户人家，李择佳出嫁的时候，从鼓楼二条巷的家里出来，坐上豪华马车，到中华门走钓鱼台，绕了一大圈，在锣鼓声中，终于到了侯家门口，进大门前，把马拴在门口系牲口的石桩子上，再被人搀扶着下车。
那年头南京的结婚风俗，新娘子不能脚踩地上，于是就在地面铺上装了米的布袋。李择佳走在米袋上，有人不断地把后面的米袋往前挪移，然后就这样小心翼翼，一步又一步，一直移到拜堂的地方。尽管已经开始破败，侯家那时候还有点钱。他家的宅子有好几进，新房安排在第三进的楼上，红纸也一直追贴到楼上，连楼梯上都贴满了红纸。婚礼十分隆重，应该说办得非常风光，非常有面子，燃放了好多爆竹。
李择佳丈夫侯晋如生于1920年，正经的大学毕业生。家里有钱，人也很体面，却谈不上多能干，有点书呆子气。他的一生好像都是在走下坡路，李择佳嫁过来以后，接连生了五个女儿。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已成为祖传皮货店老板的侯晋如犯了错误，罪名是偷税漏税和偷工减料，也就是犯了“五毒”中的“两毒”，被关押拘留，最后又被罚款，从此一蹶不振。接下来社会主义运动“一化三改”，公私合营，他成了一家皮鞋厂的副厂长，很快又被降为车间主任。然后在1957年夏天，他生了一场病，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侯晋如是侯家的长房长孙，李择佳没为他生儿子，丈夫又是那样的结局，可没少挨婆婆的白眼。婆婆嘴很毒，说李择佳没有旺夫相，说她如果再嫁人，也还是克夫，命里就不应该有男人。
李择佳自己初中肄业，嫁到侯家，开口闭口，大家都管她叫侯太太。时间长了，大家都这么称呼，她也差不多忘了自己姓什么。1958年“大跃进”，同一条巷子的几位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合办了一个缝纫小组。一共是七个人，有缝纫机的搬出缝纫机，会裁剪的裁剪，能缝纫的缝纫。在街道居委会支持下，正赶上大炼钢铁，劳保手套和护脚布套紧俏，缝纫小组的订单源源不断。于是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歇人不歇机，没日没夜地干活，很快初具规模。李择佳是缝纫小组的重要成员，几乎可以算是发起人，最初唯一的一台缝纫机，就是她家的。
当时报纸上以《告别家庭妇女》为题，报道过这件事。一年过后，缝纫小组发展成一家服装厂，专门生产劳保服装，规模变大了，最初只有“七仙女”的小组，竟然发展到两百多人，而且还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永红服装厂”。服装厂里女同志多，几乎全是不愿再做家庭妇女的妇女，孩子也多，为解决后顾之忧，李择佳接受了新任务，担任厂幼儿园园长。民有嘴里的“李园长”称呼，就是这么来的。以李择佳的能力，凭她的资格，完全可以担任服装厂厂长副厂长，可是组织上这么安排，她也就只能乖乖接受，老老实实地服从。
接受了任务就得好好干，李择佳是位能干实事的女人，在她领导下，幼儿园办得像模像样。民有的儿子天井就进过这个幼儿园，幼儿园只接受本厂职工的孩子，天井没有母亲，他母亲早死了，民有从江宁镇劳动改造回来，把天井从高淳的外婆家接回来，没办法照顾他，便向李园长求救。结果李择佳破例收下了天井，民有因此对她十分感激。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李择佳对天井这个没妈的孩子也是特别照顾，有时候民有忙得忘了去接儿子，她便把天井带回自己家。在天井记忆中，李择佳家有一张很大的红木床，床架上雕着花，还有两个小抽屉，他依稀还记得，还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自己在那张床上玩过，与侯家的阿四阿五两姐妹打闹过。
天井上小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民有没见过李择佳。再次见面，已经是1966年的“文革”初期。这时候，头上有了一顶右派帽子的民有，一改往日习惯性的认错认罪，突然变得神气活现。有一天，他带着儿子去剃头，从理发店里出来，看见李择佳正迎面走过来。这一次的见面纯属偶然，结果却令人意外，不同寻常。街上乱哄哄的，你来我往，有队伍在游行，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在喊口号，被批斗的人在游街。
