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代前言 关于“文学科学”的纠结

我在整理近年研究德国文学的文字时，发现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关于“文学科学词典”的评论。这使我想起开始做研究工作时，对这个问题常常纠结不清：文学怎么是科学呢？研究文学跟科学有什么关系？我在德国念书时，接触过“文学科学”这个词汇，德文称Literaturwissenschaft，它是由“文学”和“科学”组成的合成词，把“文学”与“科学”搭配在一起，这个词令人难以理解。那时，我理解的“科学”就是数学、天文、物理这类学科，我还不知道有社会科学，更不懂什么叫文学科学。18世纪，一位叫苏尔策（J.G.Sulzer，1729—1799）的德国作家，出版过一部词条式的“文学科学”著作，现在人们称这类书为“文学科学词典”，那时这部词典命名为《美艺术通论》（Allgemeine Theorie der schoenen Kuenste ）。18世纪的德国通常称文学（die Literatur ）为“美艺术”（die schoene Kunst）。这部词典在当时受到赫尔德高度评价，称它从历史发生学角度解释文学的概念、术语，为这类辞书的撰写树立了一个样板。当时我作为学生，只是囫囵吞枣接受了“文学科学”这个概念，并未弄明白它的真实含义。

20世纪60年代初，大概是1961年夏天，那时我进文学研究所不到两年，曾经约吴元迈、冯植生等去东四头条，拜访住在那里的同事。我记得从曾威夷家出来，已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天气炎热，恰逢井岩盾同志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纳凉。他见我们走出曾家，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我们在他家门前攀谈起来。井岩盾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沈阳主编过文学杂志《处女地》，他当时已经是著名诗人，出版过《摘星集》。那时他刚刚四十出头，比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成熟多了，到底是经过战争年代洗礼的革命家。他当时对我们说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他那一口山东话，跟我们老家河北沧州的口音十分相近，与他攀谈给我一种近乎“老乡”的亲切感。他说：你们都是科班出身，来文学所工作，是“门当户对”，跟咱不一样，哈哈哈，咱是写诗，写小说的，哪会写论文呀，写点评论还凑合，如今进了文学所做研究工作，哈哈哈，真真是走错门了。他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凸显出他性格的爽朗、豪迈，为人率直、真诚。

