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重建儒家哲学
涂可国
在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向全球化与本土化双向扩展的历史背景下，加强儒家哲学研究是发展中国哲学事业的迫切要求与重要途径。儒家哲学自从孔子创立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生发展演变，其内容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儒家人物的不断诠释与重构，愈来愈丰富多样、博大精深，其叙述方式与主题形态也不断发生着改变。虽然儒家哲学的系统化研究从20世纪伊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当今加强儒家哲学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 儒家哲学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特征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大致具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指向。狭义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近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哲学；中义的“中国哲学”是指由中国学人通过创造性思维所生发出来的各种哲学思想，包括从古到今的各种哲学如先秦儒家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自身所提出来的各种哲学创新性理论（如新时期在中国本土上所发展起来的人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而广义的“中国哲学”除了包括中义中国哲学所容纳的各种哲学思想外，还包括作为研究形态的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的，儒家哲学也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儒家哲学单指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所创立的哲学思想；中义的儒家哲学不仅包括古典儒家哲学理论，还包括现代新儒家所创造的各种哲学思想；广义儒家哲学则在中义儒家哲学基础上还容纳了各种当代儒家哲学研究成果。应当承认，古典儒家哲学文本尚没有发现有系统化的哲学理论建构，而有许多现代新儒家站在理论理性层面提出了较为体系化的哲学思想。
从儒家哲学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来看，按以往哲学分类，它包括以天人合一为特质的本体论、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认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本内容的辩证法和以以民为本为主体内涵的社会历史观。我曾在《社会哲学》一书中提出，如果按照哲学对象来构建哲学理论体系，那么可以把它看作由一总（即研究整个世界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本体论哲学）、二分（即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构成的知识体系。自然哲学包括物理哲学、化学哲学、宇宙哲学、自然辩证法等分支，而社会哲学也即广义社会哲学，它包括历史哲学、人类哲学和中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则由文化哲学（文艺哲学、宗教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狭义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所组成。广义社会哲学也可称为普通社会哲学（或一般社会哲学），其他社会哲学则可称为分支社会哲学。[1]根据上述对一般哲学内容的规定，儒家哲学大致应包括儒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人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等。由邵汉明等撰写的《儒家哲学智慧》也对儒家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它把儒家哲学分为儒家政治哲学、自然哲学、认识哲学、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军事哲学等方面。[2]
对于儒家哲学的主要特征，前贤已作了大量有价值的分析与概括，我认为它大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哲学即社会哲学，这一点南开大学已故中国哲学史家刘文英早已指出。尽管儒学体系中并没有排除对宇宙自然的沉思，如天道学说，但是，一则儒家对天道的追问是为了推演人道及社会历史的常道常理，二则儒家往往把自然之天伦理化、人道化、社会化，三则儒家致思的重心与进路主要放在对人伦政治与理想社会的构建上。历代儒家都提出了各种有关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或伦理的观点，孔、孟、荀先秦儒家阐发了仁政德治、轻敛薄赋、礼乐教化、安邦定国等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汉代经学也提出了社会体制之学，因而儒家哲学从总体上表现为社会政治哲学。
二是人文性。作为一种弱宗教人学或强人文文化，儒家哲学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与正统神学和中世纪宗教相颉颃的强世俗化人文主义，而在不否定神文的前提下致力于人生哲学的阐释。在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儒家哲学主要呈现为内在超越型，而区别于西方外在超越型。在天人关系上，儒家哲学在“天人合一”主题上辩证地认识到天人分立，并把人道置于天道之上。儒家哲学的人文性质还表现在：在致思方式方面，侧重于直观、体验、顿悟等人文学方法的运用；在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思考方面，偏重于情感、信念、理想等非认知方面而忽视生物本能、欲望及理智层面；致力于伦理型知识的探寻，不太注重追求纯粹的知识论体系；缺乏科学理性精神，而人文精神较为发达，等等。儒家哲学的主体形态是人学。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儒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儒家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哲学思想。历代儒家人物提出了大量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治道、政道、为政之道等政治智慧。二是人学思想。儒家提出并阐发了极为丰富的有关人生哲学、人生哲理等人生智慧思想，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儒学所提出来的关于为什么要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等人学思想。从哲学上说，儒家所阐发的做人思想深刻揭示了做人的意义、目的、理想、途径、方法等为人之道，它展现了人为何存在、向何存在、怎样存在等涉及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儒家看来，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为人之学，其理论的基本旨趣就是讲述做人的道理，历朝历代儒家人物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心性、天人、情欲、身心、境界、修养、生死、待人、处世等人之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上。
