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帆博士的学术成长可谓一帆风顺。其原因说来也简单，除了她这些年的攻苦食淡、深自砥砺之外，一帆和我有一位共同的朋友，那就是中国德语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卫茂平教授。一帆一直是茂平先生的高足，多年跟随着茂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潜心研究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倾力研究歌德，翻译歌德；而我则是茂平先生的挚友，这些年，我常常和茂平先生在一起讨论文化学、人类学和文学的关系，又在一起研究和翻译《歌德全集》及其他，也算淡水之交，莫逆于心。当一帆博士请我为她的新作《魔鬼合约与救赎》写这篇序文的瞬间，我多少觉得有点越俎代庖的意思。
一帆女士非常喜欢喝工夫茶，精通工夫茶道，她最向往的茶乡据说是福建武夷山，后来也开始喜欢喝小和山产的、不那么正宗的龙井茶。自她2016年经我力荐加盟浙江科技学院的外语学院/中德学院之后，便常常邀我前去幽静的小和山麓[1]问茶，坐而论道。她曾多次告诉我：无论是在武夷山负笈、在上外和海德堡求学，抑或是在小和山中德学院工作，她最喜欢就是两件事：一是喝工夫茶，二是看书、做学问。于是乎，我们常常与三两同道一起，悬壶高冲，品香审韵，谈论歌德，谈论德国古典文学（偶尔也谈中国文学，因为她时而会送我一两本好书）。我们从《浮士德》谈到《格林童话》，从德国古典主义谈到浪漫派，从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谈到戈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而沙米索和戈特赫尔夫[2]则是在中国日耳曼学中很少有人问津和研究的作家。最让我惊讶的是，一帆这位喜欢在袅袅茶香中静思，举止优雅的女士竟然多年潜心研究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中“魔鬼撒旦”和“魔鬼合约”的故事。
“魔鬼合约”是欧美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母题，它源于《旧约》中的《约伯记》记载：一次，魔鬼撒旦与上帝耶和华的打赌，赌“人”（约伯）是否真正具有对上帝的忠诚和善心。“魔鬼合约”双方分别为神与魔，后来在16世纪的浮士德传说中，才出现“人”（浮士德）与魔鬼签订合约的传说。一帆博士的魔鬼合约以及灵魂救赎的研究主要基于16世纪以来的各种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文本和歌德的文学巨著《浮士德》以及德语文学中其他有关“魔鬼合约”的文学作品。
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人类文化和文明进程中“魔鬼”的本质问题。在我看来，“魔鬼”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魔”在很大的程度上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的灵魂在与肉身博弈中的抉择。在这种伦理价值博弈中，与其说魔鬼是合约的重要一方，倒不如说“魔鬼合约”的本质是集神性、人性和魔性于一身的“人”的本质。我们知道，魔鬼形象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绎和嬗变，似乎成了真、善、美的对立面，但其实“魔鬼”这一概念并非自在自为（an und für sich）的，也并非下车伊始就是恶与丑的象征。
欧洲的魔鬼形象最早出现在希腊神话中，如冥王哈迪斯、三头犬刻耳柏洛斯等都是魔鬼形象，嫉妒满腹的赫拉、残忍嗜杀的波塞冬、提坦巨神等都有魔鬼的特征。可以说，在希腊神话中，神、人、魔三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希腊神话中，源于埃及神话中“hu”的斯芬克斯就成了邪恶之物，代表着神的惩罚。“斯芬克斯”（
）则源自希腊语的“
”，意思是“扼死”，古希腊人把斯芬克斯想象成一个会扼人致死的人面狮身怪物。同时，“斯芬克斯之谜”则在哲学意义上表现为世俗生活的“恐惧和诱惑”，即“现实生活”。
在基督教文化中，魔鬼撒旦被视为堕落的天使[3]，人类所犯下的罪孽均为魔鬼诱惑所致。但魔鬼撒旦最初在《旧约》中其实也是上帝的使者，并没有丑恶的外形描述，他的使命则是引诱和揭露人的丑恶之心。比如在《创世记》中，撒旦化身为蛇，引诱人类始祖因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从而犯下原罪。从此，撒旦作为魔鬼形象开始在后世的文学中有了极大的表现与创新。
中国文化也未尝不是如此。受传统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无论在《山海经》《淮南子》《太平御览》等典籍里、还是在历代志怪小说、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神异经》《聊斋志异》和民间传说中，“魔”“鬼”“仙”“妖”“人”常常交融在一起，在那些文字里，既有人面羊身的“狍鸮”[4]、人面牛身的“窫窳”[5]“梼杌”[6]“凿齿”[7]“饕餮”[8]等恶魔形象，也有孙悟空、猪八戒、牛魔王、白蛇、青蛇等人兽合一的形象，这些形象有时甚至是正义、善良和智慧的化身。这在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在原始文明阶段对荒蛮苍凉和宇宙自然的陌生、恐惧和敬畏；另一方面说明人类文明始于精神和伦理认知。
可以说，在中西方文学中，“魔鬼”“妖魔”“鬼怪”“神仙”等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均有非常人的、（怪）兽的外形、习性，此可谓“魔鬼”的自然属性；其次，他们具有超人的法术和力量，此可谓“魔鬼”的超现实属性。最后，他们或多或少有“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属性，具有一定的“人”的内涵。此可谓“魔鬼”的人类属性。另外，魔鬼和鬼神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是被符号化了的抽象物，具有非现实性，但同时也往往被人格化，具备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或者现实中的社会生活通过这些文学形象被折射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9]
