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视点
论女性在政治中的可见性问题
〔马来西亚〕卡尔蒂尼·阿布·塔利布·哈利德 著[1]
郭晏然 康敏 译[2]
摘要： 西方国家的选举权史揭示了女性为了在公共领域得到同等认可而进行的斗争。在民主体制下，性别和选举权状况因环境而异，但要想赋予妇女平等和公正的权利，总是需要政府去干预性别议题。规章制度一直是为妇女赋权和使性别主流化的途径。人们通常认为马来西亚的女性政治参与度仍然偏低，这要归咎于父权制、权力的垂直等级制、女性的偏好和可见性等。然而，评估女性对政治的影响必须超越数量层面。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尽管妇女参政人数较少，但女性作为政党成员对政党的存亡至关重要，这对于性别影响的可见性有实质性贡献，必须得到承认。西方通行的女性主义概念也需要加以反思。
关键词： 女性 政治 可见性 本土化 民主
设想民主制度会让性别参与在不付出“汗水和泪水”的情况下得以增长和扩张恐怕是言过其实。在民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性别议题在许多方面和各种故事中层出不穷。尽管民主的基本原则是权利和自由，但性别和民主还是以复仇与斗争、休战与协定的方式相遇。本文既讨论斗争，也讨论休战，从而将性别和民主视为一对亲密伴侣，能够在接受彼此的强项和弱点的同时有来有往。此外本文认为，尽管在民主的顶峰妇女仍处于边缘地位，但这种边缘化需要重新定义。对边缘化的一般评估方式是量化妇女参与政治的规模或数量，然而诸如价值、地位、偏好和可见性等文化资本[3]方面的评估要超越女性在政界充当政治代表的实际人数。
一 对民主的批判
民主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民粹主义式民主（the populist democracy）提倡“公意”，并与正直诚实的代表订立公共服务契约；[4]多数民主（the majoritarian democracy）倾向于威斯敏斯特模式下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5]多元主义政府下的多元民主模式（the polyarchy model of democracy）认可民主政府中的多元实体；[6]詹姆斯·麦迪逊的普布利乌斯公报所标榜的麦迪逊式民主（the Madisonian democracy）承认公众选择的本质性而质疑拥有否决权者及其影响；[7]阿力克西·德·托克维尔重新发掘的托克维尔式民主（the Tocquevilan democracy）认为地理空间决定了去中心化的需要，同时市民社会要扮演积极角色来确保民主的普及；[8]精英民主（the elitist democracy）根据现实给大家提了个醒，即民主总是被政治精英把持；[9]半民主或类民主（the semi or quasi democracy）提出，在一个连续的周期性选举体系中，民主是以控制与部分自由并存的方式出现。[10]
提倡权力共享的联合民主（the consociation democracy）是对上述各民主形式的批判，因为简单的多数决定对于多族群社会是不适用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尖锐的族群身份、宗教分歧和利益冲突。简单多数被认为是否定了少数群体在任何决策时的投票权。[11]事实上蔡美儿批评说，在市场的主导权由少数族群掌控时，自由市场民主不适用于多民族国家。[12]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华人是少数群体，但他们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自由放任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机会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但这种情况在人口占多数的世居民族中造成了不安。自由市场体系决定供求关系，因而那些资本拥有者就能够兴旺发达。民主开始陷入西方眼中的先要自由还是先要解放的纠缠之中，因为在一个多民族社会里，如果在政治谈判和协商中不考虑多民族关系，那么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将带来无尽的冲突。[13]
在进一步的辩论中，联合民主挑战了精英民主，因为权力集中在诸异质群体的少数人手中可能引发不和谐，但是通过运用协商、谈判和调解机制，可以在各异质性群体之间实现权力共享，从而和谐运作。[14]无论如何，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本土语境来解读，这就将民主理想化的哲学价值转变成本土化的形式。[15]因此，由于其实践，马来西亚的民主最终被称为威权与混合民主、半民主和准民主。[16]世界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民主的本土化。地方变量只是将民主形塑成一种符合当地需求的独特形式。涵盖了规范、文化和信仰的“亚洲价值观”，在对民主进行设计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主义、威权主义和政府干预的某些要素。比方说，马来西亚现在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选出人民代表，将联邦宪法确立为最高法律，但诸如言论自由、金钱政治、腐败以及自独立以来始终由同一个政党联盟执政等问题仍然备受争议。[17]新加坡是另一个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人民行动党（PAP）执政50多年来每五年选举一次，但新加坡依然被批评为一个靠威权式民主来维持秩序的国家。[18]
西方的自由民主内部充满对立，与之相伴的是宽容的社会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未必包含在其他非西方民主国家当中，尤其是那些珍视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国家。[19]为了民族的生存，民主的本土化形式正在推动传统价值观转变为民主的部分构成要素。此外，它还倾向于采用更兼容的制度来调控利益竞争，并要求用特殊的机制或规则来维护民主。民主的各种创新形式正在地区间扩展，这些变化可能不适合于西方框架，但展现出通过融合地方情境和本土元素来创造自己独有的民主实践形式的诉求。