我还记得，刚进文学所我就发现，那些从延安或者从部队来的老同志，大都是很有成就的作家，如何其芳、力扬、井岩盾是著名诗人，路坎是著名剧作家，毛星、朱寨、王燎荧都是很有造诣的文学评论家。我没想到这些革命作家，居然像井岩盾一样，认为自己来文学所工作是“走错门了”。那时我就听说，何其芳不想当文学所所长，愿意去搞创作，国庆节之前，他还请了创作假，专门去写纪念国庆十周年的诗歌。井岩盾的话表达了这些革命作家的真实愿望，他们都想搞创作，不习惯“钻故纸堆儿”，做研究工作。我跟他们不一样，如井岩盾同志所说，我是“科班出身”，尽管那时还不懂得如何做研究工作，但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钻故纸堆儿”。井岩盾当着我们说的那一席话，让我思考了好久：怎样做研究工作？怎样区分“论文”和“评论”？我忽然想起，毕业论文答辩时，老师说我的论文写得有点Journalistisch，意思是语言表达有点像“新闻报道”。我当时并未理解老师对我毕业论文的评价，现在井岩盾同志提出的“论文”不同于“评论”这个问题又引起我的思考：说“论文”不能像“新闻报道”，我似乎能理解，说它不同于“文学评论”，我就想不清楚了。不过，我记得德文资料说，“文学评论”属于艺术范围，像小说、诗歌、剧本、散文一样，在德国，戏剧评论家、文学评论家凯尔（Alfred Kerr）、耶灵（Herbert Jhering）都属于作家（Schriftschteller）范围，我们学校的老师科尔夫（Hermann August Korff）、马耶尔（Hans Mayer）则被称为文学科学家（Literturwissenschaftler）。人们称我们学校的语言学老师傅灵思（Theodor Frings）为“语言科学家”（Sprachwissenschaftler），我还能够理解，语言学毕竟是硬碰硬的科学，不像文学有那么多“见仁见智”的成分。我还记得，德文Abhandlung和Arbeit是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学术论文”，它是研究工作的结果，应该与“科学”二字有关系，后者指的是“文章”，包括学术性文章，但不同于“论文”。我当时作为学生，同样也是囫囵吞枣地接受了这些概念。我来文学所不到两年的经历（尤其是井岩盾这番话）启发我不断琢磨，文学与科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1963年，恰逢文学所建所十周年，我当时在乡下劳动，未参加庆祝活动，回来后听见一则“花边故事”，又引起我接着井岩盾的话茬儿想了许多，想了好久。据说所庆活动那天，学部副主任张友渔率领各所领导与会，张友渔见到何其芳，头一句话便问：其芳同志，文学所写了什么好小说呀，推荐咱们读读呗？何其芳显得十分尴尬，不知如何应对领导的问话，他只好操着一口四川腔，打着哈哈说：友渔同志，文学所是写论文的，不是写小说的。连学部副主任都认为文学所是写小说的，可见那时有相当多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文学研究”，更不大理解“文学“与“科学”有什么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即1950年12月，在丁玲主持下成立过一个“中央文学研究所”，即今日“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它与1953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前者是培养作家的单位，所以后来更名为“文学讲习所”“文学院”，以区别于“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它的定位应该是一个把文学作为科学来研究的机构，不是培养写小说、写诗歌人才的单位。难怪那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老同志，都后悔自己进了文学研究所，进文学讲习所才符合他们的愿望。不过，像我这样在大学里“科班”念文学的人，同样也搞不清楚“文学科学”是怎么回事。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在尝试写论文过程中，才慢慢明白为什么“文学研究”是“科学”。“科学”就是丁是丁、卯是卯，虽然说文学的本质是虚构，文学创作推崇个性化想象力，但文学研究却不能放纵“见仁见智”的行为，那是艺术欣赏的事，严格说来，“见仁见智”算不得科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原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77年改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是胡乔木。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明了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当时任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叶水夫在外文所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胡乔木院长把“文学”区分为“作为艺术的文学”和“作为科学的文学”，前者指的是“文学创作”，即写小说、诗歌、剧本、散文等；后者指的是“文学研究”，即写论文，包括编写文学史、进行文学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文学作品语言、风格研究、文学的功能与接受研究等。

