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西方社会现代性转型造成个体主体性与共同体的分裂。如何解决二者的统一成为政治哲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但随着实证科学方法论以及价值中立论的冲击，政治科学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主义时期”到“行为主义时期”的发展，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及深度经济全球化问题不再为经验性的政治科学所能解释，激发了世界范围内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复兴。共同体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从东西方的相关思想资源来看，尽管中国古代传统中有天下一家的追求、古希腊后期有万民法的思想、西方近代康德提出了“永久和平论”、中国近代梁启超等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理想，但这些美好的设想都远远超前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只能说是对人类未来共同体图景的朦胧展望和畅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逐渐使世界政治转变为全球政治，使全球真正成为利益共存、责任共担、情感相系、命运相依的共生共在的命运共同体，但同时也造成发展失衡、贫困加剧、生态恶化、数字鸿沟扩大、治理赤字加重、恐怖主义威胁增多、传染病风险加大等全球性问题。人类未来的发展和命运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马克思对早年全球化的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沃勒斯坦和阿瑞吉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哈特和奈格里对帝国的批评，哈维对资本空间规划的批判，孔汉思等提出的“世界伦理”构想，罗尔斯、博格、阿玛蒂亚森、哈贝马斯等提出的全球正义方案，海德格尔关于共在存在论的思考，伽达默尔、罗蒂等关于人类团结的思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论，摩根索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分析，基欧汉对国际制度的分析，温特对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分析，中国传统的天下理想追求和和合价值观等，成为探讨上述问题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不过，国外的思想家更多地利用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来分析全球问题，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壮大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对世界的贡献关注不够。

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异军突起、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全球治理赤字突出等情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吸收马克思社会化的人类立场、新世界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天下情怀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的人类发展实践态势，将民族性与世界性、地域性与人类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现实性与理想性、前瞻性与超越性有机统一起来，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我们该怎么办”等一系列全球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为世界之治发出了中国声音，为全球贡献了高远深邃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利于构建一个自由、平等、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享、繁荣、美丽、文明的美好世界。

一 研究意义

第一，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研究，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丰富、更充实、更系统，使其更有说服力、指导力、影响力；第二，从世界秩序、全球正义、全球伦理、全球治理等维度揭示中国方案内蕴的政治哲学丰富内容及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政治哲学创新研究；第三，超越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范式，解决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的二元对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人类的和平、安全、繁荣、包容和美丽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哲学方案；第四，化解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和互鉴，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传播提供政治哲学的指引。

二 研究现状述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具体成果如下。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都抓住了共同体内部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关系问题。社会共同体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和特定社会制度的始基范畴，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利益共同体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1]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它深深浸润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底蕴；[2]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迈向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和必经阶段；[3]人类命运共同体处在“虚幻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长期转变过程中，但并未强调改变全球社会形态的性质；[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交互共同体的当代形态，其本质是交互型共同体；[5]“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过渡性目标，后者是践行前者的总体价值导向；[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创新发展[8]。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重审和反思资本主义全球化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它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推动并促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生“建构性转向”；[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普遍交往新范式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准则和方向引领[10]，是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新时代创新[11]；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历史实现了深刻变革和转换；[12]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代坐标、当代危机、当代创新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13]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必然性历史尺度、全面性价值尺度、自由性类尺度对资本逻辑的检视；[1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前提是资本逻辑全球化，时代根据在于资本逻辑内在的困局及负面效应，现实路径是扬弃资本逻辑；[15]基于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辩证理路等分析视角，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逻辑全球化的超越[16]。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所表达的；[1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哲学理论、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理论；[18]立足于“利己利他”辩证关系，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人类解放；[19]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变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20]个人通过对象性活动体现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处理好自我与他者关系提供了基础；[21]立足于公共性哲学，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全球化时代实践公共性生存智慧的中国表达；[22]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克服了承认政治的局限性，体现了一种流动的承认辩证法和多样的政治共同体追求[23]。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哲学维度。具体成果如下。

第一，共同价值的根据及理解。共同价值的根据在于人的类属关系[24]或类存在[25]；共同价值体现了以人类共同体为基础的公共主义价值，体现了人类的公共利益；[26]共同价值的根据在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民族、国家存在利益差别并不代表否认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27]共同价值是一种应然的文化想象而不是实然的既定状态，是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共识、公分母和最大公约数；[28]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最基本的价值应该是底线价值，具有公共性、反思性、共情性和约束性等特点[29]。

