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通往中国的曲折之路
博物馆有价值的藏品都要交代清楚其来龙去脉，一本书在出版之际，也应该交代清楚写书的起因。本书的写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中的偶然发现。当时，我和谢林正为撰写《影子竞赛》（Tournament of Shadows）一书开展研究。那是我们刚刚完成的一部作品，描述的是俄国、英国和美国如何争夺中亚统治权。该书的主角是斯坦因[1]。他出生于匈牙利，是古代丝绸之路遗址的探险家。20世纪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命运多舛的探险活动。谢林在翻查哈佛大学有关斯坦因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的是年轻的劳伦斯·西克曼[2]写给在福格博物馆工作的导师兰登·华尔纳[3]的信件。在信里，西克曼表达了他的种种顾虑。谢林拿着师徒之间的往来信件让我看，特别是让我注意其中的一封信，里面提到了中国北方的龙门石窟以及其中一块巨大的石灰岩浮雕。一千年以前，龙门石窟曾是佛教朝圣者的圣地，而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西克曼对于当时自己的处境颇感困惑，写信向导师征求意见。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简称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刚刚开馆（1933年），得到了1 100万美元的捐助。为了给该馆征集亚洲艺术品，西克曼踏上了前往中国之路。龙门石窟有上千个无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宫，盗贼遍地。当地农民根据买主的订单来盗窃石窟里的文物。龙门石窟里的稀世珍宝频频现身于北平（今北京）偏僻街巷里的古董店。西克曼内心充满疑问，他应该怎么办？他该不该收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十几年前，兰登·华尔纳本人曾去过这座佛教石窟，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但华尔纳对文物太痴迷了，把顾虑抛在了脑后。这次，经过再三思考之后，他给西克曼提出的建议是直截了当地把浮雕拿下，费用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分担。最终，《文昭皇后礼佛图》落户在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西克曼的这种行为是掠夺还是对文物的保护？动乱时期，中国的古代遗址很容易成为盗贼、破坏者及收藏家竞争对手下手的目标。事实的确如此，西克曼的主要竞争对手普艾伦（同样也毕业于哈佛），就设法弄走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这块浮雕与《文昭皇后礼佛图》出自同一座石窟，目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刻画的是北魏孝文帝与侍从拜佛的场景。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问：对于文物保护和收藏而言，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当我们参观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址敦煌时，这个问题再次困扰住了我们。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兰登·华尔纳曾尝试用简陋胶水揭取敦煌壁画。我们的当地导游用手指着壁画墙上的凿孔，义正词严地痛斥那些被他认为是盗走壁画的“洋鬼子”。
本书探讨的话题对我们来说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谢林拥有艺术史学位，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文化主题纪实节目的制作人，最近还担任了《考古》杂志的特约编辑。我本人曾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其间曾获准休假撰写《考古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Archaeology）一书。之后，我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撰写了由《纽约客》杂志连载的《被掠夺的历史》（The Plundered Past），以及《艺术博物馆——权力、金钱和道德》（The Art Museum: Power, Money, Ethics）等作品。其中，《艺术博物馆》是我为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一篇报告。在为《纽约时报》撰写有关外交事务的社论时，我还会偶尔撰写收藏方面的文章。
我曾与谢林合作发表过三部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2011年，我俩同时被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邀请去做2012年秋季学期的高级客座学者。对我们这种有此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份无法拒绝的邀请。推荐我们的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教授威廉·罗杰·路易斯（Williams Roger Louis）。
然而，要想应聘成功，我们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我们得搞一个研究项目。我们便想到了在哈佛大学看到的那些档案，想到了我们曾经对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所作的实地考察。于是，我们便决定做这样一个课题：西方收藏家们是如何痴迷于中国艺术品的？这种痴迷源于何处？他们又是如何搞到中国艺术品去充实美国各大博物馆的馆藏的？我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批准。进入圣安东尼学院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实施我们的研究计划：与学者会面，旁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一头钻进名不虚传的赛克勒美术图书馆，在一排排书架上寻找我们所需的研究资料，在浩瀚的书海里徜徉。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4]是圣安东尼学院的院长，出生于加拿大。与我们共进午餐时，她问我们是否了解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愿意去做调查研究，于是该博物馆的亚洲藏品便成为本书一章的探讨内容。一学期的工作结束时，我们已经确信，我们所选的研究项目层次丰富，隐藏着许多意外惊喜，在一个个藏品故事的背后会涉及一个个痴迷的收藏家、充满激情的博物馆馆员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人遗忘，但如果你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兴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亚洲艺术品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博物馆文化在蓬勃发展，而我们却在市面上找不到任何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专门写给收藏爱好者的书籍。这更坚定了我们继续对此课题开展研究的决心，经过为期两年的艰辛劳动，我们最终将这本书交付到了读者的手中。