民有看着李择佳，李择佳也看着他。两人先都装作不认识对方，想不看对方，又忍不住还要看对方。李择佳的态度还算坦然，民有便有些鬼鬼祟祟，带着一点暧昧的笑。
民有明知故问了一句：“这不是李园长吗？”
天井不知道李园长是谁，他已不认识眼前这个女人，毕竟幼儿园的记忆很模糊。
李择佳说：“还什么李园长，我现在早就不在幼儿园上班了。”
民有父子住的地方，与李择佳住的地方，并不太远，大家都在一条街上，也就隔着几个门牌号码。过去的这些年，大家虽然不曾见面，各自的事情多少也知道一点。民有知道李择佳丈夫不在了，知道她的状况并不是太好。李择佳摸了摸天井的头，说有几年不见，天井他都长这么大了，现在几年级了，在哪个小学读书。问完了这些，她也不在乎天井是否回答，又接着不无关心地问民有，问他近来怎么样，言下之意，无非现在形势这个样子，他的日子还好不好过。
没想到民有很得意地说：“我现在是革命群众。”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字，写着“某某造反队”字样。李择佳看了非常意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把红袖章揣在口袋里，而不是套在胳膊上。
民有反问李择佳：“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我——”李择佳迟疑了下，说，“我现在也是人民群众，普普通通的群众。”
这话不仅说的人说得别扭，听的人听着也别扭，什么才叫普普通通的群众呢。
李择佳只好再补充一句：
“我现在是家庭妇女。”
不过她心里却在嘀咕，眼前这个历史背景复杂，名声又不太好，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民有，怎么就风水轮流转，突然也成了革命群众，而且还是造反派，口袋里还揣着红袖章。街上的人在呼喊口号，在喊打倒谁打倒谁，李择佳往呼喊口号的方向看了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唉，我现在是家庭妇女。”
说完，她又重复了一句：
“我就是家庭妇女。”
李择佳没有说错，她现在确实就是一名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一名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随着职工子女的减少，附属幼儿园说没就没了。从家庭妇女到缝纫小组的“七仙女”之一，到大集体性质的永红服装厂的工人，再到厂办幼儿园园长，最后又变成家庭妇女，李择佳回忆起自己走过的路，充满了悔恨，充满了不甘心。不管怎么说，她是“七仙女”之一，可以说是这个服装厂的创始人，是功臣，真正的元老级人物，幼儿园停办后，再想回到服装厂去，得到的答复是暂时还不让正式进入，要先享受一阵临时工的待遇，还要经过上级分管部门的正式批准才行。
李择佳一赌气就不干了，她本来就是家庭妇女，再回家做家庭妇女也没什么了不得。“告别家庭妇女”代表着一种时代进步，大不了她不进步就是了。李择佳的丈夫虽然死了，毕竟曾经还是资方老板，按照国家对资本家实行的赎买政策，李择佳可以吃股份的定息，她不上班，靠着定息也不至于饿死。明知道这定息也是有期限的，说没有就会没有。说好支付七年，后来又增加了三年，为了赌气，李择佳没有去想“真正期满以后怎么办”，也就图个一时痛快，做家庭妇女就家庭妇女吧。
结果当然是严重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李择佳尝到了没有一份正式工作的苦头。不上班是自由了，可是没有经济收入，自由也就变得不自由。李择佳开始为别人带孩子，在家糊纸盒子，最后不得不做用人，当保姆。1966年“文革”开始，也是李择佳感到最不好过的时期，这一段日子，除了刚出嫁的大女儿有份工作，其他四个女儿都在读书，阿二上大学，阿三是初中，阿四和阿五是小学，老婆婆还在，全家老老小小六个人，六个女的，都要靠李择佳一个人支撑，都要靠她一个人养活。因此，李择佳在街头与民有又一次偶遇，神气活现的民有竟然还称呼她是“李园长”，让她难免百感交集，差一点把眼泪给引出来。
