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土官的归附及其对策

贵州境内的土官归附，起始较早，当朱元璋于甲辰年设湖广行省之后[5]，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即于次年率先来归，史载：

时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款，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上曰：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处军民宣抚使兼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给授之。[6]

对于这些并未对自己争夺天下之时带来威胁的土官，朱元璋之对策是给予优渥的待遇，既大肆表彰，又保持了来归者原有之权位，甚至连官名都未加更改[7]，仅以颁发新的“银印”来表达授权仪式。之所以如此，是“来归”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明王朝正统的承认，政治方面的象征意义较之实际利益更大。[8]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更为朱元璋所看重。不出所料，一个月后：

元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滥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务州、功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于是命改宣抚司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宣慰使。[9]

朱元璋以思州来归为契机，开始逐渐完善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官任命政策，其原则是保持各土官原有之权益，甚至在此基础上还有所上升，这样的策略，对其他尚未来降的土官，有极大的诱惑力。吴元年三月，“思、沅两界军民安抚司黄元明以其地内附”[10]。至此，黔东一线，全部归附了朱元璋政权，贵州至湖广、四川的水陆交通畅通起来，为挺进贵州腹地打下了基础。

洪武四年，明军经由夔州瞿塘、陕南阶文等地分两路夹击四川，势如破竹，当年八月，“蜀地悉平”[11]。平定四川后，军事才能极高的李文忠分析了贵州的形势，并提出经营策略：

贵州今隶湖广，而其地在成都西南，计成都水路至重庆三十六驿，重庆陆路至播南九驿，凡五十驿。贵州由播南、思州界至沅州以达辰溪二十一驿，辰溪至湖广十六驿，凡三十七驿，比之成都至贵州水路少二十驿，陆路少七驿。如遇发兵，自成都至重庆虽三十六驿，然顺流而下，舟行捷疾，以及贵州陆路止十四驿，若湖广至辰溪十六驿，辰溪至贵州二十一驿，皆泝上流，驿虽少而路远于成都矣。今议以贵州卫属成都都卫，便于节制，而凡军务之急者，贵州一移文成都都卫，一移文武昌卫。若民职有司则属湖广行省为便。诏可之。[12]

李文忠敏锐地指出利用岷江水道，由成都运送军队和物资至重庆，然后进兵贵州，比从湖广推进更为便捷。因此，建议将贵州的军事指挥权主要交由成都都卫，湖广行省则主要负责民政，由此预示明王朝将自北向南挺进贵州。这一战略思想的体现，即是洪武四年十二月贵州、永宁二卫的设置。[13]

随着明军的兵威以及思南、思州归附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贵州卫设置一个月后，元朝残余势力和贵州土官内附的高潮到来。洪武五年正月庚申，“播南故元参政余仲方来朝。”[14]乙丑：

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播州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印、宣敕。诏赐铿等绮、帛、衣服。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改总管为长官司，以婴等为长官司长官。

故元贵州宣慰使郑彦文及土官宣慰司霭翠、叔禹党、宣慰宋蒙古歹并男思忠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文绮袭衣各有差。彦文等皆仍旧职，宋蒙古歹、霭翠并世袭贵州宣慰司如故。又置贵竹等十一长官司。

普定府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等来朝，贡马。赐罗衣及文绮，以适尔为知府，世袭其官。

龙番安抚龙舜昌、龙世荣，方番安抚方德用，韦番安抚韦胜祖，金石番安抚石良玉、父保大，新添安抚宋亦怜、真子仁贵来朝，贡马，赐舜昌、世荣、德用、胜祖文绮人二疋，保大、仁贵罗衣人一袭。[15]

此处不忌惮烦地迻录全文，目的在于真实地展现当时贵州土官内附的风潮，亦可展示明王朝对于贵州土官的封赐礼仪。对这些蜂拥归附的土官，朱元璋如前对待思南一样，依旧保留他们的原有权益，同时还明确了霭翠、宋蒙古歹、适尔等土官“世袭罔替”的政治特权。至此，贵州境内的羁縻政权大部分已归附明朝，与此同时，明王朝陆续设置了一些长官司、安抚司、宣抚司。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土官的政策和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此后，这些土司与明王朝一直保持的良好的“朝贡”关系，而朝廷也不时恩威并施地敲打他们。例如，洪武九年，朱元璋谕播州宣慰使杨铿曰：

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知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16]

又谕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曰：

汝在西南，远来朝贡，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其各安其生，则汝亦可以长享富贵矣。[17]

这两段话，基本代表了明王朝此后经营贵州的原则，即土官若能忠于朝廷，安于现状，履行职责，朝廷则会在最大限度上，给予土官管理地方社会的权力，并且保有其世袭的权力。

若无其他外力的助推，贵州也许会一直在这些土官的经管下，继续保持着羁縻政区的状态持续发展。然而，贵州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并非所有新置的土官，都能善治所辖的少数民族，不时出现的少数民族变乱，使明王朝进一步考虑部署军事防御力量。例如洪武七年置播州黄平宣抚司之后[18],“既而蛮人屡叛，宣抚司不能治”，于洪武十一年置黄平守御千户所，“调贵州千户张潮领兵守之”[19]。

由此可见，在洪武初期，根据贵州当时的形势，明王朝策略是以安抚为主，尤其注重于土官制度的重建，以此把这些羁縻政权纳入明王朝制度建设的系统之中。当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少数民族由于尚不适应明王朝地方代理人的统治，频发的社会变乱，也是早在洪武四年即已置贵州、永宁二卫之后，接着设置了黄平守御千户所的原因。不过，真正重视贵州，还是来自经营云南的战略，征伐云南，才是促成贵州境内广布卫所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