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发现

第一，日本兴起了想要认识西洋的风尚。直接与欧美诸国进行交涉和往来的幕府自不必说，诸藩和尊攘派的志士们也被激发起探究欧美的兴趣。

1854年，为得到幕府的答复，佩里舰队再次驶抵日本，当舰队从浦贺行驶至下田时，吉田松阴曾尝试搭乘美国舰队偷渡出海，却遭遇失败，他在自首后被捕入狱。其实在前一年秋天，吉田就曾计划登上停泊在长崎的俄国军舰。但由于当时舰队已离港回航，他的愿望未能实现。驱使他采取如此行动的，正是“不审夷情何驭夷”的紧迫感（《于下田狱中示涩木生》，1854，收录于《幽囚录》）。

当我们读松阴的高徒、著名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久坂玄瑞的《九仞日记》时，会看到，1859年秋，久坂和他的同道连日展开讨论：是否像往常一样只读“圣贤之书”即可？或者应该学习“蟹行书”（洋文）？正是由于身为武士心怀高远志向，他们在了解到“西洋却尽力于医院、孤儿院、济贫院三院”之事后，认识到必须要向西洋学习。

攘夷的急先锋——长州藩，也因此成为探求西洋的急先锋。1863年，欧美舰船在通过下关海峡时，长州藩挑起了炮击洋船的事件，在情势紧迫之际，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等人得到藩的许可，以留学为由（伊藤是后加入者），秘密启程前往英国。

至于幕府，最早与欧美交涉则是在1860年。为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书，幕府首次派遣使节赴美（在此次赴美时，随行使节乘坐咸临丸横跨太平洋）。此后因各种外交交涉和视察，共七次派遣使节团访问欧美，此外，有四次主要派送留学生团。而且，在这些使节团中，也有几人像福泽谕吉那样并不属于幕府臣子，却在自愿的基础上作为随从而抓住了机会。

迫使人们将视线投向欧美的最主要原因，是双方之间的军事力量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及基于差距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正如伊藤博文启程赴英国之际所抒发的：赴英是一场“暂忍大丈夫耻辱之旅”。由此可知，他们所感受到的欧美印象是极其强烈的。

幕末时期前往海外的日本人留下许多见闻录，分别被收录在日本史籍协会丛书的《遣外使节日记纂辑》全三册、《夷匪入港录》、《德川昭武滞欧记录》全三册、《涩泽荣一滞法日记》、日美友好通商百年纪念活动运营会编的《万延元年遣美使节史料集成》全七册，以及沼田次郎、松泽弘阳编的《西洋见闻集》（《日本思想大系》66）等文献资料集中。也有人像牡蛎般闭居壳中，不让人撬开其壳，以保护过去的价值意识。但是在一些人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怀有“不管什么都要看”的旺盛的好奇心，以及几近贪婪似的观察。于是，原本聚焦于军事力量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解欧美技术、思想、风气、制度等文化力量，而这种转向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探索的对象变成了他们学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