除此之外，他还把“文学研究”区分为“重复性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前者指的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传承，也称“研究的研究”，现在表达“重复性研究”的符号式用语是“1—N”；后者指的是对前人不曾涉及的领域、课题的创造性发现，也称“创新的研究”，现在表达“原创性研究”的符号式用语是“0—1”。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并不否认“重复性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他更提倡“原创性研究”，因为只有“创新”（也就是从0到1）才能增加知识的含量、提升知识的质量，更能体现研究工作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由此我想到北京大学哲学史教授冯友兰先生，他在做学问方面有过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所谓“照着讲”，就是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国有所谓“述而不作”之说，大概就是“照着讲”的意思；而“接着讲”，就是胡乔木所说的“创新”“发现”，它们的意义在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超越、有所突破。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资料的新发现、观念的创新，那就只能原地踏步，踩着前人的脚印走。研究工作有“创新”“发现”，这门学科才能发展、进步。比如说，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谈到革命文学的缘起，总说“革命+恋爱”的小说范式，滥觞于蒋光慈的长篇小说《野祭》，这个论断源于钱杏邨（阿英）1928年写的一篇关于《野祭》的评论。后来的学者们普遍沿袭这个说法，一度成了文学史上的定论，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都重复沿用这个说法。这可以视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传承。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部《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发现，在蒋光慈之前四年（即1924年）张闻天还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旅途》，它才是“革命+恋爱”小说范式的始作俑者，大概因为张闻天主要以革命活动家闻名于世，他的文学成就被学术界忽略了。程中原的研究突破了长期沿袭的说法，这个新的发现超越了旧日的成说，使学术界对“革命+恋爱”小说范式的认识和研究前进了一步，在时间上表述得更准确。又比如说，关于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本来“现实主义”是个哲学术语，表示精神产品与现实的关系，这个术语从19世纪开始与文学艺术发生了关系。歌德在与席勒讨论古代植物的时候，曾经用“现实主义”概念定义他的科学和艺术“方法”。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在与理想主义论战中，把它定义为文学创作“方法”。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甚至把“现实主义”正式规定为官方认可的“写作方法”。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定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把许多题材不同、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视为异类，助长了文学界的宗派主义倾向。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术界经过文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经过“文化遗产”与创新关系的研究，经过“反映论”与“机械唯物论”关系的研究，“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差异的研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研究，科学认识介入艺术活动程度的研究，等等，还吸收了苏联文学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等的观点，不再把“现实主义”定义为“方法”，而是把它定义为一种“纲领”“主张”“口号”，提出“功能现实主义”的说法，从而推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进步与发展，扩大了文学评论的包容性，在实践中拓宽了文学创作题材和风格的丰富性、多样性。这场理论上的变革与创新被学术界称为“哥白尼式转折”。还比如说，在欧洲科学史上，哥白尼发现的“日心说”超越了古希腊人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从而引起人类宇宙观念的变革，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这个发现在科学史上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但是，由于它与历来的欧洲宗教宇宙观发生冲突，长时间内被斥为异端邪说。哥白尼40岁便提出了“日心说”，害怕受到宗教界迫害，他的《天体运行论》直到临死前才冒险拿去出版，书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失明了。意大利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被教会宣布为“异教徒”，在罗马广场处以火刑。天文学家伽利略则因亲自证明“日心说”的正确性，遭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和软禁，晚年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从他们的遭遇可以看出，人类为这场观念变革付出过多么惨烈的牺牲。“日心说”自16世纪面世以来，曾经间接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科学研究（理应包括文学研究）的任何一次创新、突破，都会对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对人类知识的更新做出或大或小的贡献。这就是“原创性研究”的巨大魅力，它曾经吸引过多少矢志于科学研究的人，不辞漫漫艰辛路，而“上下求索”。

干了半辈子研究工作，到了50岁才弄明白这个问题。不算晚，我毕竟还有半辈子时间。其实，前半辈子并未干多少业务，多数时间用来下乡“滚泥巴”、劳动改造、空喊“革命”了。从20世纪80代开始，才有机会搞业务，给多年纠结不清的问题也弄明白了。于是，我在布莱希特研究方面，开始探索别人不曾涉及的课题，不甘心一辈子只做重复性研究。经过广泛阅读和调查研究，我发现“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个很少有人关注的领域。不过，研究这个课题，必须对中国诗歌、戏剧和表演艺术有所了解，特别是一定要具备必要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所以有德国学术界人士断言，不了解中国哲学，很难理解布莱希特作品。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学者（甚至对于中国学者）是个很难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的主要原因。为了越过这道坎儿，我下决心停止写作，花十年时间阅读中国古代哲学。花一分功夫，得一分成果，我终于“攻”下一些别人不曾研究过的问题，比如，一位韩国的布莱希特研究者30多年前提出的《四川好人》蓝本问题，一直无人能够回答，我根据自己发现的资料，第一次给出了确切答案；关于多年无人探讨的布莱希特史诗剧与元杂剧剧本结构的关系，我的研究结果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我还第一次证明了布莱希特史诗剧是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晶；我还专门论证了布莱希特对《周易》辩证法的独特理解；在布莱希特研究领域，我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布莱希特与毛泽东的关系”；我在布莱希特某些诗歌、散文中还发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元素；等等。我的论文写得不多，但这些发现给我带来的乐趣，是无法用数字统计的。我虽然早已进入耄耋之年，只要老天假我以天年，在这个领域说不定还能鼓捣出点什么新名堂，开拓布莱希特研究的新视野，给“文学研究”这门“科学”添加一个新的注脚。

2021年1月6日记于车公庄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