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鄞县”到“临安”：两宋之际四明史氏的崛起道路
游彪 龙耀祥
摘要：本文以南宋时期曾任宰相的史浩及其家族为研究对象。四明史氏家族的早期渊源带有后世再建构的色彩，其中信史部分至多只可上溯到两宋之际。新发现的《徐氏夫人墓志》与《史师仲墓志》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史氏家族成员在培养子弟、经营生计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史氏家族的第四代、第五代成员促进了史氏家族向士人家族的转型进程，在该家族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至南宋时期，家族成员史浩又得到了宋高宗的信任，成为宋孝宗的老师，并参与协调了两代帝王之间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四明史氏的地位和声望。此外，当时的宋人已热衷于通过墓志、神道碑的书写探讨史氏家族的早期发家史。而他们普遍认为，史氏家族的兴盛是其早期家族成员的遗德所致，这种看法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潮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四明史氏；碑志；史浩；德行；家族史
四明是宋代明州的别称，南宋时属两浙东路，府治设在鄞县，后因曾为宋宁宗潜邸所在，故在宁宗即位后的庆元元年（1195）被升为府，以年号为名，至元代又改称庆元路。南宋时期的明州已成为宋朝对高丽、日本等海外诸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因其地近行都临安，经济与政治地位都格外重要，加之两宋之际的士人迁徙、教育普及等诸多因素，使得明州成为南宋时期士人活动的中心场所之一。大批四明地区的学者与官僚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南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民间流传的杂剧中都有着“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说法[1]。而透过梳理相关史料，不难发现，四明地区的士人之所以能够在南宋得到“满朝朱紫”的成就，无疑离不开其背后自北宋以来数代奋斗的士人家族的支持。
一 北宋时期四明史氏的族源及其早期发展
四明史氏就是南宋时期于四明地区兴起的一个宰相家族。在其家族成员之中，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祖孙三代先后出仕孝、宁、理三朝，相继为相。清人赵翼在其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即特设有“继世为相”一条，认为若单论宋代家门之盛，则四明史氏足可与东莱吕氏及相州韩氏鼎足而三[2]。自美国学者戴仁柱（Richard L.Davis）以来，学界对于四明史氏的探讨已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3]，但另一方面，这些成果的分布却呈现出了一种“重南轻北”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四明史氏显达于南宋时期，而在北宋尚未引人注目，因而在文献中反映其早期发展状况的记载较为匮乏。此外，更为明显的是，其后世追记的家族早期历史也带有一些史氏后人重新建构的痕迹。这些都对相关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通常而言，这种家族早期历史模糊甚至错谬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并不罕见，只有一些大家族的分支为了隐瞒某种讳莫如深的历史渊源，才会铤而走险地采取虚构甚至是伪造的方式重新书写家族历史。然而，大多数学者却认为四明史氏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即他们本身对于自己北宋以前的家世几乎也都是一无所知[4]。这种认识使得部分学者在处理四明史氏早期历史的时候会秉持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即更乐于保留史氏家族内部成员的或准确或暧昧的认知，然后再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错误和疏漏作出力所能及的辨证。关于四明史氏的家族源流，生于南宋晚期的史蒙卿（1247—1306）曾有过较为翔实的记述：
余家虽四明，原其所自，昔帝高阳氏，有子曰称，称之子曰卷章，卷章之子曰黎，黎为火正，与重氏典司田地。黎之弟曰吴，回绍其职，历夏、商世守之。太史佚，其后也，子孙皆为周史，由是以官氏焉。周氏东迁，鲁人请郊之礼于京师，天王命角往鲁止之，后仕于鲁。克作《駉》、《駜》、《泮》、《閟》，以颂其君。汉之时，恭生三子，曰高、曰曾、曰玄。高为大司马、乐陵侯。高生二子曰术、曰丹，自鲁徙京兆，为左将军、武阳侯。玄之孙均，均之子崇，封溧阳侯，遂为吴人。崇之裔孙环，事宋为乐乡令。环之八世孙曰务滋，有子曰惟肖，为清河令。惟肖之弟惟则，系万寿之子也。宋兴，游宦于东南，遂居于明之鄞邑。明州今升为庆元府。惟则公者，实明州之始祖。[5]
然而，要判断这份史氏先祖谱系的可靠性，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根据上述所记，四明史氏的“明州之始祖”史惟则是史万寿之子、史惟肖之弟，而史惟肖又是史务滋之子；但史务滋本是唐代武则天当政时的宰相[6]，天授二年（691）因为被酷吏来俊臣所诬陷而自杀[7]，那么作为其子侄辈的史惟则如何会于近三百年后“宋兴”方得“游宦于江南”呢？
出于更慎重的态度，多数学者也不愿轻率地否认这份宗谱的真实性。美国汉学家戴仁柱就分析认为，这份宗谱的前半部分是依据《元和姓纂》“史氏”条中部分内容杂糅而成，清晰地展示出了其将四明史氏与溧阳史氏加以合谱的意图，从而推测四明史氏的始祖“史惟则”或许是源于溧阳史氏家族中的一支旁支[8]。而乔东山则通过比对，判断这份宗谱的后半部分是出自史浩所作《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辞》中的语句，“自杜陵而侯溧阳兮，舍溧阳而迁徙。既游宦于东南兮，遂卜荫鄞之桑梓。方躬耕于农亩兮，故韬晦而弗仕”，认为其关于四明史氏近世系由外地迁入的说法仍是可信的。[9]
而笔者认为，在这份显然是由四明史氏后代子孙为填补家世空白所“创造”的宗谱中，其中最明显的“破绽”反而可能是未加修改的真实信息，即四明史氏的第一代成员无论其是否名为“史惟则”，其迁入鄞县的时限都是在“宋兴”之后，换言之，四明史氏并非中古世家大族的后裔，而是在宋代之后方才新兴起来的近世家族。
按照史氏宗谱的记载，在第一代“史惟则”迁入明州鄞县后，第二代史氏家族的成员名为史成。史成的元配妻子名为陈氏，其后他又续弦了一名任姓女子，但更多的生平信息则无从知晓。史成育有三子[10]，长子无嗣，幼子史瀚偕一子二孙很早就离开了明州，从此杳无音讯，而此后的四明史氏皆是其次子史简的后裔，是为第三代。成书于元代的《（延祐）四明志》简略地记述了史简的生平。
冀公年二十五，为县从事。尉受赇杖平民，冀公独慜之，以杖首杂朱殷以进。初举杖，血流于尻。尉怒，以水抆拭之，诚伪。尉益怒，据桉，即以平民所受罪杖之。归数日，死。时夫人年二十有五，有娠。冀公死且嘱曰：“若生女，当嫁艮男也。幸谨视之。”夫人泣受其言。后得男曰“诏”。[11]
据此，史简是当时鄞县县尉麾下的一名从事，因不肯听从收受贿赂的县尉命令杖责受害人而遭到了县尉的打击报复，以致英年早逝。然而，这一记载却并不见于成书更早的《（宝庆）四明志》，不知袁桷依据从何处得到的资料补入。清代的明州学者全祖望也驳斥了史简是一名普通胥吏的观点，认为他应是明州当地著名学者楼郁的“高第”。这种说法既赋予了史氏先祖读书人的身份，又将其与明州当地的另一家族，即明州楼氏联系了起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祖望还提供了关于史简不同于方志记载的另一种死亡说法，“冀公为明州吏，奉其母至孝。尝挥金治具，挽舟游湖中。而大吏，俗人也，闻之，恚其不告，催挫之。冀公坐是，拂郁以夭”。全祖望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清代大儒黄宗羲的认可，并被其采纳编入了《宋元学案》之中[12]。
综上所述，凡是目前所见的史氏家族前三代成员的相关记载，在性质上多属后世追记，不仅各种说法之间互相存在抵牾之处，其史源也模糊不清。有鉴于此，笔者兹录取史氏第六代成员史浩所自撰的《五世祖衣冠招魂辞》中部分内容，以对上述说法的各种矛盾加以梳理。显而易见的是，这也是全祖望说法之源头所在。
暨吾五世之祖兮，始著令名于州里。鄙刀笔入萧曹兮，踵于公之業履。断以法而从恕兮，每哀矜而弗喜。遗高祖以清白兮，立里门而高峙。濬清源于两世兮，盖接夫前修之派委。滋滥觞于涓流兮，遂泓澄而演迤。故我曾祖之擢秀兮，笃孝恭於髫稺。甫弱冠而府辟兮，励廉勤而从事。郡有西湖之胜绝兮，十洲三岛错乎城之趾。卧双虹於澄碧兮，危亭翼然於中沚。纷竞渡於波间兮，游艦舳舻相衔尾。挽姻友以出遨兮，彼莫能承亲之志。祖独挥金而治具兮，列琼羞而行桂醑。慈颜悦怿而夷犹兮，不惜兰枻之频舣。大吏恚怒其不告兮，竟萧条於任使。氣怫鬱而短折兮，哀痛沦於骨髓。[13]
