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孝闻乡里的父亲

曾国藩曾为父亲写有《台洲墓表》以彰其德，现存的他们父子之间的通信也很多。在为父亲写的墓志中，曾国藩称其“少长至冠，未离亲侧，读书识字，皆我君口授。自窃禄登朝，去乡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违晨昏者又五年”。曾麟书去世时，曾国藩是四十七岁，在这大半生的时间里，二十八年是在父亲的督教下度过的，可以说，父亲为他铺就了一条走向“学而优则仕”的金色之路。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有“慈母严父”的说法。但曾国藩父母的性格及家庭角色却似有不同。

湘乡大界曾氏自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起，虽然各代都有读书人，但都没有考取功名，因此只能“累世业农”。曾玉屏成家立业后，深以“不学为耻”。但支撑偌大一个家庭，使他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蟾宫折桂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长子曾麟书身上。

曾麟书，号竹亭，乾隆五十五年（1790）生。他深知父亲的苦心，因此早年即积苦向学。但因天性“钝拙”，一连参加十六次童子试都榜上无名。眼见功名无望，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近不惑的曾麟书仍未考中秀才，于是在家乡开了私塾，取《周易·乾卦》“利见大人”之义，名其馆为“利见斋”，冀望跟随他读书的学生将来都有出息。当时年仅七岁的曾国藩也开始随父课读。自此八年间未曾离开父亲的身边。

在封建时代，要想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农家子弟，生活都难以为继，能整日端着书本，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到《大学》《论语》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是需要良好家庭条件的，起码也要衣食无忧。曾家到曾玉屏时，也只能算过得下去，谈不上富裕。从曾玉屏晚年还要亲自下田劳作看，曾家走的是“以耕养读”的路子。就是说，家庭条件虽不算优裕，但由于长辈重视，因此一代又一代总不乏读书人。

然而，由学到优再到仕，这是一条异常漫长的路，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未能“仕”的人而言，最多的出路是开个私塾。开私塾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招收宗族子弟为主，二是招收他姓子弟。前一种带有族内“公益”性质，收入不是来自生徒缴纳的学费，而是族内专项经费支出；后一种属于“营利”性质，但收费高低，一则看教书先生的名望大小，二则看生徒的家境状况。曾麟书开的私塾则是属于前一种。

曾国藩五岁开始读书，以陈雁门老先生作为问字之师，所学即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相当于学前教育。入塾读书，父亲郑重其事，反复推敲，并经祖父核准，为小宽一取名子城，字伯涵。“城”者，国也。用的是《诗经·瞻卬》“哲夫成城”的典故，又有“公侯干城”的语义，《左传》有“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干城”之语，希望宽一有朝一日，能成为捍卫国家的栋梁。“涵”，是浸润、包含、包容、广大之义，要做国家栋梁，胸襟必须开阔，学养必须浸润、深广。苏轼有“天复群生，海涵万族”之名句。“涵”是对“城”的呼应。因宽一是曾家下辈人之长，故在“涵”字前加“伯”，字伯涵。可见曾家对小宽一的期许之高。

此后，曾国藩开始系统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父亲的角色本来就是多重的，曾麟书可以说是曾国藩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有一股韧劲儿，那便是不厌其烦，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父子俩睡在床上，走在路上，曾麟书随感而发，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曾麟书是久经科场的人，多次科场不售（没考中）的阅历使他认识到，一曝十寒对读书人是最大的危害，因此他把培养曾国藩的自觉阅读兴趣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每天都为小宽一安排固定时间读书，并且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

少年曾国藩虽不属聪明一类，但有父亲的督教，加之个人的勤奋，从父亲习学两年，就读完了儒家经典入门书——“五经”。十岁起，开始试作八股文，为考功名做准备。曾麟书认真督教，在取得同族人的信任后，又设馆同族家塾——锡麒斋，希望曾氏家族能多出几个像麒麟一样，满身披桂的人物。当然，更多更现实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曾国藩在此受教《周礼》《仪礼》及《史记》《昭明文选》等。

赶考恐怕是旧时代每个知识分子永生难忘的经历。道光四年（1824），十四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来到省城长沙，应童子试。童试三年两考，是考取功名的第一阶梯，由于广大农家都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途径，因此大凡生活能过得下去的家庭，就要子孙走科举一途。这样一来，在社会中就形成了尊重读书人的良好风气。但名额有限，考取十分不易。在文化发达的省份尤其如此。当时湖南相对全国而言，文化尚不算发达，但长沙府的竞争也非同一般。这一次，父子俩同赴考场，却双双落第。失望、失意、失败，年少的曾国藩看到更多、感受更强的是父亲一次次名落孙山。多少年后，他的父亲已经作古，他还写道：“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

科场上屡试不售的曾麟书似乎失去了自信。近二十年间，他为了改写曾氏家族“冷籍”的历史，几乎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但前望途程，仍是一片空白。他不想让儿子遭受与自己一样的挫折。因此，在与父亲曾玉屏商量后，曾麟书决定让曾国藩出外就学。曾家因是从衡阳迁移到湘乡的，加之两县接壤，故而对衡阳的情况比较了解。曾玉屏父子早就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帖教得极好，并在唐氏家塾设课授徒，于是便决定把曾国藩送到那里念书。这样一来可改变一下环境，使曾国藩有一种新鲜感，产生新的求知欲；二来改变一下父亲所传授的学习方法，把读书与作八股文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道光十年（1830），二十岁的曾国藩像很多士子一样，背负行囊，远离家乡和亲人，开始了外出求学的历程。

