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柏拉图1

《理想国》是一本极为丰富而复杂的书，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读，像是一堆社会教条、一份政府形式的比较研究、一首关于感觉和知识的庞大散文诗、一篇艺术和伦理学的论文。

《理想国》、盖吉斯戒指和当代文明课的目的

我又在做白日梦了。

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阅读，神游四方，抵达了柏拉图哲学对话巨作《理想国》（Republic）的前段，亦师亦友的苏格拉底（Socrates）开始讨论正义的部分。正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这似乎不过是个人见人爱的理想。我们对正义知道多少？刑事正义的体系负担过重，陷入困境，被种族身份扯向不同方向，已经几近崩溃。一种理想的社会正义，竟然被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所拒绝，至少看不到有任何自觉的政府行动做出些成绩。在保守派想法中报酬贤能、惩罚懒惰之人的市场，却变成了最受尊敬的正义的分配者。作为一个理论的主题，正义散发出一种大学小组讨论的阳春白雪香气。要是上帝不存在呢？在宇宙起源的大爆炸之前有什么？完美的正义会是什么样的？把薯片递过来吧。但大学的小组讨论正是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所要的。于是我读了下去。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前段（后来被称为第二卷）放进了吸引人的东西——一个引诱，一道开向自由的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又开始做白日梦了。摊在桌面上的问题是这样的：要是一个人不怕惩罚，他还会守法吗？人会追求为正义而正义吗？或者他会能钻多少漏洞就钻多少？柏拉图的对话一律是在苏格拉底和一些雅典贵族阶层的年轻男性代表之间进行。格劳孔，一个替苏格拉底煽风点火的朋友，试着要让苏格拉底为正义发出最好的议论，讲了一个奇怪而具有恶意的颠覆力的故事。那是盖吉斯戒指的神话。在古老的吕底亚王国，一个名叫盖吉斯的牧羊人从一个巨人的尸体上拿走了一枚金戒指。当盖吉斯和其他的牧羊人坐在一起时，他把玩着那个戒指，突然间他发现，当有宝石的那一面转到手指内侧时，其他牧羊人谈论他就像他不在现场似的。原来把戒指的宝石面转向里侧，就可以使他隐形！格劳孔继续说：

有了这个发现，他混进了一群要面见国王的人里，到皇宫引诱了王后，然后靠她帮忙击杀国王并篡位。

假设现在有两枚这样的戒指，一枚是正直的人戴着，另一枚则是不正直的人戴着。一般想来，没有人能有那样的钢铁意志去恪守正道、绝不染指他人的财物……正直的和不正直的人不会有差别，两者都会走上同一条路。

……我想想，午餐，午餐去……去“马戏团”！对，扬长进入厨房——纽约最骄傲的厨房之一，去拿正等着被端上桌的亨利·基辛格点的串煮肉饺，然后在角落里吃掉……不，这太可悲了，缺乏巧妙之处。把他叉子上的食物抢下来还比较像话，然后在他举杯要喝的时候挡住他的手臂，我自己凑上嘴去大吞一口。那样比较好，比较像哈坡，他向来戴着盖吉斯的戒指。我步履坚定地走过凡·克理夫&阿尔佩商店以及第五大道上其他的珠宝店（我自己有戒指！），从中城的一个车库里偷出一辆雷克萨斯（Lexus）Ls400，开到肯尼迪机场，混进飞往苏黎世的头等舱，下飞机后溜进包欧拉饭店的一间空房间里。早上起来看一眼湖泊。会不会有黑天鹅呢？不过我闲荡够了，该去工作了。回到机场，飞往巴格达，在市集上弄到一把刀，朝萨达姆的总部而去，闪过警卫，把刀插进那独裁者的……