街头偶遇的一个月后，垂头丧气的民有带着天井，突然来到了李择佳家。他们父子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李择佳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会这样，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民有父子是由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押送过来的，天井手里还抱着一个黄书包，里面放着他的换洗衣服。李择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民有看了看造反派的脸色，十分沉重地与李择佳商量：
“天井这孩子，恐怕要给李园长添麻烦了，我只能麻烦你帮着照料一下，给他一口饭吃，我这是又犯了错误，一时也顾不上这孩子了。”
李择佳仍然不太清楚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民有会被戴着红袖章的人押着过来，为什么他要把儿子托付给她，为什么要让天井在她这里搭伙吃饭。
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很严肃地对李择佳说：
“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璩民有，经过我们革命组织的研究，必须立刻隔离审查。他的这个儿子，我们决定暂时由你负责他的伙食，我们的兵团会从璩民有的薪水里，扣钱给你。”
民有结结巴巴还想说什么，还想解释，造反派一声断喝，让他闭嘴。于是李择佳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拒绝，稀里糊涂地，莫名其妙地，天井就这么被留了下来，就这么被强行留在了李择佳家。这时候，天井十二岁，正准备升初一，就要上中学。一切都发生在转眼间，民有被带走了，临走，父子俩你看了我一眼，我看了你一眼，大家又都看了李择佳一眼，然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加上莫名其妙，天井便留在了李择佳家。
时间还是夏天，天井穿着短裤汗衫，黄书包里放着换洗衣服，衣服里还包着一个金边饭碗。李择佳看了，摇了摇头，说你这孩子还带着一个讨饭碗来，怕我们家没有吃饭的碗不成。天井也不知道她这么说，是心里不高兴，不欢迎他，还是在开玩笑，说笑话，怯生生地说了一句：
“我爸说这碗很值钱，很值钱，缺钱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卖了。”
李择佳听了一怔，拿起那金边饭碗，看了又看，似信非信地说：
“你爸说的？”
天井点了点头。
李择佳又追问了一句：
“你爸真这么说的？”
天井又点了点头，民有确实就是这么说的，他匆匆忙忙地把这只碗用衣服裹了，塞在了儿子书包里，悄悄告诉他，说儿子你一定要记住，要告诉李园长，这碗是璩家祖上留下来的，可值钱了。这个碗到底值不值钱，天井自然是不知道的，那时候他对“值钱”两个字甚至都没什么概念，不过是把父亲说过的话，对李择佳再复述一遍。李择佳倒是有些相信，璩家的祖上很阔，很有钱，会留些老玩意下来，有点值钱的东西不足为奇。
说这些话的时候，李择佳家的阿四和阿五都在场，她们看着璩天井，觉得他十分可笑。阿四和阿五与天井年龄差不多，大家在同一所小学同一年级读书。阿四只比阿五大一岁，与天井是同班同学，阿五在隔壁班。那年头男生和女生都不说话，见了面就像仇人似的，天井自然是认识阿四阿五，可是碰在一起，还是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在李择佳家的女孩子中，阿四最漂亮，皮肤也最白，她白了天井一眼，很不屑地说了一句：
“什么破碗，不就是个讨饭碗嘛，就是到我们家来讨饭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看上去好看一点，什么碗不是一样吃饭。”
阿五对天井的态度也不友好，同样是不屑，同样看不入眼，说：
“这碗，一看就知道是剥削阶级用过的，一看到它，就能让我们想到万恶的旧社会，想到地主对贫下中农的压迫。”
