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目前，学界关于清代灾荒赈济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成果丰硕，成绩斐然，尤其是对清代荒政制度的研究已经形成体系，对灾害救济中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基本程序和救荒措施中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恤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全国各高校图书馆馆藏发现，有关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论著颇多，长期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清代的灾荒做过相关的探讨和论述，是后辈学人进一步从事灾荒研究的知识宝库。认真分析和总结目前灾荒史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找寻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区域，是深入开展区域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前提。
（一）清代荒政研究整体现状及前沿问题
荒政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因应对灾荒而采取的救灾救民的政策。诸如地震、干旱、水患、洪涝、蝗灾、瘟疫等各类自然灾害，在荒年容易造成民众生业艰窘，更甚者则造成社会动荡，历代王朝执政者很早就因救荒活民而逐步推进荒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礼记·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赈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10]。西周时期，救荒已得到重视，荒政初具雏形。《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11]南宋董煟编著的《救荒活民书》考古证今，条陈救荒之策，备述救荒之法，是为中国第一本救荒专书。清代俞森编纂《荒政丛书》，辑古人救荒之法，凡七家之言，即于宋取董煟《救荒全法》，于明以来取林希元《荒政从言》、屠隆《荒政考》、周孔《教荒政议》、钟忠惠公[12]《赈豫纪略》、刘世教《荒箸略》，于清朝取魏禧《救荒策》。亦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之考证，溯其源，使知所法。此外亦复究其弊，使知所戒，系统地总结历代以来的救灾措施。
李向军认为，中国古代荒政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肯定已出现雏形；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逐步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隋唐两宋，日臻成熟；从元代起，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渐至鼎盛；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13]。有关清代较为完备的荒政制度研究成果，从其形式来看，皆以论文居多，专著次之；从研究内容来看，较多地集中于对荒政制度各个层面的探讨，既有理论的提升，也有具体个案的细致剖析。李向军《清代灾荒研究》[14]一书对清代灾荒发生的频次、分布及发展趋势、发生原因与社会影响作出分析，并对清代救荒的基本程序和备荒措施作出系统的阐释，并对清代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的关系作了详细地探究。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5]论述清代各类自然灾害的实情，对灾荒的成因及其影响作了探研，同时对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荒政策的实施作了深入的论述。周琼《清代审户程序研究》对清代灾赈过程中的审户程序进行全面综合的论述，并对清代“勘不成灾”“以工代赈”“粥赈”、流民及“栖流所”等灾荒勘察和灾赈方式进行详细的探究[16]。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救助活动（1750—1911）》[17]对清代国家政府的社会救助活动、救灾措施及其特征进行了严密的概述。另外，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对清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慈善机构的设置进行了论述[18]。张高臣《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19]一书对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空间和时间分布、破坏强度等展开统计分析，并对光绪朝荒政举措、荒政效果及荒政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展开研究，认为光绪朝荒政的颓废客观上又为近代“义赈”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
有关清代荒政研究，周琼在《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一书中指出，“灾赈制度的最终目标是拯救灾黎，其具体实践常彰显出专制体制下罕见的人性温情的光辉，如将部分‘勘不成灾’的灾荒纳入赈济范畴，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荒政制度中最富人性化的内容。”[20]张若开的《晚清时期的灾荒及清政府的赈灾措施》对晚清的灾荒进行概述，并总结了晚清时期赈灾措施及其特点，进一步考察晚清时期政府的赈济制度[21]。李光伟的《清代钱粮蠲缓积弊及其演变》对清代灾荒救济中钱粮蠲缓弊端的类型及其在清中后期的发展演变作了分析[22]。张建民的《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对清代灾荒发生时期的生员赈济进行系统论述[23]。张凤鸣《救济与控制：清代乾隆朝“留养资送”制度研究》以乾隆朝“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为核心，对这一时期政府对流民救济和管理政策的变动、原因及其影响作了分析[24]。吴昊沐《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对晚清赈济体系中的官赈、教赈和义赈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论述[25]。谢忠强《“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从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和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了晚清中国救灾主体的变化[26]。陈锋《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对清代康乾两朝田赋蠲免中的漕粮与耗羡蠲免、蠲免佃户之租与蠲免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7]。张祥稳《清代乾隆政府灾害救助中之“截拨裕食”问题》对乾隆朝时期灾害救济过程中“截拨裕食”这一重要救荒举措进行了专题研讨[28]。