由于史浩是四明史氏的第六代，在他的这篇招魂辞中，“五世祖”即是日后宗谱中的第一代“史惟则”,“高祖”为第二代史成，“曾祖”即为第三代史简。史浩透露出的信息是，自史氏迁至明州鄞县后，至五世祖“史惟则”“鄙刀笔而入萧曹”，表明他已开始担任县里的公吏，其子史成继之，而第三代史简的吏职很大程度上是对上两代人的承袭。北宋时期，地方上的州县长官出于方便行政的考虑，习惯于挑选熟谙全县风土人情的当地人充当胥吏。而在上任官员离任后，熟悉县政利弊的胥吏往往被继任的官员留任。他们依靠相互引荐或父子相继，实现了“官无封建，吏有封建”，长期把持一方政务的实际运作[14]。正因为如此，史简的社会地位及其死因原则上要比目前文献所记更为复杂。而另一方面，在祖述史氏第二代向第三代的传承时，史浩采用的说法是“濬清源于两世”，这或许是在暗示第三代的史简也曾有过读书的经历，但其最终却并没有因此步入仕途，仍是继承了父辈留传下来的吏职。但除此之外，史浩却从未提及其曾祖与楼氏的任何关系。由此可见，史浩的说辞作为四明史氏祖先渊源的唯一来源，却在后世被增添了许多真假难辨的细节。
事实上，史浩的说法本身也带有一些讳饰的痕迹。大概是出于笃信佛教的缘故，史氏家族的前五代成员都采取了火葬的方式下葬，因而史浩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自己几乎无法查找其五代祖先踪迹的话，“此五祖者因兵火之后，未详葬所。遍寻闾里，询诸耆老，无从查察”[15]。据此可知，史浩对其祖先事迹的记述主要是来自乡里长者的口述，其可信度本身也是令人怀疑的。
但抛开史简的死亡细节，史氏家族的一些重要信息仍然隐约可见。可以肯定的是，史氏先祖曾经担任过吏职，且大多英年早逝。史简在去世前，与夫人叶氏育有一子一女，另有一遗腹子，但长子在其父亲去世后亦随之夭折，遗腹子史诏遂成为四明史氏第四代的唯一传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史简的意外早逝，四明史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依靠叶氏夫人惨淡经营方能予以维持全家生计，故叶氏夫人在两宋之际的史氏家族中扮演的角色相当特殊，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其孙辈的史浩就作了这样的评价，“吾爵崇禄重，得归安老，皆荷祖荫，复赖曾祖妣冀国夫人叶氏之大节遗德所致也”[16]，可知其在史氏家族兴起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叶氏夫人，名字不详，明州慈溪人（今浙江省慈溪县）,《（延祐）四明志》有其传记。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其夫史简去世后，叶氏拒绝了邻里劝其再嫁的建议，潜心抚育孤女幼子，并供史诏读书求学。新出土的《史师仲墓志》基本上确定了史诏的出生年月及其大致的活动时期，“自君祖父讳简蚤丧，祖母叶氏有节行，保遗腹子曰诏，字升之，是为君之父，寿今七十矣”[17]。因为墓志所记志主的下葬时间为“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癸酉”，则墓志的完成时间应与其相当或稍早，那么史诏的出生时间大约是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而其读书求学大致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至哲宗元祐三年（1088）之间。从北宋历史的演进可知，作为史诏主要活动区域的鄞县、慈溪等地，在宋仁宗庆历、宋神宗熙宁年间，是两次兴学运动推行的重点区域。这使得官方与民间的学校在这一地区日益普及，也为当地士人子弟读书求学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早在宋仁宗时期，这一地区就出现了杨适、杜醇、楼郁、王致与王说五位著名学者，他们以教书育人和学问精湛闻名乡里，合称为“庆历五先生”。学校的兴盛与名师学者的引领作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当地人的教育观念，所谓“必欲门户焕发，莫如择良子业儒”[18]，求学业儒成为鄞县各家族在培养子女时选择的首要途径，而叶氏对于史诏的期待正是这一时空环境的巨大影响所致。
然而，史诏最终却并未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后世对此的解释是“（史诏）遇大比，辄引避。常曰：‘无母之节，已无史矣。’誓终身母子不相离”。[19]这说明史诏是出于遵循“孝”的理念，为避免母子分离而一直拒绝参与外界事务。大观二年（1108），州县长官有意举荐年过五十的史诏参加以儒家伦理作为考核标准的“八行取士”[20]，但他也没有答应。从此，史诏便彻底放弃了功名的念想，与母亲和妻子避居东钱湖大田山。
值得深思的是，记述叶氏夫人主要事迹的地方志及墓志都是明显有着带有浓烈的“褒美”色彩的文献资料，而其所叙述的“贫窭孀妇依靠悉心培养儿子宦业成功，最终获得财富”的情节，正是一个典型地能够体现宋代妇女美德的故事。类似的记述起源自宋代士人对于财富的认识，即将财富的增加与德行的堕落联系起来，而贫穷反而成为一种标志德行清白的重要表现。[21]但这种程式化的叙述却掩藏了史氏家族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的真实情况。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史诏早年的求学经历，还是其晚年作出放弃举业的决定，都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支持，而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正是来自叶氏夫人经年累月的苦心经营。
综上所述，笔者可对史氏家族前三代的发展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依据其六世孙史浩的说法，四明史氏自外地迁入鄞县后，遂“躬耕于垄亩”，但实际上却是在州县担任吏职。史氏家族第一代的吏职后又为第二代、第三代所继承，俨然已呈现出一个胥吏家族的雏形。另外，这一时期的史氏家族在人丁上似乎并不兴旺，甚至可以说是一直显得比较单薄，以致在第三代的史简意外早逝后，竟然使该家族经历了绝嗣的巨大风险。史简的夫人叶氏联结起了史氏家族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是具有纽带性的关键人物。在叶氏夫人的经营下，史氏家族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家族的男性成员开始接触儒学与科举，并由此开启了该家族“士族化”的缓慢进程。至政和八年（1118）叶氏夫人逝世时，其身后的四明史氏已经是鄞县当地的一个人丁兴旺、衣食有余的家族了。
二 两宋之际四明史氏的继续发展——以两件宋代墓志为中心
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家族核心男性成员的单薄，早期的四明史氏其实是有些名不符实的。以第四代史诏为例，因为父辈单传的缘故，当时所谓的史氏“家族”其实只是一个史诏与他的母亲和妻子同居共财的小家庭。而除此之外，第四代以前的史氏家族成员皆为庶民，在宋代社会各阶层中尚属于普通人家，长期活动于明州地方的区域特性更使得他们无法深刻地感受全国政治风向的变化。四明史氏的这些早期特点，直到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史诏与徐氏结为婚姻，并育有四子六女后才产生了较大变化的趋势。21世纪后新发现的《宋徐氏夫人墓志铭》与《宋故史希道（师仲）墓志铭并盖》则为考察这一时期四明史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宋徐氏夫人墓志铭》
二〇〇九年八月，在浙江鄞县东钱湖镇绿野村村民家中发现了该墓志。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徐氏的家世和早年事迹。
夫人徐氏，明州鄞县人也。三代皆不仕，父防，有乡里重望，少许可名知人。夫人蚤慧，常见称赏，每家室疑未決，夫人见辄处可如理。父顾叹曰：“尔曷不为男子，吾何忧异日谁妇汝？吾意其家庶己乎。”年二十，归里士史升之。升之自齔髫孝爱异常，长以学行闻。慕联姻好者多矣，而母叶夫人少寡，以节行自持家政，肃然度难，其为妇辄不敢。徐公闻之，喜曰：“真吾家偶也。”遂以夫人妻焉。[22]
然而，恰如章国庆所指出的，此篇墓志的叙述方式同样带有一些程式化的倾向。刘静贞认为，宋人长期秉持着“女正位乎内”“妇人无外事”的家庭观念，使得宋代妇女很少参与到家族之外的事务中去。而女性墓志的撰写者又为了避免“无事可纪”的尴尬，故而只能将“早慧”“善理家政”“姑媳和睦”“教子成才”等主题作为书写的主要模板进行参考[23]。譬如同收录于《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中的《宋故樊氏夫人墓志铭》也记载樊氏夫人“自脱襁褓已慧爽”“观夫人性行秀出，盖颖然一奇男子趣操，未肯以龌龊等辈婿吾女也”[24]。这种通过他人观点所表达的对女性墓主的赞誉，其实不过是宋代士人眼中女性的理想形象而已，而未必是真实情况。
但另一方面，作为以记述功德为主要目的的墓志而言，其所记录的事迹也不能完全依靠程式化语言的堆叠或捏造事实。据墓志透露，徐氏的外家有着“乡里重望”，这一说法可以得到史浩所撰写的《建家庙祭祖文》一文的印证。在该文中，史浩称徐氏夫人为“祖妣齐国夫人徐氏廿四娘子”[25]，这说明徐氏在家族同辈女性成员中排行第四，可见徐氏至少应是出自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然而，这一说法或许也是为了掩饰后文所提及的家族“三代皆不仕”的尴尬现实。若是徐氏家族上溯三代都无可以记录的官僚或士人的话，那么其祖上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依靠积累财富而逐渐起家的乡村地主，可以说与出身胥吏而又“世无达官”的史氏家族大体上是门当户对的。
