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城南:从马家浜文化、南湖人民公社到成为现代化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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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嘉兴城南:作为一个样本的研究

从马家浜文化走来,随着嘉兴城市的发展,有了城墙,有了“城南”;从南湖人民公社、南湖乡,直到如今的城南街道,悠悠数千载,经历了农耕文明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这一带的景观、形态,乃至社会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位处城南,典型的江南水乡,其民种植水稻、纺纱织布,有“最江南”的呈现;到工业化的开启、城市化的推进,这一区域在快速发展,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脱颖而出。就区域变迁、城市演变视角而言,“嘉兴城南”具有样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嘉兴城南有马家浜文化遗址,后该遗址被命名为“马家浜文化”,距今有7 000多年历史,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成为“江南文化之源”(详见第一章论述)。先民们在这里从事稻作农业、渔猎活动,创造了内涵丰富的史前文化。拥有7 000余年深厚文化底蕴的积淀,城南是引以为荣的。

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拥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成为蚕桑渔稻文化的代表,“襟沪杭而濒海隅。平原沃野,物产丰饶,域袤人稠”[27]。位处嘉兴城南,地势开阔,湖塘密布,诸水潆洄。韩国人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谈到自己在嘉兴避难的经过,有一段写到在南门外看到的景象:

来嘉兴后,几乎每天都驾一叶扁舟,游览南湖。还从村里买来活鸡,在船上烹煮,边赏景边吃鸡,真是其味无穷。

嘉兴南门外,沿运河而下,走十余里,有个村子叫严家浜,陈桐荪君在那里有田产,跟村里的农民孙用宝相交甚厚。我去那儿,就住在孙用宝家。那时我完全成了一个乡下老头儿。他们家全家都下地干活时,家里只留下个吃奶的婴儿。孩子一哭,我就抱着他去地里找他的妈妈。那时他妈就十分惶恐不安,感到难以为情。

五、六月是蚕桑季节,家家都养蚕。我参观了那里的妇女们缫丝。

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也不闲着,在纺车边安上一口锅,左手烧火煮茧,右手缠丝纺线。纺车下部悬有一踏板,右脚一蹬踏板,纺车就转动起来。我幼小时曾看到过我国妇女纺纱织布,和这里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问老太:

“老太今年高寿?”

“过了六十了。”

“什么时候起就开始纺纱啦?”

“从七岁起。”

“六十年前用的就是这种纺车吗?”

“是啊,就是这种纺车。”

我也亲眼见到七八岁的孩童抽丝纺纱,所以对她的话并不感到奇怪。

我既然住在农家,也就注意看了看他们使用的农具,虽然是旧式的,但比我国先进。我也参观了他们引水灌溉,他们用的是木制水车,男女多人踩动水车,就能把湖水抽引上来灌溉田地,十分方便。插秧都事先算好日子,早稻八十天,中稻一百天,晚稻一百二十天。我国只以为成行插秧是日本人的发明,其实中国从古代起就是成行插秧,看了他们的锄草机就可知道这一点。[28]

作为韩国人的金九,从一个“他者”的视角把江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记录了下来,非常详细。或许,金九那段描写是杭嘉湖地区农家农事的一个缩影,但嘉兴城南的确可以作为江南农耕文化的典型。而且关于农业发展,到了集体化时代仍在不断书写自己的传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处嘉兴城南的真如乡等地区迅速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此后,这一带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调整生产关系,推动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模范集体与个人,其中当时真西八字桥村姚家石桥的姚岩宝,组织的“姚岩宝互助组”是当时嘉兴地区第一批互助组,起到带头示范作用。1958年南湖人民公社成立,当地政府依靠广大群众,在发展农业、壮大集体经济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南湖儿女借助集体的力量,开展集中生产,兴办水利,修建基础设施,创办集体企业,积极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使南湖人民公社成为嘉兴乃至浙江省农业生产发展的模范地区,在全国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翻阅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浙江日报》等,经常可以读到来自“南湖人民公社”的消息。这个公社的一些做法与经验也得到广泛介绍与推广。“南湖人民公社”在集体化时代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虽然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南湖公社也改为了南湖乡,但很长一段时期南湖乡仍然是杭嘉湖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典范”。至1990年,南湖乡粮食总产量达27 162吨,其中水稻23 702吨,粮地亩产865千克;交售粮食15 570吨,人均提供677千克,“为全区(嘉兴城区,后改秀城区)人均售粮首位”[29]。油菜籽总产1 173吨、蚕茧591吨,饲养猪43 710头、羊13 672头,淡水鱼总产达263.7吨。这些数据至今看来,是南湖乡农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杭嘉湖作为当时国家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南湖乡还实施了“粮食亩产吨粮田工程建设”,1992年南湖乡被区政府评为“吨粮田工程建设达标镇”[30]