这个不起眼的金边饭碗，这个当初被阿四看作到她们家来讨饭的碗，在二十年后，被一位收藏古董的贩子，以一万元的价格，从阿四手中买了去。又过了十多年，在一本印刷精美的古董拍卖手册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它十分相像的金边饭碗，品相还远不如它，拍卖的价格已经是高达三十万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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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是把故事拉回到费教授的二楼上，我们看到李择佳发现了天井，看到她非常吃惊地看着他，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费教授房间。我们看到天井冲着她跑过去，他只是想逃跑，李择佳挡住了去路，想伸出手拉住他，想拦住他，可是已拉不住了，他甩开了她，不，是用力拉了一下，确实是用了力。天井太慌张了，不计后果地用力一拉，李择佳向后一仰，直接从楼道上摔了下去。
从二楼这么仰着脑袋摔下去，李择佳还没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便昏死过去。她甚至都没来得及感到害怕，没来得及感到疼痛，一切就已经发生了，一切就已经结束了。她的身体腾空飞了起来，向后飘移了一段距离，然后坠落了，坠落在陡峭的楼道上，沿着楼道往下滑，一直滑到楼下的地面上，然后，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李择佳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遭遇，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她可以说是看着天井这孩子长大的，自己当幼儿园园长时，民有跑来求她收下他，那时候天井也就七八岁。“文革”刚开始那阵，民有和造反派又送他过来搭伙。再以后，因为与民有有了那层不清不白的关系，李择佳经常能看到天井，看着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毛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天井已十六岁，与当初在她家搭伙的那个小毛孩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候的天井还没发育，比阿四阿五要矮一个头。他胆子很小，吃在李择佳家，她家全是女性，地方又小，没地方安排他睡觉，到晚上，天黑了，不得不把他送回自己家，为此李择佳还曾感到非常歉疚。
好在两家住得不太远，都在一条街上。夏日里有人乘凉，红卫兵还在走街串巷游行，喊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宣传毛泽东思想。吃完晚饭，洗了澡，留下换洗衣服，李择佳坚持要送天井回家。十二岁的天井将不得不一个人住在家里，问他害怕不害怕，没有人陪行不行，天井说不害怕，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对于孩子们来说，大白天看热闹，什么都不会感到害怕，到了夜晚，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心里便变得有些异样，多少还是有点恐慌。
那时候的天井又瘦又小，总会被别的孩子欺负。在李择佳家搭伙，阿四和阿五也会欺负他，笑他人不大，个子不高，饭量却比谁都大。也就是在那一年，他与阿四和阿五一起升入中学，原来小学的班级重新调整，进了中学，天井不再与阿四一个班，而是和她妹妹阿五在一个班。很快，天井开始发育了，男孩子要么不长个子，要么不长身体，真长起来十分快，过了没多久，他突然就比阿四阿五姐妹高出了一个脑袋。
李择佳从二楼摔下去的那一刻之前，天井根本没时间去想后果有多严重。那时候，他只是想赶快离开，赶快离开费教授房间，赶快从费教授的房间里冲出去。当时不可能考虑到有什么后果，顾不上有什么后果，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最简单的念头，那就是赶快跑，赶快逃之夭夭。看着李择佳跌下楼，天井突然感到了害怕。他意识到事情很不妙，后果可能很严重，她这么直挺挺地摔下去，很可能就摔死了，很可能。
天井站在楼梯口往楼下看，看着重重摔在地上的李择佳，看着她不动弹，看着她昏死过去。一时间，他完全给吓傻了，吓晕了，站在那一动不动，呆呆地看着楼下。如果李择佳这么一摔，摔死了，咽气了，那么天井就是不折不扣的罪犯，就是杀人犯，是他杀死了她。天井一想到李择佳的两个女儿，也就是阿四和阿五那两个丫头，想到她们哭着喊着和他拼命，冲过来骂他打他，心里就一阵阵发毛。这个祸闯大了，闯得太大了，谁也饶不了他，谁也不会放过他。警察肯定会过来抓他，肯定会抓到他，杀人偿命。天井本来只是个小偷，只是偷了费教授的钱，只是个贼，现在他已经是个杀人犯了。