此外，墓志还记载了徐氏与史诏的子嗣及其对待子女的态度，这对日后史氏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子能言以上，昼抱夙兴，常口授诗书，而时以旨意论之。比长就学，则先生逸而功倍。诸子彬彬克嗣家学，膝下之训为多。中外有贫不自给者，第其亲踈，岁时賙之以为常。而嫁遗女数十人，皆得所归。其赖以立家，而子弟以儒名者甚众。……（中略）有子十二人，而夫人出者四男六女。男师仲、才、木、禾，皆举贡士，有美名。才登上舍第。女嫁贡士贝必先、姚孚、温州平阳县主簿王敏，一为比丘尼，二蚤亡。孙男十人，孙女六人。[26]
在这段材料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在宣和五年（1123）徐氏去世之前，徐氏的四个亲生儿子史师仲、史才、史木与史禾四人都通过了地方科举的发解考试，获取了贡士的功名。戴仁柱分析认为，史氏家族的新一代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士大夫，主要是由于父亲史诏与母亲徐氏优秀的家庭教育，但同时也得益于自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以来重新开始推行的三舍法改革[27]。三舍法的推行扩建了中央太学的设施，增加了太学的录取名额，并允许州、县推举州县学中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太学读书。而北宋政府实行太学取士的政策，乃至于在北宋晚期曾一度取消了科举取士的功能[28]。另据《宋史·选举志三》所记，“开封始建府学，立贡士额凡五十，而士子不及三百，尽额而取，则涉太优，欲稍裁之。诏曰：‘王畿立学，若不优诱使进，何以首善？其常解五十额勿阙。'”[29]入太学就读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得到名师等教育资源，更在于能够享受到远比其他军、州宽裕的录取名额。史诏的长子史师仲、次子史才都有先后赴太学就读的经历，而史才更是因成绩优异升入了太学上舍，释谒得官，成为史氏家族中的第一位进士。
徐氏夫人墓志即由其次子史才的上司石端中所撰写，墓志所题结衔为“朝奉郎、通判处州军州、同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兼管内劝农事、借绯鱼袋石端中”。另外，《徐氏墓志》的后半部分也记载了其次子史才的部分事迹，兹录于下文。
初，才为遂昌丞也，睦州贼陷衢、婺，犯县境，官吏惊溃。才即日集勇士，举兵复邑。贼平，以省侍告于郡，未报。夫人闻之，贻书曰：“政须安集，遽惶将母邪？勉就功名，毋为我为怀”，才始安职。其达义命，大体如此。[30]
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四明史氏重要成员之一的史才，无论在地方志还是官方的正史中几乎都没有他的传记。然而，经过清代学者全祖望的搜集与整理，其（史才）的部分事迹方得以保留，“参政字德夫，一字闻道。政和八年王嘉榜进士，由遂昌丞改余姚尉。丁父艰。服阕，知余杭县。倅温州，以李庄简公荐除右正言，进右谏议大夫，拜端明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既罢，以旧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31]若将此两段材料结合起来看，则大致可梳理出徐氏次子史才的早期仕官经历。史才，字德夫，一字闻道。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第，初授官为遂昌县丞。宣和三年（1121），史才率领乡勇参与了宋军收复为方腊军队攻占的衢、婺两州的军事行动，后迁余姚县尉。建炎四年（1130），史才因丁父忧而离职，复官后历任余杭知县、温州通判，在此与短暂出知温州的李光相识，“参政李庄简公守永嘉，枢密为签幕，待遇极厚”[32]，时间大致在绍兴六年（1136）。其后史才也得到了李光在政治上的大力帮助，可见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极为特殊。
（二）《宋故史希道（师仲）墓志铭并盖》
史师仲，字希道，是前碑徐氏与史诏的长子、史才的长兄，也是日后南宋名臣史浩的父亲。此篇墓志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出土于鄞州区东钱湖镇横街村乌竹坪。
据墓志内容，史师仲出生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少时便以文名称于乡里，未冠即凭借州学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前往太学的资格。但在太学中，他的学习经历却并不顺利，“久之，试有司数不售，一贡下第，拂袖而归”[33]，仅取得贡士身份便返回了家乡。而关于史师仲离开太学的原因，史氏宗谱与其子史浩的解释存在明显的差异。据《古藤史氏宗谱》的记载，“（史师仲）未冠，由郡庠陞贡太学，三试补上舍。大观、政和间，‘八行’以书招之，即拂袖归”。所谓“三试补上舍”并非指三次具体的考试，而是指由外舍生升入内舍的两次公试成绩与由内舍升上舍的上舍试。根据这一说法，史师仲得以通过州县的选拔进入太学，又通过太学内部的升舍试升入上舍，自然谈不上“试有司数不售”，至于其离开太学的原因，则是因为受到了家族的召唤。而史浩在记述他父亲的太学经历时却写道，“当宣和之全盛兮，风俗穷奢而极侈。立州桥而睇岧峣，不觉唏嘘而流涕。乃拂袖而出关兮，归即谋于避地。众方骇其无伦兮，曰盛极乱危之必至”[34]，明确说明史师仲是因预感到了宣和末年乱世将至而避祸家乡，以求明哲保身。
相较而言，由于身为墓志撰写者的夏承正是史师仲年轻时的友人，他对史师仲在太学的学习情况应该是最为了解的。因而，史氏宗谱上记载的所谓“三试补上舍”的经历恐怕是后人的溢美之辞。但若史师仲受其父史诏“以书召之”一事并非捏造，那么或许是史师仲本人因受挫于学业等方面的不利因素，而又适逢家中有事相召，遂顺水推舟地离开了太学，并就此放弃了举业。但当史师仲离开的时候，其二弟史才尚同在太学求学[35]，因而史浩所谓他父亲预见到了乱世将至而避祸回乡云云，实为后见之明，绝非史师仲本人的意愿。宣和六年（1124）三月，就在徐氏去世后的一年内，史师仲因“居母夫人忧，哀毁过甚，俄感疾不起”，仅留下寡妻洪氏与六子二女[36]就撒手人寰。
值得一提的是，《宋故史师仲墓志》的撰文、书丹、题盖者的姓名和结衔令墓志本身增色不少，也透露出了早期史氏家族成员社交圈的部分信息。
（A）撰文者夏承，字元茂，鄞县人。《（宝庆）四明志》卷八有传：“以太学上舍免省中崇宁五年第，靖康间任开封少尹。北骑犯阙，散文榜根括皇族，冀以免死。承奋身力争，潜令诸厢毁弃文榜，放散苛留之人。绍兴二年，臣寮疏列其事，国事方殷，未及褒表。隆兴初，有旨：承系忠义之人，送史馆编录姓名，特赠三官。二年，赠左朝议大夫。”[37]
（B）书写者王庭秀，字颖彦，《宋史》卷三九九有传。又据《（宝庆）四明志》卷八记载：“先世居鄞，父徙慈溪。庭秀与黄庭坚、杨时之徒游，从其为学，旁搜远绍，不苟趋时好。其造诣崭远，操植坚正，发于文辞，深茂宏达。”徽宗政和二年（1112）上舍及第。历仕徽、钦、高三朝，“迁检正，与宰相议多龃龉，引疾丐闲，除直秘阁、主管江州太平观，归老于乡。”[38]
（C）题盖者郑毂，字致远，建安人，同《宋史》卷三九九有传。《宋元学案》也说：“上蔡高弟。初就学，能知圣人之道在中庸，父镇奇之。既冠，入太学，所为文不尚时好。执父丧，有吁天止火之异。第进士，调御史台主簿。以秘书郎守临江，遂丐祠归。”他是“程门四先生”之一谢良佐的弟子。撰此墓志时，结衔为“从事郎、新太学博士”[39]。
三人之中，夏承、王庭秀皆为明州当地人，而郑毂也相传有在元符年间于鄞县县学做助教的经历[40]，这反映出史师仲的社交活动显然是以明州鄞县的乡里关系为基础和依托。另外，三人与史师仲又皆于崇宁、政和年间在京城的太学求学。这些同乡青年一起受教育，共同学习，目标一致的经历培养了彼此之间深厚的友谊。若非史师仲的意外早逝，这层关系也必将成为彼此间互相支持、互为奥援的力量[41]。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以史师仲为代表的四明史氏年轻一代已完全融入到了明州当地的士人群体与乡里关系之中，并依托科举制度而逐渐推动着四明史氏由一个地域型的小家族迈向政治权力的中央。
在长男史师仲去世后，由于次男史才长期在外地任职，因而实际主持家族事务的三男史木便承担起了赡养年迈的父亲、抚育弟妹和亡兄子女的责任。史浩在纪念其季父的《祭八十叔父文》中，对史木一生的重要事迹作了较为完整的记述。
（前略）嗟我季父，孝于父母。入躬定省，出当干蛊。（中略）嗟我季父，友于昆弟。我父云没，实赖以济。（中略）嗟我季父，信于州里。急人之急，奋不谋己。（中略）嗟我季父，耽于典籍。志穷精微，不堕尘迹。（中略）嗟我季父，美于词翰。气飘飘而凌云，自谓所得在于西汉。（中略）呜呼！备此数德，不堦贵位。两上礼闱，事左不利。（中略）今岁始春，虏骑破鄞，公奉严亲，奔于海垠。曰姊妹姑，五族以趋。不问疏戚，通其有无。盗将压境，俄有归命。公以一身，活百人命。谓当百岁，福禄是遒。胡为一疾，止于四十有四之秋。方公病亟，祖丧三日。尚未带絰，哀号而卒。[42]
上引文段属于悼念亡者的祭文，难免存在有虚美隐恶之嫌。史浩笔下的季叔史木孝顺父母，接济亡兄子女，并且在经学与文章上都有较高的造诣，尤精于汉赋骈文，这对于日后史浩的文风和学识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木曾两度通过解试，但在省试中都告失败，以致一生未能出仕。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兵南下攻陷明州，史木负责组织了家族的逃亡和避难，据称保护了数百人的性命[43]。但在逃亡过程中，父亲史诏与史木本人或许都受到了惊悸与过度劳累的影响，短期内便先后去世。此后四明史氏的家族事务可能由四男史禾主持[44]。
三 “今日有用之才”：史浩及其家族势力的崛起
