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术人的轨迹

人最终会像他愿意的样子的。

——波德莱尔

布尔迪厄在《自我分析纲要》（2004）中，以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和反思的方式审视自己：“我只想尝试着集中并透露几个用作自我分析的因素……通过采取分析者的视角，我被迫（并使自己有理由）保留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解释和理解所必要的特征，而且仅仅是这些特征。”[1]在他的描述中，隐去了大部分个人生活和政治介入，仅仅留下对他成为学术人（homo academicus）有用的和必要的经验，他不是对自己盖棺论定，而是对自己实行客观化。他在《自我分析纲要》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这不是为自传而作。”他不吐露隐私，同样拒绝圣徒传记式的回想建构。他认为自传不是真正的反思社会学，不符合认识自我的目的。自传式的自我表达不代表客观真理，而是被建构的完美赝品，仅与一个主体相关的一系列独特的、自足的事件：“‘我’（moi）可以被还原为这种感性的狂想曲，这种没头没尾的系列印象。”[2]尤其因为，“自传往往是给自己建一座陵墓的一种方式，而这座陵墓往往是一座纪念碑”。[3]这就是说，传记是一种公共的，因而是官方的、官方化的表现，一种公共或私人生活的私人形象，作者提供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对其生活的表象、观念。[4]自传是自我的神话。正如勒热讷所说：“自传以其完全的真实性展示了一切个性的塑造工作、一切个人经历其历史并将其变为神话的方式。”[5]布尔迪厄明确反对知识分子以夸张的、宏大的、过度的方式逃避社会分析，尤其以萨特为代表的受虐狂式的、充满意识审查的、负罪感的自我分析：“某些表面上相当具有毁灭性的自我分析是自满的最高形式。”[6]这句话不免令人想到萨特的《词语》，一个相信能自由地筹划自我的浪漫英雄的神正论。布尔迪厄主张对自我进行既不自满也不自恋的分析。作为社会学家，他把个人历史视为其群体或阶级的集体历史的某种特殊化，主张以“轨迹”取代传记，“轨迹”是同一个行动者（或同一个行动者群体）在一个生成变化的社会空间中连续占据的一系列位置。轨迹是社会衰老的过程，若要理解轨迹，需要构建轨迹运行于其中的场的不同阶段，以及所考察主体与场中其他主体之间的全部客观关系。[7]其实，布尔迪厄也把浓厚的个人色彩带入了社会学研究中，但他把萨特描述的实际经验（vécu）当成了研究对象：“布尔迪厄丰富了文化和象征、道德、心理和身体维度上的阶级关系，把个人和日常生活重新引入阶级分析中。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包含个人特点。”[8]他个人的爱憎、隐衷和创伤，都进入了他的职业选择和社会介入：“我的社会学话语通过我的社会学实践与我的个人经验分开，这种社会学实践本身在某种方式上是关于我的社会经验的社会学的产物。我不断地把自己当作对象，但不是在一种自恋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个等级的代表。”[9]他的理论著述建立在对个人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他对摄影、博物馆、趣味、高等教育、学术体制、社会结构的思考，凝结为《一种中等艺术》《艺术之爱》《继承人》《再生产》《区分》《国家贵族》《学术人》，他对“全世界受苦人”的关注，落实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学》 《阿尔及利亚60》《背井离乡》《世界的苦难》中。布尔迪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我从来做的只是关于我自己的社会学和人种学”。[10]在《言说的事》《回答》《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中，他不断对学术天职进行解释和说明。他在《科学的科学与反思性》中说：“不同理论选择无疑最初否定性的比肯定性的多，可能这些选择的原则是为所谓个人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11]正如瓦莱里敏锐地指出的那样：“一切理论都是某个人自传中经过精心安排的一个片段。”[12]布尔迪厄的全部著作可以视为间接地实现自我和抵达自我的途径，如同罗伯-格里耶写小说一方面是为了祓除他那些“无法克服的幽灵”，另一方面发现“迂回的虚构终究比所谓真诚的自白远远地更凸显个人”。[13]布尔迪厄借《马奈：象征革命》构建自己的精神自传：“马奈一生都显示出既颠覆又顺从的习性，人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习性分裂的人”,[14]他在《自我分析纲要》中正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对社会世界的研究引起他的世界观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生活经验逐渐强加给我的，或者以我本人的全面改造为代价实现的，而这种改造与我对社会世界的研究密不可分。”[15]也许布尔迪厄受到尼采的启发：“思想家要么以他个人特有的方式对待他的问题，这样他就会在问题中找到自己的命运、痛苦和至幸；要么以‘非个人特有的’方式对待，即用冷漠而好奇的思想触角去接触和理解问题。”[16]尼采断定后一种情形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可以说，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通过将皮埃尔·布尔迪厄客观化并改造他。一个外省青年来到巴黎，努力脱离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习性，以良好的文化意愿学习文学、艺术，不是为了像巴尔扎克的典型人物拉斯蒂涅那样加入名利场，而是要揭露象征统治机制。作为反学院的学院贵族，他保留着外省人的质朴，反感一切时髦风尚，对高等社会敬而远之，以自己的思想特权为普遍性服务：“我意识到，我生活中尤其是学术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让我付出了很大代价，其原因在于这种与特权相关的尽义务之感。”[17]是贵族就要行为高尚。布尔迪厄自然履行崇高的知识分子责任。

布尔迪厄先后提出两个社会生成结构公式，即[（习性）（资本）]+场=实践，（配置+资本）×场=实践，两者大同小异，都表明具备习性（配置）并拥有一定资本的行动者与场的互动构成了实践。[18]笔者据此描绘布尔迪厄的学术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