关于清代灾害与社会关系研究，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29]收录学界有关清代的饥荒与社会、官府救荒制度与实践、基层社会与民间御灾机制、中国救荒制度的近代转型和观念的转变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的《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30]一书，各位学者以历史时期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作为个案研究，对灾害的发生过程及其规律、灾害与人口的关系、灾害发生过程中官僚系统与地域社会的作用、水灾与地域社会以及灾害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关系作出了详尽的研究，并对自然灾害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郝治清主编的《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31]刊载郭松义等学者对清代自然灾害与农业、灾害与政府赈灾举措以及仓储设置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赵晓华《救灾法律与清代社会》[32]对清代救灾法律制度和救灾法规政治运作的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究。
有关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是灾荒史研究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2013年，灾荒史再研究领域的拓荒者李文海先生发起并组织成立“灾荒史研究中心”，有序推动了国内灾荒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其中以李文海先生、夏明方先生等学者为灾荒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带领科研团队先后出版系列关于近代中国灾荒的论著，时至当前，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者和较大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33]对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进行探讨，对清代道光朝后期至民国时期的全国灾情作了统计和分析，并就清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政及救荒之弊病作了阐述。李文海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灾荒研究课题组于1994年推出专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34]，全书官书、文集、笔记、书信、方志、碑铭、报刊杂志和调查史料等历史资料丰富翔实，尤其是个案比较的科学考证更加凸显学者们谨慎务实的治学精神。李文海先生还在《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对晚清义赈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了论述[35]。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6]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置于当时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并对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此外，朱浒《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从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视角出发，对光绪年间郑州地区黄河的决口和晚清义赈的新发展作了探讨[37]。“中国近代灾荒史作为一个研究的有机系统，是由灾害、灾荒、灾因、灾荒社会问题、灾荒救治等子系统组成，各系统又有自己的组成要素，这些架构了中国近代灾荒史的学科体系。”[38]
关于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夏明方在研究中论述道：“远在19世纪晚期，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陈炽，就曾经从历史上森林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南北两地的灾害频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解释。20世纪20年代以后，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各个不同专业的许多学者，开创性地运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气候变迁和地貌变迁，以及环境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民族心理的影响，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基础的灾害学理论和灾害史研究框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竺可桢和邓拓，此外还有潘光旦先生。”[39]夏明方对“丁戊奇荒”的研究颇有见地，他指出：“近代以来国内封建主义日益腐败的政治制度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国外资本主义日趋加深的经济侵略，是形成这次大祲奇荒的根本原因。不过，强调这场灾难的两条灾祸之根，强调它发生的社会必然性，丝毫也没有低估、更没有排除源于自然界的异常破坏力量。实际上，饱经蹂躏、摧残而衰败不已、严重失调的北方社会经济结构，正是在来势凶猛的特大旱灾袭击之下彻底崩毁的，其中所潜伏着的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也因此爆发，化为一场椎心泣血的人间悲剧，化为后世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天灾造成了人祸，人祸加剧了天灾，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之中，确是一条铁的规律，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蕴而已。”[40]
从以上有关清代灾荒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清代荒政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多倾向于自然科学视角下的研究，围绕灾荒缘起、分类、发展情形、影响后果等方面的探讨论著较多，与此同时，相关论题的探讨涉及具体的灾害及其救济，与灾荒各要素及灾害本身密切相关的论题也是考察的重要内容。另外，学界也对清代的荒政得失进行了论述，从不同的层面讨论荒政的成败，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一环，这也是后学之辈从事灾荒史研究不容忽视的。学者在清代灾荒与社会救济的研究中，将灾害与国家制度、民间力量、救灾思想与法律等结合起来考察灾害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灾荒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在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近代区域灾荒史还涉及社会结构、社会治理、慈善等领域，也不乏有关论著从医疗史、环境史以及公众史学、新文化史以及历史记忆等视角对灾荒史进行探析，相关研究亦有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索。