在上文中，笔者以尽量客观而公允的语言对四明史氏早期发展的历史作了一番必要的梳理。史氏家族自迁居鄞县后，至叶氏夫人主持家政的时期日益富足，为其第五代能在科举仕途上取得“一进三贡”的辉煌成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史氏家族成员在科举上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意味着家族形态已完成了“士族化”的转型，从而能够就此享受到制度性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特权，其家族的部分重要成员由此开始步入仕途。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文所引的两篇新出墓志有助于学界对史氏家族第四代成员的贡献重新进行评估。从过去学者就史氏家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氏家族第四代成员史诏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往往只是被当作联结第三代与第五代成员之间的过渡性人物。戴仁柱敏锐地意识到了此段时期史氏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但也只是将这种提升归结为史诏放弃“八行取士”而隐居的抉择，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释，譬如“史诏的大半生近乎与世隔绝，他的谋生手段是个谜团”、“史诏从没参加过科举，从没出版过文集，也没有在乡里受教；他既不是一位学者，也不是社会领袖，当地官员是以什么标准选定他作为明州的儒家道德典范和最有可为的子弟呢？”[45]可知史诏本人身上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新出墓志对类似的疑惑作出了适当的诠释。由明州士人夏承为史师仲所作墓志云：“祖母叶氏有节行，保遗腹子曰诏，字升之，是为君之父，寿今七十矣。以德行为乡里师表，史氏称望姓自升之始。”[46]又《宋徐氏夫人墓志》亦云：“升之自齔髫孝爱异常，长以学行闻。慕联姻好者多矣，而母叶夫人少寡，以节行自持家政。”[47]这说明，史诏在年轻的时候就以德行和学业闻名鄞县乡里，他在史氏家族中的地位在生前就得到了明州士人的认可，而不是来自后世子孙的重新书写与再创造。通过北宋晚期明州士人的墓志书写表现出来的是，这一时期的四明史氏在在明州士人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以德行门风著称的、包含“孝子”与“节妇”的名门望族了。据《文献通考·职役考二》谓：“唐制：（中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48]宋承唐制。尽管尚无任何材料直接证明四明史氏“节妇”、“孝子”的道德身份曾以旌表门闾的形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我们同样很难想象地方州、县会完全忽视这种民间声望所产生的或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影响。宋代的道德表彰不仅仅象征着拥有免除课役的经济特权，更重要的是这进一步提升了四明史氏在士人群体中的声望。作为明州士人心目中“望姓”，四明史氏的家族成员，无论是在乡里宗族姻亲的缔结，还是在交游对象的选择等诸多方面，都享有明显的优势。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宋高宗遂南渡至杭州建立了新政权，而原本地处江浙路最东端的明州遂由边区一跃而成为京畿腹地。这种政治空间的变化使得明州地方士人与中央官僚的交往互动愈发密切，为江南士人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极多的便利条件，譬如史氏家族第五代最重要的成员史才即是受到李光的举荐方才有机会进入临安府任职。绍兴十七年（1147），史才任丞郎，擢国子监主簿。二十二年（1152）又升任御史台检法官，后改任右正言，迁试谏议大夫兼殿中侍御史。次年十月，自谏议大夫迁至端明殿学士并兼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然而，史才当政之际，正是寺地遵所谓的“绍兴十二年体制”下秦桧的专政时期，《宋史·秦桧传》将史才与孙近、韩肖冑、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禼等人并列，谓其“率拔之冗散，遽跻政地。既共政，则拱默而已”[49]，并未有何实绩。但也正如叶伟华所评价的，“史才虽然做执政的时间不长，而且还是在秦桧手下充当一个类似鹰犬的不光彩角色……但他在朝做官的经历所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及其在家乡的影响，对整个家族的兴起都起了促进的作用，并会对后辈，特别是其后进入中央做官的侄子——史浩造成影响的”[50]。
史浩是四明史氏第五代长房史师仲的嫡长子。当宣和六年（1124）史师仲去世时，史浩只有十九岁。作为家中长子，他不得不早早地承担起照顾母亲与弟妹的责任。而尽管史浩此时已拥有了贡士的身份[51]，但直至绍兴十五年（1145），他才通过进士考试，得授官职，正式跻身于士大夫行列。史浩初仕余姚县尉，后转为温州州学教授，在任上他得到了知州张九成的赏识，并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受同乡中书舍人吴秉信的举荐赴临安任太学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进入中央后，史浩很快就得到了高宗的认可，被派入到建王藩邸担任属官而得以际遇孝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受内禅，作为帝师的史浩亦得授中书舍人、兼侍读。后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八月，除参知政事。隆兴元年（1163）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楼钥在为其身后所作的《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中云：“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52]可知其仕途可谓平步青云。
同时，早已有学者指出，史浩是四明史氏在南宋得以崛起的关键人物[53]。与他的叔父史才相比，史浩对于家族的发展显然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精力。在学术上，史浩本身就颇有造诣，“推究经旨，多先儒所未发”[54]，再加上交游广泛，其在明州士人群体中的声望颇高。宋孝宗淳熙年间，史浩以陆庆童事件辞去宰相职位后，遂返乡与明州士人魏杞、汪大猷、赵粹中、楼钥、周模等人“作真率集，率以月为期”[55]，可知他与这些官员之间定期聚会，可以相互结为奥援，这无疑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在朝廷内外的话语权。而与此同时，他还和明州各大家族合作创办乡曲义田[56]，以救助经济状况遇到困难的士人，大大提升了四明史氏在明州乡里的声望，使得史氏家族得以更深地融入了明州士人的乡里关系网络之中。此外，史浩也颇为重视提携后学与明州士人，“荐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如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适、袁燮、赵静之、张子智，后皆擢用”[57]，这些都构成了四明史氏重要的人脉资源。曾受过史浩推荐的朱熹也对此做过近乎直白的评价，“史丞相好荐人，极不易，然却有些笼络人，意思不佳。”[58]这无疑是相当委婉地批评了其笼络人心的本质。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北宋的灭亡，新生的南宋政权在政治空间格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为江南地区的士人步入中央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机遇。江南士人进入中央后，凭借制度设计的缺陷而彼此之间互相援引推荐，将乡里地域的人际网络与中央的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在这张网络之中，史浩则是史氏家族，乃至于整个南宋时期江南士人崛起的关键人物，而通过对史浩仕途履历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与孝宗、高宗的际遇实是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那么，史浩的身上究竟有何特质吸引了高宗的注意？高宗在当时对这名年近五十的士大夫又有何期待呢？
