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数字技术下组织行为学与组织管理重构

1.5.1 数字技术下组织行为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化，但是过去10年以及未来10年的变化将比其他任何时间段都要意义深远。这些变化要求企业领导者和所有的员工做出个人以及组织上的调整。组织行为学的研究领域面临众多新的挑战，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竞争与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浪潮、劳动力多元化、组织边界虚化、组织伦理道德体系缺位，以及对信息管理和数据挖掘的要求越来越高等。

1.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全球化”意味着整个世界摆脱了国界的限制，地球变成了一个真正无边的世界。如今的全球化程度史无前例，因为信息技术和交通系统使更加密切的全球连接和依赖成为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的经营视野不再局限于本国，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的经营视野。许多中国企业早已开始跨国投资、兼并及并购。企业组织在更为广阔的全球性地域范围内经营，其员工也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成为每一家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企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所以，组织行为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如何在这个新的现实环境下进行领导以及有效地工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组织中如何实现跨文化管理，正是组织行为学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美国保护主义抬头、法国右翼政党崛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等，经济全球化出现逆转，“反全球化”浪潮越发强烈。例如，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参与度指标来看，以全球两个贸易大国——中国和美国为例，两国的GVC参与度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开始下降，呈现收缩态势。与此同时，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国的GVC参与度也在逐步下滑。再如，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慧化趋势加快，半导体产业的激烈竞争更是成为进一步撕裂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体现。美国、日本等半导体大国相继推出新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如美国于2022年8月生效和实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日本于2023年6月发布修订后的《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全球半导体产业阵营化和分割化特点凸显，这会推高关联产业的生产成本，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也会扭曲芯片供应链，引发全球半导体产业分工的深度调整，导致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和市场面临碎片化风险。一方面，“反全球化”凸显了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组织中的个体的复杂性与来源多元化，这要求组织行为学结合相应的文化背景实现对组织中个体行为的预测和管理。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经济的整体萧条促使掌控全球一半以上贸易供应链的跨国企业放缓了全球业务扩张的步伐，全球贸易和本土化生产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在这种越发不确定的大形势下，组织需要为迎接一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而做准备，个体和团队则同样需要采取行动，帮助组织准备好应对一个更多边界的商业世界。

2.循证管理、互联网与大数据

循证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EBM）是对系统研究的补充，它以最佳可用的科学证据为基础做出管理决策，它将建立在最佳科学证据之上的科学管理原理转化为组织行为。对于“人们做事的动机”这一问题，系统研究和EBM可以完善管理者的知觉或本能。当然，以非系统的方式所形成的观念有时候未必是错误的。但依赖知觉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高估自己所知的准确性。通过循证管理，管理者成为专家，他们做出的组织决策是基于充分的社会科学和组织行为研究成果之上的，使专业决策从基于个人偏好和不系统的经验转变为基于最佳科学证据，这将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循证管理是一种决策范式，它将最佳研究证据与决策者的专门技术以及顾客的偏好整合起来，从而将实践导向更为理想的结果。循证管理具有以下特征：①洞察专业实践的因果联系；②对影响理想结果的可测因素进行独立考察；③创造循证决策和科研参与的文化氛围；④通过组建信息共享团体来避免对某些具体实践方法的滥用、误用或是利用不充分的现象；⑤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促进那些已被科学证据验证的实践的广泛应用，同时开发使决策更容易实施或完成的方法与技巧；⑥使个体、组织和制度因素都有利于促进知识的获取与应用。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的应用使循证管理变得更可能实现。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交方式。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下，世界上每一个发展主体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对企业而言，员工的心理行为、组织内部的沟通、规范、工作方式，乃至团队建设、领导方式等都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并随之变化。首先，互联网使人们的个性和创造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其次，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特点使人们的思维向着平等和双向沟通的方向发展。再次，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用户的飞速发展，使许多人在家办公及移动办公成为可能，为社会分工和协作实现有机统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最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为了完成不同的任务而使用虚拟团队，组织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团队的工作效率及团队领导的职责等方面的问题。