不。

迅速回过神来，我不无失望地了解到我不会去做这些事。嗯，也许会去吃肉饺。但就算我成了隐形人，我也杀不了萨达姆，虽然我倒不反对别人去杀了他。我想格劳孔说错了，起码在我身上是如此。我会保持“正直”，尽管不见得是因为道德信念。长期的资产阶级的服从习性大概会让我保持诚实、非暴力，甚至忠实。我不会想和一个愿意跟隐形人上床的女人上床（可能我更像是格罗秋而不是哈坡）。好吧，就一次，找点刺激。但有谁是值得监视的？当然不会是麦当娜，她早就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窥视狂了。那我的冒险会是什么样的？可以犯下一些暂时性的罪——偷一套阿玛尼的西装，变回有形，穿那西装去参加宴会，早上再还回去。还可以劫富济贫！但那不是无法无天的幻想，那是自由派的幻想，那么到底要什么呢？我明白了，当我想要的时候，就溜出去睡大觉！

真是不怎么有想象力的生活。事实上，我认为美国有太多人的行为表现就仿佛他们已经戴着盖吉斯的戒指。全然隐形的梦想——希望逍遥法外，是伤害着我们的事物之一。我十八岁第一次读《理想国》的时候，也许会拿那枚戒指。但现在我要的是和平、秩序、负责任。无论如何，我是一个媒体的生物；我需要的是有形，而非隐形。我要被看见。

当然，自由和惩罚的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这不只是学院教室里的议题。而且现在它比起以前更是个问题了。如果介绍政治哲学的当代文明课有个单一的主题，也许会是：“是什么维系了文明社会？是恐惧？还是对一个理想的忠实？诚实？一个无形的、未签署的合约？如果成员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投入正义，社会还能存在吗？”现今，这些老旧的学院问题却切身得可怕。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似乎人心不古了，柏拉图也许会了解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人觉得犯罪可耻、害怕惩罚了；大家似乎也不怎么相信美国是个文明社会了。关于真理看起来、感觉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概念在对种族、阶级、性别各自效忠的压力下几乎消失无踪，这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种对现实认知的共识。这社会对某些团体和某些个人有利，而人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奋斗。但团体内同仇敌忾的必然结果就是集体受害的感觉。黑人觉得受白人所害，白人觉得受黑人所害；女人觉得受男人所害，男人觉得受女人所害。如果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话，一个社会永远会心存怨怼。很少有人将社会想成一个互惠互利、互相保护的体系；很少有人投入这个整体。有什么东西将我们维系在一起吗？《理想国》以它的方式，谈论了这些问题。

柏拉图不会满足于我的“诚实行为只是出于中产阶级的习性和胆小”的解释。在《理想国》中他想证明很多东西，其中一项便是，外力可以使我们看见并且真正承认，我们最佳的、最真实的利益在于做出正直的行为。苏格拉底的同伴中有持怀疑论者和愤世嫉俗者，他们坚持认为伦理不过是权宜问题，或者是强者随心所欲的权力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一条激进的、前基督教的道德律：伤害别人永远是错的；身受不义之害，比行不义之事要好。行正道到头来还是会对我们比较有利。如果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就会做好人，连盖吉斯的戒指都不会要（如果有人要给我们的话）。我们会选择快乐，这种快乐指的不是一时的享乐，而是那种心满意足的状态，使我们天性的特质处于和谐之中。正直的人就是快乐的人。

读到这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要么把这些去跟试着偷车的小孩说说看，或者说给华尔街的劫掠者听。

《理想国》是当代文明课的第一个主要文本，写于公元前375年左右，至少在荷马史诗的三百五十年之后。柏拉图因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遭受许多挫败而感到气馁，于是在雅典建立了一所名为“学院”的学校，部分目的在于训练新一代的政治领袖，《理想国》可以看作他们教育的指南。同时，这本书的形式又呈现了教育的场景。这也是西方哲学中最广为阅读的一本书，原因十分明显。柏拉图是个引人入胜的作家，他将对话的形式运用得炉火纯青，问与答优雅曲折地交织在一起，预见读者的反驳，言谈看似有礼，事实上却是一种狡猾讥嘲的形式。苏格拉底似乎恭维着他的学生和朋友，大力夸赞他们。哦，是的，他们那么有智慧、那么聪明，而他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微弱，微弱得可怕！不过他想问他们一个小问题：他们说的某某字词、某某观念是什么意思？然后“砰！”的一声，他抓到了他们的矛盾或混乱处，使他们溃不成军。

