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邵荃麟的身前身后

邵荃麟是一个与老舍不同的例子。

邵荃麟（1906—1971）原籍浙江宁波慈溪，生于重庆。四岁时返回家乡慈溪。先后在复旦中学、复旦大学读书，受鲁迅、郭沫若等人文学作品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入团，同年入党。担任过党的区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等职，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抗战时期在浙江金华任东南局文委书记，主编过《东南战线》《文化杂志》。创作过《英雄》《宿店》两部短篇小说集，写过剧本和文艺批评。抗战结束后，任香港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主编《大众文艺丛刊》，领导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1971年被迫害致死。与老舍不同，首先他是资深的革命者，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老舍是“无党无派”人士。另外，他身上有一个“大连会议”的旧案背着，而老舍干干净净的，就像他从北京文联被拉到文庙路上心想的，大概“不大会揪他”吧。

尽管这是一篇研究史料文献的文章，我想应该有一个“叙述结构”。前面老舍的部分是“倒叙结构”，邵荃麟部分则是“顺叙结构”，究竟是为什么我先不说。倒叙是倒过来说，顺叙是根据传主的事迹顺序排列。关于邵荃麟的身世和革命生涯，讲得最详细的，是他女儿邵小琴写于1982年2月的长文《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研究史料文献，最需要谨慎的是传主家属的叙述材料。但假如旁证不够，也没办法。据邵小琴介绍，她祖父是一个有钱的药材商人，在家里请一个私塾先生给幼童邵荃麟授课。我们知道鲁迅是到私塾就读，付学费还感到有些吃力。可见邵荃麟是一个富家子弟。他1925年秋念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时候，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吸引，地下党也注意到他，就把他发展成青年团员，次年3月入党。从此以后，邵荃麟一边念书，一边秘密地从事地下工作。后事情暴露，他被学校开除。“爷爷听说儿子被开除，决心要他离开上海，去日本留学。”邵荃麟躲到青岛，还托人送一封家信骗父亲“一路平安”。从事地下工作既艰苦又危险，随时有杀头危险，或与组织失去联系。在上海，“有一次他走进一条巷子去找个同志联系工作，临近那房子时才发现情况不对。低矮的围墙头上已经露出了北洋军阀大兵的枪刺，偏偏这又是一条僻静的死弄堂，一个人也没有。急中生智他便一头钻进旁边一家小缝纫店，凑巧缝纫师傅又错把他当作前来取衣服的顾客，拿出做好的衣服左比右比。父亲也只好将错就错，推说衣服不太合适，改日来取，说罢压低帽檐，走出店铺。类似这种化险为夷的事情是经常遇到的。”她接着说，1928年父亲先后担任江苏省团委常委，浙江省团委书记，浙江省党委常委，并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周恩来。1929年他得了严重的肺病，地下党偷偷把他送到霞飞路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医院，住院费非常昂贵。组织上于是通知邵荃麟在上海开钱庄的父亲支付这笔医疗费。“爷爷一得到他儿子的消息，头戴着一顶红瓜皮帽，身穿着长袍匆匆奔到医院，经过抢救，我父亲居然从死亡的边缘又挣扎过来了。”然而，即使再秘密，有些事也是躲不过的。1934年4月，因一个姓曹的叛徒出卖，邵荃麟去西门书店与人接头时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他从看守那里知道自己要被解往南京雨花台，“这时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对自己的选择义无反顾”，反倒“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但因事先他买通看守给父亲送信，父亲通过几个大商人的关系，用两千块大洋把他从监狱保释出来。[12]这次被捕，在他的“革命履历”中留下了“污点”，出狱后一度受到冷遇。“文革”中再次被关押，也是一条罪行。