互联网和数据科学的发展为组织行为学提供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大数据。大数据对社会生活和商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大数据对组织行为学的贡献在于能让我们越来越多地从数据中观察到人类社会的复杂行为模式。大数据时代重在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社会人的态度行为和社会影响，传统的社会“平均人”已不是重点了；过去的数据分析更多地给出的是群体行为模式，而现在我们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如果我们能从大数据中捕捉某一个个体的行为模式，并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信息数据全部集中在大数据中心进行处理，就能捕捉群体行为。除此之外，大数据还影响了企业的数据管理和知识管理。运用大数据下丰富的数据和知识，能够提升企业运营管理的整合能力，有助于企业预测财务风险、提高决策参与者的决策能力。

3.组织结构：无边界、虚拟化、平台化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以及团队化的工作方式的广泛兴起，推动组织从构筑明确、刚性的组织边界转变为无边界管理或渗透边界管理，虚拟组织、扁平化组织、网络化组织等各种全新的组织结构形态纷纷涌现。这对组织的管理者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组织结构和形式的变化所带来的这种边界模糊性和开放性，要求组织行为学重新审视组织面临的经济、文化背景。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客体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经济中，组织行为学研究人在封闭组织中的行为，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组织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革新进程中越来越趋向开放，组织内的物理、技术、社会和个人等因素持续和外部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发生联系，尤其是外部的经济、文化环境，这就使传统的组织行为学研究必须转向对开放型、虚拟化组织的考察。

另外，数字企业的组织范式已经不再是基于直线职能制的、有明确边界的组织，而是表现出平台化、生态化、模块化、虚拟化等新范式的特征。同时，平台型企业通过开放地连接各类参与者来协同完成价值的创造过程，这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型经营环境特征。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转变为开放的、非线性的、动态的、共赢的新型生态化的经济关系，并建立起相互依赖、协同进化和适应发展的数字商业生态系统。企业管理者需要理解这个复杂生态系统中参与者的互动机理与行为规律，探索平台参与者的决策优化方法，并设计相应的平台治理体系、商业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总之，搭建平台型组织目前是管理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4.组织管理：应对“临时性”

过去，管理的特点是长期的稳定伴随着偶尔的、短期的变革阶段。今天的情形正好反过来了，管理的特点是长期的、不断的变革伴随着短期的稳定。当今的管理者和员工面对的世界是一种永久的“临时性”。工人所从事的实际工作处在永远变化当中。所以，员工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满足新的工作要求。工作群体也变得越来越处于变动状态。过去，员工一旦被分配到某个特定的群体当中，这种分配几乎就是永久的，人们终日与同一群人共事，安全感很强。现在不同了，工作群体的临时性取代了这种可预测性，团队中的成员来自不同部门，而且总在变化。另外，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员工轮岗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任务。组织本身也处于不断变迁的状态下。它们不断地重组各个部门，卖掉经营不善的业务，压缩经营规模，把不重要的服务或操作外包给其他组织，用临时工取代长期工。如今的管理者和员工都必须学会应对临时性，必须学会在充满灵活性、自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环境中工作。

5.新型工作方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员工形象是：周一至周五出现在工作场所，工作8～9小时，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清晰明确。然而，如今的劳动力已经远非如此。员工们抱怨，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996工作制”（每周工作6天，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成为常态。这导致很多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冲突，也给员工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很多因素使员工的工作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首先，全球化组织的产生意味着它们的世界永远不会处于睡眠状态。其次，数字技术使员工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例如，在工作结束后或休假期间与领导或同事举行视频会议、收发工作邮件、使用微信等通信软件沟通完成工作任务等职场现象很常见。再次，组织正在让它们的员工工作更长的时间，员工需要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并且工作已经波及家庭和个人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雇用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持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要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员工就需要减少工作和非工作需求之间的冲突。然而，很多员工难以做到平衡，因为无论在工作场所、家里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会花很多时间工作或思考工作问题。