所有这些民主形式都是在制度、过程、实践和体系的框架下进行探讨，但也都缺乏对社会性别的讨论。不同于民主中与西方定义高度相关的部分，民主在选举、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说明都是带有性别偏见的。尽管民主被颂扬为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石，但要想使民主在保障性别权益上同样坚持原则，性别观念就不得不被加以裁剪，以适用于民主的讨论。[20]另外，所有的民主形式和多年来的演变表明，民主从未与性别一起被进行过彻底的讨论。许多人可能认为民主及其哲学元素会通过参与公共领域来支持性别活动，然而，民主国家的妇女参与，无论是政治参与还是经济参与，都伴随着不同的抗争故事。
（一）民主与性别
在约翰·洛克（John Lock）眼里，民主拥有基本的权利（除了生命权和自由权外，还承认财产权），以及有限的政府干预。后来民主不断演变，并有意地被设计用来保护精英和维持现状。但民主的本土化改变了民主的应用。对市场而言，根据亚当·斯密所谓的由供求决定价格的“看不见的手”，民主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相应地，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结果的价格、利润或效率不会把性别视为获利的关键。在性别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中）追求公正的愿景似乎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有限的政府干预、贸易自由化和不受管制的竞争来提高市场效率；相反，女性主义则关注社会正义、是非对错、就业平等、收入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的介入，为女性的工作赋予价值。因此，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是对市场的扭曲，[21]或者换句话说，是对一种自由放任经济的民主的扭曲。同时，性别视角下的社会是由父权制、等级制、垂直权力分配、宗教价值和文化刚性构成的，这些因素限制了女性进步。女性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层玻璃天花板需要打破、挑战——女性不得反抗这种奇怪现象。但女性是否真的需要携带所有男性化工具（斧子、钻机和液压挖掘机等）来打破这层玻璃天花板呢？因此，运用民主的本土化理论来评估马来西亚的性别问题也是恰当的。民主的本土化可以重新定位性别话语，考虑到各地方语境对性别角色和功能有不同的评价和认识，或许性别问题终将不成为一个问题。
与公民参与相关的另一个民主的定义来自《世界民主宣言》中“民主的原则”部分，该定义承认民主的实现要基于男女两性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赞赏彼此的差异并丰富平等的内涵。[22]除了选举、中产阶级、教育和政治素养之外，妇女的参与也是民主的重要因素。[23]达勒拉普更进一步假定，女性参与政治标志着民主确实存在。[24]民主应当是包容性的，权力的划分也必须将妇女纳入民主化进程，因为民主看重公民参与，无视妇女将会贬损民主的意义。[25]
在权力划分时不应限制自己的眼界，仅仅将决策层的妇女代表人数作为对女性成就的评估。必须从多个维度评估和认识妇女运动背后的努力、斗争和影响。另外，有关女性选举权的历史事实和倡导平等权利的漫长斗争表明，不需要很大数目或30%的女性进入决策层就能产生影响。尽管在国会和各决策层的男女代表人数比例悬殊，但女性还是改变了法律，获得了受教育权，进入了就业市场，在各种公共团体中任职。
（二）政治与选举权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的基本定义，性别指的是在家庭、社会和文化中创造出来的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与责任。虽然性别认同是一种自我认同，但它仍然是内在和外在，或者说和环境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性别角色往往是性别认同的外在表现。但对一些人来说，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是一致的，因此囊括各种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充满了对性别角色的表达。在性别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了一个明显的阶段和侧重点的问题。笔者和性别研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96年的学士学位项目。当时的性别议题与女性关系密切，侧重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和参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议题变得关乎男性和女性的平等权利，以及怎样发挥他们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全部潜力。好吧，男人们无疑已经享受着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在民主的美国，女性选举权就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的证据。
女性运动始于19世纪。在美国，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是一项社会运动，为确保女性选举权订立了一系列广泛目标，包括扫除限制妇女权利的社会和体制障碍，如家庭责任、受教育机会和经济机会的缺乏、政治辩论中的失声等。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创建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该协会致力于改变联邦法律，反对第15条修正案。后来，当露西·斯通（Lucy Stone，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以种族分裂为名反对并拒绝NWSA时，发生了一连串故事。露西·斯通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AWSA）。在19世纪80年代，各种妇女权利运动努力保持发展趋势，但这两个团体都没有赢得女性的广泛支持，也没能说服男性政治家或选民接纳其观点。[26]