史蒂芬森教授露天雄辩

《理想国》和《圣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是仅有的在两门核心课程中都会读到的书，而《理想国》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读，像是一堆社会教条、一份政府形式的比较研究、一首关于感觉和知识的庞大散文诗、一部艺术和伦理学的论文。这是一本极为丰富而复杂的书，史蒂芬森教授上课时从解析它的结构开始，详述它的中心概念，带我们一节一节通读全文，这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进行方式。之后我就发现，他通常直捣一本书的中心，发展出一些要点，然后让学生彼此混战（当他们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喜欢上了他的态度。他说话的方式和许多年轻教师相同，用的是学术行话，仿佛采用了标准术语就能驯服语言危险的主观性，但他有精力和天赋。他活泼而流里流气；他邀请学生参加一场又一场不断举行的宴会，在那里只能高谈阔论。觥筹交错间，我们说着某种新式独特的学术行话。他要的是逗弄甚至迷住学生，而不是对他们讲课。但在柏拉图这里例外。我们需要这个框架，因为《理想国》中确有许多古怪之处。

当天，他在数学楼的教室关闭了，于是我们坐在户外，坐在数学楼前宜人的绿草地上，处于校园北端的高坡。蜜蜂在学生之间嗡嗡地飞着，不远处有锤声轰隆作响，是纽约在开肠破肚检视地下忙碌的管道和电缆，夜以继日地传上来嘈杂之音。在这个城市里，要专心是多吃力的一件事！即使是在室内的时候，要阅读和说话都得穿越一堆噪声：公交车开动的声音、神经短路的汽车警报器的惊叫声、飞机飞向拉瓜迪亚和肯尼迪机场的轰鸣声。在数学楼前，史蒂芬森肩披着毛衣，嗓门比平常更大了。他基本上是在纽约日常的喧闹中喊话。有时锤声会停止一阵，经过的人就会突然听到一个教授用英国腔大叫“你们身为大学生，不也是监护者的一分子吗？身为精英的一员，你们不是应该为了别人好才来统治他们吗？”之类。

上课的时候，我不做白日梦。我全神贯注，抄笔记。史蒂芬森替我们铺陈好了。

我们研习正义不能看个人，苏格拉底说，也不能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其中人与人、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冲突总是没完没了。反之，我们要看的是正义的纯粹形式。让我们设立一个正义的理想社会，没错，彻头彻尾的理想社会。等详察过大规模的正义，再让我们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有没有吻合的正义形式。先看整体，再看细节。

你也许已经猜到了，柏拉图对我们大多数人定义的正义没什么兴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追求的不是法律观念上的正义，而是作为存在特质的正义，在国家和个人身上皆然，是一种根本上正确、适用于公共及私人层面的伦理。

柏拉图从无到有建立他的乌托邦

读了一点《理想国》之后，我很快就认定柏拉图——不管他怎么说——不可能花了这么大劲构想出一个理想社会，只为了以此类推到个人身上。我就是不相信。柏拉图必然有着更大的批判意图，也许是渴望矫正雅典混乱的民主，其中不同阵营的民众和具有煽动力的领袖各据山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看来十分迷人的游戏。拿出你的工具，白手起家，不要把任何东西视为当然，更不用在乎是否实际的问题！工人、农人、手艺人、医生、音乐家、艺术家、诗人、大批的仆人和奴隶，这在我们的社会中都有需要，然后我们还需要战士来保卫这丰富的文明，这些战士精神抖擞，但对同胞公民们温文有礼——这些已经受过教育洗礼的战士，成为哲学家。我们会把又称监护者的战士阶级分成实际上作为领导的统治者，以及协助实践决策的辅佐者。