天井小心翼翼地下楼，不敢发出一点声响，蹑手蹑脚往下走。他走到李择佳身边，看到她嘴边有血在流出来。这时候的李择佳一动不动，眼睛似睁非睁，又好像是翻着白眼。天井不敢对她细看，不敢看她的脸，不知道她是死是活。看了看四周，除了能听见外面知了聒噪的叫声，并没有其他的动静。世界仿佛是静止了，天井伸出脚，用脚尖碰了碰李择佳僵硬的脚，踢了踢她的膝盖，她没有任何反应，她没有一点知觉，就跟死过去一样，跟真的死了一样。
不知道是从哪一部电影上学来的，天井俯下身，把手放在李择佳鼻子下试探。他想试试她还有没有呼吸，因为紧张，因为恐慌，天井的额头上全是汗，他把手缩了回来，抹了抹自己头上的汗珠，甩了甩手，把汗珠甩掉，然后再把手伸到李择佳的鼻子底下。他感觉不到任何呼吸，什么感觉都没有，看来她是真的咽了气，她显然已经死了。就在这时候，远处有了人声，是说话的声音。天井好像得到某种暗示，好像是有人在对他说话，在撺掇他快跑，让他赶快逃离犯罪现场。毫无疑问，李择佳死了，天井相信李择佳已死，认定她肯定死了。杀人要偿命，天井杀死了李择佳，李择佳被天井杀死了，他罪大恶极，他罪不可赦，难逃一命抵一命的惩罚。
天井拔腿就跑，不知道该往哪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赶快跑。转眼来到了外面的巷子里，巷子里有行人，行人不太多，天井也不敢看行人，似乎他不看行人，不对着行人看，行人也不会看他。不一会，天井到了自家门口，到了家门口却又不敢进去，觉得警察很可能已在他家等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察抓到他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审问，然后会怎么样呢，然后就应该是枪毙了。想到这些，天井觉得自己的脑袋瓜，猛地疼了一下。
说起来，天井会落到今天这一步，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要怪就要怪他爹民有。是民有让他去费教授那里偷钱的，偷钱就偷钱吧，偷了，还嫌多，又非要叫儿子再去还掉一部分。这个事情实在是太荒唐，上梁不正下梁歪，做父亲的竟然要儿子去当贼，要儿子去偷窃。都说父命不可违，天井向来是个听话的孩子，谁的话都会听，都能听进去，现在是他爹要他去偷钱，怎么会有不接受的道理。
民有为什么要让儿子去偷钱，为什么要让儿子做小偷，他解释得头头是道，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好像根本就不是去偷，只是让天井去拿回本应该属于民有的东西。事情的由头并不复杂，就在前几天，费教授一下子补发了一大笔钱，这笔钱数额巨大，一般人听了都会吓一大跳。具体的数额是差不多七千块钱，在1970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毕竟那时候一个鸡蛋只要几分钱，一斤猪肉也才几毛钱。按照民有的解释，如果不是他帮着老先生出主意，不是他出谋划策，不是他设计好了缜密的讨要方案，费教授根本不可能得到这笔扣发的工资。
费教授是教育部评定的二级教授，每个月工资有二百四十八元。从1966年的“文革”初期，他的工资就开始被扣，或者说是他主动要求降薪，降到了每月只拿最基本的生活费。有那么一段日子，费教授的钱实在太少了，连应该给李择佳的保姆工钱，都付不出来。他确实不是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他的身份是民主人士，九三学社成员，属于民主党派。到了1970年，“文革”的运动气氛已不像刚开始时那么激烈，民有得到了要落实政策的消息，便为费教授出主意，让他打报告申请恢复工资，同时要求补发被扣的薪水。费教授觉得补发不太可能，他告诉民有，自己明确向政府表过态，这些年来被扣发的工资，作为党费上缴，缴给党缴给人民缴给国家，现在，如果能恢复原来的工资，只要能恢复到他原来的工资，就心满意足了。
民有为费教授找到了一大套合理的说辞，首先他并不是党员，他的工资作为党费上缴，从情理上说不通。落实政策是中央的决定，费教授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必须毫不客气地拿下这笔钱。费教授年岁已高，很多事情搞不明白，对当前的形势和政策，也始终弄不清楚，民有说得煞有介事，对文件的精神似乎吃得很透，他自告奋勇，表示可以为他出面，为老先生出力，帮费教授写申请打报告。