也就在这一时期,这一带的传统农业经济开始转型,体现在大力发展副业,如南湖乡天带桥村建成了嘉兴市区蔬菜基地,拥有菜地610.67亩,蔬菜总产1 529.33吨。[31]南湖乡的草莓、桃、李等也形成规模经营。真如、南湖、西南湖3村所产的南湖菱、南湖蟹,作为嘉兴特产,享誉一时。南湖乡一度提出建立南湖湖羊生产基地。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南湖公社的社队企业起步,到80年代初乡镇企业作为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异军突起,再到1993年以后,伴随着乡镇企业开始向股份合作制转变,南湖乡的乡镇企业成功转型,并以其强劲的活力推动了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南湖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部分源于“自发性”的内部推动,这些企业从无到有,由小而大,实力不断增强,为本地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从开阔的视野考察,南湖乡的工业发展,更多的是利用靠近嘉兴城南的优势,抓着嘉兴城区向南、向西扩展的机遇,壮大自己。2001年10月开启的“撤乡设街道”,设立嘉兴城南街道,更加速了这一带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城南一带,从位于嘉兴城市的南缘、江南的乡村原野,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业化的开启,城市化的推进,努力建设现代化新城区,如今成为嘉兴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从形态到格局,从功能到结构,城南的演进脉络清晰,呈现出多样性、完整性的特点。在从“乡土城南”到“现代城区”的演变中,这一地域的形象复杂多变,其内涵、功能亦因时而异,其背后凸显的是对现代化的诉求。

本书以“嘉兴城南”为题,通过对城南区域的长时段、多视角考察,可以丰富、拓展嘉兴城市史研究的内容。从整个长三角区域审视,可以为江南“城南现象”“城南发展类型”提供样本。就更深层的意义而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之一的南湖之畔,无论是集体经济时代的南湖人民公社,还是融合现代城区的城南街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探讨,从发展集体农业经济到追寻工业化、城市化,其中的一些做法、经验值得总结,可以为一些地方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由此也凸显了本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如今,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嘉兴城南”利用自身独特的地缘优势,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一区域的空间格局,从产业结构到功能定位,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与塑造。嘉兴城南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1] 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2] (清)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曝书亭全集》卷九,“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据原刻本影印。

[3] 胡朴安编著:《中华全国风俗志 上篇》卷三《浙江》,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第13页。

[4] 葛剑雄“序”,嘉兴市图书馆编:《槜李诗文合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

[5] 《嘉兴县沿革》,《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浙江舆图总局编辑,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印。

[6] 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城池”,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

[7] 崇祯《嘉兴县志》卷二“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8]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建置”。

[9] 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城池”。

[10] 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城池”。

[11] 崇祯《嘉兴县志》卷二“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12] 据《嘉兴府典故纂要》,清乾隆年间刊印。

[13] 《光绪嘉兴府复原图》,引自来亚文:《宋元与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期。

[14] 《嘉兴府图》,清宣统二年(1910)九月石印。

[15] 《嘉兴县道里记》,《修订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民国四年(1915)杭州武林印书馆刊印。

[16] 《嘉兴县全图》,据1928年编《嘉兴新志》(上编)。

[17] 南湖乡人民政府:《关于要求迁移办公地点的报告》,1985年8月28日。嘉兴市城南街道档案室藏。

[18] 《关于嘉兴市城区、郊区管辖范围问题的通知》,1983年10月14日,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下册),方志出版社2020年版,第1767页。

[19] 嘉兴市民政局文件:《关于同意城区南湖乡人民政府驻地迁至四号桥西堍的批复》,嘉政民(85)39号,1985年9月18日。嘉兴市城南街道档案室藏。

[20] 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上册),第516页。

[21] 《关于嘉兴市城区更名为嘉兴市秀城区的通知》,1993年12月9日,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下册),第1767页。

[22] 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中共秀城区委、秀城区人民政府《关于秀城区四个乡分别委托两个开发区管理的决定》,1993年3月6日,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下册),第1769—1771页。

[23] 《关于嘉兴市调整本级行政区划的批复》,2000年5月25日,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下册),第1771—1772页。

[24]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嘉兴市秀城区更名为南湖区的通知》,2005年5月20日,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下册),第1771—1772页。

[25] 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上册),第516页。

[26] 《2023年城南街道概况》,2023年12月数据,嘉兴城南街道提供。

[27] 郭任远:《序(一)》,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印行,1936年印,第4页。

[28] [韩]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金九自叙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230页。

[29] 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上册),第517页。

[30] 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中册),第800页。

[31] 嘉兴市南湖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南湖区志》(上册),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