三是伦理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儒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家族主义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由四书五经所凸显出来的根本命题就是以伦理为本位，以成就圣贤、君子、大丈夫、大人等道德人格为旨归，从而展现出泛伦理主义的思想倾向。其次，儒家道德哲学在整个儒学体系中内容最丰、创获最大、影响最巨，它最为广泛地阐述了诸如仁、义、礼、智、信、诚、孝、亲、敬、忠等伦理范畴，深刻地提出了仁者爱人、忠恕而行、见利思义、诚以待人、孝亲为大、和而不同、存理灭欲等道德规范，其伦理学说对儒家文化圈乃至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再次，儒家把伦理推及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儒家哲学致力于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在为政之道上它强调“德治”和“礼治”，强调外王必须立足于内圣，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应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根基。
四是直观性。作为生长在中华民族国度里的本土哲学，儒家哲学自有其特有的治学传统、思维模式、文化土壤与社会基础。与西方哲学注重于知识性的论证和概念性的思辨不同，儒家哲学具有以下独特的性格：（1）儒家哲学实践理性发达，侧重于生活实践，极力倡导人的圆善智慧与待人处世之道这类现实品格修行，追求知行合一、学行合一，因而可名之为生命的学问。（2）儒家哲学的运思方式凸显直观性与模糊性，讲究随机点拨，注重运用自己民族特有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辨，经验直观地去把握和领会对象的底蕴，强调感悟、直觉与体知，而不太注重概念的清晰性和逻辑性，尽管儒家也大量运用如阴阳、动静、心性、善恶、理气、一多、内外、常变等哲学对偶范畴，对宇宙人生的常道常理进行理性思考，但缺乏概念的逻辑推演。（3）如果说西方哲学侧重于强调主客二分的两极思维模式的话，那么儒家哲学则更加注重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与整体和谐，强调天、人、物、我主客身心的相依相待与相济相成，致力于把天与人、身与心、自然与名教、个体与整体、生命与意境有机结合起来。（4）儒家哲学宗教性特征较为明显。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它承担着宗教的功能，可以视之为准宗教和亚宗教。尽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论断，后世儒家也较为排斥道佛等宗教，但是在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中也容纳了一些天命论、神道论等宗教神学内容，特别是宋明理学吸收了道家、佛家等宗教义理的内容，况且儒家也提出了一些类似于宗教教义、用于指导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和道德信仰思想，这些都表明儒家哲学具有宗教性特点。
二 重建儒家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自从中国哲学学科创立以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与否定。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在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语境下，提出重建儒家哲学是否必要与可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认为，重建儒家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丰富与完善中国哲学体系。儒家哲学尽管是从属于中国哲学的三级学科，但它是主干，具有悠久的历史性和丰富的多样性，历代儒家根据特定的思想传统、文化资源、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推动着儒家哲学的发展。在先秦，儒学即为显学，儒家学派就成为中国思想史中最重要的学派。儒学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以后，各个时代的儒家学者都对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的思想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到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理想。原始儒家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先秦儒学的理论重点在于思想生活化的落实（如孔子的《论语》与儒家社会哲学精神的提出、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及孟子的行仁政观点等）。简言之，《论语》标出圣人境界的理想，《孟子》说出修养功夫哲学及性善论观点，《中庸》明确提出化天道为有德的德性本体论主张，而《易传》基于上述的德性思想提出宇宙论世界观。汉儒在解经的过程中加入了当时的科学知识所提供的宇宙论观点，强调天人的互动性。汉以后儒家理论衰微，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课题转向道家与道佛两教的宗教哲学之中。北宋五子的出现，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回到儒家本位中来。儒学发展至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哲学家在经历西方哲学挑战之后重建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一套哲学思想，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思想如新理学、新道学等本身就构成了儒家哲学的现代形态。加强对儒家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提供参照系、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还可以为中国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素材、知识背景与方法规范。
二是有助于推动儒家哲学事业的发展。对儒家哲学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与分析，可以为儒家哲学重建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现有的儒家哲学研究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与问题：除邵汉明等人编著的《儒家哲学智慧》之外，对儒家哲学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研究的论著还比较少；对儒家许多二线思想家哲学思想的挖掘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有关儒家哲学的一些范畴、命题、概念、观点也没有真正做到客观认知与真切把握，例如《论语》中的“仁”字到底是否是“人”字的误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为此，儒家哲学的重建工作就成为一个较为迫切的时代课题。把儒家哲学研究作为终生职业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本身有力地促进了儒家哲学的发展。