从现有的相关著述来看，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成果质量及数量都不断攀升，跨学科研究是一大趋势，学者将灾荒史扩展到与之相关联的领域中，整体研究、区域性研究、扩展性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皆有所突破，多样化研究呈现一个良性循环的态势，灾荒史研究的领域和界限得到拓宽。相关论著在灾荒史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在开辟了灾荒史学研究新路径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学术新人积极投入灾荒史研究的阵营，从每年一届的中国灾害史年会来看，从事灾荒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内涵认识趋近，研究成果走向综合，研究价值获得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自2018年起，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共同创办的学术辑刊《灾害与历史》每年推出一辑，所收录的学者的文章内容主要涵盖一切从历史角度对灾害进行观察与研究的相关成果，涉及灾害状况、规律、成因、应对、影响以及灾害记忆、文化、信仰等问题，并将其和人类社会历史更广泛、更深入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夏明方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13&ZD092）、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琼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17ZDA158）、安徽大学历史系朱正业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灾害文献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8ZDA196）以及其他与灾害研究相关的项目的实施，深化了清代及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从实践意义看，相关项目的研究为更好地开展云贵高原的生态经济建设以及当代云贵地区的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清代区域灾荒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随着清代荒政研究的成熟和近代灾荒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区域灾荒史研究备受学者的关注。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探索区域内部灾荒的形成及其与国家政权、制度和秩序的交互关系，对考察地方社会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特殊时段的特定区域内，任何一种灾害都通过地方社会内部的特定条件对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产生着复杂的影响，简单来说，区域内部历次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和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等，都与地方民生和地域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代区域灾荒史研究的理论、方法都逐渐得到提升和改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袁林《西北灾荒史》[41]对历史时期西北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发生次数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系列自然灾害在西北地区发生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提出相应的防灾减灾策略。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42]以社会史的角度为出发点，从长时段的视角对光绪初年山西旱灾在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详细的探讨。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43]一书以明清江淮地区的灾害作为考察对象，对当地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李庆华《鲁西地区的灾荒、变乱与地方应对（1855—1937）》[44]主要对鲁西地区的灾荒变乱与地方的应对措施作了介绍，对京杭大运河与鲁西沿岸城市、国家对鲁西的策略和重新定位、士绅和民众的自救、晚清民国时期的兵燹匪患等进行了相关研究。焦润明、张春艳《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45]一书对近代东北的水灾及救助、近代东北的旱灾及救助、近代东北的饥荒及救助、近代东北的瘟疫及应对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包庆德《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46]指出灾荒的成因主要有天文、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而内蒙古地区水利工程的不完善、社会秩序不稳定等社会因素，特别是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中后期至民国以来对内蒙古地区的大规模无序滥垦，是造成该地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以及灾荒加剧的主要因素。
有关清代区域灾荒史的研究理论和路径亦值得借鉴，张莉《乾隆朝陕西灾荒及救灾政策》通过利用乾隆朝的档案史料，考察了清朝陕西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情程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47]。张韬岚《试论清代陕南地区的荒政实施》以光绪二十一年陕南兴安府发生的水灾为例，对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施行的荒政措施进行了论述[48]。王璋《灾荒、制度、民生——清代山西灾荒与地方社会经济研究》通过对清代山西自然灾害种类、发生地域及频次的梳理，探讨清代各朝政府、民间救灾行为的差异与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49]。姚延玲《清代道咸同光时期的灾荒与救助——以山西省为例》对清代道咸同光时期山西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并对灾荒与救助展开探讨[50]。董传岭《晚清山东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对晚清山东的自然灾害概况、成因、特点及其与乡村人口、乡村经济、赈灾救荒、社会冲突、乡村习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51]。王林《清代山东仓储的兴建、管理和存废》一文通过对山东仓储兴废的考察，进而分析了清代仓储在灾害救济中的重要作用[52]。孙百亮、孙静琴《清代山东地区的人口、耕地与粮价变迁》通过对山东地区人口、耕地、粮价的变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论述了其对灾荒救济的重要影响[53]。王卫平《光绪二年苏北赈灾与江南士绅——兼论近代义赈的开始》对光绪年间苏北海、沭两地的赈灾做出全面的分析，并对灾害救济过程中出现的近代义赈进行了探讨[54]。白丽萍《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和地方社会》一书以社仓与地方社会为研究对象，以长江中游地区为研究区域，旨在揭示清代仓储与地方社会的相关问题[55]，书中亦有关于社仓储备对救灾及成效的探讨。
