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实施海禁

大明帝国成立后，便实行影响深远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以及进行海外贸易，且作为一项祖训，要求后世子孙遵守执行。

为何会实行海禁政策呢？朱元璋是基于当时特殊情况才作出此项决定的。明朝成立初期，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盘踞在东南海岛上，势力不可小觑，朱元璋担心他们与沿海百姓勾结而内犯甚至引倭寇入掠，故限制私人出海革除隐患。同时，朱元璋还考虑到倭患一直难以断绝，虽然朝廷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倭寇威胁，但外交成效并不如意，倭寇时不时地进犯大明国土，而且还与大明有关人士勾结，造成祸害，令人烦恼；实行海禁政策，可以避免大明人士引狼入室的情况发生，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另外深层次的原因。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视野并不开阔，缺乏远见思维。他要发展的是农业经济，而对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并不重视，而采取重农抑商的策略。他想，我大明可是天朝上国，疆土辽阔，财力富足，无所不有，何须跟外国交易，倘若天下百姓纷纷出海贸易，实在是难以管理，还是让百姓们安安分分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就好了。

为此，朱元璋多次下诏申明海禁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下令禁止濒海百姓私自出海，主要原因是当时方国珍余党时常进行劫掠。后来，虽然方国珍、张士诚余党逐渐覆灭，但朱元璋仍然严厉海禁，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禁濒海百姓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时，申明禁百姓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主要是担心以出海捕鱼为借口，暗中私通倭寇，而禁止入海，可让倭寇没有水米接济，没有生意可做，最终撤退。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下诏让户部申明严格交通外番的禁令，并明确中国金、银、铜、钱、绸缎、兵器等物，不许出番，如果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的，将予以治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间使用外国的香料和其他外国货。可以说，海禁更具体更严厉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重申禁民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

由于实行海禁了，朱元璋索性将太仓黄渡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宁波市舶司、广州市舶司统统撤销。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始于唐，盛于宋、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然而，朱元璋对此不屑，懒得跟外国交易，直接让其关门大吉。

对于违反海禁的人，大明王朝则予以严惩。在颁布的《大明律》中对违反海禁的事项和适应的刑罚进行明确的规定。

《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自运到境外销售及下海的人，杖一百下；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死。而走漏消息、通风报信者，斩首。总体而言，刑罚挺重的，别以为杖一百下不重，其实会打得人皮开肉绽，往往是非死即残。

《大明律》还规定，凡官员及把守之人，与犯人串通夹带，或知情故纵的，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暗自允许货船私自入境，串通交易，遗患地方，以及引海寇出没，害我居民的，那么主犯将判以死罪，其他人员根据受财枉法情况定罪，并发配边卫永远充军。朱元璋十分厌恶贪官污吏，向来对贪官污吏进行严惩，而对勾结海寇的官员，惩处同样十分严厉。

大明王朝还禁止民间私自造船出海。《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及军民等人，擅自造二桅以上的大船，下海将违禁货物带往外国买卖，或潜通海贼，做其向导，劫掠良民的，主犯比照谋叛罪处斩，并枭首示众，全家人发配边卫充军。若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外国人图利者，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只是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一些番货，以及虽不曾造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私买贩卖苏木、楜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货物没收充公。二桅以上的船属于大船，适合远洋航行。禁止民间造二桅以上的船，可以避免百姓出远洋。这不愧是釜底抽薪的策略。

为更好地实施海禁，大明王朝还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迁界政策，即将沿海附近岛屿的居民迁入大陆，不让他们继续在岛屿居住，以防他们与倭寇私通。涉及的岛屿多达三十六个，限时日让居民内迁，不肯迁者死。可以说做得够绝的，为实施海禁，明王朝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因为岛屿没有了居民，反而更容易让倭寇占据成为巢穴。

朱元璋的孙子——明惠帝朱允炆继承皇位后，恪守祖制，继续推行海禁政策。

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放宽。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将侄子朱允炆赶下台，自己登上皇帝宝座。为此，他迫切需要将自己当皇帝的消息告诉各个国家，让各国认可他这位皇帝，于是对洪武时期制定的外交政策进行改革。一方面，命郑和率庞大的队伍下西洋，开创远航壮举；另一方面恢复了被其父朱元璋所撤销的市舶司，在浙江、福建、广东重新设置了市舶司，优待来使。此外，还设立四夷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教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翻译外国往来文书。

