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西方文论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经历了自人性到神性的转向。不少学者都曾注意、论及这一现象。孙津自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角度谈道：“希腊哲学基本是尘世的，幸福和美都是人的理性和力量可以达到的，尽管也有神秘主义；但是在基督教美学文论中，这一切都只有指靠上帝的恩赐了。”[1]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自模仿论的角度指出古罗马文艺理论是“从人学向神学过渡的桥梁”[2]。王一川自知识型的视角出发，认为西方文论经历了五次“转向”，其中，第一次转向为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第二次转向为中世纪的神学转向。“随着基督教入主欧洲，人学中心被神学中心取代，整个‘知识型’都奠基于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识系统都被认为由此发源，这导致了以基督教神学为支撑的视上帝为知识本原的中世纪文论的产生及其霸权地位。”[3]卫姆塞特（W.K.Wimsatt，1907—1975年）、布鲁克斯（Jr.Cleanth Brooks，1906—1994年）认为，自普罗提诺（Plotinus，公元204或205—270年）的新柏拉图主义而始，一直到中古的文论属于神性，“奥古斯丁的美学探讨以神性为本，不以人类经验为本，而后上升于神”[4]。这与“古时散步学派的文学定义，类型，与技 巧——最宜应用于喜剧的与讽刺的日常人生反映——及在亚里斯多德写实主义里它们的根源”[5]形成鲜明对照。塔塔科维兹（Wladyslaw Tatarkiewicz，1886—1980年）也指出：“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形而上学的宗教概念为终结。”[6]赵林自文化转型的角度也指出了西方文化由希腊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化，[7]自然也暗含了西方古代文论由人性到神性的转向。张荣自人类学的角度认为，古希腊的人类学是肯定的人类学，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的人类学是否定的人类学，“他的人类学之所以为否定的，关键在于他否定人本，肯定神本”[8]。

换言之，古希腊的人类学是积极乐观的人类学，奥古斯丁的人类学是消极悲观的人类学，古希腊人类学是人本人类学，奥古斯丁人类学是神本人类学。人类学由古希腊到奥古斯丁经历了从人本到神本、自人性而神性的转向。这自一个侧面也映射出了西方文论由人性朝神性的转向。夏洞奇仿照恩格斯评论但丁承先启后地位的话语，自社会政治思想的角度指出，奥古斯丁是由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承前启后者：“作为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之间的重要桥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既接续和更新了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又是中世纪以降的基督教政治观的先声。”[9]这实际上指出了社会政治思想由古希腊人学到奥古斯丁神学的转向，自然也旁证了西方文论由古希腊人性向中世纪神性的转换。伊诺斯（Richard Leo Enos）、汤普逊（Roger Thompson）自修辞学转型的角度探析了古希腊修辞学经由奥古斯丁改造与圣化，走向基督教修辞学的历程：“奥古斯丁改造希腊罗马修辞学的目的，以用于将大众的灵魂引向基督真理，并通过神圣化希腊罗马修辞学的异教因素，开创了基督宗教修辞学。”[10]梅谦立、汪聂才也做过类似的探析：“奥氏的修辞学乃是一种灵魂治疗，这延续了始自苏格拉底的古典修辞学传统，并且以信仰真理‘圣化’它而开启了基督宗教的修辞学传统。”[11]这些论断指出了修辞学由古希腊人学到中世纪神学的转向，同时也自一个侧面旁证了西方古典文论由人性到神性的转向。

文艺神性论或神性文论是西方文论史上特有的现象，指西方学人自神性[12]的视角对文学艺术的探讨与论述，它的鲜明特征是彰显神或上帝之文艺特性、艺术才能，所有文学艺术都以神或上帝为皈依：伟大艺术家上帝，不只创制了天地万物，还缔造了各种艺术，是艺术的造就者；天上艺术是地上艺术的渊源；人们由此及彼，当鉴赏神的大作天地万物之际，不禁心悦诚服神的匠心安排，讴歌上帝的至高至大、全知全能；彼岸美是此岸美的源泉，领略天国美是美中览胜。文艺神性论有一定贡献，在拓展文艺视野、丰富审美范畴方面，自有其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西方文艺神性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再由成熟到衰亡的过程。文艺神性论首先萌芽在古希腊，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为核心代表；[13]在古罗马得以发展，斐洛（Philo Judaeus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0—公元40年）和普罗提诺是其关键人物；[14]在中世纪达至高峰，奥古斯丁、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是其核心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走向衰亡。[15]斐洛、普罗提诺在西方文论转向途中，扮演了非常关键而重要的角色，他们层层推进，步步进逼，先后将西方文论逐渐推向神性。

