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一）研究缘起

当帕森斯统治社会学的时代结束后，社会学出现了多元话语体系，这包括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由此造成了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分裂。面对这一理论困境，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试图在批判和反思古典社会学理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综合理论。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布迪厄（实践理论）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这里，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凸显出来：我们身处的到底是现代性的社会还是后现代性的社会。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正在发展或是激进的现代性过程；与此相反，在德里达、鲍曼、福柯等人看来，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所有制度和规则已经烟消云散了，“社会性”[1]一词对于社会学理论已成为一个幻想，“确定性”对于社会学也成为一个梦魇。由此，在鲍曼看来，我们如今就生活在流沙之上，唯一可以依赖和信任的就是怀有共同焦虑和孤独的同命人。

基于以上西方社会思潮争论的背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写作动机均是来自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并对他战后数十年的支配地位表示不满。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吉登斯，二者都强调了行动而非结构的重要性，这使得两位学者在德国和英美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应该说，贝克的学术思想与前两位相比要晚一代，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是在90年代之后）才在德国学术界取得支配地位（杨君，2013b）。在西方思想史上，这十年是一个反哈贝马斯、反法团主义的时期。与贝克一样取得卓著声望的那一代人中，领军人物不再是哈贝马斯，而是尼古拉斯·卢曼。贝克通过反对哈贝马斯、支持卢曼而获得了较高声望。然而，新千年伊始在德国盛行教条式卢曼主义，这也让贝克心生反感。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和氛围中，贝克提出了试图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自反性现代化（性）。

1997年，贝克、吉登斯与拉什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共同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性）。自反性现代化（性）与简单现代化（性）一样，均重视人的理性；自反性现代化（性）与后现代的相同之处是，自反性现代化（性）亦觉察到简单现代化（性）的解构，且强调多元性与不确定性。但在此基础上，贝克试图指出简单现代化（性）解构的事实后，在理论上甚至实践上，进行再建构的工程（黄瑞祺，2000）。自反性现代化（性）虽反对那种“反历史的现代性”（历史之终结），但它并非反现代，而是要将现代历史化，视现代化为（永远）未完成的现代化。也就是说，自反性现代化（性）坚持一种“现代”解构后的再建构思考方式（孙治本，2001）。此观点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笔者称之为“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或者如贝克所说的“新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以理性的方式反思理性，而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传统，遵循着类似于黑格尔的理性现代性传统。

在贝克笔下，简单现代性是一个具有明确界限、充分就业的工业社会；当进入自反性现代化（性）之后，社会不再是一个具有明确界限和分割的实体，而是一种非线性、开放的模糊状态。关于自反性现代化（性）的论述，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风险社会是自反性现代化（性）最根本的特征。而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在简单现代化（性）向自反性现代化（性）[2]的转变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转变的。这既是对经典社会学中社会与个人关系命题的探讨，也是对当下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换句话说，当一切固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个体的生活是如何展现的？是充满风险的自由生活还是制度依赖条件下的有限自由生活？换句话说，在“上帝已死，大道已隐”的时代，我们如何体验现代人的命运？在个体化的时代，对这一问题的追求和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二）选题意义

从第一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既有的社会国体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日趋弱化。个体从外部控制中抽离出来，开始享有一种为自己为而活的自我文化。在个体化的时代，我们如何体验生命的意义，成为选题的重要缘由。

（1）以个体为分析单位，从个体生存境况变迁来考察贝克的社会思想

可以发现，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是社会学中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重要命题，以个体为分析单位，从个体生存境况变迁视角来考察贝克的社会思想，有利于进一步深入剖析贝克的社会理论思想。

在英美学术界，贝克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广泛的翻译和研究，这包括风险社会理论、个体化理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以及世界主义理论。应该说，贝克的学术思想是丰富而庞杂的，著作也颇多。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关于风险社会以及全球风险社会的论述占据了其核心位置，特别在中国学术界，这一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

其实，仔细阅读贝克的著作会让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现代人的生活境况是他所有社会思想的一贯主题。为了更加鲜明地阐释现代人的命运。贝克出版了《个体化》一书，也回应了一些批评他的声音。贝克的个体化论题描述的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贝克，2011a）。

阎云翔、罗斯等学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贝克思想中关于个体生活意义的研究，但是他们对个体化理论的回应与反思局限于贝克早期的观点。与此同时，也忽略了个体化与风险社会、自反现代性以及世界主义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本书延续贝克对于现代人的生活境况的研究，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可以把贝克思想视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从而化解学术界对贝克思想连续性问题的争论。

（2）以结构—价值为分析视角，重建个体化时代的公共生活

以结构—价值为分析视角的意义在于，“后传统社会”对于工业文明的整合造成了威胁，如果说这种社会还可能整合，那也就只能凭借自我解释、自我观察、自我开放、自我发现来加以完成，即通过自我发明来完成。现代人的问题在于，自我已经成为现实的主要形式的个人主义，能够真正维持下去。这里的问题并不简单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会不会退出公共领域而去追求纯粹个人目的，而是个人是否有能力维持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的问题。“后传统社会”的未来，以及他们开拓未来、创造未来的能力，是衡量其公共生活的标尺。个体化的另一面，即公共性。因而，个体化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在个体化的流动时代，个体的个体性和公共性联结的可能性，以及重建生活方式的新讨论。

