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互文小说与互文叙事模式的确立

第一节 互文性

阿克罗伊德小说的一个最明显特征之一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术语，也是当代文化中一个重要概念。根据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解释，

互文性是指用来表示任何文学文本事实上都是由其他文本构成的各种方式：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引用和暗指；对早期文本形式和本质特征的重复和转换；或者仅仅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既定的，构成我们民族话语的共同语言和文学传统和秩序之中。[1]

互文性被认为由法国作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和推广。然而，格雷厄姆·艾伦（Graham Allen）发现，它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语言学，尤其是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开创性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1916）。索绪尔在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和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历时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共时的研究方法，引发了语言学革命，使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的系统性。例如他说：“单个的词语仅靠自身不可能有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控制着声音、词语和其他组成要素的规则系统，所以单个词语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才能获取意义。”[2]艾伦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促进了互文性概念的生成，他对语言系统特征的强调建立了意义关系，并进而建立了语篇关系。”[3]艾伦还指出，互文性概念也曾出现在巴赫金（M.M.Bakhtin）的“对话”和“复调”理论中，和索绪尔不同的是，“巴赫金更加关注语言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存在”[4]。巴赫金认为：“不仅话语的含义，而且它的实际性能也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无论在当下、在特定的环境中、还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话语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5]虽然索绪尔和巴赫金的理论中都包含了互文性概念，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没有使用这个词本身，因此，大多数学者都把互文性的发明者归功于克里斯蒂娃。

克里斯蒂娃“试图将索绪尔和巴赫金的语言和文学理论结合起来，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首创了互文性理论”[6]。艾伦在谈到巴赫金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时甚至说：“克里斯蒂娃不仅创造了互文性这一术语，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引入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互文性与巴赫金的作品是不可分割的。”[7]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文本是多种文本的组合，是特定文本空间中的互文性，其中，取自其它文本中的各种话语相互交叉和中和。”[8]可见，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本：是无数其他文本的交汇场所，并且仅通过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存在。

互文性一词被克里斯蒂娃推广后，许多评论家开始运用它来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批评他人的理论。它最初被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用来解构固定意义和客观解释的概念。例如，罗兰·巴特运用互文理论来挑战长期以来关于作者在意义产生中的角色和文学意义本质的设想。在他看来，文学意义永远不可能完全由作者来决定，因为文学作品的互文性总是将读者引向新的文本关系。因此，作者无法控制读者在文学文本中发现的多重意义。巴特认为这种情况是对读者的解放，一种从传统的‘作者’权力和权威中的解放，因为“作者已死”[9]。巴特对互文性的运用，对多元性和读者自由的颂扬，是典型的后结构主义。然而，互文性理论的另一个分支对读者和其所阅读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这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属于结构主义，他们利用互文性来论证与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截然相反的批评立场。例如，法国文学评论家热奈特和迈克尔·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采用互文理论来论证批评的确定性，或者至少是对文学文本表述明确、稳定和无可争议的事情的可能性。热奈特认为，“每一个超文本都可以单独阅读或通过其与指向文本的关系而阅读”[10]，在他看来，“每一个超文本，甚至是一个仿作，都可以被单独阅读；它被赋予了独立的意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但是独立并不意味绝对，在每一个超文本中都有一种歧义”[11]。对于互文性，布鲁姆（Harold Bloom）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一个诗人不敢承认自己是前辈作者的模仿者，但是也不能接受任何他认为应属于其前辈作家的替代品。”[12]他还指出，后弥尔顿时期的诗歌源于两种动机。第一种是模仿先辈诗歌的欲望，从中诗人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诗歌。第二种是对原创的渴望，反对认为诗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模仿，而不是创造。这表明布鲁姆对诗歌的看法是互文的。他认为诗歌，事实上所有的文学，只能模仿以前的文本。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清楚地阐明了这些观点，作为对之前批评方法的修正。