在区域灾荒史方面，学界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相关研究既关注到了区域社会各要素的影响，也涉及荒政及灾荒赈济的方方面面，相关的探讨比较细致，富有深度。与此同时，学者也对区域内晚清义赈这一独具特色的灾荒救济举措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具体问题的研究深入推进，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区域灾荒史的研究作为清代荒政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基于先前荒政制度的研究成果，同时亦超越了原有的荒政研究体系和框架，区域灾荒史的探讨和地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交融在一起，并在研究理路和方法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这对进一步开展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海外中国灾荒史研究及前沿问题
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灾荒史感兴趣，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研究者日益增多，并成为海外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成果渐次受到学界的好评。华洋义赈会的马罗利（Walter H.Mallory）著有《中国：饥荒的国度》（China: Land of Famine,1926）一书，他曾将灾荒定义为“灾荒者，基于天然原因而致食粮供给之失败也”[56]。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大部分学者都把救灾作为晚清帝国的一项主要工作和成就。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18e siècle）一书运用丰富的资料，对18世纪清政府防灾和救灾的独到经验进行考察。他认为，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清政府维持着庞大的谷物储备来应对饥荒，他还把向灾区运输、发放粮食与其他救灾措施（如蠲免赋税、发放赈银、允许人们迁移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国家经济措施的演变和赈灾的地理分布、荒政与社会秩序、土地集中和人口流动等相关要素进行了详细论述[57]。1980年8月，在哈佛大学索斯摩学院李明珠（Lillian M.Li）教授的策划和组织下，“中国历史上的食品与饥荒工作室”顺利成立，工作室得到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赞助，它把第一代西方的中国学者联合起来，给予中国灾荒史研究重点关注。此后，魏丕信、王国斌（R.Bin Wong）共同推出《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仓储制度》[58]（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l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9—1850）一书，该论文集对清朝各省仓储制度的发展、基本结构、内部运作、成就及最终的衰落进行了研究，并对清朝仓储在晚清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日本东洋大学教授星斌夫的《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史的研究——清代赈济仓专论》（图书刊行会出版，1985）认为，清代的福利政策主要是儒教王道政治的恩惠，具有慈善的性质。星斌夫指出，清代统治阶级继承明代以前历代的政策，他把三仓作为赈济政策的主流，并进一步分析了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综合功能。1996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邓海伦（Helen Dustan）出版《聚讼纷纭的经国论议》一书，对清政府的粮食贸易和大众生计的政策进行了研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Andrea Janku撰写的《中国自然灾害史之探索：临汾县个案研究》一文认为，迄今为止有两种话语主导我们对中国自然灾害的思考：一是与中国古代天命理论有关，从人们的行为、尤其是政府的表现来解释自然现象；二是自19世纪下半叶中国加强与西方的互动以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中国尤其容易遭受自然灾害。文章以山西临汾灾害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考察前现代时期的乡土经验来解释这些超越支配性的话语的深层内涵[59]。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和环境恶化（1690—1990）》[60]（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1690s—1990s）一书全面考察了300年内直隶地区的政府、市民、意识形态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清代救灾活动的成效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2001年，美国社会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出版的《维多利亚晚期的大灾难：厄尔尼诺、饥荒和第三世界的形成》[61]（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一书利用魏丕信和王国斌对清代仓储的研究，对现代世界历史中灾荒的角色提出了独创性的看法。2011年，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历史学者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出版论著《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62]（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作者以宽阔的研究视野，引述前代类似事件以及皇帝们颇为有效的赈灾政策，对1876年至1879年间华北地区的灾荒做了多角度描述。
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较少关注灾害成因，而更多的是注重对饥荒与中国政府的功能、世界历史中的清代救灾活动、文化和宗教对饥荒的响应三个问题，研究视角较为新颖。在对饥荒和中国政府的灾荒响应问题的广泛研究中，比较研究被惯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灾荒探讨中，同时也赋予了清代荒政研究全球视野，这也为我们开展区域灾荒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路。
（四）清代云贵地区灾荒研究及前沿问题
近些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清代云南和贵州的灾荒，学者对清代云贵两省的灾荒所做的探讨和交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关研究工作正在逐步推进。
1.云贵地区灾害史料辑录与整理