美国的女性选举权历史证明，即使在选举实践的民主高峰期，18世纪的选举权也是优先考虑了黑人男性而不是白人女性。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准投票的黑人是托马斯·蒙迪·彼得森，是在1870年；而美国女性又等了50年才终于在1920年8月获得了投票权。[27]除了致力于增加国会中女性代表的人数外，美国女性运动还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包括：（1）成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1965），使妇女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工作，增加了妇女就业人数，禁止雇主解雇孕妇；（2）离婚法的自由化；（3）在各个学院和大学里开设妇女研究项目；（4）允许妇女竞选政务官；（5）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等教育法》，其中第九条，禁止任何教育项目、联邦资金资助中出现性别歧视，并强制所有男校都要对女性开放；（6）允许女子运动团队获得运动项目的赞助；（7）1973年，备受争议的罗伊案（Roe vs.Wade）裁决使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堕胎合法化（关于堕胎合法化的分歧持续离间着许多女性，女性主义运动也变得支离破碎）。[28]
（三）自由放任主义与性别
如前所述，民主对市场是自由放任。然而Kwong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和性别的论争取决于对经济自由的关键因素的理解，包括个人选择、自愿交换、竞争、人权和保护以及解放个人和家庭使其实现经济自主的财产所有权。[29]因此就性别而言，这一解放使妇女能够克服传统习俗、迷信和偏见，从而为国家做出贡献。多个国家的记录都显示了妇女参与就业情况的改善：在中国，1978年以来，25%的商业企业由女性负责；在墨西哥，过去五年来女性拥有的企业占到了32%；在匈牙利，女性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1990年以来女性拥有的企业估计超过企业总数的40%。[30]资本主义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是在全球化论争的框架下构建的，但是报酬、教育、医疗的不平等和对穷人的剥削等导致的妇女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二 马来西亚的性别与政治参与
相对而言，女性在马来西亚得到了更多的赞誉。马来西亚历史上没有选举权运动，1955年在独立前夕（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举行的第一次大选没有性别限制。不仅是性别，族群也没有限制，这是为了向英国证明马来亚已经做好了独立准备。此外，马来亚的首次选举在独立之前举行，这意味着该国仍然处在殖民控制之下，没有中产阶级社群，文盲率处于顶峰时期，而且由于殖民地移民过多而缺乏国族身份认同——换句话说，选举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女性在传统上的可见性
在教育方面，传统上允许男孩和女孩都学习《古兰经》，并且在清真寺（masjid）或祈祷室（surau）开设了供男孩和女孩学习的课程。在有些祈祷室或清真寺，课堂是分性别组织的，但也有些地方男孩和女孩在同一间教室上课。目前在现代教育中，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机会是平等的，高等教育机构里的女生人数很多，而且表现往往优于男生。[31]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10）的数据，公立大学中的女生和男生比例分别为64.8%和35.2%；在商界也类似，吉兰丹的卡迪伽市场（Pasar Khadijah）里经商的女性占到95%，她们控制着交易和市场，在前殖民时代的历史记录中也有女性经商的记载。[32]
关于妇女参与政治的讨论应该能捕捉到女性在社会不同层次的地位和背景下的可见性。仅凭妇女当选国会代表的人数或某些百分比来衡量妇女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过于简单化，实则贬低了妇女的非凡成就。制定《国家妇女政策》（1989），成立妇女、儿童和社区部（1966），在大多数公共和私营部门嵌入性别主流化和赋权议程，建立倡导女性权益的非政府组织等，用诸如此类有影响力的成果来说明女性的非凡成就，其实是明褒暗贬。女性一直在组织、社会和家庭的维系中发挥着“脊骨”（backbone）作用，使国家能够持续发展。
与人体解剖学类似，脊骨位于背部，其作用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尽管在国会层面只有10%的女性代表，但她们的贡献至关重要。所有部门都有妇女作为行政、公务人员参与，身份从统计专家到文员不等，因而她们在构成立法部门的许多公共服务领域也做出了贡献。女性的观念、付出的努力间接地渗透与影响她们所处岗位的职能和任务。她们在大多数部门可能不是领导者，但她们作为维持各职能部门运作的基石赢得了赞誉。垂直的权力在水平方向上遭遇庞大的女性员工人数的挑战，随后对权力的阐释就在底层得以改变，从而让女性充分参与发展项目。这样，女性的自我赋权和影响就能将男性领导者手中为妇女争取权益的进程向前推进。
在马来穆斯林文化中，宗教和文化建构的观念魔幻般地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母亲是天堂之门，或天堂之门在母亲的脚下。事实上，对轻推摇篮之手的认知赋予了女性作为母亲、姐妹和妻子（或诸妻子中的一个）的价值，这种感知通过伊斯兰教教义与实践在社会中滋养。未必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处于决策层，因为她们的可见性和影响通过其多方面的贡献在各部门之间扩散，确保了在性别赋权议题上施加政治压力，并促其不断进步。妇女对领导权和决策层面的认知必须超越对国会中女性代表人数的简单计算。尽管从60年前直至现在，妇女在决策层，尤其是在国会中代表的占比看起来仍然非常低，但妇女正在产生着实质性影响。
（二）女性与选举
包括选民在内，政党成员中超过一半是女性，但是国会里的男性代表人数远远超过女性。马来西亚的目标是女性代表在国会层面至少达到30%。在2008年和2013年大选中，马来西亚仅有10.4%的女性代表。由于补选，2016年的女性代表人数占比增加到了10.8%。女性独立候选人也从2008年大选的人数为零增加到了2013年大选的12人。表1、表2和表3分别显示了国会下议院、州立法议会和政党中的女性人数。
在2018年的第14次大选中，总共222名国会下议院竞选人中有60名女性候选人和162名男性，总计505名州议会竞选人中有150名女性候选人和355名男性。和2013年的第13次大选相比，2018年的第14次大选中，女性候选人增加了0.8%，占比从9.9%上升到10.7%。尽管女性活动家们表达了很明显的沮丧情绪，但女性候选人比例如此之低的谜题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本文旨在讨论女性参与政治的情况，并试图将讨论引向另一个方向，不再只是用量化的女性代表人数来评估女性的影响力。