费教授对民有的话将信将疑，知道这个人喜欢满嘴跑火车，喜欢胡说八道，反正既然他这么说了，又愿意出面出力，愿意帮写申请帮打报告，费教授也就烦不了那么多，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民有说到做到，鞍前马后为费教授奔走，为费教授打草稿，代写申请报告。当然，他也不可能白忙，事前对费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一旦这个事真成功了，费教授拿到钱，拿到了补发的工资，必须付给民有辛苦费。辛苦费是多少，并没有一个明确数目。费教授在一开始，根本没想到这事会成，只想到自己应该增加薪水，最好是能恢复到原来的工资，做梦都没想到，还会一下子补发那么多钱，那么一大笔人民币。
费教授在民有陪同下，去他所在学院的会计室，拿回这笔钱，拿回这笔巨款。那年月还没有一百元的钞票，最大面额就是十元，七千多元的人民币，竟然是装了满满一书包。费教授和民有目瞪口呆，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眼睛里充满了不相信，感觉就跟梦游一样。这么多钱拿回家，搁哪呢，就搁在费教授写字桌的抽屉里。只有写字桌的抽屉可以上锁，里面放的全是费教授多年来的日记，现在为了放钱，放人民币，不得不把这些日记本统统拿出来，转移到旅行包中另放。
民有让儿子天井去偷费教授的钱，确实不可思议。这个偷，很有些赌气成分，说到底，也和李择佳有关，与她提出的要一台缝纫机有关。民有与李择佳的纠葛也不是一天两天，他们之间的关系，断断续续，用民有很难听的话来形容，就是乱世中的一对狗男女，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打发寂寞。民有一直都单身，李择佳丈夫也死了好多年，两人没有成为夫妻的真正原因，是内心深处都看不上对方，都觉得并不是真的合适。民有嫌对方负担太重，娶了她就要养她一家子，太吃亏。李择佳的孩子有个资本家的不好成分，如果再加上民有的右派帽子，真所谓祸不单行，坏事成双。此一时彼一时，你愿意了我不乐意，我愿意了你又改主意，始终都是有缘无分，结不成婚。
只有在1970年，只有到了这一年，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经过多年磨合，双方都有些心死，哀莫大于心死，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真的差一点，差一点就去领结婚证，李择佳提出的条件也不高，确实不算高。只要一台缝纫机，哪怕是台二手的缝纫机也行。民有的回答则是斩钉截铁，许诺说立刻就为你买台缝纫机，一台全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如果只是吹吹牛，也没什么大不了，真没有那台缝纫机，李择佳一样会嫁给民有。她不是那种为一台缝纫机就愿意出嫁的女人，说到底，李择佳内心还是喜欢民有，她知道他这家伙就喜欢吹牛，在她面前，说话不算数也不是一次两次。
民有答应买台全新的“蝴蝶牌”缝纫机，敢开这个口，敢许这个诺，跟他与费教授的约定有关系。民有曾与费教授说好，如果帮他争取到了补发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辛苦费，这笔辛苦费一定是要的。现在费教授钱已经拿到手了，民有也就毫不含糊地开出自己的酬金价格，不多当然也不能太少，他觉得费教授拿出的钱，不应该少于两百块。
“两百块？”费教授觉得这数目好像大了一些，不能接受，“两百块钱太多了。”
民有很认真，觉得大家应该说话算话：
“我觉得呢，起码不能少于两百块。”
“太多了，太多。”
“不多。”
民有觉得自己立了大功，论功行赏理所当然。要不是他及时提醒，要不是他帮着费教授出主意，要不是他不辞辛劳地奔忙，到处打听消息，费教授未必就能拿到这些钱。民有以功臣自居是有道理的，他一次次向费教授暗示，有时已接近赤裸裸的勒索，希望能兑现酬金，弄得费教授心里很不痛快。事实并不完全像民有说的那样，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那样。如果没有民有提醒，费教授的确不知道有这样的文件，不会想到补发工资一事。天上确实突然掉下了馅饼，但是，正如单位会计在帮费教授数钱时所说的那样，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要感谢国家，感谢政府，要不是落实政策，要不是上面有红头文件，费教授也不可能平白无故补发这么一大笔钱，绝对不可能。
