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朱纨的悲剧：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

朱纨企图改变海禁松弛的状况，重现明初“片板不许下海”的局面，申严海禁，不仅捣毁双屿的陆上设施，填塞双屿港口，而且制定了严厉的“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等措施。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却激起强烈的反弹，导致自己的悲惨结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贸易形势一无所知，以为凭借高压就可以堵塞海外贸易的潮流，低估了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盘根错节的强大势力。严厉的海禁措施激化了闽浙沿海各种势力的反弹，正如万斯同所说：“（朱）纨以闽浙势家多庇贼，愤甚，尝上疏言：‘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于是闽浙士大夫家与为怨。”[65]

不但海上贸易的商人对他不满，而且与海商关系密切的势家乃至士大夫，也对他极为反感。官至大理寺正的漳州府同安县人林希元就是一个显例。他的家族至少有五艘大船，打着渡船的幌子，进行走私贸易，地方官既畏惧又厌恶，却无可奈何。[66]朱纨了解到这一情况，在奏疏中点名揭发林希元。许重熙说：“（朱）纨严于任事，海道为之肃清，奏曰：‘今不依臣区处，十年后，国皆倭贼矣！时通番皆宦家子姓，而林希元以讲学窃名，其家尤甚，厚赂阁臣，必欲败（朱）纨。’”[67]

当然，被朱纨谴责的“势家”与“士大夫”绝非仅此一人，从闽浙籍官员纷纷弹劾朱纨，便可看出其中的利益纠葛。御史周亮说：“（朱）纨原系浙江巡抚，所兼辖者止于福建海防，今每事节制，诸司往来奔命，大为民扰。”给事中叶镗说：“（朱）纨以一人兼二省，非独闽中供应不便，即如近日倭夷入贡，舣舟浙江海口，而纨方在福建督捕惠安等县流贼，彼此交急，简书押至，纨一身奔命，已不能及矣。今闽浙既设有海道专管，苟得其人，自不必用都御史。”吏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回复道：“浙江旧无巡抚，或遇有警，遣重臣巡视，事宁即止。今宜裁革巡抚，而复巡视旧制。”皇帝批准了吏部的决定，下达圣旨：“浙江巡抚去岁无故添设，一时诸臣依违议覆，以致政体纷更。今依拟，朱纨仍改巡视，事宁回京，凡一切政务，巡按御史如旧规行。”[68]如此一来，朱纨由巡抚改为巡视，权力大为缩小。朝中两种势力的较量，朱纨明显处于劣势，事事受到掣肘。《明世宗实录》在引述周亮、叶镗的奏疏之后，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以杀其权，而为逐步去之之计。闽浙人在朝者复从而合之，于是朝命遂改纨为巡视。”[69]万斯同也说，这一事件反映了“诸势家在朝者”对于朱纨申严海禁的不满情绪。[70]

这仅仅是较量的开始，此后的较量逐步升级。

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月，佛郎机（葡萄牙）商船来到漳州府诏安县，朱纨督师迎击于走马溪，俘虏李光头等九十六人。朱纨当即命令副使柯乔、都指挥卢镗，全部就地处死，然后向朝廷报捷：“闽贼蟠结已深，成擒之后，奸徒切齿，变且不测。臣讯得所俘伪千总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交通内应，即以便宜檄都指挥卢镗、海道副使柯乔斩之。”字里行间影射势家大姓与之勾结，引起势家大姓不满，指使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专擅杀戮”，请求朝廷对朱纨及卢镗、柯乔治罪。[71]兵部及三法司都以为朱纨“不得无罪”，奏请派官前往按治。

兵科都给事中杜汝祯受命前往处理此事，朱纨停职候勘。杜汝祯的勘查报告对朱纨非常不利：“前贼乃满剌加番国人，每岁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年海中贩鬻番货，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贿赂，纵容停泊，使内地奸徒交通无忌。及事彰露，乃始狼狈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杀人，有伤国体。其后，诸贼已擒，又不分番民首从，擅自行诛，使无辜并为鱼肉，诚有如九德所言者。纨既身负大罪，反腾疏告捷，而镗、乔复相与佐成之，法当首论其冒功。”[72]皇帝下旨，逮捕朱纨至京讯鞫，福建都司指挥佥事卢镗、海道副使柯乔下狱论死。