此外，两个政治联盟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以下简称“希盟”）和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以下简称“国阵”）提供的竞选宣言都表达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国阵的第14次大选宣言太过微观，每个议程都包含大量细节。国阵宣言包括14条核心议程，共有364项提案。这种篇幅长而详细的宣言并不吸引人，因为它缺乏精准的设计和扎实可靠的议程。国阵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根据每个部门的年度报告所展示的业绩来制定宣言。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国阵过度关注宣言，因为它急于展示自己在过去40多年[33]里执政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在国阵宣言的简化版本中，女性议程被策略性地改到了小册子的开头位置，但在其详细的宣言中，女性议程是被排在经济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健康和青年议程之后的。
相反，希盟的宣言简洁方便。它展示了十个核心议程，女性问题排在第四位，妇女的其他福利也被嵌入其他议程。然而，希盟鼓吹的百日内实现宣言承诺是不切实际的。消费税没有完全取消，但增长率减少到了0；重新启用天然气和石油补贴可能无法降低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通过雇员公积金（Employee Providence Fund，EPF）为家庭主妇提供补贴可能只对已婚夫妇有效，而不适用于未婚或丧偶的妇女；实施平等工资和最低工资仍是未知数；为毕业生减少支付贷学金（PTPTN）的数额、停掉每月收入低于4000令吉者的贷款支付以及取消黑名单政策可能是个充满对抗的过程，需要数年才能实施；在B40社区（低收入群体）实施健康计划和500令吉的现金福利，包括在私人诊所接受治疗享受与“一马诊疗所”（Klinik 1 Malaysia）和“一马援助金”（BR1M，之前由国阵实行）相似的待遇。此外，像通过雇员公积金为家庭主妇提供津贴这类女性议程，预计要经过已婚配偶同意后才能进行，笔者认为这是有益的。最重要的是法院对离婚夫妇有关儿童赡养费的指示，即必须直接从前夫的工资中扣除，但这项措施尚未实施。
根据表1、表2、表3和表4的数据，多年来妇女的参与在逐步增加。表5显示，在第14次大选之后，与2013年相比，担任部长的女性增加了一人，但担任副部长的人数减少了一半。尽管妇女参与政治的人数很少，距离在国会和部级至少占30%的目标也很远，但女性的政治参与已经超出了结构化正规政党或议会的边界。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功能在马来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吸引了广泛关注，相关作品有Hikayat Faridah Hanum，Tun Fatimah，Awang Sulong Merah Muda等。在一些根植于地方社区习俗和价值观的文献中，女性符号和角色的影响同样得到了展示。此外，1946年马来亚联盟刚刚成立时，妇女就和男子一起上街游行，步行10多英里，通过身体和情感来表达对英国-马来亚联盟的抵抗。赫希曼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马来女性民族主义者构成了后二战时期马来亚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34]在竞选活动期间，女性作为党派成员付出的艰苦努力清晰可见，她们所做的工作包括挨家挨户宣传候选人、上街向行人宣传、筹集捐款、为会议准备食物或茶点、行政管理和文书等。
三 数量之外的可见性
那么，马来西亚真的存在性别问题吗？如果是，这些问题确切来说是什么？笔者列出了一些可以被视为理解马来西亚性别参与和政治问题的因素。尽管可能引发质疑和争议，笔者还是要表达如下观点：妇女选择不积极参与政治也是一种性别权利和偏好，我们必须开始评估国会一级的女性代表数量之外妇女的参与情况。
（一）父权社会
大多数性别研究学者认为，马来女性深受父权制的传统文化价值束缚，[35]大多数女性在传统和现代生活的挑战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36]更有甚者，父权制被指责遏制了女性前进的步伐。伯恩斯[37]、哈里森和穆恩[38]以及洛文杜斯奇[39]认为，社会化过程以及当前的就业和婚姻状况造成了政治参与中的性别鸿沟。一般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获得的政治方面的信息较少，因为她们的社会化过程被锁定在传统领域和任务之中。此外，婚姻状况也不利于妇女对与国家和政治相关的问题保持敏锐，因为现阶段她们总是被家庭事务包围。
然而赫希曼[40]指出，在莱佛士[41]和瑞德[42]撰写的专著和编年史中，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观察家们描述说，东南亚的特征之一是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可见性，特别是商业中的可见性。体现女性价值的另一个例子是聘礼（bride-wealth）习俗，新郎家必须将金子、财产或礼物作为嫁妆赠予新娘。女性也被认为是灵媒和处理精神问题的治疗者。马来妇女甚至在结婚后也能保留其父亲的名字。男子在金属制造、狩猎、建房、耕地等活动中维持着权威。然而女性的领域包含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如种植、收获、编织、制陶和营销。[43]虽然男女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被认为是平等的，但二者活动和角色的确定都是基于各自性别的能力和潜力。因此，父权制能否作为女性消极参与政治的原因仍有待商榷。
（二）垂直权力与等级秩序