（3）回归日常生活：揭示个人—公共生活—道德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社会学领域，个体化理论最早出现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尽管个体化带来了“失范”现象，但是，在涂尔干看来，法团组织[3]的建立依然可以重建社会道德共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涂尔干来说，作为不可分割的单位的“individual”并不是指具有人格的个人，而是指核心家庭或作为核心家庭人格代表的家长。他所关心的是个人从同业组织的脱离，而不是从核心家庭的脱离。也就是说，涂尔干笔下描绘的个体化具有核心家庭化倾向，当时的个人主义就是家长的个人主义。

与涂尔干一样，贝克也认为个体化是一种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贝克认为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基础性的转变，一个个体化的过程发生了。这种个体化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以及为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造新的确定性的压力（Beck，2002：19）。它与福利国家有关，发生在福利国家的总体条件和模式中，是作为福利国家的后果而呈现的（贝克，2004b：11）。与涂尔干的不同之处在于，贝克认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以前锁住每个人人生的家庭和职业这两轴支离破碎”（Beck，1992：137）。不仅是同业组合，就连家庭也不再是稳定的靠山，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单位（Beck，1992：142）。由此，贝克所面对的个体化和涂尔干所面对的个体化是不相同的。随着个体化的进一步深化，核心家庭也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单位，它被分割为男人、女人和孩子。家长的个人主义被迫解体，个人主义就从家长的个人主义转为包括女人和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个人主义。由此，在19世纪个体化进程中被视为稳定的家庭和职业，在20世纪彻底的个体化过程中流动化，变得不再稳定，这就是贝克认为目前正在出现的个体化。换句话说，个体化是一种命运，而不是一种选择。

基于以上讨论，涂尔干笔下的法团组织在贝克的时代已经烟消云散了。个体化进程迫使个体独自面对分崩离析的社会。在此，贝克阐释了个体的特征，既不是涂尔干笔下刻画的“失范个体”图景，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自主个体”。为此，他走向了一条折中的道路，即个体化问题是一种正在实践的“自我文化”的展现，这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个体的当前命运正处在“失范”与“自治”的交叉路口，退一步可能成为没有社会依托的“失范”性个体，而进一步可能成为民主国家的道德灵魂。

正是由于个体化给个人带来了有风险的自由，要坚持一种个人的自主能力，个体化理论就必须从对私人生活的研究开始转向对公共生活的研究。在此，贝克的个体化理论研究似乎回到了卢梭笔下关于私利与公共善、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讨论。把特殊的感性欲求作为私利分析，即个人利益，而把普遍性赋予道德主宰下、赋予追求绝对善良的意志，即集体意志。但与卢梭不同的是，贝克并没有倡导一种基于个人道德自由所形成的“公意”观念。卢梭笔下“公意”的普遍性是一个纯形式化原则。其主要目的是给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公共性；普遍性概念则主要是从道德上支持公共性，反对作为现代人权利的无限制的私利原则。

其实，贝克也坚持了一种普遍性的“公意”理念，但是他反对这种纯粹的形式化原则。与卢梭强调的道德自由不同，贝克的这一普遍性是指如何重建全球化时代的公共生活，他集中讨论了政治自由、公共生活与世界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结。换句话说，贝克并非在抽象的意义上阐释普遍性的“公意”，而是坚持认为，人类正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国家的疆界在慢慢消解，自我与他者的隔阂也在消除，人类已经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人们必须将注意力对准世界市场带来的全球性后果与风险，而撇开资本带来的利润，即同这些后果与危险相对立的事情：我们如何对待徐缓而至的和依然破灭的事情，决定着未来社会的人道性质（贝克、威尔姆斯，2002：46）。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当代社会的风险性、偶然性、意外性等特征，多样性的各个方面就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我们既不能像普遍主义所强调的那样消除差异，也不能像文化相对主义和国家相对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制造各种矛盾和冲突。相反的是，多样性既涉及生产的物质条件，又涉及政治条件与人们共同生活的伦理。而那种宣称普遍主义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构成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核心性危机。因为这一进程最终依靠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可用市场取代政治。在贝克看来，我们不应该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既不是市场取代政治，也不是政治消弭市场，而应该转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同全新的文化与政治前景结合在一起，即如何重新塑造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与民主。在他看来，公共生活的塑造和世界主义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亚政治”这条主要线索之上，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但是，世界主义的构想并非处于永久和平状态，而是处于不平等和争取承认的辩证法之中。

（4）与阎云翔等学者对话，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体化命题的独特内涵

在贝克个体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阎云翔在个体化命题和尼古拉斯·罗斯的“事业自我”（enterprising self）概念之间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阎云翔着重关注个体化进程的主观领域，他分析了中国的“奋斗个体化”形成的过程。在阎云翔看来，贝克的理论忽略了这种新型自我形成的主观领域。因而，阎云翔认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带有一种“无公德的个人”的特征。但是，笔者以为，阎云翔对个体化理论的回应与反思，仅仅局限于贝克关于个体化命题研究的部分观点。在贝克的《个体化》与《自己的上帝》等书中，贝克不仅探讨了个人主观领域的变化，而且试图超越个体化，迈向世界主义。因此，研究贝克个体化命题的复杂内涵就显得十分重要。应该说，与阎云翔等人的对话，不仅是深入探究个体化理论的内涵，更重要的是，系统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现象。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到底是贝克笔下刻画的缩影，还是如阎云翔笔下描绘的新型社会图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由此，对贝克个体化理论的研究，与阎云翔等学者的对话，对阐释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学发展的个体化命题就具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