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村上春树的创作背景
复制村上春树
三十多年来，我持续阅读村上春树，大概把他在台湾出版的中译本都看了，还有一些原本以为不太可能会有译本的，也就多花一点时间直接读了日文版。例如他写音乐的文章，关于爵士乐和古典音乐。
读村上春树最大的乐趣，在于书中藏着的各种“下一步做什么”的暗示，甚至指令。这里出现一段音乐，那里出现一本书，于是一边读着一边就想：“嗯，那就去把舒伯特找出来听听吧！”或：“等我读完这段就来读读《魔山》吧！”
那是一种奇特的阅读经验，和平常读书，专心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的经验不太一样，毋宁说比较像是在书中游逛，逛到这里会分心想去做点别的事。一面一面的大橱窗展示着不同的物件，让你犹豫思考，是要继续走下去，还是停下来走进这个店家？
而且我清楚知道这种“分心”，是村上春树书中本来就内建的逻辑，不是因为我这个读者特别不认真，也不是因为他这位作者缺乏能力写出让人可以认真读下去的文字。他的小说，站在这样的游逛式基础上，因而很不一样。
不过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也会有特别的困扰。
其中一项困扰，是他的小说在台湾曾经有过众多模仿作。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突然冒出来一大堆当时被称为“新人类小说”的作品，里面充斥着“赝品村上”。很明显地，这些作者都读村上春树，被他小说中的气氛、腔调吸引了，所以下笔一写就写出这样的东西。
可是他们的“赝品村上”，很容易让人看出马脚，马上明白了他们是怎么读村上春树的小说的。他们似乎都可以不去注意到村上小说里藏着的各种暗号、暗示，从来不走进村上小说大街上开设的种种商店，去看看里面究竟真的摆放了些什么；他们轻易就被大街上一种灯光气氛眩惑了，将橱窗里展示的，不管是舒伯特、戴维斯、钱德勒还是托马斯·曼，都只当作是这气氛的道具，就这样走过大街，然后回家在自己的书桌上幻想复制一条那样的大街。
他们是村上春树太认真又太草率的读者。太认真，因为他们很用力地阅读村上写出来的文字；太草率，因为他们没有兴趣追究村上铺陈的各种符号的确切内容。因此他们自己搭盖出来的大街，如此扁平，像是电视剧里的拙劣道具布景，街道两边的橱窗都是假的，随便贴几张照片，连橱窗中的物品都不堪细看，当然就更没有可以供人进入游逛的店家了。
我极度厌恶这样没有景深的小说作品，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写了文章批判这种现象，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的印象里，总以为我是讨厌村上春树的。
不，我没有讨厌村上春树。比较接近事实的是，村上春树对我，一直是困惑的谜题，吸引着我不断思考、不断试图解题。
最畅销的小说——《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会是村上春树最畅销的小说，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但是《挪威的森林》在日本一上市就大卖几百万册，累积至今超过了一千万册，无可避免在我心中引发了问题：“为什么一本如此哀伤的小说，可以在一个逃避哀伤的时代里，变得如此热门？”
《挪威的森林》一开头，铺陈完了飞机上的回忆情景后，立即出现的是一口井。“井在草原尽头开始要进入杂木林的分界线上。大地忽然打开直径十米左右的黑暗洞穴，被草巧妙地覆盖隐藏着。周围既没有木栅，也没有稍微高起的井边砌石。只有那张开的洞口而已。”
这是真正的开端，也是整部小说的核心隐喻。我们的人生，至少是小说主角们的人生，就是一段走在有着一口隐藏的井的草原上的旅程。他们之所以成为小说的主角，之所以一起发展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因为他们都在无从防备的情况下，掉入了那可怕的井。
直子形容了掉入井中的可怕：“如果脖子就那样骨折，很干脆地死掉倒还好，万一只是扭伤脚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尽管大声叫喊，也没有人听见，不可能有谁会发现，周围只有蜈蚣或蜘蛛在爬动着，散落着一大堆死在那里的人的白骨，阴暗而潮湿。而上方光线形成的圆圈简直像冬天的月亮一样小小地浮在上面。在那样的地方孤零零地逐渐慢慢地死去。”
这其实也就是直子自己生命的描述。在她无从防备的情况下，青梅竹马的情人木月突然自杀了。没有遗书，没有解释，就这样死了。直子被抛入那大声喊叫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井里。她仅能得到的一点安慰，来自同样因为木月之死大受打击的渡边君。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是困守在井底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绝望的哀伤。