换一句话说，有没有民有这个人，有没有他的热心帮助，一点都不重要。费教授心里不太痛快，既然有没有民有，结局都一样，他的居功自傲，便显得毫无道理。况且，就算民有热心地出头露面了，就算他立下汗马功劳，费教授也觉得自己不欠他什么。民有前前后后，从费教授身上得到不少好处，他不止一次借钱不还，虽然每次只是几块钱，最多也就三块五块，可是集腋为裘，加在一起，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譬如帮费教授买两支毛笔，拿了五块钱去，买了就不会再找零，多下来的钱，自作主张便当作跑腿费。
结果双方讨论了好几次，费尽口舌，这个辛苦费究竟怎么说，还是没有最后敲定。数额基本定下来了，就算是两百块，付钱方式却各持己见。民有希望是一次付清，长痛不如短痛，反正是要给的，不要像挤牙膏那样拖拖拉拉，免得大家一次次尴尬。费教授坚持按月支付，每个月十块钱，直到完全付完，理由是他把这钱看作对民有的资助，也就是说可以给，也可能不给，如果民有有让费教授不乐意的地方，又玩了什么新花样，他老人家不高兴了，随时可以取消。
谁有钱谁狠，人民币在谁手上，谁就狠，民有不得不让步接受费教授的方案。生姜还是老的辣，民有心有不甘，不想接受也得接受，只能这么去接受。本来这事定了就定了，结了就结了，分期付款就分期付款，没想到李择佳提出要一台缝纫机做嫁妆。在她提出这个要求的第二天，民有自觉找到一个好的借口，胸有成竹地去见费教授，把准备买缝纫机的事，说给老先生听，希望他能成全自己的婚事，一下子付清一百五十块钱。没想到费教授会不答应，不管民有怎么解释，无论他怎么协商，苦苦哀求，费教授就是一个不答应，不答应。
5
天井自小没有妈，印象中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他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除了民有刚被打成右派的那段日子，还有“文革”初期的进牛棚，被造反派强行抓走隔离，天井从未与民有分开过。民有用商量的语气告诉儿子，要为他找个后妈，准备与李择佳结婚，天井只是有点意外，感到有点突兀有点好奇，并没有真心地觉得有什么太大的不好。他从小就听父亲的话，他从来就是个听话的孩子，民有说什么就是什么，天井不会也不可能反对父亲娶谁。
民有说：“这个事，你觉得怎么样？”
天井不知道如何回答，不回答。
民有说：“是不是觉得突然要为你找个后妈，这不太好，这不太合适？”
天井确实也没觉得不太好，也没觉得不太合适。
民有又试探地问了一句：“是不是觉得最好不要这样，你是不是不太愿意，不想要那个姓李的女人做你的后妈？”
天井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自己不愿意，不同意父亲的婚事，最好不要那样，最好不要再结婚。当然，这并不是天井的真实想法，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只不过是在顺着民有的话，随意表个态。没有一个孩子会真心地想要后妈，不过李择佳来当后妈又不一样。首先，她要成为后妈，未必是件坏事。多少年来，李择佳对天井一直不错。她没有儿子，常拿他当自己儿子看。其次，天井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他喜欢李择佳家的两个女儿，喜欢阿四和阿五。民有如果与李择佳结婚，成了阿四阿五的后爹，李择佳成了天井的后妈，大家成为一家人，和睦相处，又有什么不好。最后一点，民有不会在乎儿子是否同意这桩婚事，他不过通知儿子一声，连商量都谈不上。天井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不会起任何作用。
如果费教授痛痛快快把钱付给民有，事情会变得非常简单。有了这两百块钱，民有就可以买缝纫机，就可以与李择佳成亲完婚。费教授坚决拒绝，显然是不想成全他的婚事。不仅不想成全，费教授压根就在反对这桩婚事。当他知道民有的用途后，知道是为了要和李择佳结婚，才急吼吼地需要这两百块，反而变得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费教授甚至表示，考虑到李择佳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照顾自己，问寒问暖忠心耿耿，她要是跟费教授开口，她要是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他愿意送她一台缝纫机。