最终将西方文论推至神性巅峰者，乃奥古斯丁。

说到奥古斯丁，自然会联想到中世纪另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宗教家托马斯·阿奎那。此二君都是西方文艺神性论的完成者和典型代表人物，都在西方文论走向神性的途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占据显耀的地位。同时，笔者认为，将西方文论推向神性巅峰者，首推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西方文艺神性论的奠基者和实现者，阿奎那则是西方文艺神性论的完善者和巩固者。缘由如下。

首先，奥古斯丁在神学领域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其一，奥古斯丁确立了大公教的至高地位与至尊权威。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正值信仰多元、教派纷争的多事之秋。当时的罗马帝国境内既存在着原古希腊罗马传统神话宗教信仰等奥古斯丁所谓的“异教”，也活跃着摩尼教（Manicheism）、多纳徒派（Donatist）、伯拉纠派（Pelagianism）及半伯拉纠派（Semi Pelagianism）、亚流派（Arminianism）等奥古斯丁所谓的“异端”。这些“异教”“异端”的存在与流行，对基督教大公教的地位和传播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威胁，对大公教而言无疑是不小的挑战。在这信仰芜杂、教派林立的艰难时局中，奥古斯丁应时而生，挺身而出，坚决站在大公教立场，著书立说，奔走呼告，坚定地捍卫了大公教的至高地位和至尊权威。诚如其门徒波斯迪乌斯（Possidius，370—437年）所言，“他使教会逐渐地发展成为规范的正统派宗教”[16]。其二，奥古斯丁不遗余力地传播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奥古斯丁著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放过任何机会，传播基督教真谛。除了向平民传布上帝的福音，还通过结交、劝说一些权贵、有资源的人皈依基督教来扩大教会影响。基督教能够成为古罗马的国教，奥古斯丁功不可没：“他花费了毕生经历用笔和语言捍卫这个帝国，40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使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17]其三，奥古斯丁的神性学说超绝而典范。尤其是奥古斯丁所论述的上帝，作为最高神性，至真、至善、至美、万能、永恒，其神性意蕴极具典范性和权威性。“应当说，奥古斯丁确实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基督教虔诚信徒的思维方式。”[18]其四，奥古斯丁身体力行彰显上帝博爱。奥古斯丁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博爱圣师，关怀同人，提携后进，对年轻的教士循循善诱，指点他们宣教的艺术与方法。不仅如此，对普通的教徒、教民也能一视同仁，真诚以待。晚年当汪达尔人（Vandal）进犯北非，攻入家乡，不少主教离开教会，外逃避难之际，奥古斯丁毫不犹豫留了下来，勇敢地守护着自己的教徒，守护着自己的教民，坚守着自己的教区。可谓上帝博爱精神的践行者和弘扬者。一言以蔽之，奥古斯丁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劳苦功高，成就斐然，地位显赫。“可以说，如欲深入了解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则奥古斯丁不可不读。”[19]其“《上帝之城》堪称《圣经》之外最重要的著作”[20]。

其次，奥古斯丁对后世西方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奥古斯丁对后世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几乎从未中断过，从中世纪，到近代、现代乃至当代，都能听到其于不同时代精神领域的轰鸣与反响。

其中，最为突出者是奥古斯丁对后世西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影响，无论是看得见的或者是看不见的，都波及了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家。”[21]明谷的圣伯尔纳（St.Bernard of Clairvaux，1098—1193年）延续了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与禁欲主义传统。[22]这种影响在中世纪前期尤为突出。“在十三世纪之前的西欧，奥古斯丁主义在思想领域中长期独尊。”[23]即便中世纪后期阿伯拉尔经院哲学占据统治地位之际，奥古斯丁的宗教神学依然势头不减：“奥古斯丁的那些主要论述，他那些有关上帝的观点，那些神圣的想法，三位一体，恩典和赎罪说在人们的头脑中始终保留着它们的王国。”[24]圣波拿文都拉（St.Bonaventure，1221—1274年）将神秘主义置于其思想体系中心，把数视为上帝在物质世界中的典范印证，不乏奥古斯丁宗教神学因子。[25]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sn Scotus，1270？—1308年）稳稳当当承续了奥古斯丁主义的实在论。[26]甚至当阿奎那代表的经院哲学于14世纪走向衰落之际，奥古斯丁主义再度活跃。[27]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和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要比其他人更多地利用了圣奥古斯丁的名声”。[28]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内，“神学家们关于仁慈和自由问题的思考都会求助于奥古斯丁”。[29]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Nicolas de，1638—1715年）对奥古斯丁多所借鉴：“马勒伯朗士对次要因素的漠不关心，以及在论述上帝至高无上的作用时所使用的方式，均受奥古斯丁的影响。”[30]到了19世纪，“所有基督教的复活都从奥古斯丁学说那里吸收了营养。”[31]圣母升天节学院的奥古斯丁会会员促成的1930年、1954年奥古斯丁年会的召开，奥古斯丁研究中心在巴黎的创建，说明奥古斯丁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仍在路上。确实，奥古斯丁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深远影响。“他的思想却早已渗入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深处。”[32]

