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元代郊祀仪式中的“国礼”

在元朝，“国礼”、“国俗”指蒙古传统礼俗。蒙古统治者将草原游牧民族传统礼俗带到了元朝国家仪式制度之中。元朝郊祀仪制中的蒙古因素，主要体现在牲品和酒品方面。《元史·祭祀志》云：“其牺牲品物香酒，皆参用国礼。”(70)

按照中原传统，郊祀牲品用犊，而且按五行用五色。具体而言，昊天上帝苍犊，皇地祇黄犊，配位苍犊，大明青犊，夜明白犊，天皇大帝苍犊，北极玄犊。而游牧民族祭祀，最贵重的祭品是马。元朝郊祀祭品，除了按中原传统用犊之外，还按草原传统用纯色马一匹。在省牲器、奠玉币仪式中，汉、唐、宋皆用牛首，元朝用马首。(71)此外，元朝郊祀牲品中还有羊、鹿、野豕、兔。大德九年开始用羊、鹿、野豕各九，到至大三年，数量增加到十八，又增兔十二，从此成为定例。(72)这些也是具有草原特色的祭品。元朝郊祀制度是在不改变中原传统牲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草原特色的牲品。

与草原特色牲品相应的是，“宰割体段，并用国礼”(73)。蒙古人宰杀牲畜之法很有特点，是在牲畜胸腹之间割破一个口子，伸手入内，将心脏处的大动脉掐断，牲畜即死，血流入腹腔。这是因为蒙古本俗禁忌见血，更不许割喉放血。据载，这种屠宰方式列入了蒙古习惯法“札撒”中，窝阔台、察合台、忽必烈皆遵此习俗，明令禁止穆斯林割喉杀羊。(74)在元朝郊祀宰牲过程中，很有可能完全采用了蒙古式的宰杀方式。宰杀之后割解时，所用之犊按中原礼制规定，生牲割解为七体，熟牲解为二十一体。而马、羊、鹿、野豕、兔，则按蒙古习惯宰割。

元代郊祀的三种形式祭告、摄祀、亲祀，规格由低到高，但所用牲品是相同的。明初史官评曰：“告谢非大祀，而用物无异，岂所谓未能一举而大备者乎。”(75)也就是说，元朝郊祀制度是循序渐进制定的，牲品没有形成由低到高的三种规格，表明元朝郊祀制度最终也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

至于郊祀所用的酒品，元朝一方面按中原礼制行用“酒齐”，即清浊程度不同的五种酒；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具有草原特色的马湩（马奶酒）以及当时宫廷中流行的葡萄酒。酒齐的容器为中原传统的尊罍，而马湩的容器是草原风格的革囊。(76)郊祀最核心的仪式之一是进馔（或曰进熟），即三献官向昊天上帝进献食物，三上香，三祭酒。在至元十二年（1275）、大德十一年（1307）制定的祭告仪式中，三祭酒是按中原礼制施行的。(77)在后来制定的摄祀、亲祀仪式中，三献官按中原传统祭酒三爵后又祭马湩三爵。(78)三祭酒的程序实际上做了两遍，是蒙古礼俗与汉制的杂糅并存。大概到元文宗亲祀时，三祭酒仪式改为酒（中原酒）、蒲萄酒（葡萄酒）、马湩（马奶酒）各祭一爵，合为三爵。(79)这样既符合中原三祭酒之礼，也融合了蒙古贵族的饮酒习俗。分别源于中原、西域、蒙古草原的三种酒，出现在国家最高祭礼的核心仪式中，彰显了元朝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元朝郊祀三祭酒仪式的演变，也体现出二元文化互动与调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