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精准治理方略
201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必然有总的领导、总的设计、总的任务、总的进度等，在这些环节之中，总的领导至关重要。总的领导一方面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另一方面是基层治理的党建引领，做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方面结合。因此，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为抓手、以网络为方式的精准治理模式就会逐渐成为当前中国之治的重大方略。
黄晓春认为，立足于治理转型的历史进程，党建引领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实现治理网络全覆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新路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实践过程包含了三种基础性机制：一是政治引领机制，表现为党组织运用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引导多方治理主体，促使各方达成共识并协同合作；二是激励驱动机制，党组织通过设置一定激励以提升多方主体参与共治的积极性；三是网络整合机制，党组织将不同治理主体吸纳进同一党建网络并推动多方深层合作与资源互补。[19]
由此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关键是通过的党的领导、党建引领将治理落到实处。
1.“精准治理方略”的形成过程
“精准治理方略”经历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酝酿摸索阶段可回溯至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任上，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得来的翔实资料基础上，提出了脱贫应首先在“意识贫困”“思路贫困”上下硬功夫，凝练出了“扶志”“扶智”“精准”“扎实”“攻坚”等重要谋略。形成发展阶段是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先是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调研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方法原则，后在2015年6月贵州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要求：“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一连使用了十个“精准”。同年1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总体要求，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这是“精准治理方略”的理念形成阶段。[20]成熟发展阶段是2018年2月12日—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与精准治理方略相关的《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3月6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等重要讲话。从这些重要讲话中我们理解到，精准治理方略既是从扶贫实践活动得来的具体性方略，也是整个“中国之治”伟大实践的普遍性治理方略（见表1-1）。
换言之，“精准治理方略”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的一条普遍性路径。精准治理方略既成功地应用于反贫困领域，也可以广泛地应用在我国社会治理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精准治理方略”的提出，表明了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在从“管理”走向“治理”。比如我们现在讨论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机制设计问题时，就有海外学者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必须与精准治理有机结合，着重解决贫困的代际遗传问题，只有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才能够形成通过血缘网络和社会网络改变农村面貌，乡村振兴政策制定必须重视田野调查，政策推行要因地制宜。[21]
表1-1 基于扶贫经验的精准治理方略主要内容
杨志成从思维、方法、落实等三个层面对精准治理方略作了理解：在思维层面上，这是一种以精准为内核，具有平衡、精度、数学规定性的新型治理哲学，重在以“精准哲学”之力助力新时代；在方法层面上，这是一种以精准为中轴，将定位格局、一体格局、制度格局相结合的新型治理格局，重在以精准格局之力助力新时代；在落实层面上，这是一种以精准为尺度，具有问题导向、目标清晰、耐力韧性等务实性特征，重在以精准治理助力新时代。[22]
2.“精准治理方略”的内涵、特征和运行机制
目前学术界主要还是从国外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来理解精准治理方略，经历了一个从理解精准（细）治理向理解精准治理方略的转变。刘海龙和何修良全面比较和梳理了公共治理变革过程中的转型思维分析和范式生成分析后认为，精准治理是公共治理特定阶段的产物，有着自身生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逻辑机理和治理内容，旨在识别“真问题”，消除“短板效应”，超越了传统治理范式，完成了中国场景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与进化（见表1-2）。[23]
表1-2 政府治理的范式转移
资料来源：李大宇、章昌平、许鹿：《精准治理：中国场景下的政府治理范式转换》，《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
李大宇等学者认为，精准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范式，它是一种政府借助知识源云端、知识源集成网络、公众网络平台等主动回应公众需求的主动型治理架构。[24]在此基础上，刘海龙和何修良给出了精准治理的运行模式类型学（见表1-3）。
表1-3 精准治理的运行模式类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