大多数政党都有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和等级秩序。一个政党领袖对他的追随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选举中，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极有可能都是男性——将决定在国会和州议会可能胜出的候选人。在这里，赢得选举和捍卫胜利果实是政党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选择合适的候选人并将他们置于正确的选区至关重要。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垂直权力和等级秩序，男性候选人在国会和州一级都占主导地位，增加女性候选人的机会就很渺茫，除非她有足以击败所有男性候选人的良好记录。尽管如此，出台临时的配额制度对增加选举中的女性候选人也是有帮助的。[44]
在2013年大选中，决定成为独立候选人的女性人数创造了新的选举历史。国阵和希盟加起来男女共计61名独立候选人，由于与其党中央的意见不合而勇敢地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竞争。虽然这种举动使他们被驱逐出党，但对女性候选人来说，这种行为此前从未出现过。这标志着女性行为的新变化，是对纵式权力和等级秩序的挑战。2013年大选时，卡米莉亚·亚伯拉罕（Kamilia Ibrahim，巫统）和詹妮斯·李（Janice Lee，民主行动党）因反对本党的决定且独立参选而被驱逐出党。[45]
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肯定意识到，就选民们的素养而言，性别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理性地投票给某个候选人时考虑的是一些本质因素，包括政党、优良的服务记录、公共关系与投入、不涉丑闻等等。拿2013年大选来说，女性候选人就有巴东埔的 Nurrul Izzah、大港的Noriah Kasnon、边佳兰的Azalina Othman、巴丹砂隆的Nancy Shukri、巴西古当的Normala Abd Samad、巴帕的Rosnah Abd Rashid Shirlin、巴力士隆的Noraini Ahmad、朱宾的Asmaiza Ahmad、双溪甸的Suraya Yaacob、万打巴鲁的Nor Sabrina Mohd Noor等，这表明身为女人并不是赢得选举的障碍，尽管她们的竞争对手是男性候选人。
在2018年的第14次大选中，60名女性候选人中有28人获得了国会席位，而在州一级，150名女性候选人中有50人取得了胜利。在国会和州两级，有超过30%的女性候选人赢得州议会席位，超过40%的女性候选人在3～4次角逐后赢得国会席位。对比男性候选人和当选人的情况，在1774名男性参选者中只有194名获得国会席位，而州一级的1224名男性参选者中有455名获得席位。女性候选人的这一成就表明，女性可以赢得候选人之争，它挑战了男性候选人更有可能获得选票并当选的传统观念。与女性候选人相比，男性候选人的斗争更加激烈，因为他们必须在国会和州一级争夺固定数量的席位（见表4）。
表4的结果显示，女性身份并不妨碍赢得选举。女性候选人能从国阵、希盟和独立候选人参与的3～4轮争斗中快速恢复。国阵和希盟派出的女性候选人在国会议席的竞争中都强劲有力，包括柔佛州巴力士隆的Noraini Ahmad、柔佛州边佳兰的Azalina Othman；Halimah Sadique一路狂胜，尽管后来她的席位从登格拉换到了哥打丁宜；此外还有士布爹的Teresa Kok、蒂蒂汪沙的Rina Harun、班丹再也的Wan Azizah Ismail、安邦的Zuraida Kamarudin，以及槟州巴东埔的Nurul Izzah。
因此，性别不是选举输赢的决定性因素。选民们在议会和州一级都对女性候选人表示了极大的支持。支持女性候选人的理由包括其履历表、发展的政治议程、信用和正直、人际关系技巧以及当地议题。为了获得信任和支持，女性候选人一直在使用诸如认识其选民、参与选区内的问题等策略。这些努力日积月累，她们愿意在社区挨家挨户宣传自己改善社会的愿景和发展社会的使命。利用个人接触赢得人心、汇集思想的方法使得国阵和希盟的女性候选人更有把握获得胜利。
（三）女性的偏好
女性的自我偏好也可能造成民众对贫穷妇女参与政治的质疑。女性政党成员很可能会为男性而不是女性候选人投票。[46]根据Kalthum等人的说法，女性的定位仍然偏向生育角色和从事家庭事务，而不是自我实现。[47]如果她们面临职业与家庭的两难困境，那么她们总是会优先考虑家庭。女性的心态显然是正确和理性的。然而，这种理性正导致大多数女党员倾向于将管理国家和人民的重任拱手让与男性。
这也许是女性政治参与率低的一个因素。然而，政党和政府中的性别结构体系阻碍了妇女充分参与政治，特别是当两个层面（国家和州）的职位，包括任命、任务、管理、工作时间等对女性的需求不敏感时。因此，哀叹女性的低政治参与度，认为这种低迷的情形是由于女性的传统主义倾向因而不喜欢政治是不公平的。[48]大泽认为，日本的传统女性了解政治，有很宽广的政治参与渠道，但她们仍然保持温顺，并通过其作为母亲和妻子的传统任务更加努力地培养社会领导者。[49]她们在承担传统任务的同时创造政治参与空间，例如：（1）如果无法百分之百地坚守传统任务就改变期待；（2）选择不与其责任相抵触的活动；（3）保持自己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从而使整个社会和国家长远受益。
与大泽对日本传统女性的评估相同，马来西亚女性可能也承担着同样的传统任务，并且可能会把家庭置于政治热情之前，但不应把这种决定视为限制了女性的政治活动。同样必须承认，决定不参与政治也是一种民主实践。决定行动或不行动是女性的自由和权利。照这样说，女性可以自行决定什么是对她们最有利的。
（四）女性的可见性
导致女性政治参与度低的另一个因素或许要到民主的形式化政治领域和情景之外去寻找。Goetz认为，女性一直作为政治和社会行动者，主导自己进入政治领域的进程。[50]以前的学者严厉指责父权制、等级制、文化、价值观和信仰造成恶性循环，使女性在政治活动中蛰伏。[51]然而，女性作为党员、社区组织活动家、公共倡导者等活跃于日常活动中，并能够掌握政治脉搏。女性已经在公共领域扮演了企业家角色，特别是在吉兰丹的哥打巴鲁，那里的卡迪伽市场上有很多女老板，她们售卖农产品、纺织品等货物。
在父权制和等级制的普遍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突出因素是资金的缺乏，这限制妇女扩大政治参与和发展。民主选举产生了金钱政治，作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只要宣布竞选启动，金钱就开始发挥作用。[52]因此，由于男性早在女性之前就征服了政治领域，金钱方面的限制也得到了处理。另外，缺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也会降低女性对政治的偏好。女性政治家需要这种支持体系才能平衡工作，如果缺少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女性将不得不权衡这种困境，由此可能会选择家庭而非职业。既然任何政党的理性目标都是赢得选举，政党的目标和意图也会使妇女成为候选人的潜力最小化。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会将男性和女性联合起来集结在竞选之下，为政党的最大利益奋斗。显然，政党的最大利益由领导人决定，他将选择谁、为何选、何时选以及怎样确保政党的胜利将继续使党受益。在这次竞选中，虽然超过50%的政党成员和选民是女性，但政党中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候选人参选，并全力支持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决定。[53]