据楼钥《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高宗皇帝以孝宗君德日就，将属以社稷，妙选天下学行端粹之士以辅导之。绍兴二十有九年，太师、会稽郡王史浩以国子博士奏事殿中，高宗一见契合，属目送之，谓大臣曰：‘浩今日有用之才也。'”[59]可知当高宗接见史浩的时候，已经选定了普安郡王赵瑗（引者注：即后来的宋孝宗）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只是对于可靠的辅佐之人一直踌躇未定。而当高宗会见史浩的时候，很快便被史浩的才能与行为举止所打动，认为史浩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宝庆）四明志》卷九《史浩传》却对这段经历有着不同的记载，“轮对，高宗皇帝器之。温言访问，浩乃言曰：‘小臣敢冒死毕愚忠。闻两郡王皆聪明，臣谓宜取其最贤者，寖别异之，以系人望。’上颔首。两王者，普安王孝宗皇帝及恩平王璩也。上方遴选辅翼之人。遂迁秘书郎……浩常力勉二王以孝。”[60]这段记述说明，高宗与史浩的初次会面最初只是一场按部就班的君臣轮对，并不是什么“妙选天下学行端粹之士”的特殊举动。在绍兴后期，没有子嗣的宋高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生育的希望，转而遵从臣僚的意见，从宗室中挑选继承人立储。在这次轮对上，史浩就意外地抛出了这个南宋臣僚普遍关心、但又格外敏感的皇位继承人问题，也暴露出了高宗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境。在两位郡王候选人中，高宗本是更倾向于年长而懂事的赵瑗，但吴皇后则更属意于恩平郡王赵璩，再加上权臣秦桧从侧面加以阻挠，以致皇子的选择始终难以决定下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位继承人中，史浩并没有任何偏向，而是建议高宗“宜取其最贤者，寖别异之”，这一意见表明史浩在政治上是相当成熟的。
史浩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向高宗进谏后，很快也获得了回报，被升任为秘书郎，负责王府的教习工作。而在史浩劝诫教导建王赵瑗的过程中，儒家“孝”的道德原则似乎得到了刻意的强调，俨然成为史浩教导皇子的纲领。
完颜亮南牧，边廷用兵。建王抗疏请为前驱，誓不与贼俱生。公方以疾移告，闻之，亟往问：“孰为大王计？误矣！国歩方艰，父子岂可须臾离！使唐肃宗能随明皇幸蜀，安得有灵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请扈跸以供子职，辞意恳到。高宗闻议出于公，叹曰：“真王府官也。”庙堂方议以建王督师，由是不果。遂从视师之行，而内禅之意决矣。[61]
高宗将过徳夀宫，公议嗣皇当乗马扶辇。高宗谕公曰：“执前导，不足为法。”公对曰：“臣于肃宗何取！父行而子随，万世不易之道也。”孝宗竟用公议。[62]
所谓“事君以忠，事亲以孝”，对于皇子而言，君、父二重身份恰巧是统一的。史浩反复以唐肃宗“灵武故事”为前车之鉴，促使赵瑗主动放弃出镇外藩与执掌兵柄的机会，其目的正是为了打消高宗对建王赵瑗的防备之心，借以居中调和父子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辅弼建王赵瑗的过程中，对于史浩而言，“孝”这一传统的儒家道德理念是一种政治上的润滑剂。他通过强化高宗与建王“父子”身份的认同，进而淡化了彼此之间极为特殊的“君臣”身份，借此以避免出现因父子反目而可能引发的政治上的决裂。
由此可以看出，影响高宗选择的除了来自内廷外朝的反对意见外，更重要的还是其本人对于能否在让出帝位后仍保尊荣的问题始终存在巨大的疑虑。为了避免唐玄宗后半生遭到肃宗软禁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宋高宗所意图禅位的继承人必须是“一个感恩而易于控制的人”[63]。换言之，正是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量，宋高宗才会提拔史浩，以使他充当向两位皇子施加影响的重要媒介，进而缓解高宗与两位皇子的矛盾。
考虑到此时宋高宗最忧心的问题及史浩的实际作为，那么宋高宗口中的“今日有用之才”的内涵就不再是泛泛的治国能臣，而是更看重能够协调宋高宗与孝宗之间复杂利害关系的特殊人才。这一角色不仅要足够机敏，能够及时而充分地理解高宗的意图，并将之传达给皇子，更需要高尚的道德品质，以期对皇权的继承人产生积极影响，借以使得高宗在让渡皇位后仍能不减尊荣。无独有偶的是，时人楼钥为史浩所撰的神道碑论述了史浩在政治上的重大贡献，他也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史浩能够运用“孝”的品质调和孝宗与高宗之间的关系，并用这种品质感染孝宗，与其相互吸引，“君臣道合，脗然无间”、“盖近古人主躬行通丧自孝宗始，而公又以此事之。其能不胶漆而固，岂无所自哉！”[64]
四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宋人对四明史氏家族崛起的认知
南宋时期四明史氏的迅速崛起及其家族成员的特殊际遇不仅吸引着后人的关注，即使是对南宋当代的士人而言也是一件稀罕之事，因而在诸多时人为史氏家族成员所作的碑铭圹志中，关于史氏家族崛起原因的探讨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四月，作为史氏家族第六代重要成员的史浩去世，终年八十九岁。为犒赏其在世时的功绩，宋光宗特追封其为会稽郡王。同年七月，新近继位的宋宁宗又为史浩赐谥号曰“文惠”，并“亲洒宸翰，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以赐焉”[65]，使得四明史氏一时殊荣备至。
《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又作《太师、保宁军节度使致仕、魏国公、谥文惠、追封会稽郡王史公神道碑》,2002年被发现于宁波东钱湖度假区横街村的史浩墓道前，然而碑身早已倒塌，字刻大部被毁，仅余碑基残存。通常而言，神道碑是对重要大臣一生功劳的臧否，有着盖棺定论的意味。但与具有类似文本性质的墓志不同，“志铭藏于圹中，宜简，神道碑立于墓上，宜详。”因为放置空间的不同，立于碑主墓前的神道碑能够享受后世祭拜的子孙与过往行人的瞩目，从而具有彰显家族荣耀与政治权威的作用。正是因为御赐神道碑额于人臣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殊荣，故而南宋历朝的君主在对其的使用上也格外谨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即列有“渡江后赐墓碑额”条，可知得此殊荣者仅寥寥数人。
渡江后，大臣未有赐墓碑额者。绍兴初，上始书韩文定神道曰：“世济盛德之碑”。其后得此赐者亦不多，秦丞相父“清德启庆”、秦丞相“决策元功精忠全德”、陈文恭“精忠显德”、杨和王“安民定功佐运兴德”、刘忠显“旌忠袖节”、吴信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韩蕲王“中兴佐命定国元勋”、史太师“纯诚厚德元老”、周益公“忠文耆德”。[66]
此篇碑文由宁宗时任中书舍人的楼钥所撰。楼钥，字大防，明州鄞县人，《宋史》有传。撰者楼钥出身于明州地区与史氏齐名的另一大族明州楼氏。楼、史两家素来过从甚密，如果说史氏第三代史简曾向楼钥祖父楼郁求学的经历尚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叶氏夫人的墓志确系由楼钥之父楼异所撰写，这是于文献有征的确凿史实[67]。除此之外，作为晚辈的楼钥与史浩本人的私谊也是一直以来就相当好。而更重要的是，在此碑文撰写之时，作为史氏第七代最重要成员的史弥远官职仅仅是太常寺主簿，无疑是极低级别的官员而已，远未达到日后“独秉国政”的地步。由此可知，这篇碑文的撰写虽然带有一定官方评价的政治宣传意味，但尚不至于为政治权力所胁迫，反而更能展示出史浩去世后不久官方与南宋士人对四明史氏家族的真实看法。
在碑文中，楼钥重点论述了史浩与孝宗之间的君臣关系，“窃伏思自古君臣以遇合为难，而笃眷不替，善始以终，殆千载而不一遇也”[68]。具体而言，史浩与孝宗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公”、“私”两个层面。于“公”而言，孝宗是对史浩是有知遇之恩的君主，而史浩于孝宗则是“奏陈如龟兆，数计无一不验”的能臣，君臣二人彼此互相成就，善始善终。而从“私”的层面上来看，二人于君臣之外，尚另有一层“师徒”的关系。据王曾瑜先生统计，在孝宗十六岁后先后担任普安郡王府、建王府教授、直讲、赞读等官职者，除史浩之外，尚另有赵卫、钱周材、王墨卿、魏元若、刘章、赵逵、黄中、杨邦弼、陈俊卿、魏志、张阐及王十朋、刘藻等十数人，但他们皆不及史浩与孝宗之间的关系亲密[69]。故这种“师徒”之谊不仅仅指学问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指史浩参与形塑了孝宗的人格与政治性格。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史浩之所以被宋代士人所推崇，正是由于其部分实践了儒家理想中“得君行道”的最高目标，可谓“师臣”这一理想身份的具体形象，楼钥亦在碑文中赞其“帝谓圣父教诲之功”。而与之相对的是，孝宗也毫不介怀地探问史浩的家事，将对史浩个人的恩泽惠及整个史氏家族。
会洪夫人属疾思归，力丐祠。不允，乃许谒告迎侍。未几，罹内艰。公性至孝，平日奉母甚周，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时，得上方珍馔，必以分遗。登位之后，间问动静，以正旦赐酒为寿，特于洪夫人生朝拜公为相。又尝以御笔径赐之，曰：“丞相今日正谢，赐酒果为太夫人之庆。”期归自帅阃，旌旄行前，公拥版舆于后，人子之荣极矣。[70]
史浩与孝宗特殊的君臣关系固然是四明史氏得以步入鼎盛的一个关键点，但这毕竟是四明史氏在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士人家族之后的事情。那么，宋代士人又是如何看待四明史氏早期的起家史呢？关于这一问题，史浩本人亦在晚年作过思考与总结。
吾家自汉唐以来，祖宗积德深厚，于是世不乏人。逮今圣朝，枝叶蕃衍，青紫盈门。及至吾爵崇禄重，得归安老，皆荷祖荫，复赖曾祖妣冀国夫人叶氏之大节遗德所致也。昭著传谱，此不复书……况吾家每由儒业以兴，而忠孝世传，毋自懈怠……我曾祖妣冀国夫人嫠居贫窘，以组绩而严教祖考读书业儒，尝诫之曰：“纵观圣贤而操笔作语，为士者孰不能？要当慕古人之德行为贵耳。”于是克诚母训，八行纯备，乡举于朝，得分大国，乃流庆于今日也。[71]