此外，其他一些理论家和批评家还试图从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运用互文理论，但并没有拥抱后结构主义者对这一术语多元性和“作者之死”的颂扬。例如，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将女性批评的方法描述为，“对女性写作的女权主义研究，包括对女性文本的解读和对女性作家之间（女性文学传统）以及女性与男性之间互文关系的分析”[13]。从这一女性批评的方法可以看到一个依赖女性作家之间所隐含的互文关系的女性文学传统形象。在此，肖沃尔特的想象是一组“形象、隐喻、主题和情节”，它们将跨时期和跨民族的女性写作联系起来，构建成一种像男性文学经典传统一样具有凝聚力和丰富互文性的女性文学传统。然而，与布鲁姆不同的是，一些女性批评家，如吉尔伯特和古芭（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认为，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在一个众多经典作家构成的文学传统中，对富有想象力的自由的渴望，以及试图修正或胜过前辈或先驱作家的渴望，与女性作家的经历和驱使她们写作的动机无关，因为，“作为有许多父辈作家的年轻男作家今天感到自己是无可救药的迟来者；作为只有少数母辈作家的年轻女作家感到自己正在帮助创造一种肯定会出现的独立的传统”[14]。与其他女权主义者不同是，肖沃尔特批评了那些寻求完全脱离男权话语主导的女性写作的女权主义批评形式。她认为，这样一个女性话语空间，一个女性话语和写作的“荒野地带”是无法实现的，而且是对父权制社会中定位和培养女性写作以及发扬女性积极主体地位等真正任务的偏离。她说：“荒野中女性文本的概念是一个有趣的抽象概念：在现实中，我们必须把自己作为批评者，女性写作是一种‘双重话语’（double-voiced discourse），那些沉默的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遗产都会体现出来。”[15]在此，巴赫金“双重话语”的概念起到重要作用，它可以使女权主义的批判焦点集中到父权制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女性写作的他者性，承认对话和话语的双重话语特征，允许肖沃尔特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停止探索那种完全的他者写作传统，从而开始探索女性以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共同写作方式：永远是一种多种可能性的混合。另一位批评家帕特里夏S.雅格尔（Patricia S.Yaeger）也运用巴赫金的对话性（dialogism）理论探讨女性写作，作为反抗父权的独语性（monologism）。反抗的中心集中在对他者的认识，这与互文性和双重话语的观念有明显联系。例如，她说：“肖沃尔特坚持认为女性创作必须解决女性写作中各种话语交集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最好的女性写作不仅会与它试图摆脱的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且还会与之进行对话。”[16]

