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版序

据阿瑟·库斯勒的说法，科学革命的领导者（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推翻中世纪的宇宙观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明确表示，这并不是在质疑科学取得的巨大进步。他的观点是，科学进步远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理性进步过程，而是不稳定的，往往是偶然的——一个杂乱无章、脱节的事件，非理性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库斯勒批判的不是科学，而是流行的“科学神话学”：

科学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沿着直线上升的一种清晰而理性的发展；事实上，它走的是一条曲折的之字形路线，有时几乎比政治思想的演变更令人困惑。尤其是宇宙理论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集体性强迫症和受控性精神分裂症的历史；一些最重要的个人发现到来的方式令人觉得更像是一位梦游者而不是一台电脑的表现。

库斯勒批评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科学在人类活动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典型的理性活动。但实际上，真正非理性的是相信科学独具理性的信念。

如果说这是1959年《梦游者》出版时发出的挑衅性信息，那么今天更是如此。库斯勒批判的神话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在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进化论的一场辩论中，一群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公众人物（其中没有多少是从业科学家）鼓吹一种信念，即科学可以将人类从无知和压迫的古老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丹尼尔·丹尼特和理查德·道金斯高调宣扬的信条：如果我们将科学方法应用于我们的问题，世界就可以得到无限的改善；科学不仅仅是一种使我们能够掌控世界的工具。科学是人类理性的最高体现，也是人类自由的钥匙。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对科学的信仰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与这本书首次出版时许多人的假设相反，世俗化并没有发展到科学已经驱逐了所有其他类型的信仰的地步。在普遍崇敬科学的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也出现了强大的复兴。数以百万计的人拒绝接受流行的科学世界观，即宇宙没有目的，人类这种动物是全局中无关紧要的意外事件。然而，即使是这些宗教信徒，也经常坚持服从科学的智力权威。特创论者和智创论的支持者与其说拒绝科学观点，不如说是设计了科学的替代版本。这些替代方案是伪科学（对真实事物的粗劣模仿）并不是问题所在。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反对当前科学世界观的人感到被迫用科学术语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通过揭开科学革命的神秘面纱，库斯勒向现代人对于科学的敬畏（这种敬畏要根本得多）发起了攻击。他认为，就像艺术和宗教一样，科学发现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表达——并没有更理性。现代科学远非理性对迷信的胜利，而是信仰和魔法的副产品。“启迪和迷惑，富有远见的洞察和教条式的盲目，千年的痴迷和自律的双重思想（double think）——我们的故事试图追溯的这个困惑混沌的状态，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警示故事，告诫人们警惕科学的傲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基于科学的哲学观的傲慢。”科学革命的缔造者不是反对蒙昧主义的英雄战士，而是几乎不自主地发现真理的思想家。库斯勒驳斥了流行的观念，即科学代表自由，教会代表思想压迫。他把科学革命的缔造者描绘成狡猾的，有时是懦弱的人物，一度将他们称为“道德侏儒”。他对科学主义神话中的原型人物哥白尼和伽利略尤为苛刻，将他们与占星家、神秘主义者约翰内斯·开普勒——书中真正的英雄——进行了对比。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库斯勒保留了对开普勒的钦佩。这位17世纪的德国数学家试图提出一种世界观，将信仰与理性、科学与形而上学、物理世界与生活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这是库斯勒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追求的一种难以找到的综合。库斯勒190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富裕而有教养的犹太家庭。在目睹了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后，库斯勒投身于行动，成为前线组织的特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过着危险的生活，于西班牙内战期间被佛朗哥的部队俘虏，并作为间谍被判处死刑。在牢房等待处决期间，他有了一次神秘主义经历，这让他确信，迄今为止他赖以生存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个错误——他将这一改变生活的事件写进了他强有力的小说《中午的黑暗》（1940年）。最后一刻的囚犯交换拯救了库斯勒，他将余生投入到试图构建一个可以解释他所经历的事情的思想体系。他探索了生物学中的不同见解，并形成了对超心理学的终生兴趣，他在科学的边缘地带奔波，寻找一种将所有人类经验统一成一个有序整体的观点。后来他患上了帕金森病和白血病，1983年在与妻子的联合自杀中死去，他捐出了大部分财富，用于资助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

在某些方面，库斯勒对科学革命的修正论解释反映了他对政治的参与。他严厉地批评了将早期现代教会类比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传统看法。即使是宗教裁判所也远远没有达到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观察到的知识压制的程度。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教会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迫，从未达到过可与以纳粹德国的“科学”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恐怖活动相比拟的程度。由于库斯勒毕生都对所有形式的一神论表现出敌意，他对教会的同情描述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但他的实践使他明白：理应以科学为基础的运动可以像宗教一样傲慢，声称能辨别出一种可以适应所有人类经验的模式。这些现代运动甚至比中世纪的教会更愿意大规模地牺牲人的生命，以促进一个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