柏拉图的监护者教育

刚开始，这一切有着一种诙谐的游戏的味道。但当柏拉图谈起了那些监护者的教育时，这好脾气的游戏、这些有时激烈有时亲和的玩笑争论，都被某种一意孤行所取代，其目标的专一令我感到惊讶甚至敌意。创造一个理想的正直社会就意味着控制每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监护者的教育必须严格把关，苏格拉底说，从小时候讲给他们听的故事开始，里面就不能有任何会误导他们人格发展的东西。于是荷马作品里诸神行为不端甚或争吵的部分就得被去掉。关于死后世界暗无天日的故事也得丢开。我们的监护者必须要奋勇作战，不畏惧死亡。《奥德赛》中有一处景象是柏拉图会删掉的，就是佩涅洛佩的追求者死后，灵魂去往冥界之处：

就像一个恐怖山洞深处的蝙蝠轻疾飞翔

啾啾鸣叫，当它们中的一只落出了它在

众蝙蝠互相搭住而形成的链条中的位置；

同样地，他们鬼声啾啾地同行……（XXIV, 6～9）

这太吓人、太令人颓丧了。悲叹和滑稽的场景也不能留。我们不可以读到英雄为了倒下的同胞啜泣，或者诸神乐于开恶意的玩笑。我们要培养出的是自制力，不鼓励任何形式的沉溺和道德弱点。

为柏拉图讲句话，我们应该说明的是希腊人并没有如《圣经》或《古兰经》那样的行为准则；他们的行为准则是荷马，而学生们必须背诵、朗读长篇大论的段落，的确是很严肃地看待他的作品。在这些演说中，学生们必须要在情感上认同他们所朗诵的部分，“变成”他所读的东西。但柏拉图的想法无疑仍然是种动机高尚的审查制度。《理想国》里，有种毫不动摇的“道德律”在主掌着阅读行为，而模仿战胜了艺术，因为柏拉图似乎不折不扣地相信我们读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所以年轻人能够接触到的艺术必须严格受限。柏拉图对于我们在20世纪末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认知的艺术没什么兴趣。艺术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活动，却享有它自己的力量和“权力”。

我们的孩子当然被各种艺术围绕；我们用娱乐、艺术表现、影像、游戏、故事将他们淹没。我们也许会想控制他们看的东西，但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养育他们的方式有些不同，也对如何创造出“正直”的个人有不同看法。和谐与其说是我们的理想，倒不如说更接近各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希望个人会选择行善，会拒绝送上门来的盖吉斯戒指。由于我们并没有创造出那么多正直的个人，我们的想法也许错了。

我儿子麦克斯与媒体：乐趣，乐趣，乐趣

我的大儿子麦克斯出生于1983年，他房里有一张绿色的厚地毯，长毛缠成一团，是我太太和我从我们位于纽约西区大道的公寓的前任屋主那里继承来的。我记得麦克斯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常常跪在那绿地毯上匍匐前进，清理他的玩具，因而有很多时间可以想想他所受教育的道德本质。硬币、橡皮筋、回形针、弹珠、花生壳、脏袜子、玩具兵、积木、“美国大兵”、蜡笔——仿佛是一种孩童世界的大杂烩，又像一锅塑料和金属制品的浓汤，聚集在绿地毯上。那是美国小孩的一道风景。