玲子姐是另一个掉入井里的人。她比直子幸运又比直子不幸。幸运的是她曾经被从井里救上去过。她遇到一个单纯的人，单纯到想和她“共同拥有心中一切”的男人，她能够重新过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一次被救上来，无法保证不会第二次再掉下去，又是在无从防备的情况下，玲子栽在一个邪恶的小女孩手中，又掉入那可怕的井里。
在这样的核心角色之外，村上春树又加上了一个冷酷、现实、算计，根本无法或不愿体会人间爱情的永泽，和永泽身边偏偏没有办法算计、没有办法背叛自己爱情感受的初美姐，两个人之间无望的纠结。
小林绿的勇气
这些人物构成的关系，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人来读，为什么他们不会在阅读过程中，被那深深的哀伤冻伤，至少没有被逼退继续阅读下去的欲望？显然很多人读下去了，而且还愿意口耳相传呼唤别人也来读，这本书才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乃至社会事件。
难道是因为小说中另外一个角色，那个常常疯疯癫癫做出大胆行为、讲着别人不一定能理解的话的小林绿？只有她，身上没有沾染那份莫名其妙掉入井中的慌乱、失序与哀凉。
然则，在这样一群陷入井中挣扎着的人之间，小林绿是什么？或说，她有什么力量，不只介入他们的世界，还进而改变了这个世界原本的架构呢？
我相信书中有一段话，藏着重要的答案，那是收到玲子姐告知直子状况恶化的信之后，渡边在心中对着死去的朋友说的：
喂！木月，我想。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决定活下去的，而且决定尽我的力好好活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她（直子），我比她坚强。而且我以后还要更坚强，更成熟。要变成大人喏。因为不能不这样。我过去曾经想过但愿永远留在十七或十八岁，但现在不这么想了。我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少年了哦。我可以感觉到所谓责任这东西。木月你听好哦，我已经不再是跟你在一起那时候的我了。我已经二十岁了哦。而且我不得不为了继续活下去而付出代价。
“我可以感觉到所谓责任这东西。”这正是看来疯疯癫癫的小林绿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她从来没有逃避过活着应该要承担的责任，不管这责任看来多么不吸引人。她和姐姐两个人轮流看店、照顾病中的父亲。她很累，也很寂寞，会对渡边说：“我，现在真的累得要命，希望有人在旁边一面说我可爱或漂亮，一面哄我睡觉。只是这样而已。”但她没有逃避，也不是要逃避：“等我醒过来时，就会恢复得精神饱满，再也不会任性地要求你做这种无理的事了。”
相较于小林绿，小说中的其他角色，都缺乏这份活力，这份勇气，这份认定并选择坚强活下去、愿意为了活下去而付出代价的精神。这份精神感染了渡边，应该也就是这份精神撑住了这部哀伤的小说，让读者能不绝望地、保持兴味地一直阅读下去吧。
《挪威的森林》结束在这样一句话上：“我正从不能确定是什么地方的某个场所正中央继续呼唤着绿。”
我们谁都不能确定生命走到这一步究竟是哪里，没有把握下一步会不会就掉进那个草原的井里。我们需要勇气，我们也就自然地羡慕像小林绿这样理直气壮坚决活下去的人。《挪威的森林》写出了我们的懦弱，以及我们想要呼唤的勇气对象。
活下去的责任
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能够在《挪威的森林》里清楚读出这样的讯息，而是穿越三十年的时间，穿越许多村上春树的作品，让我对于小说中的关键词愈来愈敏感，也愈来愈有把握。
“我可以感觉到所谓责任这东西。”尤其是活下去的责任，以及对抗命运条件的责任，这是三十年来没有从村上春树的小说追求中离开须臾的主题。他在不同的小说中，用不同手法，探索这个主题的不同面向：我们对于自我行为的责任、对于过往记忆的责任、对于依照命令从事的责任、对于幻想/梦想的责任，乃至于对于命运与宿命态度的责任。
最直接、明确展开这一责任主题的小说，是《海边的卡夫卡》。《海边的卡夫卡》的小说概念，建立在叶芝的一句诗上：“责任始自梦想。”对村上春树而言，决定你的不是你吃了什么，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想了什么，甚至是你梦想了什么。你做什么样的梦，你怀抱什么样的梦想，比其他一切更真实地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你就不能只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必须进一步对自己所梦想的负责。
而且唯有愿意对自己的梦想负责，人才能勇敢地、强悍地决定自己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三十多年读下来，我很确定：村上春树是个死心眼的小说家。不管他写什么样的小说题材，一旦被他写了，那小说就带有浓厚的“成长小说”性质。不过，他写的，不是少年如何在社会中成长，懂得如何活在社会里；而是少年如何对抗社会而成长，认知自己的梦想，以及愿意为这梦想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所以他的小说里，会一直出现“勇气”“强悍”这样的字眼。在《海边的卡夫卡》里，乌鸦如此不容商量地告诉田村卡夫卡：“要做全世界最强悍的十五岁少年。”