前往圣安东尼学院之前，我们向学界朋友们征求意见，特别是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尼安斯[5]以及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现已退休的吴芳思[6]，请他们给我们推荐牛津大学的权威人士，以便我们去了牛津大学之后可以向其请教。他们不断提到两个人的名字：柯律格[7]和苏立文[8]。前者是牛津大学首位专攻亚洲艺术的教授，后者是资深中国美术评论家。柯律格出生于苏格兰，与我们会面时，他邀请我们去旁听他开设的关于中国明代的课程，明代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历史时期。柯律格讲课时旁征博引，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论证了其在畅销著作《中国艺术》（Art in China）探讨的主要观点，即“中国艺术”这一说法实属用词不当。在他看来，将中国的书法、雕塑、陶瓷和绘画归于一类，将它们看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普遍做法，起始于西方学者，并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真正规模之大、悠久的历史及其多样性。柯律格在讲课时以及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在评论中国艺术的每个类型时，有必要考虑到这门艺术的流变及特殊性。柯律格曾当过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常常引用自己学术著作中的论断，并拿自己当该博物馆馆长的经历来作佐证。
苏立文也同样让我们对其感兴趣。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长大。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苏立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艺术系当过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荣誉教授。我们在圣凯瑟琳学院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向他解释我们的研究项目，请求与其会面。
几天后，我们学院的门房向我们转交了苏立文的手写回信。他在信中同意与我们见面，并邀请我们去他位于牛津市郊区的北牛津公寓和他共进晚餐。当时他已是94岁高龄，还在怀念已去世多年的中国妻子吴寰。苏立文曾把自己撰写的十几部著作全部敬献给了他的妻子。多年来，苏立文一共收藏了大约500件中国现代艺术品，其中一些典藏品正出借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在该博物馆的一个特别展厅里展出。他的公寓楼里没有电梯，我们得走着上去。公寓房里摆满了中国艺术藏品，正中间悬挂着吴寰的遗像。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两位长相可爱的亚洲女人，苏立文的助手。两位女士正忙着准备中意混合风味的意大利面。苏立文大踏步走到我们跟前。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银发宛如头上戴着一顶银白色的王冠。随后他谈到，西方学者不管是对中国古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都存在一定的误解，而且这些误解久而久之居然变成了老生常谈，而他六十年来一直对这些误解进行驳斥。苏立文还谈到当今中国的先锋派艺术，那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对于中国当代先锋派艺术，苏立文接触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当代先锋派艺术品只不过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亦步亦趋的模仿，但也有人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对过时的中国传统艺术流派的东施效颦而已。那真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妙夜晚。我们与他的会面很及时。2013年10月苏立文去世，享年96岁。他把自己珍藏的最后一批艺术品遗赠给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在牛津大学度过的这段时光，提醒我们注意到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雷区。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既不是对中国艺术史的描述，也无意对中国艺术进行批评分析。对那些未必多么富裕的收藏家痴迷中国艺术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了推测。我们也无意去锤炼或提高读者们鉴赏中国艺术品的能力。相反，我们的关注点是人，是那些对中国艺术品充满好奇心、被中国艺术品弄得神魂颠倒的北美人和欧洲人，而不论我们如何界定何为中国艺术。正如拿破仑喜欢走运的将军一样，我们也喜欢走运的收藏家、博物馆馆员和古董商。在1900至1949年期间，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其中，收藏家有：著名的沃特斯父子、查尔斯·朗·弗利尔[9]、J. P.摩根[10]、小约翰·洛克菲勒[11]及其夫人艾比、丹曼·罗斯[12]、亚瑟·赛克勒[13]、艾弗里·布伦戴奇[14]；博物馆研究员有：兰登·华尔纳、劳伦斯·西克曼、李雪曼[15]、波世·莱兹[16]、普艾伦和方闻[17]；古董商有：卢芹斋[18]、山中定次郎[19]和奥托·伯查德[20]。同时，我们的叙述也涉及了一些不那么走运的人物：多才多艺却死因不详的乔治·凯茨[21]，不幸被砍掉脑袋的清朝官员端方[22]，以及明显死于自杀的鉴定家劳费尔[23]。我们在书中还提到了银行家爱德华·冯·德·海特[24]，他是一名纳粹分子，行为怪异、神秘，把自己的大量收藏品捐赠给了苏黎世的里特贝格博物馆和伍珀塔尔市的冯·德·海特博物馆。四名加拿大人也榜上有名：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创始人查尔斯·库雷利[25]、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26]、由皮毛商改行做古董生意的乔治·克罗夫茨[27]，以及长老会牧师和甲骨文专家明义士[28]。