三是为当代人提供人生智慧、道德规范、行为指导和精神动力。儒家哲学并不是无用的过时的哲学，它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都具有现实作用。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其一，儒家哲学具有普遍性。儒家哲学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特质，是因为它虽然生长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而它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天人、身心、善恶、己他、公私、义利、贫富等在当代仍在困扰哲人心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具有共同的实践结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环境结构，这些反映到哲学思想中来，使得传统儒家哲学的思想内容在当代仍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仍可以为当代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提供人生智慧、行为规范和精神动力；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传承性、抽象性和普遍性，儒家哲学所创造和运用的各种哲学范畴与原理仍然可以为当代人进行合理的思维和实践活动提供世界观背景和方法论规范。其二，儒家哲学具有丰富性。儒家哲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学派林立——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从纵向上看，儒家哲学也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及现代新儒学等不同的发展形态，这些都为儒家哲学宝库增加了丰富的思想内含。儒家哲学包含着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文化、教育、科技、法律、政治、道德、管理等众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哲学命题、哲学范畴与哲学观点，这些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值得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忠恕之道、礼让情怀、仁义精神、天地境界、诚信观念、求实风格、经世思想、权变态度、中庸方法、贵和理念等，这些对于现实人生导向与社会理想构建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那么，重建儒家哲学具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儒学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大量的哲学知识。在今天，许多人主张要远离乃至抛弃儒家哲学的研究范式，而专注于中国儒家思想；有的主张应从儒家哲学回归到儒家研究，以对儒家经史子集的研究代替儒家哲学研究。我认为，对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学的研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排斥对儒家哲学的研究，这两方面可以并行不悖、共同发展。要知道，在儒学体系中，本身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在我看来，任何对自然、宇宙、人生、文化等对象领域根本性与普遍性问题（本原、规律、过程、结构等）进行概念、逻辑、理性和抽象式思考、体验与追溯，都可以构成哲学。按此理解，不仅儒家对一些普遍性概念、理念、范畴的探讨是一种哲学，而且儒家对一些社会人生大课题的思考也可以构成哲学。就辩证法而言，儒家哲学的主体内容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社会历史辩证法、人生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既然传统儒家所提出来的哲学思想已成为既成性的事实，那么以此为对象和基础进行儒家哲学重建工作就具有先在的前提与条件。况且，儒家哲学作为生成性的开放事业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所创建的哲学新形态为我们重建儒家哲学提供了现实的资源。
近代以来许多哲学家、哲学史家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儒家哲学”概念，而且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都涉及了儒家哲学问题，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专门探讨了孔子的哲学思想。1949年以后出版的各种中国哲学史论著，都把儒家哲学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并对孔子哲学、孟子哲学、荀子哲学、二程哲学、朱熹哲学、阳明哲学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
纵观近百年来儒家哲学的研究，大体呈现出以下情形和特点。
一是儒家哲学得到了不同层面与维度的研究，既有立足于中国哲学通史和断代史角度对儒家哲学的重塑与重构，其代表性著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以及从专题方面对儒家哲学进行的研究，其中有葛荣晋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庞朴的《儒家辩证法研究》等；还有从儒学学术或儒家文化维度对儒家哲学展开的研究，如赵吉惠等的《中国儒学史》、刘蔚华等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姜林祥主编的7卷本《中国儒学史》等；同时还有直接从儒家哲学思潮、人物、文本、断代史、专题方面进行的探索，如梁启超的《儒家哲学》、兰自我的《孔门一贯哲学概论》、蔡尚思的《孔子哲学之真面目》、杨大膺的《孔子哲学研究》、杨荣国的《孔墨的思想》、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邹化政的《先秦儒家哲学新探》、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李景林的《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刘宗贤的《陆王心学研究》、董根洪的《儒家中和哲学通论》等。
二是儒家哲学研究呈现阶段性特点。20世纪初，胡适、冯友兰等人开创了儒家哲学的新事业，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纷纷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儒家哲学，实现了儒家哲学研究的现代转换。从科学主义经验论哲学角度研究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胡适，立足于人文主义思潮探讨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模式研究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范寿康。新中国成立以后，从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哲学研究侧重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下进行，并主要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角度探讨儒家哲学的内容、作用、性质、地位、属性等问题，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并不多，只是在资料和文献方面有了一些新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儒家哲学研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不仅拓展了儒家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系统化理论化的儒家哲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儒家哲学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儒家哲学还参与到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交流当中。