此文出自史浩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所作的家训。在这篇家训的开头部分，史浩通过祖述家史得出“吾家每由儒业以兴”的结论，并以叶氏夫人教导史诏读书作为四明史氏发家之始，而以后世子孙的功绩皆为祖先的“遗德”、“流庆”所致。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固然是家训这一文体所必然有的特点，但也并非没有道理。若从家族士族化的角度考虑，则重要家族成员开始读书，借以从事举业，本身确实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现象。但史浩本人却有意回避了这一联想，转而借叶氏之口表达了读书业儒的目的不是“操笔作语”，而是为了习慕德行的观点。
在论及叶氏夫人的事迹时，对四明史氏的掌故颇为熟悉的楼钥也作出了相同的判断，即以德行的积累而非对科举仕途的追求作为四明史氏兴起的重要原因。
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则出于八行之一人。又溯而上之，则八行之母叶氏夫人流庆也。夫人以子孙赠典凡十七封为冀国夫人。太师文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极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叙至积庆之由，可谓极其至矣，然犹未能知叶夫人之详也……至其言曰人皆谓“天之报施善人”在此，而余独以为曷止是哉。盖本固则叶茂，源生则流长，累行积德厚矣，后必有显者，未易量也。[72]
据前文所述，当叶氏夫人主持史氏家政之际，四明史氏无论在经济地位抑或社会地位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她也从事了一些有益于乡里的善举，“待妯娌和而有礼，御仆妾严而有恩，赒人之急无吝惜，鞠养遗女凡数人，使各得所归”[73]，使得四明史氏极大地提高了在鄞县士人与民众心目中的声望。然而，如果从后世的视角来看，这种家族声望的作用似乎并不显著。如果史氏子孙想要步入仕途，仍需要同普通的寒门士人一样，通过努力读书、参加科举后才能够获得进士资格，否则也只能在家族中庸碌一生，史浩的三叔史木与四叔史禾就是这一现象的实例。这种后人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作为生活在宋代士人家族中，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家族意义的史浩和楼钥却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家族成员的个人努力及其在科举上取得的成功只是一种表象，是“短时段”的内容，而家族的经营与家族声望、德行的积累是长时段的事情，后者的作用是更为根本和深层次的原因。正因为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在宋人关于四明史氏家族史的叙事中，“家族德行的传承”无疑就成为其核心的主题，这也是宋人主要的关心之处。
或许有读者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宋代时人借以评价四明史氏的一种略带谦逊的褒美之语，并不能反映史氏家族发展的真实情况。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何宋人会以“家族德行的传承”作为四明史氏兴盛的核心原因？究此一说法的诞生根源，或是如楼钥所说的是出于一种“天之报施善人”的天道观，又或是有其更为深刻与复杂的社会原因。总而言之，这种叙事本身就是宋代士人的社会观念与其心理预期的一种反映。这种将四明史氏早期成员的美好德行与后来子孙的功业加以联系的观点，使得宋代士人自发地将后者予以正当化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本身又进一步地成为四明史氏的后代得以跻身仕途的重要政治资源。
五 结语
鄞县是宋代明州的府治，亦是四明史氏的乡贯所在，“临安”则是南宋政权的政治中心。所谓由“鄞县”到“临安”，即是以这种政治空间上的变化象征着四明史氏家族自两宋之际至南宋中期逐渐走出地方乡里，步入政治权力的中心，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过程。这也是笔者对四明史氏早期家族成员活动进行探讨的初衷，无非是更多地借助了文献记载与碑铭圹志而已。
传统的四明史氏家族史研究多是采用流传后世的宗谱、族谱或家谱材料来搭建基本框架，再以家族成员的文集和地方志等传世文献补充人物事迹。然而，家（宗）谱这种材料通常具有相对封闭、看重宗系渊源而不重视时代环境的特点，其间记叙也难免夹杂夸饰乃至虚构的成分。换而言之，家（宗）谱反映的内容本身并不是研究者追寻的真实过去，而是活在家族子孙心目中的选择性记忆。四明史氏的早期家族历史正反映出这一特点。作为目前新出土的两方四明史氏早期家族成员墓志之一的《史师仲墓志》，在追溯家族世系渊源时称“四明史氏，世无达官，故其世次不可考”。然而，这种家族早期历史的缺环却反而在后世得到了增补，实在难以令人不对它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相对而言，尽管出土墓志也有诸多问题，却能更多地保留一个家族及其成员相关的重要信息。一方面，出土墓志成文时间更早，能够更为真实地记录墓主生活的时代。而另一方面，由于墓志长埋于地下，这也减少了其所记载的内容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被人为修改的可能。通过将新出土的两方四明史氏早期家族成员的墓志与目前的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对其早期家族历史的发展特点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四明史氏家族自始祖从外地迁入明州后，逐渐展现出了一个胥吏家族的雏形。尽管四明史氏的“明州之始祖”是否如宗谱所记名为“史惟则”已无从查证，但宗谱所保留的信息是，四明史氏是自宋代之后方才迁入明州的一个新兴家族。而据后代子孙史浩的记载，自迁入明州后，四明史氏的早期成员祖孙三代相继出任州县的胥吏，迄至第三代的史简早逝才告中断，这大致反映出了四明史氏的早期积累过程与社会地位的变化。
第二，四明史氏的第三代至第四代是实现家族“士族化”的关键时期。至第四代的史诏开始，四明史氏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尝试通过读书求学，参加科举，跻身于士大夫行列。尽管史诏本人最后放弃了举业，并未步入仕途，但他掌握的学识却成为他与其他宋代士人共同交游、彼此认同的前提。这也说明，在北宋晚期的明州乡里社会中，“士人”这一概念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或者说多元化了。由官方予以发放、认可的官职差遣已不再是这一时期士人群体内部互相认可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尚未诞生过任何进士的史氏家族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更依靠部分家族成员的道德品质与善行提升了家族声望，获得了明州乡里的认可，成为明州的“地方精英”。
第三，在南宋中期时人对于四明史氏早期发家史的认识中，“德行传承”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两宋之际政治空间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条件下，史氏家族的部分核心成员依靠科举考试得以进入南宋政权的核心，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央政治权力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得家族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关键性的提升。故从后世的视角来看，四明史氏在南宋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其家族成员的努力，另一方面则得益于高宗、孝宗两朝统治者的赏识与信任。但在南宋时人看来，四明史氏的兴盛却并不是来自政治权力，而是其早期家族成员的“流庆”所致。这种“流庆”不是选举制度层面上的“推举”或者“荫补”，而是一种为士人群体所认可的道德品质在家族内部流转的结果。这也说明，四明史氏发展的轨迹符合了南宋士人对于当时士人家族的要求，使得南宋士人对于四明史氏的家族成员有一种积极的预期，这本身也构成了四明史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笔者认为，一个家族在政治上的崛起，不仅取决于个别家族成员的奋斗，也离不开时代环境与各种偶然性的因素，但正是在这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塑造了史籍中的那个“一门三宰相，四世八公卿”的史氏家族。
（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龙耀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
[1].（宋）张端义撰，李保民校补：《贵耳集》卷下《史同叔为相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2].（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补：《廿二史札记校正》卷26《继世为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7页。
