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果报应与文化哲学

海外华人作家对因果的直接与间接表达，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因果母题是一个暗合与承接。即便是生长在异国他乡，文化的根性决定了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轮回性质的，生存禁忌里有着因果链条的预设与恐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理念在作怪。事实上，即便是西方国家，崇尚科学理性的国家也有着人生因果逻辑的表达，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曾经这样说：“我观察这个世界，尤其是人类的特质，我不赞成‘世界是由任无目的的力量来支配’这种武断的观点，我认为这个世界对于善和恶，必然有一个无所不在、巨细靡遗、遍及宇宙的定则存在其间。”

作为因果母题的生成，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呈现，更是生活在世俗的人们对中国母体文化的追随，换句话说，具有原型意味的以小说为主的“因果报应”的中国叙事文学的原型，不同于抒情系统，也有别于西方叙事文学，它虽受神话的影响而催生，或者说源于神话，但是，从小说的萌芽、志异志怪的出现起，中国的小说就直接受到历史化的神话，史传传统，儒、道、释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的浸渍，形成了诸如“忠孝不能两全”“痴心女子负心汉”“才子佳人”“官逼民反”等叙事模式和母题。其背后则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自然法则”等观念模式。就是说，中国叙事文学的原型直接源自神话原型者不多，主要是以食色为本性的“人”本身情境的展示，是以人的现世生活和对来世的期望为内容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欲求，说到底，它以现实的社会世相/事象为原型始点，积淀着社会文化意识和人的心理情感。

按说，因缘果报（相依缘起）是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核心问题之一，其经典说法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作为佛教哲学的缘起论，它主要解释宇宙生成演化和说明诸法性空的本质。从因果母题原型的形成所受的文化影响来说，中国的儒、道、释对此有所回应。儒家的礼乐仁学，道家的自然天籁观念和自由意识，释家的超脱、轮回、报应等，表现在抒情文学（主要是诗词）方面，对人格的提升、个体精神的张扬和顿悟、体验等思维方式的形成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叙事文学方面，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善恶标准，道家的“天”的观念、“自然法则”以及“仙道”思想，释的轮回、报应等观念，对于叙事文学的原型母题则产生直接影响。中国最早的小说“志怪”和“传奇”，虽然写的是怪事、奇人，但是其中表现的主题却是充满现实性的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在此基础上不断积淀和置换的原型，也大致都在这个层次和角度演变。叙事系统原型所负载的集体无意识，曲折地表达被压抑的欲望和由现实凝聚的激情，呈现着个体面对社会的复杂心理与思维方式。

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他们既用中文又用母国以外的不同语言文字书写的篇章，如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唐人街》，美国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哈金的《等待》，加拿大李群英的《残月楼》，丹尼思钟的《侍妾的儿女们》，英国张戎的《鸿》，荷兰王露露的《莲花剧院》，法国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等，皆存在华文文学里的“因果报应”主题与中国道德文化思维的合拍。

追溯起来，“因果报应”说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但在中国，这种思想却不仅出自佛教。我国的传统观念里就有类似的思想。“报”和“报应”的思想最迟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了。《易·传》中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向来把善恶因果报应这一理论当作警示民众、昭示君臣的有效方法。如《三字经》《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教科书、县志、民俗、家训族谱到官方颁行的典册中无不涉及因果报应的事例与语句。可以说，这对世道人心的教化、社会道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因果报应已经从信仰向教化的世俗倾斜。弘一大师在《南闽十年的梦影》中告诉养正院学僧们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灵感不爽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论，已经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我要常常研究这类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这种佛理已经容纳到对人的教化功用。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因果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开始在我国社会上广泛传播。在印度佛教理论中，“认为人们在现世的善恶作业，决定了来生的善恶果报；今生的伦理境遇取决于前世的善恶修行。人要摆脱六道轮回中升降浮沉的处境，必须尽心佛道，勤修善业，以便证得善果，避除恶报”[1]。在这里的“业”，梵文为karma，意思是行为（造作）,“业”通常分身、口、意三方面，故称三业。佛经中曾这样论及善恶动机与善业恶业的关系：心为法本，心尊心使，心之念恶，即行即施……心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行即为……[2]

在佛教看来，由于主体善恶业力的作用，众生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断流转、转生于六道（六趋）。这六种转生的趋向是：天、人、畜生、饿鬼、地狱、阿修罗，如此生死相继、因果相依，如车轮运转，便形成业报轮回。业报轮回思想给人以这样的伦理承诺：今生修善德，可来生至天界，今生造恶行，来生堕入地狱。止恶行善是出离三界、摆脱轮回的必由之径。以伦理学的眼光看，因果律是以业力为中心，强调道德行为的主体与道德存在主体的一致性。佛教伦理意义的因果律，与哲学意义上的因果辩证法不同，它不是陈述“凡果必有其因”，而是陈述“相同的原因造成相同的结果”，这一命题看似不具科学性，但在宗教伦理意义上，它是一种信仰的规则与义理，决定着宗教生活中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如《中阿含经·思经第五》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其报，或现世受、或后世受。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 《瑜伽师地论》亦言：“已作不失，未作不得。”