他30年代中期以后的生涯，我就比较熟悉了，不过也只了解概况，具体细节还是从邵小琴文章里得知。养病期间，邵荃麟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对文学的爱好日益加深。而鲁迅和高尔基是他崇拜的作家。1934年12月，他在内山书店第一次拜会了鲁迅，“本是鲁迅先生约我母亲（笔者按：女作家葛琴）去谈话，答应为她的短篇小说集《总退却》写序。”邵荃麟出狱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一面找党，一面开始拿起笔写小说和评论。1936年发表短篇小说《糖》《车站前》等。之后参加“左联”。他还与叶以群、张天翼、吴组缃、蒋牧良、朱凡和刘白羽等人，一起到妻子葛琴家乡江苏宜兴的丁山埋头写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邵荃麟、葛琴这才与组织恢复联系。他们被派到浙江丽水、金华和福建永安一带，领导当地的党的文化工作，邵荃麟担任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主编《东南战线》等杂志。[13]如果说邵小琴对父亲事迹的记述，可能一部分从父母那里听来，一部分来自间接的史料。那么，同为中共党员并与邵荃麟三四十年代多次交往的作家周而复的回忆，则无疑是“亲历者”提供的史料。他是1936年在上海欧阳山主编的《小说家》月刊座谈会上见到邵荃麟的：“他穿着一身布袍子，出狱后虚弱的身体和清癯的面容，两眼奕奕有神，讲话的声音细而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大家担任不同工作，聚少离多，有时还失去了音讯。1946年冬或1947年春，他们在香港再次相逢。邵荃麟当时任香港工委副书记兼文委书记，指导对疏散到那里的文化人做统一战线工作。周而复说：“我和冯乃超同志住在英皇道，他们一家住在马宝道，他们楼上住着杜宣同志。因为都从事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住的地方又比较近，——从英皇道走到马宝道不过一二十分钟就到了，所以往来的机会比较多，几乎每一个星期都要碰到一次甚至两次。他来英皇道的次数多一些，每次见面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全谈工作，或者研究问题，很少谈及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他有时约冯乃超同志和我到他家里吃个便饭，受到葛琴同志热情洋溢的接待，见了面，也还是谈文艺方面的问题”，“全家生活全靠葛琴同志独自管理，这时小琴还不过十岁左右，受到母爱的抚养，有时帮助做一点家务。荃麟同志从来不过问家里的事，甚至他个人的生活也是靠葛琴同志照料，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该吃什么，该买什么，全靠她安排。他像是小弟弟生活在大姐无微不至的温暖的关怀里一样。荃麟同志不注意生活小事甚至到这样的程度，连刮胡须这样的琐事也要人催，而他只能马马虎虎刮一下。我认识他以后，几乎没有一次看到他的胡须是刮得干干净净，总有一些地方没有刮到，留着残余的胡须。”但这时候，他正在谋划领导着一件大事，就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为此，邵荃麟在他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两篇长文《论主观问题》和《新形势下文艺运动的几个问题》，组织一班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了严厉批判和清算。[14]小琴的文章对这场批判只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作为家属，她不想在胡风问题上有损父亲形象，也情有可原。[15]

导致邵荃麟“文革”蒙难的是1962年的“大连会议”。相关史料中，他女儿小琴的叙述比较细致。从女儿角度，小琴当然不认为父亲做这件事有过错，更何况《新文学史料》当时就具有为老作家“平反昭雪”的历史功能。自然这也是历史的结论。相较随便几笔讲胡风批判事件，小琴对父亲卷入“大连会议”的始末，则记述得不厌其烦。她说：“1957年以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及同时滋生的‘左倾’思潮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极大的影响。六十年代初，一些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勇敢地披露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错误思潮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赵树理同志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便是以实干来对抗浮夸。这遭到了舆论界的非议，有人又挥起大棒了。”“我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尖锐的矛盾，他看到再不纠正文艺界的‘左倾’思潮，文艺创作的路子将越走越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基础将彻底被破坏，文艺园地必将百花凋零。对于这一切他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他着手组织全体创研室的同志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关于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的问题，探讨究竟怎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农村复杂的现实斗争，反映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16]洪子诚的《“大连会议”材料注释》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旁证。他引用了侯金镜的“交代材料”：“约在1962年5月，邵荃麟听了陈云在国务院部委党组书记的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就神色不安，忧心忡忡。会下他向我说过好几次，‘情况严重，要加强团结，同渡难关’。”邵荃麟的“交代材料”：“根据我当时思想状况和周扬、林默涵的谈话，又和党组同志交换了意见。于是我起草了一个‘1962年至63年一年半工作计划’，和一个‘作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的草案。”“在计划中，拟定了要开一系列的创作座谈会。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的计划就是这时提出来的。”他向周扬汇报，“周扬完全同意。”“7月间，我又看了他一次。这时大连会议有了个初步计划”，周扬也表示同意。侯金镜的“交代材料”接着说：“邵荃麟……拉茅盾来参加会，事先有个组织准备，这就是《作家书记处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其中规定加大书记处的权力，加大第一书记，也就是茅盾的权力。邵荃麟事先和周扬商定好所谓改进作协工作的新精神，贯彻周扬‘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活跃创作，提高质量’的修正主义方针。这文件是在1962年4月由邵荃麟口授提纲，我写第一遍稿，然后又由邵荃麟修改两三次，才提交党组会讨论通过”。“有这个文件，大连会议就一定得拉茅盾参加，一定得和茅盾共同‘领导’这个会了。”“邵荃麟去大连之前，找过茅盾。因为，茅盾要去大连休养，才确定会在大连开的。”[17]