文献资料的整理，是深入推进灾荒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由于云贵高原位于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地点，地壳运动频繁，地震活跃，自古以来受地震灾害的影响较大，相关史料整理成果较多。如，李善邦主编《中国地震目录》（第1集）[63]收集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直至1955年云贵地区的大地震史料；顾功叙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64]收集了1970年之前云贵地区的地震原始记录；云南省地震局编辑的《云南省地震资料汇编》[65]所录云南地震史料始于公元前26年，止于1982年；《西南地震简目（川、滇、黔、藏）》[66]第二、三部分为公元前26年至1986年间云南和贵州的地震简目，编写组对每次地震时间、震中位置、震级、烈度、深度都做了标注。
气象灾害史料方面，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云南省历史洪旱灾害史料实录（1911年〈清宣统三年〉 以前）》[67]辑录1253年至1911年共计659年云南的水旱史料；刘建华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云南卷》[68]和罗宁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贵州卷》[69]广泛收集了自有气象灾害文字记载以来至2000年年底的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云南和贵州古今气象灾害和次生灾害情况；贵州省图书馆编辑出版的《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70]汇集了1900多年（公元前27年至1949年）来有关贵州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水灾、雹灾、旱灾和虫害等专题史料；贵州省防汛抗旱办公室、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编辑的《贵州水旱灾害》[71]系统地汇总贵州省水旱灾害的基础史料；覃子建、吴淑才、王继安编辑《贵州地震历史资料汇编》[72]辑录正史、方志、家谱、报刊杂志、诗歌文集等文献中的相关地震史料。另有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亦从馆藏云南省地方志，包括通志、州志、府志、县志、厅志和专志中摘取有关寒暑气候、雨雪风霜、水旱蝗震等方面的内容，编排影印汇成《云南气候与灾异资料辑录》[73]。
在清代灾荒史料整理方面，集成性的史料汇编为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先生、夏明方教授和朱浒教授主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出版的大型文献资料《中国荒政书集成》[74]，该书辑录宋代至清末出版的各类荒政著作，主要以稿本、初刻本或通行本为底本，并适当选编散存的荒政论文，是目前海内外第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国荒政资料汇编，亦为学界了解历史时期特别是清代重大灾害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极为详尽的珍贵资料。《中国荒政书集成》“这套大型史料专书不仅为新清史的修纂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依据，而且和编委会组织出版的各种‘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等史料专书一起，开发、抢救和保存了历史上丰富的文化资源，泽被后世，功在久远。从这个角度上讲，编委会对各种史料丛刊的策划和出版，其意义不低于新修清史”[75]。夏明方认为，在灾害史料的数据处理方面，以往研究作出的大量开创性工作，为探讨中国长期气候变化和灾害演变规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此外，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的龚胜生教授团队积20年之功，系统梳理中国3000年的疫灾史，其中《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清代卷）[76]收集了清代云贵地区疫灾流行的史料，为开展云贵地区的疫灾史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
2.云贵地区灾害研究进展概述
杨伟兵在《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一书中指出：“灾变制约因素对土地利用及其变化的驱动，因史籍中更多地体现为自然变异，及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地面积与收成减损等负面影响，除了有些不可逆转的损坏因素外（如滑坡、山崩），大都仍能在灾后恢复垦殖，故对整个高原土地利用面上的分布影响还是有限的，当然对生态环境而言，这些因素却是重要的考量指标。”[77]云贵两省地处低纬度高原地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具有复杂化和差异化的特点，据文献记载，清代云南和贵州两省的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和疫病灾害发生频次较高，部分地区还面临不同类型灾害叠加和复合型受灾的困境，灾害呈现出种类较多、空间分布广、发生频率高、灾害程度重和危害强度大等特点，因而云贵地区的灾荒与生态及社会变迁都备受学界的关注。
（1）气象灾害研究
秦剑等人编著的《云南气象灾害总论》一书重点对云南的干旱、暴雨、洪涝、寒潮、低温、冷害、冰雹、大风、雷暴等主要灾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书中充分利用丰富的气象灾害资料和气象科研成果展开多角度的分析和研究，对近500年云南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分布和周期变化作了论述[78]；李选周、张坤的《云南水稻冷害的历史考证》一文考证了云南水稻冷害发生的气候背景、水稻冷害地区分布规律、水稻冷害年段变化规律、水稻冷害类型及防御措施[79]；严华生等《昆明近300年的旱涝变化规律》一文通过对昆明近年旱涝史料及近百年降雨观测数据的分析和研究，揭示出昆明旱涝灾害历史气候演变、气候周期变化、年际变化规律以及太阳黑子、厄尔尼诺、大气环流因子变化对昆明旱涝变化的影响[80]；杨煜达的《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弥苴河流域水患考述》一文以弥苴河为个案，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小流域的水患问题，分析了清代云南大理府邓川州境内弥苴河水患的分期和特点及应对措施，着重论述了弥苴河流域生态特点与水灾的关系[81]，他的著作《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82]依据历史文献和现代器测资料，研究1711年至1911年间云南的气候与天气灾害，重建低纬度地区第一个高分辨率的历史气温序列，并对典型灾害的天气背景和云南季风气候演变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张学渝的《云南历史上的旱灾与应对措施研究》一文对历史时期云南旱灾进行登记划分，认为云南历代旱灾具有发生地域普遍、发生时段频繁和影响广泛的特征[83]；刘红晋《云南历史旱灾及防控措施研究》总结云南历史时期旱灾发生的成因和规律，并对旱灾的防御技术措施及其社会影响做了研究[84]；李苏的《清代云南水旱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在史料的基础上对清代云南地区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分析，并对救灾主体的变化作了论述[85]。