作为衡量女性参与度的指标，女性的可见性在数量层面得到了讨论，[54]但在这正式的数量语境之外，女性在政治上一直具有可见性。她们作为企业家、治疗师、家庭成员活跃在公共领域。[55]在政治上，她们是支撑民主政党的骨干力量，是投入竞选的选民，是在政治竞选中勤奋工作的党员，她们挨家挨户开展赋权活动，关注并参与权利、安全、国家政策等国内议题。重要的是要注意并承认妇女在政党或正式机构职位之外的非正式参与，以展示其对政治和民主的影响。[56]因此，为证明女性的政治影响而推动女性人数在国会或机构决策层至少达到30%的想法是有待商榷的。
四 结论
由于不同的殖民历史、文化、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性别研究面临一些根植于民主本身的挑战。这种本土智慧和情境致使民主的形式和应用发生变化，而后影响到各方面的性别参与。在某些社会和信仰中，性别平等可能无法实际应用，因为男性永远不可能为了平等而变成生育孩子的女性。虽然在马来西亚，女性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在国会的人数仍然不足，但她们着眼于数量之外的影响，创造更多帮助他人的机会，同时为新一代女性成为立法环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铺平道路。女性的贡献和影响力不应局限于决策层面可量化的参与模式，而应从改变人民福祉和支持国家的实质性影响上加以估量。
表1 1959～2018年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代表性别比
表2 2008年、2013年和2018年按政党及性别分类的下议院议员
表3 2008年、2013年和2018年按政党及性别分类的州立法议会议员
表4 2018年第14届大选国会议席及州议席性别占比
表5 2009年、2015年、2018年马来西亚女性部长和副部长数量
续表
Women and Politics： The Contestation of Visibility
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
Abstract： History of suffrages in Western countries depict the struggles that women faced in order to be accepted equally in the public realm. Gender and election in a democratic system varies according to context but gender issues always need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put value to women’s rights to equality and equity. Rule and regulation have been the way to empower and to mainstreaming gender sensitivity. Nevertheless，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laysia is still low. Factors such as patriarchy，hierarchy and power vertical，women’s preferences，and visibility are reasons for such result. However，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women towards politic has to go beyond number.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at despite the low number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visibility of gender impacts has to recognize women’s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s as party members that play a vital role to ensure party’s survival.
Keywords： Women；Politics；Visibility；Indigenization；Democracy
[1]卡尔蒂尼·阿布·塔利布·哈利德（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族群研究所（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副教授。
[2]郭晏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际互动；康敏，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历史文化、东南亚人类学。
[3]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经济资本之外的另一种资本形式，包括世界观、抱负、经历、价值观等无形的方面，这些驯化的特质基于具象化、物化和制度化等三个方面的成就可以转化为实践的特质。见J. Richardson (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ueva York： Greenwood Press，1986，pp. 241-258。
[4]Jules Coleman and John Ferejohn，“Democracy and Social Choice，” Ethics，Vol.97，No.1，1986，pp.6-25；Nadia Urbinati，“Democracy and Populism，” Constellations，1998，Vol.5，No.1，pp.110-124.
