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的中学生活

1972年2月，我小学毕业。以居住地划片就近分配入学，升入CQ市第20中学（后为CQ市育才中学）读初中，分在初74级12班。3月份，我以小学学生干部的身份，又一次被初中的新班级选为班长。

CQ市第20中学，是中国教育家陶行知1939年7月，创办于重庆合川县草街乡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创办之际，育才学校就经受了抗日烽火的洗礼。当时在学校聚集了大量的全国知名文化人士：茅盾、贺绿汀、陈烟桥、艾青、翦伯赞、章泯、郭沫若、戴爱莲等在校任教。1945年秋迁至沙坪坝区的红岩村，1947年部分师生迁上海。

建国后的1950年春，育才学校留渝师生迁址至JLP区谢家湾，更名为“重庆育才中学”。1953年人和中学并入，并按统一编号更名为“CQ市第20中学”。1978年被SC省教育局确定为首批省属重点中学，1981年恢复校名为“SC省CQ市育才中学”，1997年更名为“CQ市育才中学”，成为CQ市的重点中学。

中学和小学存在很大的区别：小学主要学习基础课程，而中学则学科知识更加系统化，难度也比小学大得多；小学的学习依赖老师的安排，而中学则要求学生更加自觉主动地学习；小学老师注重使用直观教学手段，学生被动接受，而中学老师则更注重引导学生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更强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学生与小学生也大不一样，小学生的生活通常由家长全方位照顾，而中学生身体机能逐步健全，需要开始培养自己的生活能力。在心理特征上，小学生的学习主要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中学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强烈，具备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按照“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改革”的教学理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那时的中学学制实行了“二·二制”（初中、高中各二年）。当时的课程设计比较简单，对系统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合并，注重实用知识的讲解，学科的基础知识有删减削弱。课堂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课时也大为减少。老师管理也相对粗放，认为中学生的自律能力足够强的观点有点超前，反正课堂学习讲自觉，考试更是少之又少，还一律开卷，课外作业也很少。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学习的动力。想学习的学生埋头读书，可以自由地与各科老师频繁请教交流；对爱玩的学生，则放任自流，由着性子玩，学习成绩形成了两极分化。

当时第20中分为英语班和俄语班，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有16个班。1至8班为英语班，9至16班为俄语班。我们12班的外语课，学的是俄语。

俄语是我中学所有科目中最差的一科。俄语成绩差，有自己努力不够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外语学习的环境不好造成的。

我们班教俄语的是一名中年女老师。开学上第一节俄语课的时候，有个学生上课偷看小说，被老师发现收缴。可能那本书是借的，学生非要讨回，造成了冲突。闹到学校教务处后，学校还是把收缴的书还给了学生。

俄语老师从此上课便走过场，举书本遮脸讲课，也不管下面学生干什么，对教室里乱哄哄的象自由市场的现象听之任之。后来上俄语课的时候，少数不想学俄语而又胆子大的男生，干脆从窗子翻出教室，溜号到操场去打篮球；一些对俄语兴趣不大的女生，则在课堂上织毛线衣、看小说；而想学俄语的同学，经常听不清老师的正确发音，搞不明白讲的内容。受此影响，我的外语成绩一塌糊涂，以至于在十五年后我都参加工作多年了，还重上夜校补习了英语，才被评上了工程师职称。

因为上课非常轻松，也有相当充裕的课余时间。每天放学之后，我放下书包，还是相约同学或邻居玩一阵。但晚上上床后，必然要捧一本书在手看上几页，然后才睡觉。为此，我的枕头边总是放着几本书。所以，我的语文成绩一枝独秀，历史、地理也名列前茅，数学还勉强可以，物理、化学成绩则一般般，但最怵外语课，偏科有点严重。

被称为“书生”的我，阅读与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渐渐养成了内敛含蓄的性格。

从中学开始，我受到徐特立的名言“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影响，读书看报时开始记笔记，以增强阅读的效果。开头只是在书本或报刊杂志上圈点勾划、标示重点，体会立意构思，揣摩布局谋篇，摘抄警句格言，欣赏妙词佳句。进而在书本边角空白处作批注，写出自己的理解、体会和感悟。后来又用作业本摘录一些需要请教的学习难题和老师的解答。偶尔也写读后感，字数不多，有感而发，包括日常见闻，对某些际遇的好奇、疑惑和个人感受等等，内容五花八门，自由自在，没有什么章法。

随着边读边记的积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尤其是每年3月5日全国学习雷锋活动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于是就模仿《雷锋日记》开始记日记。但限于思想认识和写作水平的限制，有记的内容时天天记，没有什么可记时就写周记或月记，更多的是几个月总结一次，并未逐日记录。由于太随意，严格说都算不上日记，只能算是笔记。

