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曹操的文
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本集卷数之多，即可知曹操是汉魏间文章一大家。今存曹操之文，多社会政治应用文，如表、疏、教、令、书等，这是同他作为长期居于政治风云中心的人物身份相符合的。由此形成曹操文在内容上的特色，即：第一，政治性、应用性很强；第二，曹操从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以后，长期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位，凭恃着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他的言论文章，常表现出自信、自负、直率、坦露的“强势”性格；第三，曹操少年时代就表现了“机警有权数”（《魏志》本纪）作风，得到当代名士“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他的这方面品格也在文章内有所表露。如他在不少场合自拟周公，似乎他在全力维护汉王朝利益；但在另一些场合又自拟周文王，这就又明白表示要革汉王朝之命，这些就是典型的“奸雄”表现。
曹操文的魅力，主要就在它们淋漓尽致地非常自信地披露了作者的性格。今存他的优秀作品，无不如是：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它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让县自明本志令》
一段文字之中，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有惊人的坦率，亦有明显的伪饰，既有清醒的形势分析，亦有机警的策略选择，能臣和奸雄的双重性格组合，在这里表现得异常明显，作为其性格基础的实用理性精神，也在此得到完整的贯彻。这是今存曹操最长的一篇文，也最具代表性。其他如《上书谢策命魏公》满篇虚辞自饰，《与荀彧书追伤郭嘉》全文激情勃发，《与王修书》表现对心腹臣下的诚信不疑，《与太尉杨彪书》对政治异己恩威并施，《宣示孔融罪状令》、《赐死崔琰令》则任意诛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类文章无不表现了曹操性格的某一方面，真切而实在。
从文体上说，曹操的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东汉一代，文受着赋的影响，措辞结句，逐渐向典雅方向发展，而句式的对偶已普遍运用，文的骈化趋势愈益明朗。如汉末蔡邕之文，大部分堪称基本成熟的骈文。曹操的其他同时代人如仲长统、卢植、荀悦等，也有同样倾向。曹操则异于是，他几乎不写骈体文，在今存数十篇文章中，绝少骈化痕迹。我们看到的是，体式自由，很少规制，以散句为主，不事雕琢，少有藻饰，自然朴实，只求“指事造实”，不避俗言俚语。因此他的文，包括一般认为最为典雅的表、令、书、疏在内，皆疏朗畅达，气韵流贯，略无窒碍。如《掩获宋金生表》：
臣前遣讨河内、获嘉诸屯，获生口，辞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言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臣辄部武猛都尉吕纳，将兵掩捉得生口，辄行军法。
又如《手书与阎行》：
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
曹操运用这种语体散文，我手写我心，随意发挥，尽纾胸臆，平易通畅，毫无遮隔。这种文体，正因其平易畅快，比起那些盛藻繁饰的文章，更能表现作者的个性。它与曹操的强势性格表里配合，遂使曹操之文具有了大气喷涌，一泻千里的气力。曹操文气的强劲，当时无与伦比。应当说，曹操之文，甚得力于孔、孟。他在文中引述最多的典籍是《论语》；而文中表现出的强势性格和浑茫文气，则颇近于孟轲。孟子为了说服对方，半以逻辑，半以气势，有时甚至专以气势取胜。曹操之文亦如是，如：
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
——《止省东曹令》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综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与孙权书》