[5]Isaac Kramnick (ed.)，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in Gerald Bevan trans.，New York： Penguin Classic，2003.
[6]R. A. Dahl，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7]G. Tsebelis，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8]Isaac Kramnick (ed.)，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 by Gerald Bevan，New York： Penguin Classic，2003.
[9]Paul M. Sniderman，Joseph F. Fletcher，Peter H. Russell，Phillip E. Tetlock，and Brian J. Gaines，“The Fallacy of Democratic Elitism： Elite Competition and Commitment to Civil Liber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No.3，2009，pp. 349-370.
[10]James Jesudason，“The Syncretic State and the Structuring of Opposition Politics in Malaysia，” in Garry Rodan (ed.)，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Industrializing Asia，London： Routledge，1996.
Zakaria Ahmad，“Malaysia： Quasi Democracy in a Divided Society，” in Larry Diamond，Juan Linz，and Seymour M. Lipset (eds.)，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Vol.3，Boulder，Colorado： Lynne Rienner，1989.
[11]A. Lijphart，“The Puzzle of Indian Democracy： A Consocia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2，1996，pp. 258-268.
[12]Amy Chua，World on Fire：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 Hatred，UK： Arrow Book，2004.
[13]Sirimal Abeyratn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parative Study of Sri Lanka and Malaysia，” South Asia Economic Journal，Vol.9，No.2，2008，pp. 393-417.
[14]A. B.Shamsul，“Politics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of Poli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ation-of-Intent as Articulated in Malaysia，” Ethnic Studies Paper Series，No. 35，KITA，UKM： Malaysia，2015；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Women and Politic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 Policy of D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10，No.3，2014，pp.104-113；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Political Parties in Malaysia，” in Wolfgang S. (ed.)，Organizations-Money-Influence，Wolfgang Inc.： California USA，2014.
[15]John Keane，“Democ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Questions，” in Terrell Carver and Jens Bartelson (eds.)，Globality，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New York： Routledge，2011.
[16]James Jesudason，“The Syncretic State and the Structuring of Opposition Politics in Malaysia，” in Garry Rodan (ed.)，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Industrializing Asia，London： Routledge，1996；Zakaria Ahmad，“Malaysia： Quasi Democracy in a Divided Society，” in Larry Diamond，Juan Linz，and Seymour M. Lipset (eds.)，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Vol.3，Boulder，Colorado： Lynne Rienner，1989.
[17]Bridget Welsh，“Elections in Malaysia： Voting Behaviour and Electoral Integrity，” in Meredith Weiss (ed.)，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UK： Routledge，2015；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Political Parties in Malaysia，” in Wolfgang S. (ed.)，Organizations-Money-Influence，Wolfgang Inc.： California USA，2014.
[18]Joshua Kurlantzick，“How Singapore’s People’s Action Party Continued its 50-Year Reign，” https：//www.thenational.ae/arts-culture/how-singapore-s-people-s-action-party-continued-its-50-year-reign-1.126824，retrieved on August 9，2017.
[19]Richard Youngs，“Exploring ‘Non-Western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2015，http：//carnegieeurope.eu/2015/10/25/exploring-non-western-democracy-pub-61825，retrieved on April 3，2018.
[20]S. Rai，The Gender Politics of Development，London： Zed Books，2008；Drude Dahlerup，Women，Quotas and Politics，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Drude Dahlerup，“Strategies to Enhance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Different Electoral System，Gender，” Governance，and Democracy ：Women in Politics，Isis International-Manila Monograph，Series 1，No.1，pp.12-33；Anne Marie Goetz and Shireen Hashim，“In and Against the Party： Women’s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ituency-Building，” in Maxine Molyneux and Shahra Razavi (eds.)，Uganda and Africa in Gender Justice，Development，and Righ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1]Robert O’Brien，Anne Marie Goetz，Jan Aart Scholte，and Marc Williams，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2]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Democracy，” http//www.ipu.org/cnl-e/161-dem.htm，retrieved on June 13，2017.
[23]P. Paxton，“Gendering Democracy，” in Gary Goertz and Amy G.Mazur (eds.)，Politics，Gender and Concept： Theory and Method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4]Drude Dahlerup，Women，Quotas and Politics，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
[25]G. Waylen，“Gender and Transition： What Do We Know?” Democratization，Vol.10，No.1，2003，pp.157-178.
[26]妇女权利运动（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1848～1920，http：//history.house.gov/Exhibitios-and-Publications/WIC/Historical-Essays / No-Lady / Womens-Rights /，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14日。
[27]http：//history.house.gov/Exhibitios-and-Publications/WIC/Historical-Essays / No-Lady / Womens-Rights /，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14日。
[28]女性运动（Women’s movement） - 大不列颠在线百科全书，http：//www.brittannica.com/print/article/647122，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6月12日。
[29]Jo Kwong，Globalization： Threat or Opportunity to Wome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The Liberal Institute of the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Truman Haus： Berlin，2005.