但是，朱棣仅仅是放宽了海禁，而不是废除海禁。他有自己的难处，毕竟他在“靖难之役”时，抨击的是朱允炆的“变祖乱制”，打的旗号是恢复祖制。他心里清楚，其实自己并不是法定的继承人，夺得皇帝大位的方式并不光彩，因此被不少旧臣认为是篡逆。为了体现自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他格外需要通过维护祖制来实现目的，因此要继续实施海禁政策。为此，朱棣刚即位时，就颁布诏令，指出近年以来，沿海的军民往往私自出海，与外国交往，强调今后不准许这样，否则有关部门将遵照洪武时期的事例进行禁治。第二年，他得知福建沿海居民仍然私乘海船与外国勾结，因此为寇，于是重申禁民下海，禁民间私造海船，原有海船需悉数改为平头船，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管理，防止海船出入。远洋海船一般为尖头船，而平头船不适合远洋，让百姓的船改为平头船，则没法远洋航行。不过，此后朱棣就没有再颁布海禁令，在执行上有所放宽，不像洪武年间每隔几年就颁布一次且严格执行。

此后的洪熙至嘉靖年间，历任皇帝大都继续恪守着海禁的祖制。

明成祖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又称洪熙皇帝。明仁宗实行比较保守的外交政策。他即位后就停止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将下西洋的船只调回南京，将带去的货物交到内府的仓库，将下西洋的官兵另行安排工作。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坐上皇帝宝座，改元宣德。宣德年间，明宣宗虽然举行了第七次郑和下西洋，但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下西洋花费太多，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此后便不再组织船队下西洋了。在对待外国方面，明宣宗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叛服不常，必须加以防范，并要求边防将帅厉兵甲、严守备，使之不能成为隐患。当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回国后不久，明宣宗下令申明海禁之令，强调要遵守祖制，指出关于私通外夷，大明朝已有禁例，但是近年来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船，假借朝廷公干的名义，擅自出海前往外国，扰害他国，或者诱引为寇，擒获后应置以重罪。各部门应张榜向沿海军民告知禁令，鼓励百姓揭发有关犯人，查实的予以重奖，可将犯人家财的一半奖励给他，而知情不告以及军卫和有关部门未加以禁止的，将一并治罪。可以说，这些海禁措施是十分严厉的。

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也发布了海禁之令。正统十四年，他在禁令里说，濒海居民私通外夷，买卖番货，泄漏军情，以及引导海贼劫掠边地者，主犯处于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同罪。明英宗还要求刑部申明此令严禁之。当时，有浙江黄岩县百姓周来宝、福建尤溪县百姓钟普福因逃避徭役投靠倭寇，为倭寇内犯劫掠当向导，有一次引一千多名倭寇妄图劫掠温州乐清县，由于乐清县防守严密，倭寇没法登城而退去，但周来宝、钟普福则偷偷潜入县内刺探军情，不料被县官抓获，被押往京师问罪。后来皇帝下令凌迟处死和枭首，并将此案例在浙江、福建沿海张榜，以示戒。对勾引倭寇人士的惩处可谓十分残酷。

景泰年间，明代宗朱祁镇继续严格海禁，针对福建沿海走私活动比较厉害的情况，皇帝命刑部出榜文，禁止和约束福建沿海居民收贩中国货物以及制造军器，驾海船卖给琉球国，并招引为寇。还在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实行牌甲法，类似保甲法，即同甲的人有监督和告发义务，若有知情不告的情况，案发后将实行连坐治罪。

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依旧严格海禁。当时，广东潮州港口停泊着数十艘民间私造下海通番的船只，违反了朝廷禁令，官府巡视发现后，当即率军兵予以抓捕，并进行严厉惩处，斩首了85级，由此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

弘治年间，海禁依旧。当时有官员上奏称，近年以来，有贪利之徒私造巨舰，出海跟夷人交易，请求朝廷以私通外国之罪治之。明孝宗朱祐樘从之。

正德年间，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是个荒唐的皇帝，不理政务，沉迷玩乐，对海禁之事也懒得管，濒海居民爱干嘛就干嘛，因此海禁几乎废弛。

到了嘉靖年间，由于倭患严重，大多时候是更加严厉地实施海禁，对私人海上贸易予以重罚。

那么，该如何评价海禁政策呢？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作用大呢？应该说，在明初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仍在的时候，实施海禁政策对稳固大明政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倭患严重的时候，实施海禁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百姓勾结倭寇，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若无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一味地将海禁奉为祖制教条式地遵照执行，则产生的消极作用比较大，即便禁止，也是屡禁不止，照样有走私现象发生。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会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而欧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通过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加速了资本积累，促进国家发展强大。反观我们，特别是到了清朝，仍然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导致故步自封，十分落后，而被其他先进国家挨打，惨剧一幕幕上演，教训可谓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