有一天，地毯上布满了好几百种的塑料玩具，我坐在当中差点崩溃。麦克斯的一个朋友刚来过，两个男孩在地上倒了好几盒玩具。其中当然有乐高，那种按压成形的小片，有不计其数的组合方式，不过也有神力超人和骷髅人，能动的橄榄绿色忍者龟、“美国大兵”和《芝麻街》里的零碎人物，还有两三个我分辨不出来的玩具族群。地上有好多塑料零件，那些不完全是玩具，而是玩具组合，其中很多在电视或电影或两者里面都有，还扩展到电脑游戏、电动玩具、漫画书、一般童书、衣服和早餐食品的包装盒上。有时候一本漫画书的人物会跑到另一本里，这些书因而互相推广。我还漏了什么吗？徽章？贴纸？广告歌词？随着光碟的“互动”，未来的每一个小孩都可以制作他自己的电影，从老套的元素中挑选出一些，组成他自己的动作片或身份错认喜剧——但这在当时还未实现。我们还处在消费时代。所谓彻底的消费，就是玩具系统里的每一部分都在推销其他的部分，于是小孩被团团包围，放眼望去几乎全是这些东西。我心不在焉地拾起了一个超级英雄时，折断了它的一只手臂。

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在麦克斯这个年纪的时候最爱看电视，但他却早已超越了电视。他被各种媒体吞没了——除了电视和影响比较轻微的收音机，还有电影、录影录音带、漫画、游戏书、电脑游戏、任天堂、掌上电玩，以及他不时去游乐场里打的电动玩具。乐趣，乐趣，乐趣！媒体提供乐趣，配上电子声响，就像是舞者鞋底的敲击声，在小孩玩的时候嘟嘟叫，加强效果，警告、安慰、奚落他。嘟—砰—嘟—砰！小孩玩着，以游戏创造出一种叙事，杀死敌人、击沉船只、建造城市，而游戏也以一种相伴的叙事回应，像40年代告诉观众该有何感觉的好莱坞电影配乐般引导他的反应。嘟—砰—嘟—砰！没有人能成为这么可靠的同伴。我收拾着，将一个足球丢回麦克斯的玩具柜，砸到了不知什么玩意儿的开关，它对我嚷道：“预备！开火！预备！开火！”我们并不孤单。

四十年前，做家长的担心漫画或者电视的影响，他们是过虑了，因为现代媒体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持久的。游戏和电视节目自作自受，让小孩坐不住的结果是他很快就不再对这些游戏和电视节目感兴趣了。小孩着迷的东西一样换一样，从我不知道的兔宝宝、达菲鸭到超人，又从超人到马盖先，从马盖先到《黄金时期》，从《黄金时期》到“德军总部”，从“德军总部”到“模拟城市”，从“模拟城市”到“文明”，从“文明”到“迷雾之岛”，从“迷雾之岛”到“毁灭战士”，从“毁灭战士”到“毁灭战士Ⅱ”……没有东西是持久的！这条悲哀大道上的每一站都制造出扰动不安的心情，小孩因而不会彻底投入它们，只是不断地朝下一个移动。最后，小孩在媒体隧道的另一端出现。他上学去，培养兴趣，变成老师、银行家、律师或失败者，找到爱人，也可能结婚生子。适者生存。

所以在个人的角度上，当时和现在我都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害处。但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我就不敢确定了。即使小孩的人格并不是区区一个电视节目、一部电影、一个电玩游戏就可以塑造的，但无休无止的电子攻击必然在他身上到处留痕。媒体不断地提高小孩的赌注，狡猾地推动他走得更远（更多暴力、更多性），怂恿他，开他玩笑，走得更远。更多新的禁区被创造并打破，于是小孩不是依他的自然规律发展，而是渴望遵循媒体关于他应该在哪里的说法。纵使父母控制子女接触媒体，小孩还是会从同辈那里听来所有的东西；他们玩媒体设定给他们的游戏，用他们东一点西一点采集来的残酷暴力和色情互相嘲弄。媒体多面夹攻，冲破了父母的保护墙。

小孩生存下来，但他渐渐变得有些愤世嫉俗；或者他变得爱冷嘲热讽，心知肚明地讽刺着废物。他知道媒体里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是一次性的。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临时假装的，“只是电视罢了”。而小孩会学到这种嘲弄的语气，感到没有什么是正经严肃的。他们长大后，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就成了他们的讽刺王子：他们从他身上学到，他们身份认同的每一部分都是可以收回的，一切都是一种角色扮演。我不知这样的孩子是否会有柏拉图所认为的“正直的个人”所需要的坚定而单纯的人格。

