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的口头叙事特征及其小说史意义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于民间“说话”。“说话”，就是讲故事；“话”，即故事。“说话”辅之以歌唱、表演或伴奏等，就延伸、发展为说唱艺术。说唱艺术自然由来已久，只是它从何时开始变为一种职业性的伎艺的，目前因发现的文献资料有限，尚不足以清晰地勾勒出说唱伎艺的演进轨迹，而只能据之得出一些带有臆测性的见解。

比如，现在就有人以为，至迟在汉代，我国就有了说唱故事的民间伎艺。其证据是1957年在四川的一座汉墓里曾发现了一个“说书俑”——一个赤足的中年男子，略有化妆，将一足放在凳上，左臂挟鼓，右手执一鼓槌。其实，这是否就一定是一个说书艺人呢？恐未见得。

有学者就指出，“说书”一词未见于汉代文献，汉代还没有说书伎艺，说书伎艺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商业娱乐形式，再结合汉代社会的俳优现象以及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等实物，所谓的“说书俑”应该称之为俳优俑才更确切[1]。也有人根据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有关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的记载，证明到了魏晋时“说话”风气已深入公卿世族之中。可是此处的“小说”与宋元说话伎艺之一的“小说”究竟有无瓜葛，则很难说。也许曹植是在做一种戏剧性的表演哩。否则，他又何必要“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2]呢？至于有关侯白说故事的记载[3]，也时常被引用来说明隋朝时的“说话”之盛，可是引用者却忽视了侯白所擅长的是戏弄，这不大可能是一般所指的“说话”伎艺，且侯白向长官之子临时杜撰一个笑话来摆脱他的纠缠，这也与“说话”无涉，因为我们总不能把讲故事与职业“说话”完全看成同一回事吧。

然而，说到唐朝的“说话”之盛，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如元稹曾在一首诗的注释中提到“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4]。不过，据有的学者推考，“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的，乃是白居易本人[5]。另外，《唐会要》卷四还记载：“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6]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亦载：“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7]不过，这里说的“人间小说”“市人小说”，似乎属于谐戏、杂戏中的说话[8]，还不能够完全证实当时“说话”的盛况。然而，唐代中后期在寺院、民间乃至宫廷中流行的“俗讲”“转变”[9]，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证。彼时佛教盛行，一些佛教徒在演说佛经时，考虑到佛经概念繁复，义理复杂，思维方式又与中土颇异其趣，所以为了更有效地吸引信徒，便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方言俗语，随机应变地将佛经通俗化，这便导致了“俗讲”“转变”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