一些批评家指出，对话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语言游戏中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更具体地说，它指的是语言和话语之间的冲突，不仅可以导致社会分裂，而且可以引起单个主体内部不同话语构成空间。例如，一位非裔美国女作家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不同（甚至矛盾）话语的“主题”，且不可能简单地解决。这样一个主体话语肯定是“双重话语”，即使不是三重话语，而且支配话语和被压抑话语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就存在于这个双重话语之中。为了形容这一多元复合的文化身份，巴巴（Homi Bhabha）用了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术语“杂糅：一种内在的差异，一种介于中间存在的主体”[17]。在此基础上，后殖民批评的焦点是高度互文的，探索“更复杂的文化和政治领域”[18]。也就是说，后殖民作家像女作家一样，作为一个“分裂”的主体而存在，他们的话语总是“双重的”，他们自己的话语中充满他者的话语，因此，具有重要的社会互文性观念。奥尔登·L.尼尔森（Aldon L.Nielsen）通过黑人奴隶被迫习得英语的历史，阐明了这些观点，认为现代美国正是在这些黑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指出，美国的情况不仅向我们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对英语语言的习得，而且同样向我们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在对英语的修改、挪用和转变成新的形式和风格的过程中对美国英语的影响，因为“每一次试图在种族语言内划定边界和确立领土所有权的尝试，都会遭到现存的他者语言的反击。美国黑白混血的过去，虽然在20世纪后期的政治话语中几乎看不见，却不断地在其语言中传播。每一个讲某种语言的主体都说着一种具有种族差异和融合的语言”[19]。可见，尼尔森的观点并没有将传统区分为“非洲”和“美国”，而是明确地认识到这些传统是相互交织的，没有一个作者所写的语言不显示这种互文、双重话语特征。通过采用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以及巴赫金双重话语和反对单一话语立场的对话理论，尼尔森提出一种积极的阅读模式：“语言既是我们自己的也是他人的”[20]。这种互文和对话的理论显然是对那种否认写作本身具有对话性和互文性的单一种族身份和话语的抵抗。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在其后殖民理论中也采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讲述埃祖·埃拉格巴拉（Esu-Elegbara）的传统，认为这一神话人物的两张嘴象征着多元。盖茨的核心论点是，非裔美国人的写作在与标准英语和黑人本土话语的关系中是双语的、自觉互文的，即使黑人本土话语在历史上被以欧洲为中心的白人文化价值观变为失语，“在白人语言中，黑色是缺席的标志”[21]。盖茨认为，非裔美国人写作的双语现象深深植根于标准英语写作和黑人群体非标准口头传统之间的张力中。通过对20世纪一些非裔美国作家的分析，他指出，创造标准或白人写作传统，没必要牺牲黑人原有话语，因为可以采用对话和双语写作方式。例如，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小说《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一开始就突出了标准文字和黑人角色语言之间的区别。小说开篇以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写作风格完美地融入了标准英语的文学风格：“远处的那些船上，承载着每个人的愿望。对于有些人来说，它们随波逐流。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们永远在地平线上航行，永不消失，永不着陆，直到观察者的梦想被时间嘲弄、扼杀后，无可奈何地转开视线。这就是人生。”[22]但是小说中一些黑人人物（珍妮）的语言表现出明显的口头语言风格，盖茨将赫斯顿的小说定义为一种“言说文本，其修辞策略旨在代表口头文学传统，模仿实际讲话的语音、语法和词语模式，并产生口头叙述的幻觉，保留口语特权和其固有的语言特征”[23]。这种言说文本也是巴赫金理论的很好例证，因为小说中的人物话语不仅表达一种观点，而且还蕴含着一种他者性，即黑人语言模式和体裁传统的在场。然而，赫斯顿的小说并不只是给予黑人口头传统一种书面表达这样简单。盖茨揭示出，随着珍妮的自我意识和身份感的增强，叙述者或作家的标准语言和小说主人公的语言被合并在一个自由间接话语中，读者有时无法判断出是叙述者、珍妮、还是两者共同的观点，因此盖茨断言：“《凝望上帝》解决了标准英语和黑人方言之间隐含的紧张关系，这两种声音在文本的开头段落中起着语言对应的作用”[24]。盖茨认为，这种明显的作者和讲话者声音的融合，在非裔美国文学传统中首次产生了一个解决非裔美国作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的方法。这种解决方法的典型特征为双重话语，它没有否定而是融合了白人和黑人两种话语，成为一种混合的声音，超越了任何单一或固定身份概念。盖茨还分析了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他认为，小说中的茜莉是一个具有多重声音的单个人物，她的语言是自我和他人、方言和书面语言的合成（在赫斯顿的作品中是分开的）。茜莉的双语写作，不仅包含了她自己和其他所有角色的话语，也包含了非裔美国人在白人和黑人语言形式之间寻找身份认同的传统，表明美国黑人写作的互文性特征，体现出在一种杂糅、多种族和多话语环境中的成功自悟。盖茨的研究证明了评论家们在重新定义互文性概念，以便分析与最早的互文性理论家和作家所关注的那些先锋派和经典现实主义文本所不同的文本。同时，盖茨也强调了巴赫金在互文性理论发展中所具有的开创性地位。

可以说，阿克罗伊德的所有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互文叙事模式，因此，在此对互文性这一概念作简要梳理。同以上其他理论家和作家一样，阿克罗伊德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也对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认为英国文学的“杂糅艺术归因于英国种族的杂糅本性”[25]，没有作家能够凭空创作，所有的创新都是在前人创作基础上的创新。作为一名有自觉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心怀全人类的后现代作家，他对文学传统的坚信、对前辈作家的浓厚情感和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热爱，都用有形或无形、公开或隐含的方式融化在每一部小说的背景选择、情节设计、人物刻画、叙事策略等创作手法之中。因此，阅读阿克罗伊德的作品，犹如进入一个藏有人类所有书籍的图书馆，读者可以处处听到经典作家的回声，又如同进入一个英国文学百花园，处处可以闻到经典作品的沁人花香。鉴于各章节的侧重点不同，本章只分析阿克罗伊德一部最明显的互文小说《伦敦大火》。它不仅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一部作者公开声明的互文小说，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作者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重要基调，因此，在此对其进行单独分析和研究。其他小说中涉及对互文性理论的运用将在后面相关章节中分别论述，在此不再赘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阿克罗伊德的作品不仅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在主题、人物、事件等不同层面形成复杂的互文，而且他本人的不同作品之间也形成各种互文和重复。正是这种复杂的互文关系，使他的每部作品都超越了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宏阔领域构成紧密联系，让作品的意义异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