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出现后，就一直处在演变中。历史学家波拉德这样说道，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城邦（city-state）的历史，中世纪是普世国家（universal world-state）的历史，近代历史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历史。[1]可以说，这是对西欧地区国家形态演变的总结。其实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较为短暂的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时期。14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出现，一批市民阶级涌现出来。面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和罗马教皇的精神统治，市民阶级和王权结成联盟，经过几番斗争，最终建立了独立且拥有主权的王朝国家，取代了基督教普世国家。王朝国家成立后，通过日趋强大的中央权力对其统治下分散的臣民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日益将他们塑造成稳定的人群共同体，这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民族的形成。

在王朝国家中，尽管君主的一些举措和行为促进了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但是专制君主的目的主要是维护王权和封建特权，这在根本上阻碍着民族的最终形成。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日益认为“专制之下无祖国”。这句话的含义为，当广大人民身为专制统治之下的臣民，不是独立的个体之时，他们就不会产生热爱与忠诚祖国的强烈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必要基础。[2]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推翻了王权，将人民主权确立为这个新型国家的中心，从此，国家不再是由君主和臣民组成，而是所有公民出于共同利益结成的共同体，正如法国史学家索布尔所言：“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3]

在民族与国家结合的过程中，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国家拥有了民族的内涵，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近代民族主义是在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不仅是一种与民族相联系的情感或态度，更是一种追求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思想或活动，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所言，民族主义就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4]。

那些出现于西欧地区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内生形态的民族国家，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民族国家为新兴的民族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为民族的利益建造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屋顶，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利益保障，从而激发了民族共同体巨大的创造活力，促进了民族的强盛；另一方面，日益兴盛起来的民族又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推动着国家走向强盛。[5]与以往的国家形态相比，民族国家有着无可比拟的活力，一经产生，便迅速在全球扩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

那些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影响（非自然演进）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通常试图将国内的多个族群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nation），并希冀在这样的“民族”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问题在于这些族群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消失，并长期存在，甚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继续扩大，这样民族（nation）的融合度和整体性都较为有限，与西方内生形态民族国家的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一直困扰着民族国家，形成所谓的“（国家）民族困境”，在极端的情形下，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族群分离主义活动。

于春洋根据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将它区分为“内生形态”“衍生形态”与“外生形态”三种类型。他将西欧创建的民族国家称为“内生形态”，把以欧洲移民为主要人口来源，创建于北美洲、拉丁美洲与大洋洲上的民族国家归为“衍生形态”，而把伴随三大帝国解体、亚非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苏东剧变而形成的民族国家称为“外生形态”。[6]他之所以将亚非地区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形成的民族国家称为“外生形态”，是因为这类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启更多是由于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刺激。马来西亚的民族国家建构自然属于“外生形态”。

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半岛的统治对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唤醒了三大族群的意识。在三大族群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最终取得独立。但是国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反而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新起点。马来西亚的民族国家建构深受西欧内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即一个国家的国民就是一个民族，马来西亚试图将其领土范围内的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即“马来西亚民族”，在学术界也有人称之为“马来西亚国族”。马来西亚通过创建国家民族来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中是比较常见的，正如王希恩所言：“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普遍涂饰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借助国家行为建造与国民等同的‘民族’成为各国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普遍追求。”[7]

马来西亚是在英国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尽管马来半岛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短暂而强大的马六甲王朝，但是它和今天的马来西亚（包括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沙巴与沙捞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英国统治马来半岛期间，英国人为开发马来亚，引入了和马来人数量上大体相当的华人和印度人。由于英国人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三大族群之间缺乏沟通和融合。马来亚独立前，马来半岛的三大族群在不同的领域内各有所长，没有一个族群在当时可以一家独大，因此也很难确认谁才是马来亚的主体族群。对于当时马来人和华人势均力敌的情形，身为矿主和银行家的李孝式深有体会，他指出：“华人所具有的只是百分之二十的橡胶园和百分之二十五的锡矿，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些利益，我们必须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我们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而马来人也无法自己取得统治权，我们所能走的道路就是团结马来人。”[8]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拉赫曼对此有着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没有华人、印度人的支持，马来人无法向英国人争取独立。[9]1957年，在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的共同努力下，马来亚联合邦成立。1963年，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加入马来亚，马来亚联合邦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两年之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各族群拥有共同被征服的经历和被殖民政府统一管理的体验，但这些共通性并不足以让人们在国家内部形成休戚与共的一体感。建国之后，如何将三大族群紧密团结起来，让他们产生休戚与共的一体感，形成一个共同的马来西亚民族，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就成为马来西亚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马来西亚民族建构[10]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朝野所关心的问题。它不仅被马来西亚曾经最大的执政党马来人全国团结组织（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列入党纲，[11]而且也是颇有实力的华人政党民主行动党的奋斗宗旨。20世纪90年代，时任首相马哈蒂尔在国家长期规划《2020年宏愿》中甚至将其作为马来西亚能否成为先进国的第一项挑战。马来西亚在2018年大选中第一次实现了政党轮替。希望联盟政府的执政纲领之一也是要建立一个以2020宏愿为核心，富有诚信和团结互助精神的马来西亚民族。[12]