自由派和基要主义者的教育

柏拉图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吗？《理想国》里的社会理想看来像是专制和天真的混合。有时候，在那些提议里有一丝讽刺或嘲弄的味道，但很难捉摸。我们感觉到我们被戏弄了，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柏拉图在其他地方提到“无法无天的欲望”，仿佛那是我们天性中的一个常数，但在讨论教育的时候，他似乎是认定人可以经由训练塑造成任何样子；人们只会做出他们听到过的行为。因此，英雄不可以听到平抚人心的音乐，而只能听雄壮的曲调。我们的监护者没有感情泛滥的马勒可听，也没有摇滚乐，只有作曲家苏泽和他的军乐。

当然，你不能轻易对柏拉图的看法嗤之以鼻。如果我们不相信教育可以塑造人格，我们就不会为教育起那么多争端了。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小孩只读、只看某些东西，其他的就不管了。但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让小孩接触到的讯息又是哪一些？掌控教育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柏拉图对教育的看法在许多种基要主义者的概念中再度浮现，这些人以为艺术就是人生，或至少对人生有直接的影响。在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中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角色开安拉的玩笑，这就是对伊斯兰教整体的攻击——杀了这个小说家！一部美国的商业电影，一部惊悚片里如果有一桩失败的婚姻，那这不是区区一桩虚构婚姻的戏剧化，而是对婚姻体制本身的攻击——保护婚姻制度！

然而，在自由派的教育中，小孩从各种不同来源听到许多故事，他们还听到各式各样的行为，其中最迷人的两种就是邪恶和善良。这时我们教导他们什么是故事、故事和生活的道德关系如何。就连威廉·贝内特受欢迎的《道德之书》（The Book of Virtues）选集里也有一些负面的例子，比方说，麦克白夫人怂恿她丈夫杀人。孩子们了解到，人生不总是公平的，美德也不总是胜利，但美德仍然是美德。自由派的态度，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都认为让小孩子听到邪恶的故事并不表示就不能把他们教育成善良的人。事实上，他们必须听到邪恶的故事，否则他们就不会热爱善良，不会发自内心地去爱。

这种想法也深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中。第一天泰勒教授给了我们那张上面有引文的纸，其中一段他当时没有立刻解释的精彩的引文，是出自约翰·弥尔顿对言论自由的辩护《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泰勒引用这段文字有他自己的用意，但它用在当代文明课上也同样适合。

诚然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不是纯真，而是芜杂：净化我们的是试炼，而试炼来自反面的事物……他们不是熟知人类情事的思考者，想象以去除罪恶事物的方式来去除罪恶。因为……这一大叠的堆积愈削减就会愈扩增……我们在这世上所知的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割地长在一起……对善与恶的知识就像一对双生子紧紧相连，从一枚被尝过的苹果跃入这个世界。也许这就是亚当难逃的劫数，亦即，要明白善恶，必由恶中知道善。

你必须被诱惑试炼，否则你无法成为良善。你必须知道戴上盖吉斯的戒指是什么感觉，否则你拒绝它根本没有意义。小孩必须听到邪恶的故事，否则他们无法选择美德。

媒体社会中的教育创造出了“正直”的个人吗？

我想要将这些“经典”交付给我的孩子，还有所有非经典的书，非经典的好作家、侦探小说作家、旅行作家、诗人、记者、历史学家、自传作者。我要他们培养什么都读的伟大习惯，以及求书若渴的求知欲，这是我自己几乎已经失去而现在为之哀悼的。但我在这问题上有把自己和他们搞疯的危险。毕竟，在我完成此书时，十三岁的麦克斯并不是成天坐在屏幕前。他上学，画图，到处溜冰，去公园里打篮球，在夏令营里骑马；他读科幻小说，写故事，和朋友出门，听吉米·亨德利克斯、甲壳虫乐队，也听涅槃合唱团和“窥探狗狗”。我还要求他什么？放孩子一马吧。我当初之所以会埋头书堆，是因为我腼腆害羞，一个在纽约一间公寓里度过许多时光的独生子，太需要同伴和慰藉了。我的阅读是强迫性的，我想从阅读中得到的太多了。