第二，共同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学说：六方面说，包括两者的哲学基础、文明观、思维方式、发展方式、追求的目标、内容及其实质方面的不同；[30]三方面说，包括价值公共性的范围划定、共同体生成的基础设定、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实质三个方面的区分[31]。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及价值位阶。价值意蕴涉及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分别形成新型文明观、正确义利观和新型国际秩序观；[32]包括主客体统一性的价值论基础，从冲突对抗到命运与共、从二元对立到多元主体、从抽象思维到实践思维的价值论转向，对主体“人类”、客体“世界”和对“主客体统一”的价值论超越；[33]以类主体为核心的类生命价值、以类命运为核心的终极性价值、以类意义为核心的人道性价值和以类规范为核心的结构性价值；[34]价值位阶上倡导和谐高于斗争[35]。

第四，价值方法及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价值方法上提倡方法论集体主义，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36]价值目标的实现包括在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的基础上，全球不同主体间通过普遍交往，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和合作；[37]拓深当代人类关于利益关系共生性、风险关系共担性、交往关系世界性的时代共识；[38]以和而不同化解价值冲突、以共同价值凝聚价值共识、以多元共生实现价值目标[39]。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维度。具体成果如下。

第一，传统文化和社会理想视角。中国传统的和文化[40]、大同理想[41]、家国情怀[42]等单一角度；“天下大同”的理想、“协和万邦”的追求、“和而不同”的方法、“万国咸宁”的天下图景等维度[43]。

第二，文明视角。中西方对待文明冲突存在不同逻辑；[44]批判文明冲突论和文明对立论，强调多元文明的包容共进；[45]对于文明发展的世界意义；[46]通过中西文化互鉴，发现文明具有的通约性和普遍性[47]。

第三，文化逻辑和文化构建视角。从文化支撑、文化困境和文化选择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48]从目的论、动力论和方法论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49]。

第四，跨文化视角。从价值、身份、文化三个层次构建相互融通的新型跨文化认同模式；[50]跨文化传播目标以共赢为出发点，传播策略要尊重“他文化”受众的主导地位，传播途径采取以实际行动建立共同体认同等[51]。

第五，话语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涉及真理、道义和方法等逻辑；[52]通过对相关论述的量化分析，揭示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等是其理论自洽性的话语表现；[53]从时代、价值和发展维度分析实践话语权；[54]国际话语权的构建；[55]“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构建[56]。

（四）总体上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维度。具体成果如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条件、原则和路径等；[57]立足于生态政治哲学，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58]从国际正义观、国际权利观、世界文明观和国家关系观等方面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国际政治哲学的创新；[59]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天下和世界的思维方式解决了世界的“非世界性”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政治哲学；[60]从交往方式、世界历史、文明形式等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创新[61]。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观。尽管赵汀阳、刘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没有直接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相关分析已涉及未来中国新世界秩序的塑造问题，故在此一并予以概叙。

第一，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主义有内在关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南和价值归属是世界主义；[62]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分别体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世界秩序构想的价值意蕴，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批判性借鉴；[63][64]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继承了天下情怀，克服了世界主义的还原主义思维方式；[65]立足全球疫情风险，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了世界主义在理论预设、价值诉求和实践方案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66]

第二，新天下主义和新世界主义视角。“天下体系”是实现世界内部化的秩序，期望构建以共在原则为核心的世界存在秩序，建立与全球政治相配的世界制度，超越民族国家体系对立斗争的世界秩序，应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67]传统天下观须正视其衰落的命运及其教训，其在当代获得复兴的可能路径在于克服自身华夏中心主义局限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世界主义”；[68]尽管“天下”的学术创新研究极具价值，但这一元概念具有争议性，应严格界定和准确使用；[69]从价值立场、认识论、规范意义等分析中国传统天下主义向新世界主义的转变；[70]新世界主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基础[71]。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之维。成果如下。

第一，立足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核心内涵包含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人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等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72]马克思的人类正义思想是从人的类本位意境、人的类本质关系层面去看待人和人关系的一种正义模式和框架；[73]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了人类正义的内在要求，扬弃了局部正义[74]。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义包含的维度。涉及国际正义、普遍正义（全球正义）和环境正义三个方面。国际正义是指在国家交往层面每个国家都应坚持主权平等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全球正义强调的是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并享有基本的成员权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正义是指世界各国对地球共同负责，承担起保护环境和地球的责任；[75]包括“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它是由已经逝去的人、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构成的一种伙伴关系[76]。