[3].关于四明史氏及其家族成员的研究，夏令伟《四十年来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综述》（《中国宁波市委党校党报》2017年第5期）做了简要的勾勒。美国汉学家戴仁柱（RichardL.Davis）的《丞相世家：四明史氏家族研究》是他于198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最早系统地进行宋代家族史研究的一篇长文。该文整理成书后，出版于1986年，2009年经由刘广丰、惠冬译作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本文所用即2014年中华书局版。近年来学者的讨论有黄敏枝：《南宋四明史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国际宋史研究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会议论文，2000年），叶伟华：《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郑国画：《南宋四明史氏三相政治活动及其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波大学，2009年）,夏令伟：《南宋四明史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9年）、《论南宋宰相史浩及其对家族的贡献》[《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论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史志传记及其争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乔东山：《北宋时期四明史氏家族史考论》（《宋史研究论丛》2013年第14辑），张显传：《史官、史氏与南宋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此外，另有专文论述史浩、史弥远等历史人物，兹不一一赘述。
[4].[美]戴仁柱：《丞相世家：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1页。
[5].（清）史良书等纂修：《余姚史氏宗谱》卷首《宋咸淳年明州史氏谱序》，民国三年（1914），上海图书馆家谱藏书，索取号：902060-73。
[6].此外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史蒙卿所言之“史务滋”并非唐宰相，而是与其同名的另外一人。但这种猜测可能性较低，事实上，这份史氏先祖谱系源自史浩所作的《五世祖衣冠招魂辞》（详见后文），而其中关于这段祖系的描述称“历三国六朝之寂寥兮，庆复钟于仙李。论一相于女主之朝兮，勋烈或疑而弗纪”。据“相于女主”云云，可知史浩所意图攀附的正是武则天时的宰相史务滋。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4则天顺圣皇后之下天授二年春正月，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87页。
[8].[美]戴仁柱：《丞相世家：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1页。
[9].乔东山：《北宋时期四明史氏家族考论》,《宋史研究论丛》2013年第14辑，第44页。
[10].另据乔东山所阅天一阁藏《鄞东上水横街史氏支谱》（史悠清、史济恂著，1947年本），史成似育有四子，笔者未亲见，兹录于此以备参考。
[11].（元）袁桷等：《延祐四明志》卷5《冀国夫人叶氏传》,《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种》第九册，台北国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604页。
[12].（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8《真隐观洞天古迹记》,《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6页。
[13].（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49《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辞》,《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37页。
[14].参见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程念祺《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
[15].（宋）史浩：《五祖堂记》，史美露编《南宋四明史氏》，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16].（宋）史浩：《鄞东上水横街史氏支谱》卷11《祖训录六世伯忠王家训》,《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2页。
[17].《宋故史希道（师仲）墓志并盖》，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18].《宋故樊氏夫人墓志铭》，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19].（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74《史姓》，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81页。
[20].“八行取士”是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推行的一种特殊的征辟制度，是通过乡举里选的形式获得进入太学学习的名额。所谓“八行”即是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标准。其具体内容可参见宋人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6“八行取士”条，另参见刘培《北宋科场改革与律赋沉浮——以熙宁变法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王晓辉《论宋代八行取士》（《历史教学》2017年第20期）两文。史浩描述其祖此段经历云“属在位之推毂兮，升鹗书於当宁。卒辞聘而弗至兮，若阳城之居晋鄙”，或可推知史诏是于乡人推荐其至县一级时得到通过，但其拒绝了县学的邀请，并未往县学就读；然据《四明史氏谱序》，则宋徽宗曾赐颁御书《宋征聘八行太师敕命》给史诏，以官方形式肯定了史诏“八行先生”的身份，笔者以为此文或许为后人伪造，概因其时因参与八行取士而在乡间被称为“八行先生”者并非孤例，如“徐中行，字德臣，临海人。……谓与山阳节孝徐绩齐名，称为八行先生”（《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第47页）、“崔贡，字廷朔，仁和人……乡人尊曰八行先生”（《两浙名贤录》卷1《儒硕》）、“吴师礼，字安仲，钱塘人……乡人尊曰八行先生”，大致推测此一称呼应为民间或友人间的称呼，史诏没有独享此殊荣的理由。另外，在《宋史师仲墓志》中，只言其父史诏“以德行为乡里师表”，并未强调“八行取士”的问题，其实际影响或许有限。
[21].[美]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刘云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22].《宋徐氏夫人墓志铭》，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23].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妇女与两性学刊》1994年第4期。
[24].《宋故樊氏夫人墓志铭》，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25].（宋）史浩：《建家庙祭祖文》,《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18页。
[26].《宋故徐氏夫人墓志铭》，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27].[美]戴仁柱：《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9页。
[28].《宋史》卷157《选举志三》有“崇宁元年，（中略）用国子生额解试”;《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记“诏取士皆从学校三舍废科举法”。
[29].《宋史》卷157《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77页。
[30].《宋故樊氏夫人墓志铭》，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31].（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万九沙编修问史参政遗事帖子》,《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页。
