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

嘉靖二年（1523）四月，大内义兴派遣使节谦道宗设率领三船随从五六百人来宁波朝贡。几天后，又有细川高国派遣的使节鸾冈瑞佐、宋素卿率船一艘随从百余，前来宁波朝贡。于是乎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的争贡事件，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得到额外照顾，引起宗设一派不满，大打出手。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宁波争贡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深远，有必要对它的细节予以关注。

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圣上龙兴，改元嘉靖。明年四月，夷船三只，译称西海道大内谊兴[33]国遣使宗设谦道[34]入贡。越数日，夷船一只，使人百余，复称南海道细川高国遣使瑞佐[35]、宋素卿入贡，导至宁波江下。时市舶太监赖恩私素卿重贿，坐之宗设之上，且贡船后至，先与盘发。遂至两夷仇杀，毒流廛市。宗设之党追逐素卿，直抵绍兴城下，不及，还至余姚，遂絷宁波卫指挥袁琎，越关而遁。时备倭都指挥刘锦追贼，战殁于海。定海卫掌印指挥李震与知县郑余庆，同心济变，一日数警，而城以无患。贼有漂入朝鲜者，国王李怿擒获中林望古多罗，械送京师，发浙江按察司，与素卿监禁候旨。法司勘处者凡数十次，而夷囚竟死于狱。[36]

郑晓《皇明四夷考》所记大体相同：嘉靖元年，（日本国）王源义植无道，国人不服，诸道争贡。大内艺兴[37]遣僧宗设，细川高（国）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故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席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监，馈宝贿万计，太监令先阅瑞佐货，宴又令坐宗设上。宗设席间与瑞佐忿争，相仇杀。太监又以素卿故，阴助佐，授之兵器，杀总督备倭都指挥刘锦，大掠宁波旁海乡镇。素卿坐叛论死，宗设、瑞佐皆释还。[38]

宁波争贡事件的影响极坏，给明朝中央政府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抓住了一个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奏疏中说：

顷者倭夷入贡，肆行叛逆，地方各官先事不能防御，临事不能剿捕，而前后章奏言辞多遁，功罪未明。该部按据来文，迁就议拟，虽云行勘，亦主故常。乞敕风力近臣重行复勘。且宁波系倭夷入贡之路，法制具存，尚且败事，其诸沿海备倭衙门废弛可知。宜令所遣官，由山东循维扬、历浙闽，以及于广，会同巡抚逐一按视，预为区画。其倭夷应否通贡绝约事宜，乞下廷臣集议。[39]

显然，夏言对于浙江地方官对宁波争贡事件的处理极为不满，指责他们是“迁就议拟”“亦主故常”，一如既往地开一眼闭一眼。他敦请皇上派遣“风力近臣”前往复查，并且推而广之，对于从山东直到广东的沿海衙门，进行彻底勘查。鉴于此次由市舶司引发事件的严重性，是否断绝日本的朝贡，请皇上指示有关部门大臣讨论决定。皇帝当即批示：差风力给事中一员往，其余事宜兵部议处以闻。[40]接到浙江巡按御史关于宁波争贡事件的报告后，皇帝下旨：切责巡视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预防，临事不能擒剿，姑夺俸。令镇巡官即督所属，调兵追捕，并核失事情罪以闻。其入贡当否事宜，下礼部议报。[41]

皇帝再次提及日本“入贡当否”，命主管此事的礼部提出处理意见。夏言坚持认为“祸起于市舶”，礼部采纳他的意见，敦请皇帝“罢市舶”，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的朝贡渠道。[42]这一决定过于草率，操之过急，最高当局显然对于中日之间朝贡贸易的发展状况所知甚少，武断地以为“祸起于市舶”，堵塞正常渠道，刺激了走私贸易的泛滥，成为嘉靖倭患的一个诱因。

兵科给事中夏言强调“祸起于市舶”，意思是祸患起源于宁波市舶司，似是而非。当时人纷纷指出，应当罢斥的不是市舶司这个机构，而是掌管市舶司的太监。因为争贡事件除了日本方面的因素，浙江市舶司的市舶太监赖恩处置不当，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长期从事贸易中介业，为人奸狡，用重金贿赂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破例，在检查贸易物品时，把先期到达的大内氏船舶推迟，后到的细川氏船舶反而提前。在招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赖恩故意让细川氏使节坐在大内氏使节的上座。双方仇杀时，赖恩有意偏袒宋素卿，暗中资助兵器，致使械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郑晓就这样评论：“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以故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43]郑晓的话讲对了一半：应当罢去的是贪腐的市舶太监赖恩，而不是市舶司这个机构，是对的；至于他所说的“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外商更加需要中国百货，需求量比中国对外国百货的需求量大千百倍。不过郑晓作为当时的大臣（郑晓官至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兵部尚书），能有这种见识，已属难能可贵了。

崇祯年间的吏部候选监生许重熙在《嘉靖以来注略》中引范守己言评论道：“郑晓有云：夏言谓倭祸起于市舶，遂请罢之，不知当罢者内臣，非市舶也。祖训虽绝日本，而市舶不废，盖以通华夷之情，使利权在上也。市舶罢，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噫，晓言不为无见，然使番舶不至，则奸豪何从诳取其货以阶厉耶？夷货非衣食所急，何谓中国不可缺耶？朱纨严其禁令，而言者纷纷，则衣冠之盗甚于夷狄也。”[44]范守己前几句话说得不错，尤其是罢废市舶造成“海上无宁日”的分析，颇为精当。但后两句——“然使番舶不至，则奸豪何从诳取其货”云云，见识显然不及郑晓。纵观郑晓的其他言论可见，他是主张开海禁的，而许重熙则倾向于严海禁。立场不同，观点自然相异。[45]

从嘉靖二年（1523）浙江市舶司关闭后，日本的朝贡停止了十七年。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国王派遣使节来宁波朝贡，《皇明驭倭录》如此记录：

嘉靖十八年，日本国王源义复遣使来贡……至是，复修贡。浙镇巡官以闻。上曰：“夷性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严加详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送。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与交通，以滋祸乱。余如所拟。”

嘉靖十九年，日本王源义晴差正副使顾鼎等来朝，贡马及献方物。宴赏如例，又加赐国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给以价……言官论其不可。上命礼部会兵刑二部、都察院会议以闻。覆言：“夷情谲诈难信，勘合令将旧给缴完，始易以新。素卿等罪恶深重，货物已经入官，俱不宜许。以后贡期定以十年，夷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督遣使者归国，仍饬沿海备倭衙门，严为之备。”诏从之。[46]

仇英《职贡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