作为新型工作方式之一的虚拟工作（virtual work），是指员工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传统的工作场所之外工作。最常见的形式是在家工作。不过，关于远程工作尤其是在家工作的利弊，已经引发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虚拟工作显然更适合那些自我激励并且自律的人，他们可以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有效地开展工作，并且生活等其他方面的社会需要也得到充分的满足。相关证据表明，远程工作会吸引应聘者，也会提高员工对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感。同时，远程工作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环境效益，它能缓解通勤带来的交通压力、减少能源的消耗。除了这些潜在的利益，在家工作的员工也将面临许多实际或潜在的挑战。如果员工缺乏足够的在家办公的空间和资源，家庭关系可能会因此变得紧张。同时，在家办公还可能导致社交上的孤立和晋升机会的减少等问题。

在疫情期间，盒马鲜生最早提出向歇业的餐饮企业借调员工。在它提出“共享员工”（shared employment）模式之后，其他企业纷纷加入员工共享行列。共享用工解决了特殊时期人力资源配置问题，使很多企业能在面临困境时可以在短时间实现企业间供求快速匹配，既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也减轻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对缺工的企业来说，共享员工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避免在短时间内招聘新员工，进而减少招聘新员工的成本以及后续的培训及磨合成本。对员工而言，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给员工提供了多种工作方式，缓解了劳动者在特殊时期就业难的问题，保障了共享员工的生活收入。

在移动互联时代，合伙制正在逐步取代传统雇用制。合伙制让管理者与优秀员工共同谋划、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早在工业文明时期，雇用制就已出现。这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让劳动力、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关系被要求随之变化，逐渐发展演变为公司制。公司制最大的特点是雇用和被雇用关系，在这种关系和体制下，股东的利益将最大化。在20世纪，随着科学管理的兴起，现代管理制度得以确立。如今，个体价值在逐渐崛起。由于互联网文明代表更高的生产利益，互联网文明时代的生产关系必然取代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雇用制，新的组织结构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合伙制”便应运而生。在整个互联网的连接中，个体价值不需要有特别稳定的组织结构，但客户的需求却需要个体能够现场快速反应。传统模式下的市场反馈速度非常慢，传统的组织形式和相对固定的组织结构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且前端创造的价值和利润回报远远低于后台成本的增长，投资回报率没有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作为公司的出发点。合伙制则通过内部市场化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迅速捕捉商机，进而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从雇用制到合伙制，不仅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更是顺应时代走向市场化、激发人才活力、快速感应市场需求、提高运营效率的必然趋势。

6.人与机器的协同

在数字时代，“人”的角色正逐渐发生变化。过去，“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始终对“物”有操作管控的绝对权力。现在，“物”与“人”相互影响、协同纠偏，“人”和“物”互为主客体。基于这种认知，人机协同（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将会成为管理新范式最重要的特征。人机协同区别于传统的人机协作与互动，是创新地使用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相结合的协作方式。人机协同类似于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是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传递给智慧决策机器人，使机器人能够感知环境，同时能够接受人类知识的反馈，帮助约束和改善机器人行为的不确定性，优化训练效果。同时，机器人可以根据大数据模拟动态环境、提升自身能力并扩展思维。简单来说，机器人与人类智慧在人机协同模式中“教学相长”，从而使人机协同后达到提升工作效率或做出最优决策的目的。

7.重视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ESG是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它用来衡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ESG理念正日益成为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的世界通用体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要求企业在运营的社会环境中，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行事。人们希望组织采取对社会负责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保护环境、促进劳动者保护、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投资社区等。例如，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借调管理者到社区学校教授自然科学与数学；中国南方电网、中国电信通过“村村通”工程建设来承担社会责任。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自媒体、短视频等一系列新型产业的崛起，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在医疗、教育、娱乐等方面频频遭遇不同程度的数据信息安全的伦理道德危机。例如，一些患者的个人隐私在网络平台传播，甚至有不法分子窃取隐私资料进行网络诈骗，扰乱公民的安定生活。因此，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更要注意维护数据安全。

1.5.2 组织行为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伴随着组织管理实践的需求，组织行为学有一些新的发展动向。根据国内外相关学者的观点，组织行为学会沿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发展。