民有脱口而出，略带讥讽地来了一句：“费先生不会也对她有什么想法吧？”
费教授听了，勃然大怒，脸都红了，怒斥道：
“你说什么，我一个马上就八十岁的人了，你说我有什么想法？”
民有不吭声，费教授还在追着问，声音有些颤抖：
“你给我说说清楚，我有什么想法，我能有什么想法？”
民有心里在嘀咕，你老人家心里有什么想法，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李择佳照顾费教授，已不是一天两天，他们一个是漂亮的用人，一个是有钱的主人，过去这些年，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民有怎么可能知道。人不应该什么事都往坏处想，自然也不能什么事都往好处想。费教授有什么理由不赞成民有和李择佳的婚事，他又有什么理由反对。费教授为什么不赞成，为什么要反对。民有越想越气，越想越恼火，事情到了这一步，费教授可以不仁，也就不能怪民有不义。
让天井去费教授那里偷钱，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民有知道写字桌抽屉的钥匙藏在哪，也知道老人家什么时候肯定不在，还知道李择佳大概什么时候会去收拾房间。民有为儿子设计的行窃计划，本来是天衣无缝，可以说万无一失，没想到最后让天井给搞砸了，弄得不可收拾。事实上，民有并不觉得是让儿子去偷钱，只不过是让儿子去把他应得的酬劳，去拿回来。
最初的行动相当顺利，按照民有设计的方案，根据他的叮嘱，天井很容易就完成任务，很轻松地拿到了钱。费教授的写字桌抽屉被打开了，打开那一瞬间，天井有点发蒙。没想到抽屉里会有那么多钱，一沓一沓又一沓，五块的人民币，十块的人民币，还有绿色的两块人民币。民有只让他取一百五十块钱，关照他不要光拿一种票面，十块的五块的都要拿上一点。或许因为慌张，或许是想表现得不慌张，天井脑子里开始混乱，有些算不清楚账，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加法，他拿了十张十块的人民币，拿了十张五块的人民币，又拿了十张两块的人民币。临走，他还不死心，干脆又随手拿了好几张。
结果就是这随手的好几张，使得总数额变成三百二十多，超过了一倍都不止。民有觉得这样不对，觉得这样不好，很不好，违背了他的本意。他好歹也是个讲原则的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这场交易中，他只要一百五十块，只要属于他的一百五十块。这一百五十块是民有应得，拿了这一百五十块，合情合理，合理合法。一百五十块之外都属于不义之财，超过一百五十块钱，问题性质便改变了，如果真是这样，就是确凿无疑的行窃，就是真正的小偷。
天井对民有说的那一套无法理解，他完全被他给说糊涂了，现在，钱都已拿了，钱已经到手了，难道还要再退还回去。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退还回去？”
民有看上去有些兴奋，很兴奋，仿佛突然得到了什么启示，目光炯炯地看着儿子，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很值得一试。他仔细询问天井，检查细节，让他好好地回忆整个过程，钥匙是不是归还到了原处，打开的抽屉是不是按照原样锁好，他有没有遇到过其他什么人，会不会有什么人对他的行动有所怀疑。毕竟费教授年纪大了，多少有些老糊涂，他肯定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钱少了，即使打开了抽屉，只要看到那些钱还在，他也未必会去认真地再数一数，要把这么多的人民币，重新数上一遍并不容易。
于是，在民有唆使下，天井又一次去了费教授那里，这次不是去偷钱，而是去还人民币，把多出来的一百七十多块钱，再放回去。没想到拿出来容易放回去难，民有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他没想到在节骨眼上，李择佳会突然出现，更没想到，天井会把她弄得摔下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