这种勇气、强悍的追求，是成长的关键，村上春树如是坚持，而且坚持：这种勇气、强悍的追求，是人生唯一最重要的事，至少是小说碰触人生唯一最重要的主题。
写了四十年的小说，也就重复写了四十年少年成长的考验。在大长篇《1Q84》里，村上春树写的，还是青豆和天吾这两个人的成长：如何找到足够的彼此间的信念，勇敢、强悍地将自己从噩梦中解救出来。那个青豆，当她放弃自杀，决心一定要带着天吾离开那个噩梦世界时，她身上流着的，也就是和小林绿一样的血液，就算注定要掉进井里，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活着的责任。
村上春树真正创造的奇观，不是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销售数据，而是不懈、不停地书写了四十年成长奋斗经验，始终在少年与成人的边境上徘徊，拒绝正式进入成人的领域，作为一个执迷于勇敢、强悍活着的永远的少年。
大学时期的社会氛围
村上春树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对我来说，这真是件难以接受的事实。在我的印象中，村上春树一直都很年轻。
他出生于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八年进大学，当时他十九岁，比正常的情况晚了一年进入早稻田大学念书。早稻田大学是除了庆应义塾以外，另一所日本重要的私立大学。
日本的帝国大学系统，核心是公立的精英学校，例如最有名的“赤门”东京大学，主要目标在于培养政府官僚人才。从“赤门”毕业的学生，最优秀的通常选择进入外务省或通产省，类似中国的外交部、发改委，那是东大毕业生的正常出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培养人才的走向很不一样，庆应义塾是培养企业界人才的重镇，而早稻田大学则历来是文艺气息最浓的一所学校。
村上春树本来想念法律，想要考东大法律系，但是考坏了，没考上，一年之后，他改变主意，进了早稻田念戏剧系。他进早稻田的那年，是日本战后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入学没多久，就遇上日本战后最激烈的学生运动事件——一九五九年的“安保斗争”。
一九五五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长达十年的占领，美军总部退出日本。一方面，日本形成“五五年体制”，开始了自由民主党维持数十年的一党执政；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安保条约》。《安保条约》主要的内容，是由美国负责保护日本的安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投降时，已经同意“永久解除武装”。一直到今天，日本名义上没有军队，不可以建立军事化部队，只能设立“自卫队”。
日本国内曾经为了要不要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吵成一团，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宪法上规定的“永久解除武装”与“自卫队”的定义。一部分的人主张：“自卫队”只能用于自我保卫，绝对不能有别的用途，更是绝对不能离开日本国土。派遣“自卫队”去别人的领土上“维持和平”，当然是违宪的。可是也有另一部分人主张：宪法的精神是阻止日本将武力用于攻击，但日本还是有“自卫队”，表示将武力用于维护和平是宪法所允许的，参加维和部队并不违宪。
就是在日本不得拥有武装的背景下，产生了两次“安保斗争”。第一次“安保斗争”，发生在《安保条约》签订时；第二次，则发生在条约到期，要换约续约时。这两个时刻都在日本社会掀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抗议的对象是美国；抗议的立场，是《安保条约》让美国得以在日本驻军，破坏了日本的和平中立，日本变成了美国和苏联冷战对抗中的棋子，明显违背了战后日本要彻底“非军事化”的承诺。
这个立场后面有更复杂的情绪。《安保条约》使得日本继续维持美国从属国的位置，到了第二次“安保斗争”，战争已结束超过二十年了，日本却还无法摆脱美国控制、取得独立国家的地位，这当然是一件令日本人——尤其是战后才成长的日本年轻人——愈来愈觉得难以接受的事。
第二次“安保斗争”闹得比第一次凶，正因为抗争的主体是这批年轻的大学生。还有一项重要原因：日本经济已经复苏重建了，日本人也就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自信，对于国家独立地位的要求声浪，随之升高。
西化与反美的矛盾