《止省东曹令》中根本未说不能撤销东曹的理由，只是举了三则与“东”方位有关而与东曹无涉的事例，便作结论道：“何以省东曹？”《与孙权书》更是典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曹操或不屑或不能讲理，而它们的妙处亦不可于文字或道理上去推求，只应从气力上去体味。对于曹操之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曾有所阐述：“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鲁迅所说的“清峻”，实际上是指曹操政治策略思想方面的特色，真正属于文章写作和表达方面的特色，主要是“通脱”这一点。而这一点也只属于曹操个人。在建安文坛上，曹操文风的影响当然是大的，君临文坛的地位决定了他一言一动都会产生巨大的反响，但多数建安作家却并未如在政治态度上那样唯曹操马首是瞻，他们仍然各自保持着固有的风格，甚至连曹丕、曹植兄弟也看不出他们有何步趋乃父风格的迹象。至于说当时产生了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显非事实。总之曹操文的风格一如其人格，是独特的；不仅在汉魏的历史大背景下是独特的，即在建安这一特定时期文坛上也是唯一的，当时的作者群体——建安文人们尽管政治上处于对曹操的从属地位，但他们并未在文学风格上也一味向曹操靠拢。事实上，形成风格的因素太复杂了，非主观意志所能简单改变，即使作者本人希望改变，亦难立竿见影，何况曹操文的风格虽颇平易通脱，却平易中有襟怀，通脱中含霸气，非“能臣”兼“奸雄”如曹操者，谁能学之？所以曹操这种“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并非人人能作。曹操文唯其独特，才显出它的难能可贵，恰如凤毛麟角，为世所珍。曹操的文风，即在后世，亦少有继者，魏晋两代颇尚通达，但这是在玄风盛行下发生的现象，是与悠闲放诞生活情趣联系在一起的文风，与曹操文章基于实用理性的平易通脱风貌有本质的不同。[3]
[1] 曹操诗歌作者有疑问的有：一、《塘上行》。《乐府诗集》署“魏武帝”作，又引《邺都故事》：“魏文帝甄皇后……后为郭皇后所谮，文帝赐死后宫。临终为诗曰‘蒲生我池中’云云。”又引《歌录》：“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又引《乐府解题》曰：“前志云：晋乐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诸集录皆言其词文帝甄后所作，叹以谗诉见弃，犹幸得新好，不遗故恶焉。”余冠英等《乐府诗集》校语曰：“魏武帝：按本书解释则以为甄后作。朱炬堂《乐府正义》：‘凡魏武乐府诸诗皆借题寓意，于己必有所为，而《蒲生篇》则但为弃妇之词，与魏武无当也，知其非魏武作矣。’”徐按：余先生说是。自曹操今存乐府诗观之，皆直抒胸臆，无拟妇人声气者，故朱乾说甚有理。又诗中有“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等语，而甄后于建安八年即纳为曹丕妻，前后向在邺宫居住，无由身至“边地”，故诸说中以“古辞”说稍优。二、《苦寒行》。《乐府诗集》署“魏文帝”，然同书所引《乐府解题》却曰“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云云，故余冠英等校本，径改“文帝”为“武帝”，其校语曰：“据下文《乐府解题》及《宋书·乐志》、《文选》卷二七改。”三、《善哉行》之三（“朝日乐相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一署作者为“魏文帝”，《宋书·乐志》、《北堂书钞》卷五十一、《初学记》卷十四、《诗纪》卷十二皆同。而诗中有“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等语，此自拟周公口吻，习见于曹操诗文，而非他人所宜道，故此诗似非曹丕所作，曹操作的可能较大。
[2] 曹植《辨道论》：“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羡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这里所说对方士“聚而禁之”，对神仙之说“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正是曹操的态度，后者也可以作为曹操游仙诗作意的注脚。关于曹操游仙诗的娱乐“调笑”性质，还可以通过对他作品与当时有关的宴会诗进行对比研究，来加以证实。以下首先列举二篇典型的宴饮作品，一为曹植的《当车以驾行》：
欢坐玉殿，会诸宾客；侍者行觞，主人离席。顾视东西厢，丝竹与鼙铎。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
二为曹植的《元会》：
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佳会，宴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鲜洁，黼黻玄黄。清酤盈爵，中坐腾光。珍膳杂沓，充溢圆方。笙磬既设，筝瑟俱张。悲歌厉响，咀嚼清商。俯视文轩，仰瞻华梁。愿保兹喜，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皇家荣贵，寿考无疆。
再看曹操的游仙诗《气出唱》：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訚訚！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
。遨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其二）
游君山，甚为真。崔嵬砟硌，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其三）