但随手记笔记就这样从学生时代断断续续坚持到下乡当知青、入伍当兵和进工厂参加工作。直到上世纪90年代，家里买了电脑，我因为工作学习太忙，嫌在本子上动笔记笔记麻烦。就在电脑上建了一个专题文件夹记录日常。从此写作、编辑、保存、使用方便了很多，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再后来，由于数次搬家，那一堆长年束之高阁的陈旧笔记本，不经意间被清理出来和废旧书报一起当废纸卖了，造成原稿散失没有保存下来，甚为可惜。

好在我买了电脑后，曾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对旧笔记本按编年体的体例进行过一次整理，将一些重要的内容摘要作为备忘录而录入了电脑。当时只是用常识思考问题，并非有先见之明，这才使多年前的那些努力勉强没有完全白费。

刚上中学的那年，父母在我的生日时，给我买了一副乒乓球拍。那时我就读的第20中初中教学楼旁边的空地上，修有10张水泥乒乓球台，那里是同学们课余时间的好去处。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我早早收好书包，与暗中有约的几个同学眉来眼去、传递眼色，只待下课铃一响，大家便箭一般冲出教室去，和喜欢打乒乓的其它同学抢占球台，然后打乒乓球直到天黑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吃饭。好在那时没啥课外作业，如今的学生们学习负担之重，是没有条件充分享受我们当时那种运动的乐趣的。

初中两年半的学习，就这样在轻松散漫中一晃而过。1974年7月，我初中毕业。9月升入同校读高中，我又被选为班委学习委员。

高中第一学期，学校遵循“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教学理念，按照“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教学惯例，执行“开门办学”的办学方式。学校在课堂学习之外，又把学工、学农列入教学计划，分别与工厂和农村挂钩建立了学工、学农基地。

同学们开学后刚刚熟悉了新的学校环境，认识了各科老师，学校便安排十五六岁的少年新生们，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各班分别到附近的几家工厂参加了学工劳动，时间为一个月。

我们班到的是国营重庆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规模不大，三线建设期间由上海内迁来渝，地址在石坪桥，离杨家坪很近。

正式的“学工”是1974年国庆节假期后开始的。重庆矿山机械厂先在工厂礼堂开了一个欢迎会，工厂的领导和学校领导讲了要求和纪律。然后，全班同学被分到工厂的几个主要车间，跟着工人师傅一起学习劳动。老师和同学每人发了一张临时通行证和若干饭菜票，早晨8点到厂上班，中午在工厂职工食堂就餐，晚上与车间工人一起下班。班主任每天与工厂人劳科的师傅到各个车间巡查，了解学生的状况，解决同学们遇到的困难。

我被分配给一个做摇臂钻车的师傅学习，其它同学有的跟元车师傅，有的跟铣车师傅，有几个女同学分配到了钳工组。工人师傅们教我们学识图，让我们观摩他们操作机床加工零部件和机床保养。

机床操作是有规范的，需要正规的培训，获得专业的技能证书，才有资格上岗作业。所以车间一般不让同学们碰机床设备，大家只能给师傅们打打下手，递一递工具，做做清洁打扫卫生，但可以参加车间每周的学习会、所在生产小组每天的班前会等等，粗略了解了一些国营工厂的运行机制。

工人在社会上被称为“老大哥”，是当时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职业。我在工厂一个月学工劳动的收获是获得了工人师傅“朴实”的评语；最大体会是提前感受了当工人的感觉，一个字——“爽”。

11月上旬，离开学工的重庆矿山机械厂回到学校，我们总算安稳地坐到教室里开始上课，我又可以名正言顺的当“书生”、“啃”书本了，学习生活进入了正轨。

1974年12月27日，我在重庆第20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五四青年节，又被选为年级共青团支部宣传委员。共青团组织在课余要组织一些学习、宣传、文娱活动和志愿活动，每年的5月4号，要组织青年节的纪念活动；11月27号，还要组织团员参观红岩村或到烈士墓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春秋两季，也组织团员青年到南温泉或北温泉等风景区进行郊游活动。

当年学校新建了八个标准篮球场，建筑单位的工人师傅忙碌了好几个月。学校共青团发出号召，组织志愿活动，团员们踊跃参加义务劳动。记得年底好几个星期天，我们共青团支部组织团员参加了敲石子的义务劳动。