建国到现在，马来西亚一直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而著称，三大族群之间大体上也能够和平相处，那么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状况又是如何？对马哈蒂尔而言，民族建构在马来西亚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他在第一次执政的最后一年中多次表达了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关注，希望马来西亚族群之间有更多的融合。[13]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在阐述“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时，强调各族要超越容忍的阶段，真正地去接纳对方，“容忍”意味着不大喜欢，但无从选择，必须接受。[14]马来西亚族群之间没有较好地融合也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以下简称“马华公会”）前总会长翁诗杰认同，他曾说，大马建国五十年来，各族仍未真正交融，各族仍然停留在容忍的阶段，容忍是被动的、有限度的，不晓得何时会崩溃决堤。[15]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马来西亚民族到现在一直未能形成。卡尔·H.兰德（Carl H.Lande）在Ethnic Conflict,Ethnic Accomodation,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中指出，在东南亚海岛国家中，马来西亚的民族身份（Malaysia's nationhood）看起来是最有问题的。[16]马来学者加沙里·沙菲（Ghazali Shafie）也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少了一个可明确地被大家接纳的民族，即‘马来西亚民族’。在国外，国人可轻易地自称‘我是马来西亚人’。但这只局于‘国人’之意，而不是所谓的‘国族’。”[17]周福堂在《2020宏愿中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中认为：“其实，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规，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西亚）民族，早在1957年从英政府手中取得独立时，或迟至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就应该产生了。不过，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种族政治和人为因素，马来亚或马来西亚国民意识一直不能顺利建立起来。”[18]

笔者曾在马来西亚实地考察，发现马来西亚三大族群边界清晰，且互动不多，族群之间并没有多少融合。[19]笔者采访过的华人基本上都明确表示，除了在工作场合中和马来人接触较多外，私下里他们的马来人朋友较少，对马来社会了解不多，他们不认为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已经在马来西亚出现。

民族国家建构是要在一国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差异的人口中间创造民族性和民族认同。这是一项没有终点，却又必须持续不断努力的重要使命。

每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族群构成不尽相同，在进行民族国家建构时选择的道路也林林总总。周少青认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模式或路径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模式，此种模式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并将其视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个体的联合体（共同体）。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凝聚力建设建立在全体公民共同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之上，即使这些公民有着明显的肤色、种族和宗教差异。第二种是“族裔（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模式，该模式强调族裔、文化和血统等“非选择性”因素，在国家凝聚力或社会团结构建中的作用，认为凝聚人心和促进团结的力量，不是抽象的价值原则，而是“血缘”“种族”或“出身”。第三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介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种族）民族主义之间，该模式既承认共同的政治信念对国家凝聚力建设和社会团结的作用，也重视共同的“起源”等“非选择性”因素的作用。实践中，绝大部分（多）民族国家都属于这一模式，区别仅在于侧重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种族）民族主义的程度。[20]

本质上来说，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或路径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为“亲公民民族主义”模式，另一种是“亲族裔（种族）民族主义”模式。对于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选择，马来西亚历来有两种思想，即“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亲族裔民族主义）”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亲公民民族主义）”。在实践中，马来西亚巫统政府选择了“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方案来建构其想象中的民族国家。

马来西亚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构，以及马来西亚民族建构为何会陷入困境的问题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

本书的研究意义

1.本书将从马来民族主义入手来探讨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希望了解和揭示马来人的诉求和期望，促进马来人和华人的了解、交流和融合，推动马来西亚华人际遇的改善。今天，许多学者对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都表明：如果要改变华人的命运，让华人在未来有更好的际遇，必须加强对马来人的研究。何启良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时曾指出：“马华政治与巫人政治，在许多领域里是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华政治的发展，有许多地方是附庸于巫人政治的发展的，尤其是独立以后，官方的许多政策，直接地冲击马华政治。说得严重一点，马华政治是处于一个从属地位。”[21]新加坡学者王赓武也认为，如果当前马来世界的华人和马来人两族相互理解的努力不成功的话，想进一步改善两族的关系将是困难的。因此，他呼吁学者多研究马来世界，以增进华人对马来人的了解。[22]

2.本书主要对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对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的民族国家建构进行比较研究。这有助于分析、探讨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看清国家民族的本质，认识不同建构模式的利弊，从而在厘清民族国家建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上得出较为理性的结论。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建构问题不仅关系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关系如何在一个多族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对马来西亚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国家民族的创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来西亚通过创建国家民族来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书既可以为新时期中华民族建构的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有意义的启示，也可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理论的创新发展。

3.本书将对瑞士学者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进行探讨。本书在结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安德烈亚斯·威默（以下简称威默）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进行分析。21世纪以来，威默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西方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在名著《民族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中，通过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来解读民族国家建构背后决定性因素的复杂网络，他强调长期、缓慢移动的过程。然而威默的民族认同理论仍有需要探究的地方，即：“政治代表性及其所提供的象征性包容就够了，还是只有在代表性还能提升公共物品获取的情况下，个人才能认同建构中的民族？”[23]本书将考察马来西亚、菲律宾两国少数族群获取政治代表性与公共服务的情况对所在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