1.深度方向的发展

随着理论知识与管理实践更加密切的结合，对组织行为学中有关概念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和细化。例如，关于个性，之前的提法是某个人“自信”的程度，现在人们则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它是指某人在某种环境下对完成某种具体任务的信心程度。在领导行为层面上，对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的深入研究也拓展了原有领导理论的深度，而诚信领导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组织行为层面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组织学习、组织创新、知识管理等概念，同时开始探索组织变革的分析框架、理想的组织模式、干预理论以及变革代理人的角色等研究主题。从组织整体来看，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对组织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组织结构的变化。扁平化、网络化、无边界化成为组织结构变化的新方向。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组织必须能够及时传输并处理大量的信息，使组织变得更灵活、反应速度更快。这就要求组织减少纵向层次、扩大管理幅度，使整个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扁平化网状组织架构是一种非框架、非结构、非固定的状态。当出现需要解决的难题、执行规划和计划时，大多会组织出一个又一个工作小组，由若干个工作小组分头担负起随时可能冒出来的专项工作，并且组织内部存在着大量的“双重领导”与平行决策。组织结构的另一个变化趋势则是虚拟化。虚拟型组织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它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灵活性大，有利于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此同时，组织边界已经变得不再清晰，朝着无边界的趋势发展。超越行业界限、打破组织边界、组织无边界、跨界将成为组织的新常态，组织将从封闭的产业价值链过渡到产业生态圈。

此外，从组织行为学的研究领域来看，积极组织行为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积极组织行为学是为提高工作绩效，对心智能力进行测量、开发及有效的管理，并以员工的积极活力为导向的应用学科。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畴包括信心、希望、乐观、幸福感及情绪智力等。研究表明，这些因素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离职率、工作绩效等均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积极组织行为学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积极组织行为学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可以预见未来的研究将会综合考虑各层次的影响因素，真正将个体、组织和社会系统有效地连接起来，从而体现出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深远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和不断突破，行为科学研究已经来到了认知神经科学时代，不再满足于只采用常规的问卷调研等方式来获得相关性的数据结果，而是尝试采用行为测验与神经科学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更客观的因果性数据结果。学者们普遍认为，应用神经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可以打开大脑的“黑箱”，从而揭示人类行为表象背后的深层机制，往往能更加精细地刻画人类内心真实的心理活动。对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来说，神经科学是一把“利器”，倘若运用得当，可以深入探究很多之前无法获得答案的问题。10多年来，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已经逐渐应用在管理学的几大核心研究领域，为研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应用神经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手段开展管理学研究具备的重要战略意义，为传统的管理学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提供可能。

2.广度方向的发展

近年来，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有向更广的范围发展的趋势。除了研究组织结构与行为、组织中的利益团体、权力系统和政治行为、组织文化、组织发展和变革管理等，组织行为学在广度上更加关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行为和相互关系。这里的“环境”是广义的，包括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如企业的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所在社区、政府机构等）。西方学者提出的组织生态学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则是把组织放在一个生态系统内来研究整个系统内各组织之间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因而不仅可以预测某个组织的绩效和命运，还可以预测整个生态系统的绩效和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行为学所关注的场域日渐广泛。在互联网时代，工作与家庭边界更加模糊，员工通勤带来的角色转换失灵的问题和对家庭领域的渗透问题受到关注，员工利用业余时间体育锻炼对工作压力和工作绩效的影响问题也频繁被提及。同时，组织行为学开始关注处于特殊生活压力之下的员工。例如，承担慢性病老人家庭照顾义务的员工，处于生育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员工。

另外，组织行为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将会进一步加强。以前，组织行为学的发展一直得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持。组织行为学与复杂性科学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复杂性科学是人类在探索日益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它包含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论、超循环论等新科学理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复杂的大系统。组织行为学中研究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针对一个系统的，如群体行为、群体决策、群体知识的创造、群体创新、组织学习、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中集权和分权的平衡、组织的演化、组织的变革等。因此，把复杂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中是一种趋势。同时，组织行为学与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也受到关注。

除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趋势外，组织行为学更加强调应用性的要求，特别是与人力资源管理这样的应用性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还有与人工智能领域交叉的人机工作协同等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