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鲁迅话语的发生：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的合力

从《狂人日记》发表开始，鲁迅在《新青年》喧嚣的话语场中的出场、他的文本、创作实践、文化活动，便不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话语事件”。具有身份性、符号性的“鲁迅”——周树人在自身的“废墟”上重建而生的这一生命个体和文化个体——的出场，便如惊天呐喊的那个“狂人”的亮相一般，具有“话语事件”的性质。正是这一“事件”，引我们想去探问，那些在《呐喊·自序》中平静又苍凉地草草交代的周树人的“过往”中，究竟有着怎样不外现的巨浪。我们自然知道，正是这样的周树人与《新青年》话语场域的“遇合”，才产生了“鲁迅”。所以，鲁迅话语的发生，是鲁迅话语系统研究的起点问题。毫无疑问，鲁迅话语的生成并非凭空而来，或一蹴而就的，其必然与当时错综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鲁迅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生成”的探究中，周树人的认知和生命体验的“前结构”、其与语境“遇合”的方式都需要重新考量。

鲁迅的话语世界中最醒目的、在其研究史中始终凸显的就是“国民性批判”。在浩大而复杂的历史时空中，凸显鲁迅身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这一“历史性命题”，必然是走进鲁迅世界的第一步。梳理国民性话语的源流、脉络，分析其话语生产机制等研究工作，前辈学者如刘禾、杨联芬等均已做过。而笔者试图进入对鲁迅的话语体系的整体把握，也依然有无法绕过去的问题：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如何与晚清到“五四”的国民性话语语境相连接的。或者说，国民性批判并不是由鲁迅开始的，但鲁迅将其铺衍为新文学的巨大命题和核心话语，且赋予其灵魂性特质。鲁迅在接收、进入、融汇、实践且发扬这一话语的过程中，有哪些关键性的契机，有哪些共振的维度，有哪些相斥的元素，有哪些整合的途径……将鲁迅放置于这一混乱驳杂却极富生气、实现着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融合的历史场域中，考察其与国民性话语的连接关系，并探讨鲁迅国民性话语的生成和最初构形。这是本章第一节的主要问题。

自然，国民性话语并不能完全涵盖鲁迅话语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还存在着另一深潜而涌荡不息的力量，那就是鲁迅的个人性话语。也就是说，宏大的社会性的话语建构中，始终有着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持续关注——鲁迅的个人性话语一方面支撑着国民性话语的形构，另一方面又成为明显的异质力量，颠覆着国民性话语的指向。而此个人性话语的发生与呈现形态和鲁迅的生命体验无法分割。还原这一个人性话语的发生过程，也就是追问一个“元鲁迅”，也是本章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