在致谢中，我们向许多人表达了感激之情：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古董商、档案管理员等。没有他们及时必要的帮助，即便再拖延十多年，我们的研究项目也难以完成。在故事叙述的每处重点，我们都竭力将与关税、营业税以及艺术市场的各种动荡因素相关的全球性经济力量考虑在内。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清楚，讲述故事时必然会对叙事材料进行甄选，这样难免会有疏漏。一些知名收藏家的珍藏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对此我们有些力不从心。这些收藏家有：查尔斯·贝恩·霍伊特（Charles Bain Hoyt），他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的大批陶瓷器皿现已成为该馆亚洲展厅的明星展品；“芝加哥最杰出的女士”凯特·斯特吉斯·白金汉[29]，在其姐姐露西·摩斯去世之后，将其收藏的数百件藏品捐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30]，他的青铜器藏品使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熠熠生辉；以及最近几年向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捐赠藏品的布鲁斯·代顿（Bruce Dayton）和露丝·代顿（Ruth Dayton）夫妇。至于本书其他不足之处，我们已经向读者做了交代，欢迎收藏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正。浩瀚的收藏界里有珍品无数，引人入胜，而我们两位只不过是刚踏进收藏界大门的新手而已。
卡尔·梅耶
[1]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原籍匈牙利。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四次著名的中亚考察，其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公布了敦煌文献，其中有大量佛教文物。
[2] 劳伦斯·西克曼（Lawrence Sickman，1907—1988），美国学者、艺术历史学家、汉学家，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馆长。
[3] 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美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专攻东亚艺术。曾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并任职于哈佛艺术博物馆，对丝绸之路颇有研究，并从王圆箓手中收购过敦煌文献。
[4]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加拿大人，现任牛津大学教授。
[5] 约翰·奥尼安斯（John Onians，1942—），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名誉教授，专门研究世界艺术史，特别是建筑史，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论。
[6] 吴芳思（Frances Wood，1948—），英国图书馆馆员、汉学家、历史学家，曾担任伦敦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7] 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英国汉学家、艺术史家，曾任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美术史，尤其是明代物质文化。
[8]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生于加拿大多伦多，汉学家、艺术史家，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学者之一，西方研究与批评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权威。
[9] 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美国实业家、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他以其大量的东亚、美国和中东艺术收藏品闻名。1906年，弗利尔将其大量藏品捐赠给了史密森尼学会。为了安放这些物品，弗利尔还资助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弗利尔艺术馆。
[10] J. P.摩根（J. P. Morgan，1837—1913），美国金融家、银行家、慈善家和艺术收藏家。
[11] 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1874—1960），美国著名慈善家、洛克菲勒家族的重要人物。他是标准石油公司创办人、亿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为与其更为出名的父亲相区别，通常称为小约翰·洛克菲勒。
[12] 丹曼·罗斯（Denman Ross，1853—1935），美国画家、艺术收藏家，他是哈佛大学的艺术教授，研究艺术史与理论，也是波士顿美术馆的理事。
[13] 亚瑟·赛克勒（Arthur Sackler，1913—1987），美国精神科医生、企业家及艺术品收藏家。赛克勒收藏的大量中国艺术收藏品都捐献给了史密森尼学会。1965年成立自己的基金会，1987年以其名字命名的美术馆亚瑟·赛克勒美术馆建成开馆。赛克勒在其生前曾与北京大学签订意向书，承诺捐献自己收藏的部分中国文物以建立一座考古博物馆。1993年5月23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建成开馆。
[14] 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美国体育官员、艺术品收藏家，在1952至1972年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长达20年。1959年，布伦戴奇同意将其收藏的数量可观的亚洲藏品捐赠给旧金山，这些藏品被安置在旧金山市亚洲艺术博物馆。馆内现有的近18 000件藏品中，有超过7 700件文物来自布伦戴奇的捐赠。
[15] 李雪曼（Sherman Lee，1918—2008），美国艺术史家，是研究亚洲艺术品的专家。1952年就职于美国克利夫兰市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东方部主任，1958至1983年任该馆馆长。
[16] 波世·莱兹（S. C. Bosch Reitz，1860—1938），荷兰画家，其画作具有印象派及象征主义派风格。波世·莱兹还是研究陶瓷的专家，在其指导下，大都会博物馆开始有目的地寻求和收购中国艺术文物，开始收藏中国历代的陶器、瓷器，同时也开始收藏中国的青铜器、佛像和丝织品。波世·莱兹在任期内收购了为数众多的北魏至辽代的佛教艺术珍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型鎏金铜佛——北魏初年的释迦立像。
[17] 方闻（Wen C. Fong，1930—2018），美国华人艺术史学家。193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仙居。1970至1973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和考古系主任。他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首席顾问。1999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2004至200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2009至201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倡议建立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该馆于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