曾麟书的这一决定，对于儿子日后的前程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衡阳因位于南岳衡山之阳而得名。早在三国时代，就闻名遐迩。自宋代始，衡阳便成为全国的文化重镇。宋初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就坐落在衡阳城北的石鼓山。尽管岁月磨蚀，战火不断，但皇帝钦赐的“石鼓书院”四字匾额仍然昭示着它的尊崇和辉煌。曾国藩的求学地是在衡阳县北的双桂书院，由金溪人唐翊庭创办，又称为桂芳书屋、桂花轩。双桂书院不但请来了汪觉庵老先生执教，而且以经世之学相倡导。这对不闻外间事的青年曾国藩而言，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多少年后，他还在《金坑唐氏续谱序》中带着感激而又怀恋的心情写道：“往者，衡阳翊庭唐先生延觉庵汪夫子于桂花轩，余从学焉。”书院以“导进人才”为目的，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以议论时政，常采用个人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越八年，余入词垣”（指入翰林院）。

衡阳县境西北有座石船山，明末清初的大儒、中国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人称船山先生）当明朝灭亡后，坚不仕清，曾隐居在此，晚年还在“湘西草堂”著书立说。

双桂书院，离王船山晚年隐居之地颇近。似乎可以说，曾国藩后来对王船山学说的崇尚，就源出于此。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在衡阳读书的时候，必熟闻其乡先贤王船山之说，国藩讲学治军，亦时以仁礼对举，可见他受了王船山的影响。”

衡阳求学不仅是曾国藩学业的一个转折点，他还在这里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欧阳夫人。到衡阳后不久，曾国藩师从欧阳凝祉。欧阳凝祉颇有学行，教授生徒四十余年，晚年主讲莲湖书院，学者宗之。他与曾麟书十分友善，常来家塾，对曾国藩所作试艺，大为激赏。一次，曾麟书请试以题，欧阳先生以“共登青山梯”命为试律，诗成，欧阳先生览而称善，说：“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他很器重曾国藩，儒学经典及百家要旨，无不尽心传授。欧阳先生教书，尤其注意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汪觉庵、欧阳凝祉的学风为曾国藩日后成为名儒并注重经世致用开了一个好头。而在曾国藩十四岁那年，欧阳先生便已将女儿许给曾家。

曾家好事成双。就在曾国藩外出求学的第三年，曾麟书终于在第十七次应童子试中取中，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从而改写了曾氏家族入湘五六百年间没有功名的历史。若干年后，曾国藩还为此大发感慨，说“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曾麟书“积苦力学”，在开设家塾的二十年间，一边课徒教子，一边温习八股考试文章。虽然在四十有三的年龄才拿到士大夫的入场券，但对后人的影响是鼓励、是前引，因为它证明：农家子弟可以通过读书走向功名之路。然而，毕竟人到中年，曾麟书不大可能在秀才—举人—进士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此时的他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儿子曾国藩能用最短的时间走完他的秀才路，所谓“深喜公（指曾国藩）之继起而早获售也”。二是多尽为子之道，服侍好劳累一生的父亲。

曾玉屏晚年患病中风，身体瘫痪，卧床不起。到了第二年冬天，病情加重，连话也不能说了。曾麟书从早到晚服侍父亲，夜间还陪在房中服侍他睡觉，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曾麟书时刻留意，不厌其烦，做事既周到又体贴细致。当寒冬时节，父亲需要大解时，则命令旁人搬动病人的手脚，自己以身躯为父亲遮挡风寒。有时父亲身上弄脏了，则替他洗干净，换内衣内裤时，也尽量不将父亲翻动得太厉害。整个晚上，都屏声息气，轻手轻脚。久而久之，那些孙子、孙媳妇们，无论内外长幼，都为曾麟书的精神所感动，争着为曾老爷子洗涤弄脏了的衣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有时还用竹椅将老人抬到庭院中，大家做些游戏，尽量使老人家快乐些。父亲病的三年期间，曾麟书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时间越久照顾得越周到，态度越恭敬，而这时的曾麟书，也已是年及周甲的老人了。

曾麟书生活的时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接受的虽也是封建传统教育，但又不同于严格的正统教育，这体现在他不拘守一途，没有条条和框框，做什么事都务求实用。他既挣扎于农与士之间，又对这双重角色都很认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改写了曾家“累世业农”的历史，这种改变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为后代蹚开了一条路。他继承曾玉屏的遗训，“发愤督教诸子”，为他们创造读书用功的条件，教导他们为人处世、治事做官的诀窍。他完成了属于他的使命，将“治国、平天下”的更高境界留给了子孙们。他虽“僻居穷乡，而志存军国”，令诸子墨绖从戎，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他在晚年曾自撰一联抒发其志：

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