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本的学生运动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学生运动的联动关系。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一代，对年长一辈的保守、封闭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反抗，从《休伦港宣言》开始，大学校园就成了青年愤怒革命运动的中心。在欧洲，学生运动则是延续了对于社会公平议题的关怀，和工人组织以及社会党、共产党保持密切互动。
在欧美社会，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站在最前端，发出最激烈的声音，将整个社会搞得天翻地覆。这样的外在环境大大刺激了日本青年。不过日本青年的抗争，比美国、欧洲要复杂、暧昧一些。他们不只要反抗掌握权力的上一代，还要连带反抗在自民党背后，掌握更大权力、真实权力的美国。极度矛盾与吊诡的是，美国既是他们要抗争打倒的对象，同时却也是他们反抗精神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来源。
日本经历了长久的军国主义统治，哪有什么反抗传统？再往前一点，虽有明治维新的年轻志士们为了“王政复古”而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安保斗争”那一代的大学生，对维新历史根本没有什么认识。美军占领期间，将“武士道”视为军国主义的根源，小心翼翼将所有和“武士”有关的内容排除在教育与媒体之外，甚至连武士道的精神象征——富士山——都绝对不能够出现在电影里。今日我们熟知的武士小说、维新小说，都是在美国人离开后才陆续写作、流行的。
那一代的日本青年，身上带着严重的精神分裂，一方面热切地拥抱美国、学习美国，一方面将从美国那里学来的反抗精神，用于反抗美国。这样的抗争，因而不会是单纯向外发泄的，必然带有反省内在、自我矛盾，乃至自我对抗的部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年纪比村上春树大一些，不过他同样是这种矛盾精神的产物。大江健三郎所写的日文，一般日本平民百姓是读不懂的，读来像是某种外文勉强、拙劣的翻译。大江的法文非常好，此外他还能读英文、德文，甚至俄文，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个在思想上高度西化的人。可是这样西化的人，却又要参与反对西化力量主要的来源——美国，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根本的困惑与困扰。
在这样西化力量矛盾纠缠的“安保斗争”中，村上春树又有他自己暧昧不明的特殊情结。村上春树进大学没多久，“安保斗争”爆发，在校园堂皇登场。他是校园里的新鲜人、菜鸟，加上慵懒、被动的个性，他并没有真正参与革命斗争。“安保斗争”是村上春树那个世代的日本人一生所遭遇最狂热的一场集体盛会，他就在现场，却又没有真正参与。
“安保斗争”的局外人
这种人有几项特色：第一，他见过大场面，对于革命热情爆发的状况，留有深刻印象。他们的运动，学习、模仿了西方所传入的斗争策略，包括封锁教室、强迫罢课，乃至于攻占行政中心，和镇暴警察对峙等等校内冲突，也包括走上街头，通过多重动员，形成足可以包围首相府的行动。这些，村上春树都亲身看过、经历过。然而，第二，在眼前轰动展开的革命激情和他没有直接关系，他从来没有作为局内人参与其中，他都是局外人，在场的局外人。这场运动在他心中刺激出了一份渴望，或许也有一份羡慕。
不过作为局外人，等到革命快速退烧时，因为他身上没有染上革命的英雄风华，没有参与在革命中留下最激情、最了不起、最浪漫的记忆，所以他可以很快地看出、承认革命的徒劳无功。活在革命风华记忆中的当事人，很难承认革命只是一时的，革命就这么消散了。
作为革命的边缘旁观者，村上春树怀抱着特殊的感慨。他是一个凑巧在场的局外人，如果时间早一点或远一点，例如大江健三郎当时已经脱离了学生身份，就算在革命当下很投入地支持这些学生，也没有办法取得那种临场感，不会有革命结束时的无奈感慨。
尽管年纪比较小，村上春树却比大江健三郎早十年或二十年看出了革命的徒劳。他就在那里，感受了所有的理想与热情，而且直接看到，甚至承受了革命的后果。作为一个在场的局外人、如此贴近革命的旁观者，他最没有自欺、否认的空间。你确切看到所有那些参与革命的学长、朋友在革命中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革命时他们在你身旁，革命后他们也还在，你近距离地看着他们、感受他们，当然不可能再将他们当作英雄，也就不可能再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作英雄事迹来理解、来记忆。
因为他和这一场革命的关系，村上春树的内在对于日本、对于那个时代，抱持着强烈的疏离感。我希望大家每一次读村上春树，不管读的是他的哪一部作品，都能记得这个背景。村上春树从一九七九年的《听风的歌》开始，一路走来四十多年，这个背景从来没有离开过。在这个背景之上，他建立了贯穿他的小说的几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