[18] 卢芹斋（C. T. Loo，1880—1957），生于中国浙江湖州卢家渡，初名卢焕文，国际文物贩、古董商人。1928年，洛阳金村意外发现东周王陵和贵族墓地金村大墓，卢芹斋威逼利诱当地农民为其盗墓，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䯄”辗转盗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并导致现存于中国的昭陵六骏其他四骏严重损毁。
[19] 山中定次郎（1866—1936），明治和大正时代的古董艺术品经销商。1912年，山中定次郎以极低的价格掠夺式购买了恭王府的大批文物。1913年，他在美国纽约拍卖恭王府文物536件，同年，在英国伦敦拍卖了211件。此外，他还零售、私下转让部分恭王府文物。1924年6月和1926年10月，山中定次郎两次前往天龙山石窟，通过贿赂等手法，买通了天龙山寺庙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大批佛首偷运出山，后写作出版了《天龙山石佛》图册。1932年11月，山中定次郎在日本东京美术协会举办了“世界古美术展”，将这批天龙山石佛公开拍卖。
[20] 奥托·伯查德（Otto Burchard，1892—1965），德国人，中国艺术品古董商和宋瓷专家。
[21] 乔治·凯茨（George Kates，1895—1990），美国人，中国古典文化与装饰艺术的倡导者。1947年年初，乔治·凯茨就职于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在该馆担任东方艺术部主任两年。1948年，乔治·凯茨撰写的《中国家具》（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一书出版，共收录112件中国家具图录，对其尺寸、材质、年代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946年2月，乔治·凯茨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指导策划了明清两代家具展，引起一时的轰动。另外，他还将其在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的生活写成了回忆录——《丰腴岁月——北京1933—1940》。
[22]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匋斋，谥忠敏，满洲正白旗人。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光绪壬午举人，官至直隶总督。清末保路运动爆发，奉命署四川总督前往镇压，后被新军军官刘怡凤所杀。端方醉心于古玩收藏，收藏颇富，精品亦多。端方逝后，其子弟因贫困，在1924年将一套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柉禁器组”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3]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生于德国科隆，移民美国，东方学家与汉学家。通晓汉语、日语、藏语。1901—1904年、1908—1910年、1923年多次在中国进行长期考察，对中国的玉器、瓷器、象牙雕刻、牌楼等都有研究。1934年9月13日，在芝加哥跳楼自杀身亡。
[24] 爱德华·冯·德·海特（Eduard von der Heydt，1882—1964），德国和瑞士的银行家，艺术品收藏家和赞助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于1946年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但在1948年被宣布无罪。
[25] 查尔斯·库雷利（Charles Currelly，1876—1957），加拿大牧师兼考古学家，1914至1946年间担任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长，是该馆第一任馆长。其在任期间从怀履光等古董商手中收集了大批的中国文物，他的收藏集中于陶俑、瓷器、造像、织物和绘画等，时间跨度从汉代到清代，其中也包括汉代空心砖。
[26] 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1873—1960），加拿大圣公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主教，1910年至1934年在中国传教，1934年回到加拿大后被聘为多伦多大学中国考古副教授兼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远东收藏部主任。1942年，他晋升为中国考古学教授，1943年在多伦多创建了中国研究系，担任该系主任。对中国文物颇有研究，发表与其相关的著作有：《洛阳古墓考》《中国庙宇壁画》《中国古代甲骨文化》《中国青铜文化》等。1928年在洛阳金村发现东周王陵和贵族墓地，怀履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这批墓葬进行了历时六年的盗掘，共大墓8座，出土文物数千件，大多被怀履光运到了加拿大，卖给了时任加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长的库雷利。
[27] 乔治·克罗夫茨（George Crofts，1871—1925），曾长期在天津的永福洋行从事皮货贸易，他利用天时地利从天津收购大量中国文物，自1918年起直至1925年去世之前，一直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购中国文物的代理人。
[28]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1885—1957），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著名汉学家、甲骨学家。祖籍苏格兰，1885年2月2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克林顿小镇。出版有关中国文化的专著有：《殷墟卜辞》《殷墟卜辞后编》《甲骨研究》《考古学通论》《商代文化》《商周的美术》《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等。
[29] 凯特·斯特吉斯·白金汉（Kate Sturges Buckingham，1858—1937），是美国艺术收藏家和慈善家。她的妹妹露西·莫德（Lucy Maude）去世后，她将露西·莫德收藏的400多件中国青铜礼器捐赠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30] 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Alfred F. Pillsbury），美国艺术品收藏家，生卒年月不详。20世纪上半叶，皮尔斯伯里从古董商卢芹斋处购买了两百余件商周青铜器，后将这些青铜器捐赠给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这些青铜器不乏国宝级的重器，最有名的当属晚商的鸮形尊，其造型惟妙惟肖，是青铜器中的上佳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