东晋名僧慧远更结合我国上述传统观念，写出了《三报论》《明报应论》等著作，完整、系统地阐发了“因果报应”理论，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慧远的“因果报应”说把主宰因果报应的力量归于个人行为的善恶。一方面他说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定数”，今世之报是前世作业的结果。这实质是论证了“因果之说”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因对统治者有利，当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老百姓受现实社会迫害甚深，没有出路，既对现实怀有恐惧，便对“来世”寄托以幸福的希望，因此这一观念便极易深入人心。

事实上，因果理论与中国先秦以来的向善文化心理的结合，变成了中国本土伦理文化的接续。以善为本，美善相兼，是我国文艺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孔子评《韶》说：“尽善尽美也。”而评《武》则云：“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种思想，作为我国文艺的正统思想，必然要给小说以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话本小说中充斥着的“因果报应”观念，就是佛教经义的世俗化。鲁迅在谈到话本的产生时说：“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3]可以说宋元话本的主旨便是“因果报应”的劝诫，即所谓“劝善”。在人类尚不能完全认识自己的时候，这种观念就会是社会的一种必然存在。也就势必会显现在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中，尤其是延伸到小说中。如自宋元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到明清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醒世姻缘传》 《隋唐演义》，等等，也都是以“果报”观念为其构思的框架。在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很爱吃猫肉，抓来猫就把它放在石灰堆里，并“灌以沸汤。猫为灰气所蚀，毛尽脱落……血尽归于脏腑，肉白莹如玉”，分外好吃。然而，这个女人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猫之后，等到她死时，也“呦呦作猫声，越十余日乃死。”可见，虐杀动物使猫死得何等痛苦，最后就报应到自己身上。纪晓岚写道：“凡夫属含生，无不畏死。”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畏死，人作为地球生物的组成部分，不能虐死其他物种而自己存活，否则恶有恶报。这既体现了因果报应观念，也诠释了人与生态的关系，是人生、也是人世的一种训诫。

尽管《慈恩传》中有“唯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但“因果报应”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已经被纳入中国文化结构中。而“印度佛教东来中国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处于灭亡的阶段，其中很大原因是印度佛教的出世，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格进入佛教，原旨虽然变形，但是流传下来了”[4]。可见，“因果报应”之定律，在我国至迟唐宋以后就已不只是一种宗教的教义，而是一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同样也是我国文艺崇尚教化的一种表现。在众多人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为对自己命运认识的一种思想观念。可以断定，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因果之说已经日渐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主要支撑——“实理”与“根要”，并日益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观。

海外华人精神上寻找着“根”的延伸，同时，又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根留在异域的生存环境中，理性与非理性的诉求过程，成了他们整个生命的写照。寻“根”的因，导致了其在精神上、文化上的妥协，也表现在爱情上、人生经验的认同上等的游离与偏执，甚至是一意孤行。日籍华裔女作家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中的安妮，是一位中国的硕士研究生，为了能够和身为教授的丈夫在日本有一席之地，她听从丈夫的安排，一个人在东京苦苦坚守，但事实上拒绝她到长岛的丈夫，已经和一个日本女性秘密同居，在面对突变的状况下，她采取了忍受、妥协，只求丈夫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丈夫在一次醉酒中以刀相向，她在极度失望与失落的境地中认识了另一个日本人。在冷静与疯狂中，她意识到在东京的土地上是没有爱情的，也就是说在生存与欲望之间，她知道丈夫的人生已经深深地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此“果”有其“因”，就是丈夫的人生观只停留于“欲界”和“色界”，而没有达到“无色界”，所以对爱从不专一。

作为佛教伦理理论基础的善恶果报说，一经传入中国便与“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相合拍。其业报轮回观念，使善恶果报理论更能自圆其说，更能加强对民众道德生活的约束，从而丰富了中国的善恶报应思想，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门善恶报应论，其对儒家伦理的补充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北齐的颜之推也因此对佛教“三世二重因果”的善恶报应论确信不疑：“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论之，安可不为之作地乎？”[5]佛教善恶报应论渗透在社会伦理生活中，唤起了更多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使人们认识到“善恶报应也，悉我自业焉”[6]，并认识到“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而行仁”[7]。直至近代，它都是佛门教化民众的首要宗教伦理工具，正如印光大师所言：“当今之计，当以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改恶修善，信愿往生，为挽回劫运、救国救民之第一著。谈玄说妙，尚在其次。”[8]

自元代以降，逐渐被人认同为与人的天命相贯通；与中国本土的崇拜相胶合；与儒家的心性理论相吻合，突出了以心性论为教义的重心，并以心性理论诠释因果报应论。尽管世界上各国文化背景不同，山川阻隔，风云异向，也尽管中国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对应、平衡、全面的，但海外华文文学在各自的发展中，仍深深浸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果之说的影响也潜在其间，那种以善恶业报轮回的观念与世俗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约束规范着流散的“拉帮结伙”的人们的世俗与精神生活，也呈现在华文作品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华文文学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领域，其接受影响的多向性，尤其是经受了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新的地域文化与意识文化环境中的嬗变和重建，这对注重精神诉求的个体的生存处境获得必要的意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本性出发，对作为生存现象的华文文学加以解释，在中国文化之下诠释世界的边缘地带，其精神指向与心理趋同自然也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母题之一的因果母题自然也就成了海外华人作家反省、寻求人生命运的一个源头话题。

