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同礼先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健将有着密集的交往。《长编》所述袁同礼先生行状和人事，所收友人与其大量通信，从个人的角度展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细节，可作史的补充。

1916年，袁同礼就读北京大学预科文科甲班时，同窗傅斯年、周炳琳等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1918年，傅斯年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申论文学改革，倡导白话文学。1919年《新潮》创刊，傅斯年为主任编辑。在五四运动时，周炳琳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傅斯年则在五四这一天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游行总指挥。《新潮》筹备创刊时，傅斯年就在致袁同礼的信中告知此事。其后多次致函袁同礼，请其代售或推荐。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致函袁同礼，用了很大篇幅反思五四运动：“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不过看看过去的各般动机，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所以我所盼望的，还是思想界厚蓄实力，不轻发泄。”此信表露出他的真实思想：希望更多地积蓄思想的力量，这样才会使新的动机结出成熟的果子。所谓“不轻发泄”，在此处应指五四运动，这就是此封信的价值所在。

从《长编》得知，1918年3月清华学校接待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来访，袁同礼引导参观考察，给李大钊留下深刻印象：“袁先生由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五时，耗六时间宝贵之光阴，导吾辈遍观各处，一一为亲切之说明，尤令人铭感无已。”此后的3月下旬、4月中旬二人都有书信来往。5月上旬，李大钊又与同人到访清华。10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自沉积水潭，11月李大钊致函袁同礼商量吊唁梁济事情。袁同礼与李大钊的关系，基于图书馆业务，还与北京图书馆协会及少年中国学会两个组织有关。1918年12月，北京中学以上各图书馆筹备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袁同礼和李大钊同被推举为筹备委员。在成立大会上，袁同礼被选为会长，李大钊为中文书记。1919年夏，李大钊致函袁同礼告知图书馆协会立案已被教育部驳回。1918年王光祈、曾琦等人筹建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正式成立。李大钊也是发起人之一。在《长编》中可多次看到王光祈致信袁同礼请在清华代售《国体与青年》。1919年6月13日，清华学校仁友会与少年中国学会召开第一次恳亲会，王光祈和袁同礼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参会。经雷强考证，袁同礼此时不仅是会员，还是编译部译员和月刊编辑。李大钊与袁同礼的交往和往还信函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二人的交往已经远远超出图书馆业务的范围。1919年6、7月间，李大钊写信给袁同礼谈到陈独秀被捕事：“独秀被捕，每日设法营救，稍忙，然终未有结果。”从信中的口气看，三人不是一般的关系，袁同礼一定也在关心陈独秀被捕一事。

袁同礼还与此一时期重要的学者如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吴宓、张申府等有着密切的交往。1921年1月，袁同礼拜访了泰戈尔，并致函蒋梦麟、胡适和梁漱溟，希望北京大学聘请泰戈尔来华讲学：“鄙意北大现有杜威、罗素担任讲演，西方文明自可窥见一斑。惟东方文明阐扬亦不容缓，而堪胜此任者，求之今日，实非台峨尔莫属。”1924年，泰戈尔受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访华，是否与袁同礼的推荐有关，还可再考，但从这件事可以了解到袁先生欲使东西方文明皆为国人所知的愿望。

雷强与我同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但我还是通过陆建德兄的举荐认识了这位年轻有为的学者。建德兄眼界很高，一般人不会入其法眼。读了《长编》，深感雷强的学识功力之好，也为国家图书馆有这样的人才而高兴。假以时日，雷强一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对此我深信不疑。

詹福瑞

2024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