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周琼
清代是中国传统集权政治在西南较为深入的时期，史籍的编修及留存也是历史以来最多的时期，“灾异”的记载在数量、类型及详细程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明清宇宙期是灾害群发的典型时期，西南地区的灾害数量相较前朝也有大幅度增加，并呈现出自然与人为交叠致灾的特点，其灾害救济的制度化建设也在屡次的救灾实践中渐成体系，这就为清代西南灾害及其应对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云贵地区地理位置独特，地质结构及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及生态环境类型多样，气象及地质灾害频繁爆发，形成了灾害类型多、分布及影响范围广、发生频次高等特点。受交通及气候的影响，清代云贵地区灾害风险应急防范难度极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社会治理的统筹发展形成了较大制约。清王朝在完成平定三藩、改土归流等底定西南的大政方针后，稳定统治秩序、救荒活民、发展经济就成为清朝政府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
经过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后初步统一天下的清王朝面临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进行荒政制度的建设及实践，是对底层民众（灾民）进行绥靖安抚、收揽凝聚民心进而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不仅体现了清代中央集权的统治智慧，也体现了执行中央王朝荒政制度、较好救济灾民的边疆地区在国家认同上的进步。清代作为中国荒政制度的集大成时期，其灾赈制度的优势，是地方政府在王朝集权统治的稳定态势及渐趋雄厚的经济实力下，以强有力的物资调集分发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对灾民的赈济，迅速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其社会成效成为王朝集权在边疆地区深入推行的标识之一。因此，中央王朝的荒政制度在西南地区逐步深入的推行，使云贵地区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边疆基层社会的精细化治理程度逐步得到提高，有效地发挥了云贵地区在促进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中的纽带作用，尤其是清代云贵地区备荒救灾体系的健全完善和灾荒赈济中邻近省份协同救济机制的构建及实践，促进了清代云贵地区融入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中的进程，也使云贵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历史功能与区位优势得了到充分的展现。
西南边疆具有稳定的统治基础，也具有典型的地缘性、多元性和战略性特点，随着清王朝在云贵地区改土归流的深入推进，在中原王朝推行过的荒政制度也随之在西南地区逐步推行，不仅适应了流官派遣及其行政建制的设立和调适，也弥合了清代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的阻滞缝隙，继而推进并实现了国家政权建设与民间社会秩序互动的多元共治。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体现的良好效果，进一步稳定了清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局势，使云贵地区的山区开发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社会经济实力相应增强，在灾荒赈济期间能够筹集调拨相应的救灾物资，实现区域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再分配。因此，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推动并形成上下贯通、区域协调联动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本质与内涵的具体表达，这也是聂选华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改成的书稿的核心主旨，他的研究成果及观点，无疑能为当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防灾救灾减灾体系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塑造提供历史镜鉴。
他的研究及思考，是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实践的第一次系统探讨。清代的云贵地区是个历史场景极为复杂的区域，自然灾害频发、群发，战乱不止，在天灾人祸交织纷呈的历史时空中，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导致的灾害或社会动乱，其危害及影响在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灾荒中都极具典型性。聂选华的研究，基于区域灾荒史的视角，对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社会影响、荒政制度在云贵地区的具体实践揭示清朝政府的粮食安全、边疆安全和国家安全建构过程中的积极效用进行系统探讨，在具体展现云贵地区灾荒史的各个面相的同时，还关照到清代荒政制度在纵向上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并将云贵地区与邻近省份乃至邻国越南等各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区域联结起来加以考察，从而获取对中国灾荒史的整体性新认知。