关于清代贵州的灾害研究，相关成果以水旱灾害研究为主，同时还涉及清水江和乌江流域内民众的灾害文化信仰问题。李鹏飞的《清水江下游地区自然灾害初步研究（1459—1949）——兼谈经济活动、社会规约与自然灾害之关系》一文通过对这一时段清水江下游地区自然灾害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发现清水江下游地区自然灾害的基本类型及发生规律与历史时期繁荣的木材贸易、苗侗等族的立碑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并指出清水江流域边开发边保护的控制模式以及社会规约的确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流域下游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和频率[86]；严奇岩的《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部及区域特征》一文结合历史学和灾害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明清贵州水旱灾害及其时空分布、区域性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87]；何术林的《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明清乌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进行了初步分析[88]；张明等人的《清代清水江流域自然灾害初探——以清水江文书和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利用清水江文书和地方志的对比研究，具体考察了清代清水江流域自然灾害的种类、特点及其对少数民族造成的负面影响[89]。除此之外，吴才茂、冯贤亮讨论了清水江流域“遇病不药，而事祈祷”的风俗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指出这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固有的生存、防护策略[90]。
（2）地质灾害研究
目前，学界对云贵地区地质灾害的研究，以地震灾害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云南地处印度与欧亚两大板块碰撞带的边缘，地壳运动剧烈，地震灾害频繁。皇甫岗《云南地震活动性研究》一文以地震活动规律性以及孕震环境为重点，对云南历史上发生的地震进行了史料考证和分析[91]；邓瑞生、王彬《云南历史地震记载与强震目录再析》一文以云南历史地震记载为依据，并对照《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国家地震局地震防御司，1995年）一书，就1960年和1995年编制的4版强震目录中的地震参数判定失误之处和遗失的中强地震数据作了详细论述[92]；肖雄根据云南地方志中记录的清代至民国时期300多年间云南破坏性地震（M≥47）进行考察，并对地震后政府与民间的赈济措施进行分析[93]；曾桂林《云南的地震灾害与社会应对：1659—1949》一文对公元1659年至1949年间云南发生的地震灾害的分布规律进行了探究，并对各时期社会各界就地震灾害的应对举措做了分析[94]；严凤的《清代云南地震灾害及其应对研究》基于清代官方文献和云南地方史料中有关地震的详细记载，阐述了清代云南地震情况及其社会应对措施[95]；陈秉仁在《道光十三年云南全省大地震的研究——在昆华民众教育馆地震讲演会讲演》中，对这次地震的成因和灾害情况做了简要论述[96]；俞维贤等学者对1833年嵩明8级地震的地表破裂带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97]；姚佳琳《清嘉道时期云南灾荒研究》一文对清嘉庆和道光年间云南的灾荒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以嘉庆二十年（1815）至二十二年（1817）的云南大灾荒、道光十三年（1833）嵩明大地震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嘉道年间云南的灾荒状况[98]；杨瑞华的《云南地震地声初探》从近兆地声和远兆地声两个方面对云南地震地声历史记录进行分析[99]；罗荣联、陈玉茹的《云南历史强震活动图像》结合历史记载和现代器测资料，进一步分析和总结了云南地区强震规律[100]。代少强《贵州六百年地震灾害与社会救治研究》一文对元朝至民国时期贵州的地震历史文献、地震概况、地震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地震灾害救济与灾后重建作了深入的探讨[101]。
学界对历史时期云南地震灾害的研究，既有将历次地震灾害与其他地震灾害的对比分析，也有集中对云南地震灾害发生的地理机制、地震活动特征、危害程度的深层探究，基于地方志、档案和碑刻等对清代云南地震灾害及赈济的深入分析亦渐次得到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很明显的是，对云贵两省的地震灾害的整体研究和具体研究都显得不够充分，对地震灾害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衍生灾害（次生灾害）的关注程度也不够，并且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有待提高。
（3）疫疾灾害
历史时期疾疫灾害的大规模流行，对当时社会公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直接性的危害。疾疫灾害的发生与区域地理环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等环境息息相关。龚胜生认为，“中国疫灾变化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寒冷期往往为疫灾频繁期，温暖期往往为疫灾稀少期，气候越寒冷，疫灾越频繁，寒冷期越长，疫灾频繁期也越长”[102]。疫疾灾害作为云贵地区灾荒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层面，长期以来亦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
云南自然地理环境独特，区域气候差异较大，是中国鼠疫较为典型的自然疫源地之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与鼠疫流行区域的变迁有密切关联。曹树基、李玉尚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103]一书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战争与和平时期）、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此外，李玉尚和曹树基还专门讨论了和平时期云南鼠疫的传播模式，认为和平时期云南鼠疫的流行是地形和交通所决定的疫情传播[104]；李玉尚的《手术与药物：清代后期云南鼠疫流行中的治疗》一文从清代文献和20世纪50年代鼠疫流行史的调查出发，认为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外科手术，其在降低死亡率的作用上都极为有限，除了共同基于“地毒”观念的外敷手段外，清代后期两个区域的其他治疗手段在不少方面殊途而不同归，可能是两地不同的文化和观念所致[105]；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一文对清代地方政府应对鼠疫灾害的方式进行论述，认为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防疫重点不同，也致使民众与官方的对抗程度产生不同[106]；李玉尚、顾维方《都天与木莲：清代云南鼠疫流行与社会秩序重建》一文分析探讨了清代云南长达125年的鼠疫流行史，认为其中虽然社会一直在积极寻求各种应对的方法，但都天信仰和唱木莲戏因能“制止”鼠疫而为民众普遍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强化了儒家孝道观念[107]。