撇开“神仙”、“西王母”等语词不说，曹操游仙诗所写内容，与前举曹植的宴会诗实在非常相近：首先，两方面都写了聚饮欢宴场面，场面中都有一位“主人”，在“玉殿”和“金阶玉为堂”之内招待着众多来宾；宾客们都坐在“东西厢”，而且排列整齐有序，显示着对“主人”的特殊尊敬，不待言此“主人”就是曹操，众宾客即是他的文武僚属。再者又都写到饮酒作乐，曹植写的是“欢笑尽娱，乐哉未央”，曹操写的是“今日相乐诚为乐”，“乐共饮食到黄昏”。又都写及歌舞助兴事，曹操写的是“酒与歌戏”、“玉女”“起舞”、“鼓吹”“嘈嘈”，曹植写的则是“筝瑟”“笙磬”，“丝竹与鼙铎”，“悲歌厉响”，可谓异曲而同工。此外又都写到祝酒，曹植写的是“皇家荣贵，寿考无疆”，曹操写的是“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二者口气亦相仿佛，都是在祝“主人”寿，而此“主人”非曹操莫当。要之一方面是游仙诗，一方面是宴饮诗，而彼此内容非常接近，尤其是《气出唱》之三（游君山）与《当车以驾行》，二篇不但内容相近，即文句亦有相同者，直可以同类作品视之。可知曹操游仙诗以游仙为名，写宴饮欢会是实，游仙只是其“调笑”方式，与真正的游仙之旨相去甚远，也谈不上什么寄托之义。这里也涉及一个如何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含义问题，鄙意以为，无视和抹煞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是不妥当的，但在作品之外平添出某种“含义”，或按照一己的理解去“挖掘”出某种本非作品所有的“寄托”，亦属蛇足，同样违背科学精神。过犹不及，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根据作品本身描写，结合作者思想性格生活经验，去作实事求是的理解和阐释，既不太多，亦不太少。脱离作品实际，刻意求深，并不可取。
[3] 鲁迅关于曹操文风的论述，盖源于刘师培：“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兑，兑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而刘师培之论，又本诸傅玄：“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徐按：傅玄之说，指为政作风，言在上者政风影响社会风俗，而其本意在于敦崇王教儒学，“举清远有礼之臣”，固不在文学也。刘师培用傅说而加以引申，由“魏武治国，颇杂刑名”引申到“文体因之，渐趋清峻”，却颇有问题。因政策上的“贵刑名”，与文学上的“趋清峻”未必成因果关系。首先，“贵刑名”政策的推行，或可导致某种相关政风、民风的形成，却未必能促使特定文风的出现。统治者的政策倾向对当时文学面貌有相当影响，此固不容否认，但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整个文学事业的兴衰以及文学的内容指向方面，至于对文学的表现风格的影响，则很有限。否则难以解释在同一时代同一政策环境下，会出现诸多不同风格的作家，即所谓“体有万殊”（陆机《文赋》）现象。其次，“清峻”一语含义，《说文》：“清，朗也，澄水之貌。”段注：“朗者，明也”，“引申之凡洁曰清”。又《说文》：“峻，高也。”《中庸·孔子闲居》注：“峻，高大也。”要之“清峻”一语，揆其原义，盖清洁明朗而高大高峻之谓也。刘师培“清峻”之说，亦非自撰，当取自刘勰“风清骨峻”（《文心雕龙·风骨》）语，刘勰之论，实指“风骨”问题上一种造诣和境界，故云：“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由此可知，刘师培取此语以概括曹操文章风格，不甚切合。而鲁迅袭刘氏所用语，又诠释为“简约严明”，亦失其旨。要之，对曹操文的风格，不如以“尚实”、“朴实”等给予说明更加贴切。至于“通脱”之评，亦须略为之说。按傅玄原文用“通达”，且所指为“魏文”，所说本为政风；刘师培改作“通兑”，又移指“建安”，所说已是文风；鲁迅又改作“通脱”，更移指曹操。用语数改，所指三易，所说范围亦有改变。对照史实，傅玄所论，诚为事实，曹丕政风确实简易通达，造成“天下贱守节”之后果。刘师培所论，则于史实略有出入，所谓“兑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又云“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云云，皆与建安时期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语），文质相辅，“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锺嵘语）的基本面貌有所不合。视建安文风为“华靡”，亦与前引刘勰“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也”等判断相悖。可知刘师培“通兑”之说，并不完全可靠。鲁迅以“通脱”说曹操之文，并释作“想写甚么就写甚么”，就此点而言，无疑确切得多。这是鲁迅见解高于刘师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