同时，他立足于边疆观和边疆治理的视角，系统总结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过程中仓政体系的建设、官方和民间灾赈措施施行及其成效，对清代荒政制度在云贵地区的具体实施和损益变化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从而揭示了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对救荒活民的重要作用。在书中，作者对云贵地区这一地理单元和清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了整体性的把握，并将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的历史置于清代荒政制度、区域社会经济以及西南边疆治理的脉络中进行观察，开拓了区域灾荒史研究和边疆治理协同机制构建的新视角，在深化清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对探讨西南边疆地区的自然灾害管理和灾害风险应急防范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在清代区域灾荒赈济的研究中洞察中国，是区域史灾荒史研究的真正归依之处。聂选华的研究，基于灾荒赈济系统及机制构建的视角对清代中国荒政的公共性与国家治理进行再审视，对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进行深入的探究，不仅揭示了传统中国荒政制度面临的困境，亦彰显了清代荒政之演进与区域公共安全体系建构之间的连续性。从实践层面来看，清朝政府主导的灾荒赈济激活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源性动力，仓政体系、荒政制度的实践逐渐促进了云贵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国家认同意识的生成，从而维护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清朝政府的西南边疆治理为荒政制度在云贵地区的深入实践带来了外源性动力。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期间的基层社会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有机融合，为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为一部研究西南地区灾荒史的重要著述，其成绩固然斐然，但瑜不掩瑕，书稿亦存在有待完善及提高的空间。比如，尽管作者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几乎做到了“竭泽而渔”，在论述中遵循论从史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旁征博引学界的优秀成果和独到见解，但在部分内容的论证上仍缺乏严格精详的审慎考辨，在“识大”（博）且要“识小”（精）方面有待下功夫。由于“历史”本身具有历史性，使得史料不可避免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与记述者的主观理解，并非纯粹的客观真实，因而要求研究者在写作时不能尽信史料，尽可能地做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和“秉笔直书”，尽管这仅是历史学要实现的一个“高贵的梦想”，但可以是青年学者坚持的方向。自古至今，政治制度、灾荒赈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因此灾荒史的研究者应当秉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治史理念和方法，将研究根植于中国大地，藉此探索生命与社会的意义，因此，对清代云贵灾害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性探讨，应当是可以深化书稿内涵的一个侧面。此外，作者在书中对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实践的路径及其成效虽然有了宏观的把握，但仍旧存在深入细致探讨的余地。作为对当今社会防灾救灾减灾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现实借鉴价值的学术性专著，不仅要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和逻辑严密的阐述，还要在周密论证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拓展理论视野，推进学术理论的创新，更好地满足实践的需要，也才能够对目前国家进行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提供更切实可行的资鉴和建议。
选华的书稿付梓在即，心情不免澎湃起伏。在为他的成长进步感到由衷高兴的时候，也为他在人格及人品上的养成欣慰着。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2012年有幸去他本科学校做讲座认识他的情景，也记得他考入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后，他的努力上进、他的踏实稳健、他的责任担当、他在研究所困难时候的坚守相伴……每一件事情，就仿佛是昨日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他的成长和成绩，见证着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走过的每一个足迹，而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曾经的每一个业绩，也记录着他踏实奋进、努力拼搏的汗水。我不能忘记他为了完成研究所、为了环境史团队的工作，在一次次熬夜后第二天还肿着眼睛在坚持赶稿的辛苦，我也不能忘记在事情堆积如山我手忙脚乱时他说“这件事情交给我”时带给大家安心的感觉；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交给他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他不声不响完成了任务时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在研究所面临种种困难和压力时他的坚韧和坚守，甚至很多次我都觉得他会坚持不下去，会像别人一样离开背弃我们的时候，却在不经意地回过头的一刹那，看到他还在……他虽然不是学生中最聪明的那个，但他无疑是最努力最有韧性、最不善言辞但却可靠踏实的那个。
我的恩师林超民先生在指导、勉励我们坚持并安心做学问时常说的话是大浪淘沙，如今我把老师的话用在聂选华博士论文的序中，是想说，在世事的变幻莫测中、在沧海桑田的迷茫后，聂选华和他的学术研究，就是大浪淘过后留下来的那粒闪着金光的沙子！他的努力，验证了林超民先生指导我们的话，是对的！他让林超民先生传承下来的方国瑜先生的治学精神，在新一辈学子的身上得以绵延赓续。
生而有涯，学无止境，这部书稿作为聂选华学术人生中的第一部专著，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也为他未来的学术人生，开了一个好头！
2022年6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