篮球场修好后，篮球运动立即受到追捧。高年级各班，便经常自发举行班级间的篮球赛。形式也很接地气，一般由两个班级的班干部或团干部，在课间先口头约定好，在学校的告示栏贴一张通知，放了学后，班上爱好打篮球的同学组成一个队，轮番上场参加比赛。场上没有裁判也没有教练，只有两个手持粉笔的同学在一张小黑板上划“正”字记分。罚球、记时等等一切均约定俗成，比如，任何一方只要吹响一声口哨，就可以换人；“咚”的一声铜锣敲响，比赛就会戛然而止。

比赛的水平并不重要，重在参与才是真谛。大家都挺投入的，偶尔一招一式也玩出观赏性：运球、过人、传球一气呵成，三大步腾空而起，投蓝、灌篮、扣蓝干净利落，倘若遇到某些场次球场边观战的女生比较多的话，那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的“选手”们为获得摇旗呐喊的女生们清脆的喝彩，竞相表演“高难动作”而摔得鼻青脸肿是常有的事，这是老实话。

高一上学期，我们大概上了4个月的课。教室里的板凳都还没有坐热，下学期又走出教室，联系实际去了。

1975年寒假后返校，学校安排高中各班分批到“农村分校”轮流学农劳动半年。我们年级16个班，分两批学农，每批8个班。我是班干部，被派出打前站，和年级其它班的几个学生干部一起，在老师带领下提前一周到我们学校的农村分校（位于伏牛溪的五七干校），协助老师安排大家的食宿。

伏牛溪五七干校位于袁茄公路旁边的一条小溪沟旁边，离长征机器厂不远。干校有好几个相距不远的建筑群，田地分布在一片起伏的丘陵中，还有一片很大的果园。宿舍是几排平房，围成一个很大的院子，大家以班组为单位睡大通铺。院子旁边还有一个猪圈，学校安排了几个同学专门喂猪。食堂在相距80余米的另一个大院里，每个班抽调一个同学组成炊事班为大家煮饭。

高一下学期的学农劳动锻炼，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过集体生活。

农村分校的作息时间按照课堂学习与学农劳动各占一半的原则安排，课堂教学以一次4个班，在干校的大会议室轮流上大课。学生每周上三天课，课堂上多是讲授农林实用知识，课后布置的作业，通常是结合劳动实践写心得体会；学校老师还来干校举办讲座，主讲时事政治。

每周的其余三天，由学校老师和干校职工带领同学们参加田间劳动。每次4个班分批前往，其实所谓劳动并不干重活和技术性强的农活，无非是锄地、拔草、浇水等轻松的活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大家一点都不觉得累。田间地头常常欢声笑语不断，很是放松，形同儿戏。不过，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普遍食量大增，感觉每顿定量的饭菜有点不够吃。

晚上，学校经常组织文娱活动，有文艺爱好的同学自带乐器，自编节目，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很是热闹。天气暖和后，学校还在当地的水库组织了一次游泳比赛。

周末休息一天，同学们相互邀约，三三两两到堰塘自己洗衣服。我们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有小说，但小说只能偷偷看，同学之间也交换着看。

学校每月安排专车接送同学们回家一次。同学们便带来一些咸菜、肥皂、换季衣服等日用品。因为离家不是很远，没有感觉什么不方便。

1975年7月，我们结束了学农，也结束了高一学年的学习。暑假后，学生们终于回到学校教室，总算开始正常的上课了。

在高中阶段，高二的第一学期基本上是在课堂上课，老师对课堂教学重视度明显提高了，课堂测验也多了一些，还举行了一些闭卷考试。甚至还有老师给同学们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理念，激发了学生们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兴趣。我如鱼得水，更是发奋学习，暗暗刻苦读书，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普遍高涨。

高二的下学期，学校又安排各班学生结合社会实践进行学习，我们班被安排学习中医。这次社会实践与高一学期的学工学农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没有停课离开学校，还是以文化学习为主，只是每周学校专门安排一个半天，上中医知识课。

中医是国粹，中国人了解一点中医知识也未尝不可。可惜我们浅尝辄止，并没有学习传统的中医理论，也不研经络、诵脉诀、背汤头、识药理、学配方，又不练推拿、扎银针……只是在课堂上对照书本辨识常用中草药。

老师还安排时间，带领全班同学走出书斋，走访九龙公社的赤脚医生。中年赤脚医生将一大堆中草药摊开，一件一件的讲特征，讲药效，讲用途。学校还利用星期天，两次组织我们到北碚和南泉的大山上采草药，制标本。三个多月的中医学习，意外的收获是我认识了一些常用的草草药。

1976年7月18日，学校举办了高七六级学生的毕业典礼，我高中毕业，十年的学生生活就此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