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写大历史的旨趣

重写大历史，并非一般教科书式的通史或面面俱到的专门史，而是以枢纽性的历史环节为中心，深入探究前人语焉不详、争论不休甚至误读错解的重大问题，以求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历史较短，还不到余生也晚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地步，若是一味以钻空子找漏洞为填补空白，希望由此超越前人，百衲衣终究遮不住欠安的龙体。必须视野开阔，超越分科、专门、时段的局限，抓住具有枢纽作用的关键问题，成竹在胸，才能游刃有余地整体之下研究具体。

多年前曾有意撰写20世纪中国革命史，详细梳理革命从引入中国，到逐渐成为政治与社会的中心议题，正面有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再到文化革命的发展，反面也有反革命从社会和政治层面到法律层面的递进，以及逐次由法律层面到政治层面再到社会层面的淡出退隐。开始阶段革命与否可以平等对话，如《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后来则演变为不革命就等同于反革命。大处着眼，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革命。

然而，稍加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经历了百年的革命历程，尽管相当长的时间里近代中国的研究被视为革命中心史观，关于这一时期与革命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与事实却有不小的模糊、偏差甚至扭曲。例如清季民初的中央与地方、共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北洋军阀、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国民革命时期的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日与抗日、持久战、统一战线以及并不限于抗战时期的汉奸等等，概念与所指实事，与历史本相都或多或少有所差异，有的还相去甚远。可是研究者似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看不出通行的认识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或是虽然察觉有异，却不知如何解决，只能一仍旧惯，熟视无睹。

之所以出现类似情形，原因在于亲历者往往依据后出的集合概念指称之前的物事，研究者则未能仔细梳理史料与认识的关系，把握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联系及分别。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形成较晚，起点不高，而研究者又受片面理解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的误导，轻视常见的多数史料之汇集，一心去找前人未见书，因而总好另起炉灶，不愿接续前人的研究往下做。结果基本史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读不出文本蕴含的意思。一味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人所未见的材料，固然可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治史重在细节，不嫌琐碎，毕竟不能碎而不通。一则大问题不明，具体问题很难说清楚；二则研究具体问题，应该明了其与大问题乃至历史整体有何关联，如何关联。否则一地碎钱，不能成串，无法由碎立通，总不是治学的正道良法。

实际上，历史的重要问题大都存在于基本史料之中，脱离根本主干而专注于枝枝节节的脱离片段，所谓尘封已久的人所未知，一般而言并非历史的关键大节。忽视常见的基本材料，自然不能正视历史的大问题，难以发现认识与本事之间的异同，也无从梳理本事变为认识的渊源流变及其所以然。换言之，弄不清历史真相或扭曲变形的原因，不在重门深锁的档库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笈，而是读不懂公开文献中一个个并不陌生的跳动字节组合在一起究竟有何意涵。

这些年陆续谈了不少如何恰当处理史料与史学关系的想法，大都是在吸收前贤高论的基础上，从研究和撰述中深入体会而来，并且相继贯彻于所写论著之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历史应该尽可能完整地掌握旧材料，才能妥当安置新材料，进而将各种新旧材料相互比较，力求做到用人所常见的材料说人所不常说的话。如今用于重写大历史，希望进一步验证办法的有效性，同时做成可以展示的例，以便同好有所参酌。抗日战争研究，固然有待于广泛深入地发掘各种新材料，不过主干大节，已经存在于公开的系统资料之中。近年来，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编辑出版的大部头资料汇编不在少数，可惜研究者仍然抱着找材料的态度，往往从中挑拣主观预设的靶向性文字，没有用心通读文本的全篇本意，更不会与其他相关资料比较研究，梳理渊源流变，揭示背后的联系，使得这些大型资料大都未能物尽其用。

重新研究重大问题，运用资料之外，首先应该检讨既有的成果，包括所谓学术界的共识和约定俗成的定见。本来历史旨在求真，事实胜于雄辩，是理所当然。可是无论学史还是治史之人，总有以自己的知识为先验前提裁断其他的莫名自信，养成认识优先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以认识抹杀事实的习惯。而且专家时代治学，大抵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同在里面耕耘的人，便是同行，彼此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视为行规。外面的人进来，就会显得突兀，未免有些格格不入。照时下的常态，整体而言，或主动或被动，学人基本上都会有所归属，各安其位自然就相安无事，若是不安分地到处行走，则有违专门化的时趋，好像自然界里外来物种侵入，难免遭遇侧目排斥。只是这样井然有序的学术共生体似乎并不符合治史应该整体之下研究具体的道理，未必是良好的学术生态。

专家时代，或认为体现之一就是过度细分化导致学术侏儒化。一旦察觉落伍，又好以专才冒充通人。由局部放大的努力，与胸有成竹形同实异，或夸大局部的重要性，或以局部看整体，难免由自洽到自闭。其实研治专门之学，见识也应该力求通达，小圈子化的学问，往往流于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走向因负筛选而逐渐退化的歧路。所谓史无定法，高明大都博采众长，过度强调学科专业甚至某学某史某派的研究，貌似彰显特色的同时，却有自我矮化之嫌。如傅斯年所说，近代国人误以为科学好比哲学的系统，所以往往牺牲问题以迁就系统，不说研究某套或某几套问题，而说学某科学。(1)既有分科门派，便有固定的套路招数，到不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炫耀于时流的反面，就是见绌于高明。况且五花八门的分门别类，看似独树一帜，实则基本都是转手负贩，与其争议那些舶来的概念方法，不如各自研究一个或一套问题以展现其把握及效用。真有过人之处，自然分出高下，否则只能面向无尽的后浪，且仍然难逃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大高明的窠臼。纸上谈兵的相争不已，何益之有？由此可见，细分化之下所谓学界的共识，未必是靠得住的通理。

在这样的格局下，外来者的便利恰是不受规范的约束，容易从习以为常中发现不同寻常，从局中人司空见惯之处看出大有可议，并且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麻烦则是会打破原有的平衡而引起波澜，有时也难免说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所以刚刚拿出持久战与《论持久战》研究的半成品示人之际，便有好心的行内人善意提示，诸如此类的题目，已经固化。言下之意，可以拓展的空间不大，或是虽然有却说不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认识固化妨碍事实判断的情况并不鲜见，只是无从揣测圈中人的所谓固化，到底是奉旨还是自裁。以非专家的眼光看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似乎还处于尚待开发的状态，即使新意迭出，也不至于有什么不得了的忌讳。历史当然多由胜利者书写，可是胜利者必有其制胜之道，绝无可能靠编造历史而成为胜利者。只要切实回到历史现场，就不难理解大势所趋，不必总是凿空蹈隙，钩沉翻案。

与充分利用现有空间的文学界相较，史学有时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总想打破一切禁忌，似乎非如此则不能动手研究，即使研究也不能见好，另一方面，已有的空间相当广阔，却好像白茫茫一片，不知如何耕耘收获。由于不能深耕细作，只好一味开荒，刀耕火种，而美其名曰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所谓学无止境，如果一个小圈子里的人认为所从事的学问还在筚路蓝缕阶段就已经固化，等于理所当然地觉得只能守成，无法继续前行，自然引不起多少研究者的兴趣，高明大都驻足其外也就情有可原。况且，《论持久战》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有复杂的史事关联，如果仅限于章句之学，非但无从疏义，还会误读错解，实在是不能匹配伟人的皇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