[32].（宋）楼钥：《攻媿集》卷105《朝请大夫史君墓志》,《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b。
[33].《宋故史希道（师仲）墓志铭并盖》，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34].（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49《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辞》,《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38页。
[35].据前文所记，史才得中进士在政和八年（1118），史师仲具体何时离开太学不详，《古藤史氏宗谱》谓“大观、政和间”，而史浩则称是“宣和”。若依前说，则史师仲离开太学之时，史才尚未中进士，当还在太学中求学，而若依后说，则其时史才应已授遂昌丞，逻辑上虽无大错，但史浩之说为尊者讳的可能性仍然更大。另外，考虑到政和八年恰为叶氏夫人去世之时，笔者以为应以前说为是。另据张显传《史官、史氏与南宋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所称，则史氏第五代中的三子史木宣和年间亦在太学中，但不知出处为何，兹不取。
[36].《宋故史希道（师仲）墓志铭并盖》，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页。
[37].（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8《夏承传》,《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种》第八册，台北国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174页。
[38].（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8《王庭秀传》,《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种》第八册，台北国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171页。
[39].（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24《上蔡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7页。
[40].郑传杰、郑昕：《郑清之评传》，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1].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42].（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50《祭八十叔父文》,《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59页。
[43].史木事迹另可参见《水心先生集》卷22《史进翁墓志铭》，其中补充了部分信息，例如史木曾中贡元等，但其中也多有夸大之处，如史木组织家族逃亡一事，即称“依而免踰二千人”。笔者认为叶适与史木并无交流，其所撰墓志信息来源应主要来自史氏后人所提供的行状等，故该文与史浩所言之抵牾之处，仍以史浩为真的可能性更大。
[44].据戴仁柱所绘《四明史氏族系图》，则史氏第五代共有史师仲、史才、史木、史禾、史光五人，此说亦合于史浩称逃难时“五族以趋”的用语。然据上引《徐氏墓志》,“有子十二人，而夫人出者四男六女”，则史光或非徐氏夫人所生，而是庶子。
[45].[美]戴仁柱：《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7—48页。
[46].《宋故史希道（师仲）墓志铭并盖》，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47].《宋故徐氏夫人墓志铭》，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4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职役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8页。
[49].（元）脱脱等：《宋史》卷473《秦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3765页。
[50].叶伟华：《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第10页。
[51].据上引《宋故史师仲墓志铭》记，“生六男，若讷、若愚举进士”，若讷即史浩旧名。此墓志作于靖康元年（1127）十二月，然据《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则谓“（史浩）年四十始登进士科”，则史浩于绍兴十五年（1145）才获得进士身份。前说所言之“进士”并非为登科进士，而更可能是乡贡进士或同里进士。
[52].（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6页。
[53].夏令伟：《论南宋宰相史浩对其家族的贡献》,《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4].（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6页。
[55].（宋）楼钥：《攻媿集》卷6《适斋约同社往来无事形迹次韵》,《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a。
[56].乡曲义田的内容可参见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和演变》（《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57].（元）脱脱等：《宋史》卷396《史浩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068—12069页。
[5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注：《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日人物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73页。
[59].（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4页。
[60].（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9《史浩传》,《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种》第八册，国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177页。
[61].（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6页。
[62].（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6页。
[63].何忠礼：《略论宋高宗的“禅位”》,《宋史研究论丛》2012年第13辑。
[64].（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36页。
[65].（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5页。
[66].（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渡江后赐墓碑额》，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9页。
[67].（宋）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a。
[68].（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5页。
[69].王曾瑜：《宋孝宗时的佞幸政治》,《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22页。
[70].（宋）楼钥：《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31页。
[71].（宋）史浩：《鄞东上水横街史氏支谱》卷11《祖训录六世伯忠王家训》,《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23页。
[72].（宋）楼钥：《攻媿集》卷74《跋叶氏夫人墓志序》,《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a。
[73].（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9《冀国夫人叶氏传》,《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种》第八册，台北国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