朱纨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慷慨流涕说：“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之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73]然后自撰《圹志》——自己写自己的“墓志铭”，作为最后的遗言。这篇《圹志》简要回顾了一生，尤其是出任浙江巡抚兼福建海道提督军务以来的政绩，颇为感慨：

时以海寇猖獗，创建此官。而禁奸除寇，势利家所深害，怠与忌者乘之……戊申三月至宁波，抚海岛倭夷，六百余人悉受约束入城。

四月，袭破双屿贼巢。五月，宁波诈传诏指，教夷作乱，以杀巡抚为辞。于时驻定海以镇群棼，渡炎海入双屿，以定不拔之计，贼失其巢，往来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上下连战皆捷。六月，闽人周亮奏革巡抚，既而漳囚逸入于海，大担屿、大步门、大江诸警绎骚。时疾甚呻吟，规画无败绩。九月，兵部录双屿之功，奏旌之，赐白金一、彩币一。十月，拜敕改命巡视，遂舆疾督兵追贼，下温盘、南麂诸洋……赵文华啖以南京侍郎，胁以身后之祸，说以市舶之利，与屠乔、屠大山内外交煽尤多。乃连疏请骸骨，申辩蹇蹇。己酉自温进驻福宁，漳海大捷，擒佛郎机名王及黑白诸番喇哒诸贼甚众。度其必变，乃传令军前执讯，斩其渠魁，安其反侧。先后以闻，浙闽悉定。五月，得请生还，困卧箫寺。屠乔嗾御史陈九德，论以残横专擅，众欲杀之。赖圣明在上，姑褫职候勘。窃自叹，一介书生，叨冒至此，静思称塞，不过数事……[74]

当逮捕他至京讯问的圣旨下达之时，朱纨已经自杀身死了。对于他的死，人们大多表示惋惜，王士骐说：“国史谓纨张皇太过，又谓功过未明，尚非曲笔。”[75]万斯同说：“纨清强峭深，勇于任事，不恤人怨，故及于祸。……纨在事三载，号为有功，徒为潝訾者所挤，而勘官务深入，不恤国典，致劳臣受祸，朝野为之太息。”[76]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流于表面，各人立场不同视角亦异。深层的问题在于，他所全力维护的海禁，究竟是否合理？究竟是否符合时代潮流？他至死都不明白。

徐光启像 徐光启，松江府人，万历年间进士。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西学书籍；与李之藻、杨廷筠三人是明代中国教徒中官位最高者，也是学术成就最著者，被称为天主教在华“三柱石”。

徐光启说得好：“朱秋厓纨，清正刚果，专以禁绝为事，击断无避，当时哗然。卒被论劾，愤懑以死，至今人士皆称为冤。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此如痈疽已成，宜和解消导之法，有勇医者愤而割去之。去与不去，皆不免为患耳。”[77]历史就是这样奇妙，拉开一段距离，才容易看得明白，徐光启对朱纨充满理解之同情，却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政见颇有问题。那么徐光启所批评的“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究竟是什么意思？请看他的分析：“有无相易，邦国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贡市，元时来贡绝少，而市舶极盛，亦百年无患也。高皇帝绝其贡，不绝其市，永乐以后，仍并贡市许之。盖彼中所用货物，有必资于我者，势不能绝也。自是以来，其文物渐繁，资用亦广。三年一贡，限其人船，所易货物，岂能供一国之用？于是多有先期入贡，人船逾数者，我又禁止之，则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78]

这种深邃的见识，宽阔的视野，只属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徐光启，朱纨哪里可以与之比肩呢？这也许就是朱纨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导致了他的悲剧下场。正如陈文石所说：“朱纨之败，乃明代海禁政策下所酿成的悲剧。……朱纨徒以严急执法，不能就海禁政策与广大沿海贫民生计根本问题上检讨议处，实为失策。而滨海势家，仅知就个人利益，挟制玩弄其间，恩怨相倾，意气相斗，尤足令人叹息。”[79]

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以这样的结果收场，发人深思，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已经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