然而，库斯勒对这类体系的态度远不是简单的敌视。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它们提供的统一世界观的前景深深地吸引了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关于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们的部分，库斯勒描述了他们为其所吸引的愿景：“他的宇宙观的本质和力量在于包罗万象，统一和谐；它将宗教和科学，数学和音乐，医学和宇宙学，身体、心灵和精神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充满灵感、清晰、明亮的综合体。”和他们的创始人一样，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是数学教育的信徒，他们在数字和几何形式中发现了对隐藏秩序的暗示。库斯勒在西班牙监狱里等待死亡时经历了类似的幻觉。毫无疑问，他遗憾现代科学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对他来说，科学革命带来的根本性转变并不是从万物环绕地球的宇宙观转变为行星绕太阳运行的宇宙观。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原来的思维方式中，物理学和对事物目的的形而上学解释联为一体，而在新的思维方式中，科学只能解释物质世界的机械运转。结果就是“致命的疏离”——现代灵魂之战，在这种战争中，对知识的追求与对意义的追求相冲突，这是库斯勒一生都在遭受的。

如果库斯勒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对开普勒的批判性观点——就如《梦游者》中所呈现的对现代科学创始人的观点，一个原因是开普勒继续坚持类似毕达哥拉斯式的统一愿景。像毕达哥拉斯一样，开普勒的目标是通过与音乐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宇宙。支配行星运动的定律是和谐的。天文学是对球体之音乐的研究。开普勒并不是唯一一个将新天文学建立在古老的和谐思想基础上的人。正如库斯勒所指出的，新宇宙学的先驱们……把他们对自然的研究建立在一种神秘的信念之上，即这些令人困惑的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完全理性、有序、和谐的创造物。科学革命的其他领导人被这种神秘信仰的不同版本迷住了，例如，艾萨克·牛顿痴迷于炼金术和《圣经》解释。在库斯勒看来，开普勒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他的思想中，古老的神秘哲学与对世界的现代机械论理解的萌芽并存。但这种表面上的综合不会持久。正如库斯勒所指出的，开普勒新的毕达哥拉斯式的统一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隔阂，在我们看来，这种隔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改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开普勒认为几何学为造物主提供了一个世界的模型；但通过暗示上帝在创世行为中应用了预先存在的模型，开普勒实际上使神在智力上变得多余。如果宇宙可以用几何学来理解，为什么要假设上帝呢？现代唯物主义的萌芽隐藏在这位近代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

库斯勒钦佩开普勒，因为开普勒就像他自己一样是一个分裂的灵魂——他们两人在解决矛盾方面是相似的。正如这位德国占星家和天文学家一样，库斯勒能够将他对某种形而上学信仰的需要和一种拒绝信任任何事情的探索性智慧调和起来。为了寻找一条走出现代科学描绘的机械世界的道路，他转向了对巧合和飘浮（levitation）的研究，还有拉马克生物学和超感官知觉，与蒂莫西·利里一起服用了迷幻药物，并在印度和日本与非西方神秘传统进行了一次激烈但无果的邂逅。他在一生中几次目睹了人类根深蒂固的对破坏的喜爱，为之感到绝望，于是考虑了一种治疗攻击行为的生物化学疗法——一种他曾如此敏锐地批评过的科学崇拜的戏仿版本。他总是在对立的冲动之间摇摆，无法实现他渴望的一元愿景。

通过仔细研究科学形成的决定性时期，《梦游者》表明，科学进步不是在一个知识逐渐增加的稳定过程中——就如许多人想象的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零星的智识改进——发生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剧变。几年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3年）出版，并因在大众思维中引入了范式转变的概念而变得闻名。与它相比，库斯勒的开创性研究更有说服力地捕捉到了科学的动荡现实。库恩这本被过誉的书只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脚注中提到了库斯勒。库斯勒由于在科学边缘和更远处的远足而不受信任，在科学观念的范式转变方面，他从未被给予应有的承认。

然而，正是库斯勒打破了科学是一个不断理性进步的过程的现代神话。他的方式是让这一神话直面历史现实——著名人物与政治、魔法、宗教发生混乱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实际上孕育了我们所知的现代科学。他以一个无法找到信仰的信徒的热情和一位伟大小说家对生动而戏剧性的细节的敏锐眼光来写作，对现代精神中的冲突进行了经典的研究，这种研究具有一种持久的力量，今天仍然可以使我们震撼、不安，让我们受到启发。

约翰·格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