关于云南鼠疫的研究，刘雪松《清代云南鼠疫的环境史研究》一文从环境史的视角出发，对清代云南鼠疫灾害的流行和区域变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进行了详细地探究[108]；田杰《云南184年人间鼠疫历史的分段》一文采用最优分割法，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将数理逻辑方法应用在历史学研究中，对云南历史上的人间鼠疫表现出的强烈随机性和动态连续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09]；胡蝶《清代云南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一文从地理学的视角揭示了清代云南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并从自然灾害学、环境科学和社会学角度论述了疫灾流行的环境机制[110]；吴寰《灾疫的流动性：清以降以云南为中心的区域鼠疫流行研究（1644—1949）》一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搜集提取，采用跨区域的观察视角，分析了清代以云南为中心的鼠疫流行情况及其流动性行为态势[111]。
疟疾是一种自然地方性疾病[112]，主要是由于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云南低纬度和高原海拔的双重作用，对复杂多样的山地气候影响较大，这也是云南疟疾流行在地理分布上极其复杂的主要因素。许新民《近代云南瘟疫流行考述》一文将中外文资料结合起来考察，对近代云南瘟疫的种类、流行时段、流行地域、官民医三方对瘟疫成因的认知与防治策略进行了探讨[113]；许新民《疟疾与晚清民国云南生态环境》一文认为，疟疾是一种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传染病，并强调晚清民国时期云南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病原体三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造成了疟疾在云南的普遍流行和人口死亡；除了对鼠疫、疟疾的研究以外，清代云南瘴气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一书对清代云南瘴气存在的自然环境、“瘴域”变迁的特点、原因和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14]；徐凤梅《明清时期贵州瘴气的分布变迁》一文运用田野考察法和文献分析法，综合利用考察资料与明清时期的瘴气史料，对明清贵州瘴气的分布变迁过程与地方经济开发进程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贵州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15]。
3.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应对研究
清代的荒政制度在云贵两省的实践及成效，是目前学界开展区域灾荒应对机制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相关研究涉及荒政程序及救荒活动的各个方面，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举，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房爱华《明清时期云南灾荒与赈济浅论》一文分析了政府救济、精英士绅阶层的赈济和社会自救活动等三个不同社会层面对自然灾荒的应对[116]；朱加芬《乾隆时期的救灾制度及在云南的实践》一文分析了乾隆朝国家框架下云南救灾制度的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云南救灾的特点[117]；李新喜的《清代云南救灾机制刍探》一文对清代云南荒政施行过程中的救灾机制作了全面的论述[118]；王明东的《清代云南赋税蠲免初探》一文对清代在云南实行赋税蠲免的种类和原因作了相关分析，并认为清朝政府对云南实行赋税蠲免的政策与当时云南地区的灾害情况息息相关[119]；马亚辉的《乾隆时期云南之灾赈研究》一文对乾隆朝奏折所记载的大量云南灾赈案例进行初步探讨[120]；谭志刚《清朝前期云南灾赈初探》一文对清前期中央政府在云南实行的平粜、赈济、蠲缓、借贷等灾赈政策进行了研究[121]；马晓粉《清代云南灾荒及其应对机制研究》旨在厘清清代云南地区的灾害类型、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并对官方与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进行探讨[122]；田千来《清康雍乾时期云南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机制》一文对清朝康雍乾时期云南的自然灾害状况及其原因和救灾机制进行了论述[123]；姚佳琳《近30年来清代云南灾荒史研究综述》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灾荒本身的研究及灾荒应对三个层面对近30年来学界对清代云南灾荒的研究成果作了综述和详细分析[124]。
关于清代云南灾荒的研究，期刊论文和著作的相关研究涉及灾赈制度、应对机制、慈善事业、仓储建设及粮食价格等方面。周琼认为：“清前期报灾制度的建设及发展，不仅反映了制度重建及继承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对中原汉文化及其传统制度的认同、接纳，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及建构过程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及其凝聚力、向心力发挥的实际影响。”[125]此外，周琼《云南历史灾害及其记录特点》一文从历史灾害的记录及其重要案例出发，对云南灾害史的记录特点和变迁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26]；古永继《历史上的云南自然灾害考析》一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考察了历史时期云南地区的自然灾害种类[127]；王水乔的《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认为清代云南因粮食短缺而致仓储不足，仓储运行过程中的弊端削弱了清代云南灾荒赈济的社会功效[128]；另外，王水乔《清代云南米价的上涨及其对策》一文也对清代云南米价上涨的原因及其对策作了分析，并认为仓储对于米价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129]；路中康《士绅与清代云南仓储》一文从清代云南士绅阶层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士绅与云南仓储的修建和积储以及士绅对清代云南仓储的管理[130]；吕志毅《晚清云南积谷备荒始末》一文探讨了晚清云南积谷备荒的措施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流弊及其影响[131]；黎敏章的《贵州积谷贮贷的兴革》一文认为清代在贵州推行的积谷借贷实物形态的生息资本，其在筹集方式、借贷对象、取息标准及管理权限等方面，都具有特定的内涵[132]；祁志浩《清代云南府的慈善事业与滇中社会》一文对清代云南府的慈善事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从慈善史的视角解读了边疆的基层社会历史[133]；王琴《近代西南地区的慈善事业（1840—1949）》一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对近代西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兴起背景、演变进程、特点及其影响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从中探析慈善事业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134]，相关内容涉及云南和贵州两地；李锦伟《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应对灾荒的措施》一文从建仓储粮、兴修水利、蠲免、缓征、赈给和赈粜等备荒和救荒措施探讨了明清黔东北的灾荒应对及成效[135]；裴恒涛、谢东莉的《清代遵义社会保障体系浅论》探讨了清代遵义府的仓储政策、税收蠲免、临灾救济等社会救济，并对设立养济院、栖流所、育婴堂等社会福利及运作进行了论述[136]。赵文婷《清代贵州灾荒赈济研究》一文从政府与民间社会两个救灾主体入手探究清代贵州灾荒赈济措施，并分别对灾前防备、临灾赈济以及灾后补救与重建的措施进行系统分析，以揭示政府与民间社会在清代贵州灾荒赈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救灾效用。