一帆博士所潜心研究的三部德语文学著作《浮士德》《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和《黑蜘蛛》实际上都涉及了上述的问题，即魔鬼是人内心丑陋和罪恶的外化形式，这种伦理异己性具有神、人、魔三位一体的哲学本质。如果说，“魔鬼合约”是一个隐喻，是一种与外在的暴力、丑恶和非理性的一种契约，倒不如说是一种人（人类）追逐自我价值的契约，或就像一帆博士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魔鬼合约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是一次外在与自我的较量，是个人发展与道德意识的抗争”[10]。因此，“魔鬼合约”究其本质而言，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我救赎的意义。
近年来，西方文学中的“魔鬼”及“魔鬼合约”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固然有文化学转型后文学研究疆界被拓宽的因素，宗教学（神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交叉互动，相得益彰，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当然也有文学形式美自身的因素，在美学（Ästhetik）范畴里，丑的美学、恶的美学自罗森克兰茨以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1]，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诗歌成为诠释这种美学的标准答案。而在我看来，这一热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在于“魔鬼合约”这个历史伦理命题中蕴含着的其哲学内蕴，异化了的自我将一定的伦理价值外化，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必然。
读了一帆博士的《魔鬼合约与救赎》之后，感叹不已。歌德等德国诗人对于人性、魔性、理性的思考竟成永恒，今天的人（人类）又何尝不在浮士德的“魔鬼合约”悖论里拼命挣扎。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劳动的异化基本以“机器”和拥有机器的人为标志，曾几何时，机器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但机器绝不等同于“恶”或者“善”，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工具理性”，机器的本质是主体的异化。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魔鬼合约”便是人与机器的契约，这便是人类进步的本质，其中蕴含着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的内心都有一种与恶魔签约为伍的隐秘愿望，这种对恶的渴望古已有之，且不断推陈出新”[12]。今天，我们这些现代社会的“浮士德”们有谁不在我们亲手制造的机器中实现自我的救赎，这样说绝不是反讽，这种隐喻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机器时代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一帆博士求序再三，难以固谢，提笔苦思，却无以索句成章。聊发三两断想，却唯恐抉瑕掩瑜。所幸的是，后进学者，焚膏继晷，厚积薄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终得以释怀。
是为序。
范捷平
2017年岁末之际于杭州荀庄
[1] 具有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特色的浙江科技学院坐落在杭州西南面郁郁葱葱的小和山麓，那里茶树丛丛，堪比龙井，茂林修竹，空气清新，着实是个做学问的好去处。
[2] 沙米索是德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法国籍德语诗人，虽然他的母语是法语，但他仍然创作出了不朽的德语文学作品如《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等。沙米索被称为最早的欧洲公民，他将历史世代为敌的法兰西和德意志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达成和解。戈特赫尔夫则是被认为严重低估了的瑞士作家，作为德国文学史上“彼德麦”时期（1815—1848）的重要作家，他的《黑蜘蛛》被托马斯·曼誉为“世界文学独一无二的一部杰作”。
[3] 《旧约》中提及魔鬼形象的经典片段出自《以赛亚书》：“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以赛亚书》14：12）。
[4] 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5] 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6] 《左传》云：“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诎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这个恶人死后最终演化成上古著名的魔兽，《神异经·西荒经》记载：“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
[7] 《山海经》有载：“（凿齿）人形兽，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颔下，而持戈盾。曾为羿于寿华之野射杀。”
[8] 《神异经·西南荒经》云：“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狠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强而击单，名曰饕餮。”
[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9页。
[10] 见本书引言部分。
[11] 参见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丑的美学》（Ästhetik des Hässlichen）以及阿尔特（Peter-André Alt）的《恶的美学》（Ästhetik des Bösen）
[12] 见本书引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