[30]Business Women Network，Women Diversity WOW Facts！ Washington D.C.： USA，2000.
[31]Zalizan Mohd Jelas and Hazadiah M. Dahlan，“Gender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The Malaysian Perspective，”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7，2010，pp. 720-727.
[32]Charles Hirschman，“Gender，the Status of Women，and Family Structure in Malaysia，” Malaysia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53，No.1，2016，pp.33-50.
[33]第14次大选见证了国阵在执政40多年后遭遇的一次失败。国民阵线成立于1974年，但是没有国阵标签的联盟于1959年成立来迎接独立后马来亚的第一次大选。引发失败的常见原因是与1MDB（滥用国家资金）有关的丑闻和腐败；引入商品及服务税，出现了消费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从而激起了公愤；过高的生活成本；2018年《反假新闻法》的出台；马哈蒂尔（Mahathir）的复出，使得大多数马来选民改为投票支持希望联盟。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8/05/10/analysts-on-bn-loss/。
[34]Charles Hirschman，“Gender，the Status of Women，and Family Structure in Malaysia，” Malaysia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53，No.1，2016，pp.33-50.
[35]Jamilah Ariffi，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Petaling Jaya： Pelanduk，1992；Cecilia Ng and Chee Heng Leng，“Women in Malaysia： Present Struggl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Cecilia Ng (ed.)，Positioning Women in Malaysia： Class and Gender in An Industrializing State，London： Macmillan，1999，pp.169-189.
[36]Kalthum Abdullah，N. M. Noor，and S. Wok，“The Perceptions of Women Roles and Progress： A Study of Malay Wome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89，No.3，2008，pp.439-455.
[37]Nancy Burns，“Gender in the Aggregate，Gender in the Individual，Gender and Political Action，” Politics and Gender，Vol.3，2007，pp.104-124.
[38]Lisa Harrison and Jamie Munn，“Gendered (non) Participants? What Constructions of Citizenship Tell Us About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rliamentary Affairs，Vol.60，No.3，2007，pp.426-436.
[39]Joni Lovenduski，Gendering Politics，Feminising Political Science，ECPR Press，2015，http：//press.ecpr.eu/documents/sampleChapters/9781910259146.pdf，retrieved on June 13，2017.
[40]Charles Hirschman，“Gender，the Status of Women，and Family Structure in Malaysia，” Malaysia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53，No.1，2016，pp.35.
[41]T.S. Raffles，The Population of Java，Vol.2 (reprint edition)，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2]A. Reid，“Female Roles in Pre-Colonial Southeast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Vol. 22，No.3，1998，pp.629-645.
[43]Charles Hirschman，“Gender，the Status of Women，and Family Structure in Malaysia，” Malaysia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53，No.1，2016.
[44]Drude Dahlerup，Women，Quotas and Politics，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
[45]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Women and Politic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 Policy of D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10，No.3，2014，pp.107.
[46]Zainuddin Azizan，Dasar Wanita Negara Dalam Mengarusperdanakan Gender： Kajian Sektor Politik dan Pekerjaan，Tesis Doktor Falsafah，Institut Kajian Etnik，UKM，Bangi，2015.
[47]Kalthum Abdullah，N.M. Noor，and S.Wok，“The Perceptions of Women Roles and Progress： A Study of Malay Wome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89，No.3，2008，pp.439-455.
[48]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Women and Politic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 Policy of D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10，No.3，2014.
[49]Kimiko Osawa，“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and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Conservative Women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sm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Japan，Vol.18，No.1，2015，pp.45-61.
[50]Anne Marie Goetz and Shireen Hashim，“In and Against the Party： Women’s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ituency-Building，” in Maxine Molyneux and Shahra Razavi (eds.)，Uganda and Africa in Gender Justice，Development，and Righ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51]Jamilah Ariffin，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Petaling Jaya： Pelanduk，1992；Cecilia Ng and Chee Heng Leng，“Women in Malaysia： Present Struggl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Cecilia Ng (ed.)，Positioning women in Malaysia： Class and Gender in An Industrializing State，London： Macmillan，1999，pp.169-189.
[52]Frederick Charles Schaffer，Election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Colorado，USA： Lynne Rienner Publication Inc.，2008.
[53]Kartini Aboo Talib Khalid，“Women and Politic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 Policy of D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10，No.3，2014.
[54]Oladokun Omojola，Women’s Political Visibility and Media Access： The Case of Nigeria，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4；Lilijana Cikaric，“In/visibility of Women，”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3886043_invisibility_of_women_in_politics，retrieved on June 14，2017；Anna Vanzan，“Veiled Politics： Muslim Women’s Visibility and Their Use in European Countries’ Political Life，” Social Sciences，Vol.5，No.21，2016，pp.1-14.
[55]Charles Hirschman，“Gender，the Status of Women，and Family Structure in Malaysia，” Malaysia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Vol.53，No.1，2016.
[56]Zaireeni Azmi，Penglibatan Politik dan Keberadaan Wanita PAS Di Selangor Dan Kelantan，Tesis Doktor Falsafah，PhD thesis，IKMAS UKM，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