第三，立足于批判资本全球扩张导致的不正义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全球正义理论为基础，包括经济正义和共享发展、政治正义和全球民主、承认正义和文化团结等；[7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蕴平等尊重的主体意识、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多方参与的规则意识等公正逻辑，能够有效回应由全球发展参与主体、全球资本扩张模式和全球发展意识行为等变化所带来的对全球公正的强烈诉求；[78]全球空间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诉求，为实现全球空间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规制全球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逻辑、改变全球空间不均衡的地理发展[79]。

（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蕴。成果如下。

第一，总体上探讨。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伦理创化意义、所彰显的伦理智慧和所体现的新型伦理文明；[80]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求、对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国际新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81]。

第二，国际关系伦理或全球伦理或国际伦理角度。这一伦理理念是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和制度伦理的统一；[82]全球伦理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可持续发展；[83]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伦理共同体，其核心是“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84]。

第三，政治伦理和公共伦理的角度。考察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精神流变，指出其关键线索在于从争取自身发展权逐步转变为担负全人类命运前景的政治伦理；[8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它是人类可以接受的新型国际政治伦理观；[86]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对公德的诉求、对公共伦理的强调[87]。

第四，中国传统伦理的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和平主义伦理文化有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88]儒家伦理中本体论的万物一体、仁爱论的生生之德、关系论的忠恕之道等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地球村理念、共生主义伦理、推己及人的相处之道契合；[89]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思想、和而不同思想和义利兼得思想分别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义精神、和合精神和道义精神，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具体展开为共享、共生和共建的思想特征[90]。

（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之维。具体成果如下。

第一，新型全球治理观的理解。从新文明类型的开启看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无法超越的历史限度，这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超越现代性并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提供了前提条件；[91]新型全球治理观体现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理念上[92]。

第二，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及改革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推动共同价值和全球整体利益意识的确立、构建平等民主协商机制、建立普遍有效的约束规则等入手重构全球治理体系；[93]中国全球治理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平台、治理路径、治理目标等方面；[94]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解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方面的困境，中国方案应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95]应重点加强中国实践的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包括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建设三个方面，解决硬实力相对欠缺、软硬实力不平衡、主导和引领能力不足等问题[96]。

第三，治理实践视角。“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以中国发展模式、以一系列新型机制、以民心相通等引领全球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97]具体分析中国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和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积极运筹大国关系等实践[98]。

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了多维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完善。主要成果以期刊杂志的形式出现，往往只涉及其中一个方面，无法深入系统地展开分析。目前尚未见到从政治哲学方面来系统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其次，研究内容有待深化。宣传解读型论文多，有学理深度的少；对策类的研究居多，将事实与规范有机结合进行阐释的较少。最后，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相关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视角，欠缺跨学科的整体视野。

三 研究方法

第一，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研究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鲜明的政治理想、情怀和担当，排除价值中立的经验性研究方法无法胜任，需要运用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政治与经济、道德、伦理、文化等构成一个有机的结构总体，需要从社会结构整体出发展开系统研究。第三，跨学科研究方法。政治哲学研究本身涉及多个学科知识的有机整合，需要综合运用国际政治、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形成跨学科的立体式分析。

四 主要内容

第一，通过探讨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展的动因，从总体上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创新维度。为此，第一章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困境的政治哲学追问和思考，并从政治存在论、政治方法论、政治价值论总体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创新，并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第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质上是美国新世界秩序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政治的思考需要先回答中国方案的全球秩序构想，这一构想既超越了传统以欧洲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美国的新世界秩序，也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秩序观。为此，第二章侧重在反思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美国的新世界秩序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天下观和东亚朝贡体系的变迁来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丰富世界秩序意蕴。

第三，从全球正义与全球伦理的双重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新秩序展开规范性分析，第三章通过清理和反思全球正义问题出场的语境和相关争论，以及借鉴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相关资源，从推动各国实现互惠互利和相互得利、公道对待和无偏无党、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等方面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构想；第四章通过对全球伦理的出场以及全球伦理构建面临的一元主义、历史主义和普世文明等主要挑战的分析，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脉相连的共生伦理精义、和而不同的文明伦理精义、义利兼顾的仁爱伦理精义。

第四，从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的角度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新秩序如何得到理念和制度保障以及实践落实的问题。为此，第五章在梳理全球治理问题出现的背景及其内涵的基础上，阐述全球治理面临的治理理念的滞后性、治理制度的不完善、治理实践中有效参与不足等主要困境，从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全球治理制度的完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等方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变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