美国留学生阿苍的《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里的春儿原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因为养父的关系来到美国，遭遇了失明，她的丈夫也背弃了她。其实她和柳胖弟兄的感情纠葛却是系在一个绿卡身份证上，在这个看似自由世界的国土上，春儿的命运却遭遇了尴尬，她因为极度的轻信而导致了自己被利用，同时被遗弃，但仍然寄希望于那两个男人身上。人生无疑是一场游戏，而她看不清楚欺骗她的男人就是主宰她命运的人，无论她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她都无法逃避，并且不能够清醒。

严力的《母语的遭遇》，则写了两个中国人在国外开会的母语尴尬经历，方捷是一个旅居法国的作家，而林角是应邀去瑞典开会的作家，不想，两人在这里相遇，可是他们偏偏是死对头，这两人因为语言的障碍基本无法与他人沟通，而他们两人之间的交锋却是相互谩骂，母语在这里已经不能够成为文化沟通的中介，而是消解彼此生活能力的工具。两人丧失“母语”后出现了游离自我及言不由衷地失语、失重、失衡的情态。显然，“母语”在这里成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人生体验遭遇尴尬的符号与替代物，而其深层次却在于文化的对接中，中国海外华人的不被认同感，以及与自身的不自信的角色尴尬与心理冲突。

方淳的《用最美的方式爱你》里的男主人公和小十几岁的女友红儿早已在日本同居，但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忍受女友去酒吧工作，在他第一次送红儿上班的时候，他觉得似乎红儿就不属于他了。之后，他一直处于痛苦之中，认为只有以红儿的死亡才能够拯救、成全只属于他的爱。在一个夜里，在红儿进入梦乡时，他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对于他来说，红儿那最后一刻由他亲手装点出来的美，便永远属于他了。这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故事，金钱、性、爱之间的纠缠，使两个怀有美好爱情的人由爱生恨、再由生到死。这就是一个人内心纠葛与变异过程的轮回展示。

虹影的《女子有行》描写一个中国女子“我”在未来空间里的情感轮回。“我”在未来时间里，在上海、纽约、布拉格城市里空间移动的奇幻经历。“我”被无辜卷入与自己无关的斗争旋涡，被当作领袖、佛母、政敌，有了人间种种匪夷所思的遭遇。但使“我”真正被陷落、受罪的是同一个角色：情人。因为只要拥有情感就是原罪，就会受到摧毁的打击，不管逃遁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无法逃脱。《孔雀的叫喊》中基因工程科学家柳璀从国外回到北京，随之深陷婚姻危机的她决定去三峡看望丈夫，发现了身居要职的丈夫的背叛行径，愤怒出走。索性去三峡边当年父母初恋结婚的地方良县去调查自己的身世。在三峡遇到母亲几十年未见老同事陈姨，得知父亲的历史。作为专员的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被派到良县，竟然把当地善良的玉通禅师与妓女红莲诬为“奸宿”，将他们双双抓捕，剥光衣服当街示众，并于第二天被判处了死刑。陈姨设法拯救红莲未果，而柳璀的母亲和陈姨在执行枪决的枪声中，生下了孩子。月明长大后忠厚孝顺，陈姨认为儿子月明是红莲转世来报答自己的，而柳璀觉得自己是玉通禅师转世，来见证父亲身上发生的因果报应。柳专员因为镇压有功，后来到了省府成都后，没有了原来的棱角和锋芒，老老实实地做他的宣传部副部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批斗，最后从十二层楼上跳下身亡。然而得知当年正是自己母亲的揭发，才导致父亲自杀。颇具戏剧性轮回的是，历史的罪孽如影随形，丈夫也陷入了钱、权、性的纠葛之中，难以自拔，并波及了她。

应该说，海外华人目睹和体验了异域的生存现实，也看到了社会的非理性现象，在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同时，必然会对中国本土发生的社会事实做一个反省。有的则是对自身命运的理性探询，有的是对文化冲突中自身变异做出分析，等等。对现存的根由和状态产生一系列丰富的联想，将时间转换成空间，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把思维、存在的体验、记忆和文化想象中的时间、历史因素彻底加以排斥，使时间定格在新的空间形式中。

显然，海外华人的因果报应母题与佛经里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内在逻辑的演变：由神性的教义逐渐走向了世俗的生活；由显的主题走向隐的主题；由外而内走向生命本体的哲学思索，回到了个人生活信念的问题。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逻辑转变，在于中国精神具有以道德化的社会生活为审美取向，以区别于西方以理性平衡整个社会的心理、矛盾。海外华人的因果报应母题的表达，是介于道德化与理性之间寻求一种解读生命本体与社会的中介，也在于因果之说本身的被神圣化与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