小琴接下来对父亲用了正面塑造的笔法：为筹备大连会议，“我父亲几乎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有时和侯金镜同志通宵达旦地讨论。他一篇又一篇地大量阅读着那几年出版的小说，连在饭桌上也和客人讨论，我总听到什么工作量、亩产数，什么砍高粱缺柴烧，听起来活像个小队长在算账（其实，你若问他多少钱一双皮鞋，他保证说的让你啼笑皆非）。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费尽多少心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议’终于在1962年8月于大连召开了”。“康濯同志告诉我：‘你爸爸这段话是批评1958年高指标冒进的，他这样讲表明他对当时形势是经过反复考虑、深刻研究的。’”这里有个特殊背景，上层正就“走哪条道路”展开激烈的斗争。邵荃麟虽是正部级干部，但距那一层还差许多个级别，不可能知道内幕。也是这个缘由，“会上我父亲的前后两次讲话，后来被断章取义归纳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批再批的文艺‘黑八论’中的两论。”1962年过去了。1963年也并不平静。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提出“写十三年”，认为只有十三年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在中宣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邵荃麟点名批评了他们的做法。“参加那天会的李季同志告诉我，那天开会时正好张、姚坐在桌子的一面，我父亲和许多北京的代表坐在另一边，面对面，形成鲜明的两派。”“张、姚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之后他们一见到我父亲就表现出势不两立的傲慢态度。从这个时候起就埋下了‘文化革命’中我父亲惨遭迫害的祸根。”1964年“两个批示”一下来，邵荃麟就进入了被批被罢官之列。他还继续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书记处曾征求他意见，是否到浙江省去当副省长。我父亲表示愿意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去研究外国文学，于是1965年他便离开了作协，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了研究员。”“文革”开始后不久，邵荃麟被点名为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天，“我曾经当着父亲流过泪，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像自言自语，又像在宽慰我：‘这没有什么，要经得起。’”还有一天下午，邵小琴陪父亲到城外的公园散步。“在公园的长椅上，父亲似乎轻松一些，向我谈起几十年前的老事，特别怀念起许多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他谈到当时上海地下党在王明路线下，曾经出现过对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所谓‘红色恐怖’，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外地调来上海执行暗杀国民党要员的任务。这些同志人地生疏，往往完成了任务，甚至来不及完成任务就暴露了自己，他们英勇牺牲了，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不久邵荃麟被捕入狱。又过了很久，中央专案组用长途电话通知她，邵荃麟1971年6月11日因心肌梗死去世。对方不让家里办理后事，不允许保存骨灰。最后，她以庆幸的口气写道：“黑暗终于到了尽头。”在追悼会上，叶剑英、陈云、邓颖超送了花圈。“胡耀邦、王震、余秋里、周建人、宋任穷、茅盾等同志都来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胡乔木同志主持了追悼会，周扬同志致了悼词。”她说，当自己“望着父亲那副清瘦的遗容，看到许许多多叔叔伯伯阿姨为父亲洒下了真诚的热泪，甚至失声痛哭时，我心里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力量。”[18]

周而复还有一段插叙。大概是1975年前后，他听到邵荃麟在狱中过世、葛琴瘫痪的消息，就去邵家探望。葛琴面容的变化令他吃惊。“我走进荃麟同志住的院子，给人一种冷落的感觉，院子荒芜了，那间大客厅空空洞洞，家具大概给搬走了。我叫了一声‘葛琴同志在家吗？’客厅右边的屋子里走出一位高个子的男青年，自称是荃麟的孩子，叫邵小鸥。”他压低声音告诉周而复，因妈妈有病，爸爸去世的消息都不敢告诉她。他们移步到客厅左边一间屋子，“那是两间套房，外面一间当作饭厅，里面一间是葛琴同志的卧室”，葛琴虽然还笑着，但脸歪了，说不出话。“她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好像肚里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但她只能发出笑声，却一句话也不能说。我看她颤抖的站立不稳的身子，心里很难过。”“我看到桌上有两样菜，她面前有一碗面条不断散发出油的香味。阿姨把面条放在调羹里，然后往她嘴里送，她也不能好好地吃，有时面条就滑了出来，阿姨连忙用筷子夹了面条，再往她嘴里送。”周而复不禁黯然神伤，葛琴当年在重庆、香港满腔热情迎接客人，招待他们吃住的往事，一一浮上心头。小鸥偷偷告诉周而复，妈妈1968年被抓走，1973年脑血管破裂，病危八天后才送医院“监护”治疗。刚刚见一点好就被赶出医院关进牛棚。小鸥说，在走投无路的日子里，子女们“想起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恩来同志看到这封信，立即批示，马上接回家治疗，工资照发。”每当“谈起这些全家人都非常激动”。[19]

将上面史料文献捋一捋，做点比较可以看出：邵荃麟早年投身革命，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老舍是民主人士，是团结的对象。1949年以前，老舍固然追求进步，但主要是一个自由作家。邵荃麟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就出生入死，冒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49年后，他担任文艺界的重要职务，但因“大连会议”得罪了人。依照这个顺序推进，他“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说法，在逻辑上能够成立。这与老舍因偶然原因卷入致命，就有了天壤之别。这是我在邵荃麟这里用“顺叙结构”，而老舍则用“倒叙结构”的原因。“倒叙”包含着一点点稍感意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