同时，奥古斯丁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绝不止于宗教神学领域，他还对西方非基督教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对基督教传统本身的影响，在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等学科的视野中，奥古斯丁亦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中世纪以降，奥古斯丁传统一直都在西方的思想与学术中占有重要位置。”[33]12世纪整个欧洲的教育为奥古斯丁模式所主宰。[34]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印刷术的兴起，像埃拉斯穆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等诸多名人争着出版奥古斯丁的著作全集，人文主义先驱彼特拉克是奥古斯丁的忠实追随者，身边经常携带着《忏悔录》。[35]17世纪奥古斯丁学说渗入文学领域，拉辛等所有大作家都拜读过《忏悔录》。哲学方面，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如饥似渴地阅读奥古斯丁的作品，其思想打上了奥古斯丁烙印。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承认自己的“我思，故我在”名言受到了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十一卷第26章的启发。[36]18世纪，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的主观时间论可溯源于奥古斯丁的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哲学。[37]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热捧奥古斯丁，引为知音。20世纪，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对奥古斯丁卓越的哲学禀赋心悦诚服。[38]奥古斯丁在心理方面的洞察与感悟无疑叩响了当代心理学的大门：“他对普通心理的观察及所感甚至赢得了当代心理学专家的敬慕。”[39]

不难看出，奥古斯丁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渗透是广泛而深远的。对此，学界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于海指出：“他无疑对历史产生过一流思想家所造成的那种深广而复杂的影响。”[40]夏洞奇认为：“如何高估奥古斯丁的著作和影响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时代而言，还是对于之后的西方哲学史而言。”并断定：“直到13世纪，奥古斯丁无疑都是中世纪时期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只有这时出现的托马斯·阿奎那才可能与之匹敌。”[41]

自然，像许多神学家一样，身为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经院神学家与哲学家，阿奎那也从奥古斯丁那里获益良多。翻开阿奎那的著述，如《神学大全》，其中直接称引奥古斯丁的地方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不难理解，阿奎那自奥古斯丁神学中受到的启发、汲取的思想、借鉴的智慧，也是相当广泛、相当普遍的。“托马斯·阿奎那绝不会忘记他首先是神学家，有关严格意义上的神学问题，他紧紧追随圣奥古斯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特别是在有关恩典的问题上，托马斯学说吞并了奥古斯丁学说。”[42]其《反异教大全》与奥古斯丁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理论遥相呼应。[43]不仅如此，在神性文论方面，如上帝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文艺须讴歌上帝之功，阿奎那也从奥古斯丁那里一脉相承。关于美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则在《神学大全》中几乎照抄了奥古斯丁的美的定义”。[44]可以说，阿奎那是站在奥古斯丁这一古代巨人肩上成长起来的中古巨人，奥古斯丁成就了阿奎那这一神学大家。没有奥古斯丁，就很难想象会有阿奎那的存在。“只有托马斯本人亲历到：没有圣·奥古斯丁的托马斯是无法想像的，托马斯从他的伟大先驱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什么，也只有托马斯本人才清楚。”[45]

再次，不少学人的相关论述也道出了奥古斯丁是文艺神性论的奠基者和实现者。“尽管奥古斯丁的美学具有独立的基础，但通过引入神性美的观点，他却使之具有了以神学为中心的特点。”[46]“奥古斯丁成为基督教美学的永恒奠基人。”[47]奥古斯丁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普罗提诺文艺神性论的基础上，实现了西方文论的神性转向。“神性美概念的确立应归于奥古斯丁和伪第俄尼修，首先应归于奥古斯丁。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曾提出一种比可感美更完善的、绝对的、超验的美的概念。他们确信可感美来自超验美。奥古斯丁却通过把美学和神学需要集合在一起，赋予这些观点以新的含义。而他这些深奥、微妙而又充满疑问的观点，成为整个中世纪美学的基础。”[48]“奥古斯丁的美学探讨以神性为本，不以人类经验为本，而后上升于神。”[49]以上诸位论者虽然大多谈论的是奥古斯丁在神性美学方面的奠基作用、落实功绩，放之于文艺的神性论方面，也完全适用。

总之，奥古斯丁作为欧洲中世纪之前古罗马时期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与阿奎那作为欧洲中世纪后期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教会史上他与阿奎那同居中心地位”。[50]奥古斯丁在文艺本质论、文艺创作论、文艺鉴赏论、文艺功用论、美的论述方面，首先将欧洲古代文论全面推向神性，实现了西方文论由古希腊人性到中世纪神性的真正转向，为阿奎那推进西方文艺神性论铺就了坚实的路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阿奎那则在继承、借鉴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西方文艺神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