儒家哲学研究的重点，既涉及孔孟荀哲学，也涉及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哲学，而儒家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心性哲学、价值哲学等成为关注的焦点。应当指出，中国儒家哲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采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进行分析、诠释、重构，这虽然带来了简单化、片面化、去本土化等弊端，但是它毕竟为儒家哲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论研究框架，使研究者能够较好地揭示、澄明儒家哲学的概念、命题、学说中的内在理论意蕴，赋予它可以理解、讨论的形式，并进一步激发当代儒学工作者的哲学沉思；[3]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儒家哲学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儒家哲学研究事业，从而为进一步重建儒家哲学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三是儒家哲学的丰富多样性为我们重建儒学提供了可能。毫无疑问，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对儒学分别进行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难免有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等局限性。但是，儒家思想体系内容极为庞杂丰富，包含着多种学科的内容，它为我们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作为认识主体，儒学研究者具有抽象能力、分析能力与理论建构能力，完全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剥离出哲学思想加以专门研究。儒家哲学的研究并不排斥从一般高度对儒家思想的探讨，也不排斥对儒家经史子集的传统研究方式，完全可以把多种对儒学的研究方式有机整合起来。
三 重建儒家哲学的基本方略
为了更好地重建儒家哲学体系，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发展，应采取以下几种方略。
其一，深入挖掘儒家文献与儒家思想中的哲学内涵。儒家经典文本是传达儒家哲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要实现儒家哲学的重建必须对儒家文本进行客观的理解与科学的解读，做好小学功夫，要在训诂的基础之上深刻揭示儒家哲学的丰富义理，尤其是要对新发现的儒家地下考古资料如郭店竹简与上博竹简进行认真解读。由于儒家哲学思想同其他思想往往融为一体，因而既要注意不要把一些非儒家哲学思想纳入儒家哲学对象域之中，又要防止对儒家哲学思想的遗漏。
其二，不断丰富儒家哲学研究者的理论素养。要对儒家哲学进行深入、客观、科学的探索，既要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又要具备西学知识背景，同时也要对哲学的基本原理有较好的把握与了解，这就要求从事儒家哲学的研究者要注重培养立体式的、多方面的哲学涵养与知识储备。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能够在儒家哲学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不仅有中学的底蕴，还具有西方哲学的涵养。
其三，从不同的理论层面加强儒家哲学研究。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背景把儒家哲学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还要从儒家哲学的思潮、人物、文本、专题、通史、断代史等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应当说，现有的儒家哲学研究成果在专门性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如对儒家的心学、理学、气学、礼学、仁学等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有分量的论著，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正如陈来所指出的，我们对宋代张载和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思想仍然没有真正理解。为了更好地推进儒家哲学研究事业，就要构建儒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人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等，以实现儒学适应现代化诉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四，采用不同的理论范式。首先，要运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成果，对儒家哲学进行实证考察与理论探索。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做到“知人论世”，深入探讨儒家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历史作用、主要内容等问题。其次，要采用西方哲学新的理论成果对儒家哲学进行新的诠释与解读。许多学者运用西方现象学、解释学的范式对儒家哲学进行了认真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儒家哲学新形态，如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吴光的民主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干春松的制度儒学以及我和韩星、谢晓东创建的社会儒学等。再次，采取不同的理论范式和路径对儒家哲学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采用西方哲学的模式研究儒家哲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在目前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背景下，对这种研究范式不应加以简单否定。当然，我们也应该倡导“我注六经”、回归元典的经学致思模式，对儒家哲学进行“内在的理解”与“客观的呈现”。[4]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应具有世界性的眼光，把儒家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努力促进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互释、互渗，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双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5]努力推动儒家哲学为世界哲学做出贡献。
[1] 参见涂可国《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2] 参见邵汉明等《儒家哲学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参见杨国荣《中国哲学：一种诠释》，《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 参见陈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 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