根据访查的文献和档案史料可了解到，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不仅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变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会格局变迁对灾荒的发生和蔓延以及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纵观清代云贵两省的地域秩序，频繁发生的灾害及社会动乱对当时的云南和贵州社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灾荒使人口的流动性逐步增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双重震荡效应对当时的社会生产、社会经济和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当时云南和贵州民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面对灾荒的肆虐和扰动，清朝中央政府、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和贵州巡抚等地方衙署要员以及各种社会力量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受灾地区进行赈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体上看，清朝历代帝王廑念民瘼和嘉惠边隅为本，不断推进中原地区行之有效的荒政制度在云贵地区的实践，使灾荒赈济成为经略边疆和治理边地的一项重要举措，有效加强了云贵地区底层社会对清朝政治制度和文化的认同，民众乐业、边境安宁，继而强化了国家秩序的稳定。
晚清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初期，伴随着清王朝的国势渐趋衰微，财力枯竭，在云南回民起义、贵州苗民起义和各种自然灾害发生后，尽管清朝中央政府积极开展灾荒赈济，由于其财政的匮乏和对云南地方控制力的逐步削弱，荒政的推行已呈现出衰退化的趋势，但这一时期云南和贵州地方的社会力量在灾荒救助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地方官府的跨省区协赈和社会力量的筹赈在灾荒救助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云贵是灾害频发的地区，近年来旱灾、地震等灾害不断发生，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地域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造成制约。因此，研究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方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这对现实社会的防灾救灾减灾措施及其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资鉴作用。
相关史料记述，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害种类多，在时空分布上，由于云南和贵州各地区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相差较大，各种灾害的发生及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但是云南和贵州同处云贵高原，各种灾害相伴相生、相互制约，并具有明显的灾害关联性，与周遭的生态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清代云贵地区灾荒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使清王朝对历次灾荒的赈济、防范、预警等应对机制不断处于调控的状态，且兼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伴随清末云贵地区经济和社会较大的转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灾赈的近代化转型，并有效推进了灾荒赈济向现代化的过渡。
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清代灾荒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尤其是对灾赈制度和赈灾体系的研究更为成熟，且从理论和方法上超越了就灾害本身进行灾荒的论述这一层面，研究的内容除灾荒救济和荒政制度外，还向赈灾思想、灾害法制和灾害文化等方向延伸和拓展。另外，清代区域灾荒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相关成果较多。对于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研究而言，尽管学界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相关研究内容涉及明清时期的云南和贵州的仓储建设、救灾机制及具体赈务活动等方面，但成果明显不足以反映清代云贵地区灾害的基本面貌、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及救灾协同机制的嬗变。
关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史的研究，尽管前人有所涉及，但更多仅是局限于对于某一时空范围内单一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种类、特点以及救济的探讨，而对云贵地区整体范围内灾荒史的研究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不难看出，云南和贵州的灾荒研究极为薄弱和分散，研究较浅。在灾荒史料的集成性整理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有关清代云贵地区灾赈的研究成果仍旧较少，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缺少系统性和全面性地研究专著，进而导致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仍停留在少数或具体、或个别问题的孤立探讨层面。从边疆治理的视角出发，对清代云贵两省的致灾要素和环境变迁因子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探寻清代国家秩序和地方社会变迁的双重变奏，探讨云贵地区灾荒期间赈款物资供给和分配问题，进一步考察这一时期云贵地区的社会公众对清政府灾赈举措及成效的价值认同，能够进一步阐释民生需求、边疆管理和人类命运的交互关系，对考察相关救灾主体在灾赈实践中的协调行动及其能动作用具有重要价值，亦有助于从理论和方法的层面推进对清代云贵灾荒赈济协同机制构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