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说明
方证，是方的主治，是安全有效地使用本方的临床证据。方证相应是经方医学的核心思想。这是本教材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
方证相应的思想可见于《伤寒论》。宋本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并有“桂枝证”（166）、“柴胡证”（101）等提法，其中“桂枝不中与之”（16）、“柴胡汤不中与之”（98）的说法，映射出方证相应的思维方式。隋唐名医孙思邈也认识到方证相应的重要性，《千金翼方》对《伤寒论》的整理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他说：“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对，须有检讨，仓卒易知。”宋代伤寒家朱肱对方证相应思想做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将方证简称为“药证”，他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并指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
清代以后，方证相应思想越来越受到医家的重视。如喻嘉言将方证相应思想通俗地解释为“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并针对明代医学的偏弊，提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的口号，在当时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喻氏之后，伤寒家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高度评价方证相应的思想，认为“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论翼·阳明病解第二》），其《伤寒来苏集》的编集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揭示了《伤寒论》方证相应的思维方式，这种编辑方式是开创性的。
清代名医徐灵胎对方证相应说的阐述则更为深刻。他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这里的“方之治病有定”，就是方证相应。徐灵胎还说《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盖误治之后，变症错杂，必无循经现症之理”。根据这个认识，《伤寒论类方》的编辑忽略六经分类，“不类经而类方”，将《伤寒论》方分为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等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 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而更加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证施治，与仲景意无不吻合，岂非至便之法乎？”在《伤寒论》的聚讼纷纭之中，类方法确是“芟除藤蔓之一术”（《四库全书提要》）。清人俞东扶亦评曰：“简洁明净，以少许胜人多许。”然而，这些评价尚不足以说明《伤寒论类方》的真正价值。方证相应是经方应用的重要方式，方证稳定、客观、具体，有其他辨证方法所没有的优点，可以说是经方医学的核心思想。其对《伤寒论》方的分类，与其说是113方组方特点的归类，倒不如说是“方证”演变规律的示范。以《伤寒论类方》为代表的研究思路，是经方方证研究的典范。徐氏以后，有王旭高（1789—1862）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1927）、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的《伤寒论方解》（1959），以及近几十年出版的《伤寒论汤证新解》（1983）、《伤寒论方运用法》（1983）、《伤寒论方证研究》（1984）、《伤寒方证识》（1987）、《伤寒论汤证论治》（1989）、《中医十大类方》（1995）等，均采用了类方的研究方式。类方法比起从六经、八纲、脏腑、治则、治法等角度来讲解经方，更能精准地熟悉方证，利于读者更快地理解方证相应的思维方式。因此，类方法更为实用，更便于初学。本教材也是沿袭这种思路的成果。
提倡方证相应思想的不仅在中国，与徐灵胎同时代的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对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更为推崇，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方；其于证变也，一病万方。”其著作《类聚方》只述方证，不及方义药理，识证更重视实证，临证擅长运用腹诊，强调方证相应近乎过激，但学术个性鲜明。日本近现代的汤本求真、大塚敬节、矢数道明、龙野一雄、藤平健等，都在方证相应的思想下做了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在经方与现代医学的融合上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近现代的中国，方证相应说仍成为许多医家的临床指导思想。曹颖甫、祝味菊、恽铁樵、陆渊雷、包识生等医家，在中医处在危急存亡之际，开展方证研究和教学，为保存和传承经方医学做出贡献。现代名医叶橘泉、胡希恕、岳美中、刘渡舟等，不仅临床擅用经方，更坚持为方证相应思想的传承和推广助力。叶橘泉说：“方证学是仲景学说的核心。”“仲景之所以以方名证，是便于后人学习辨证论治的捷径。”“方证结合，既便于青年人学习，又便于推广，普及群众，对振兴中医不无裨益。”胡希恕说：“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辨得正确。”（冯世纶，胡希恕.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刘渡舟先生在晚年撰写《方证相对论》时说：“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朱章志，李赛美.经方临床应用与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岳美中说：“仲景《伤寒论》言证候不言病理。证候是客观存在的，至今已1500多年，证候不变；出方剂而不言药性，由实践而来，有是证，用是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万古常新。”（《岳美中论医集·钻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做到古为今用》）
综上所述，方证相应的思维方式始于张仲景，其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和实践，已经成为中医临床医生应用方药的又一种思维方式。本教材将通过70余首经方方证的描述，去展示经方相应的思维方式，也希望学员学习和掌握这种思维方式。
本教材的编写特色如下：
（1）关于类方法：本书处方编排归类沿袭了传统的类方法。其归类的原则有三种模式：一是以方中主药归类，如白虎汤归石膏类方；二是以方名中有某药，将该方归于某类方，如黄连汤；三是效用类似或一致者划归一类。如果暂时无法归类的，列入其他类。经方的数量很多，从便于教学的角度出发，本教材只是挑选了其中比较常用的77首，因此归类也是不全的。有兴趣和有能力的读者，还可以继续阅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文以及相关资料，以充实完善自己的经方诊疗体系。
（2）关于经典原文：本书对经典原文的解读，没有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释，也没有沿用常用的六经、脏腑、经络理论，而采用直白的描述法，将经典原文立体化、场景化，将方证所含的病理机制形象化、拟人化，力图建立形象。
（3）关于经方的现代应用：鉴于现代医学的诊断已经普及，现代医学病名的国际认同度高，确认经方的现代主治疾病谱，是现代经方应用研究的重点。经方与某些现代疾病的对应关系得到确认，将大大利于经方与现代临床的衔接，可以推进经方与现代医学的融合。本教材做了初步的工作，每首方推荐了一些适用的现代医学病名。
（4）关于方证的病机：与现行通用的脏腑辨证不同，方证相应更偏于直觉思维，重视中华民族几千年使用天然药物的经验，方证就是这种经验的结晶。经验性强的这一特性，使得经方方证说理不多，正如岳美中所说：“仲景的书，最大的优点是列条文而不谈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理，让人自己去体会，其精义也往往在于无字之中。”（《岳美中经方研究文集》）所以，本教材忽略了方义和病机的分析，而重在描述每张经方的主治，特别是那些客观性比较强的体征和症状。爱因斯坦办公室里的一个牌子上这样写道：“并非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说得清，也并非所有说得清的东西都重要”（《迈尔斯直觉心理学》）。对临床医生而言，临床疗效是必须追寻的第一目标。
《伤寒论》《金匮要略》有方260余首，后世方证比较明确的名方更多，本教材所选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应该是常用的经方。也就是说，本教材不是经方的大全，但是可以通过本教材了解经方方证的大略，特别是掌握了经方方证相应的思维方式，可以开展对后世方、时方、经验方的方证研究，这也是本教材的目的所在。
经方方证的识别是一种能力，其中需要有相对丰富的临床经验，当然也需要临床反复的观察与总结，给予充分有效的训练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经方方证识别能力训练的第一步，本教材是经验的总结，是形象的描绘，需要学员多加记忆，只有贮备充分，才能在临床实践时随时提取，才能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姚一中、杨大华两位老师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经方方证》编委会
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