可是……

几年前，麦克斯打开一本书的时候，他会咬着上衣，把鞋带揉成一团；然后他坐到床上往后一躺，把书举在半空中，双腿和屁股也抬在半空中；然后他向侧边倒，把脸凑近书，像是在检查草里的什么小虫一样。他似乎热切地要从某个角度对书下手，也许从底下，也许从旁边，或是从书背后；有时，他还会生气地丢下书。我看着他，对他的喜爱只增无减，但我也感觉受到打击：原来媒体正适合他喜怒无常的性格。我恼火地告诉自己，他可以乖乖坐下来听比利·乔，看卡通、战争电影、摔跤，打电动玩具，这些全没问题，因为都可以依照他的节奏进行。那些娱乐知道怎么抓住他的兴趣，同时还卖了产品给他。现在该是反击的时候了。

直接硬碰硬，会比根本不打输得还快。所以我太太和我便迂回行事，等待时机。几年前，麦克斯很喜欢“德军总部”，那是一种可以任意射杀成排纳粹党卫队员的电脑游戏（后来有很多这种瞄准射击的游戏，如“毁灭战士”和“黑暗势力”）。玩家手持一把能在屏幕下方显示的枪，穿梭在三维空间的迷宫里，穿过走廊，进入门内，一层层向上，开枪射击，同时躲着敌人（一个小小的脸部画面显示伤势），通关是一关比一关更难，最后，从一条走廊的那一头出现了一个张牙舞爪、行动笨重的大家伙，然后——“砰！”你开枪，他中弹倒下。他死了，那是阿道夫·希特勒。游戏结束。

也许我儿子戴上盖吉斯戒指的话，会毫不犹豫地射杀萨达姆，因为，据我理解，这游戏达到了最接近那戒指的地步。一个成人朋友把“德军总部”带来，装电脑游戏之前我们不知道它这么血腥、粗暴，这么容易迎合小孩（好吧，小男孩）的毁灭欲。我的两个儿子，麦克斯和年仅九岁的汤米，都立刻上了瘾，而如果我们硬不准他们玩，既会造成冲突，也并无益处。于是我们采用向来的方式——寓教于乐。我们用这个游戏来教他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犹太人浩劫的历史，然后再谈到冷战和柏林墙。

与媒体相比，手无寸铁的父母非常彻底地担负教导责任。毕竟他们的赌注最大：他们是在塑造灵魂。我太太和我并没有事先计划或谈论，就设立起了一道防线，用我们自己缓慢、真实、随意、开放性的言谈节奏，去应对媒体连续、快速、紧张、尖锐的伪资讯的节奏。睡前我们会给他们讲故事，无数关于善恶的故事，有时他们会要我们讲上两三个甚至四个。媒体把小孩身上许多美好完整的本质给挤掉了；我们想将其复原，并常常感觉整个情势差点失控。

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彻底禁止他们接触这些媒体。我知道有这样做的英勇家长，在小孩七岁的时候念简·奥斯汀的作品给他们听，但我永远也不能把孩子和他们那些将媒体照单全收的朋友们隔离。《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里的态度和笑话是我们夫妇和孩子们能完全分享的，每当有谁要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人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像马芝（剧中妈妈的角色）一样呻吟。大部分电玩游戏都很有吸引力，我自己也喜欢玩，而身为影评人的我，当然最没有资格不准小孩看电影和电视（当我和儿子们争论，强迫他们少看点电视的时候，他们都很有风度地不利用我这个极其明显的弱点）。我相信人应该享受乐趣，即使是“眼下”的乐趣、“浅薄”的乐趣。乐趣是引导你走向了解的路径；你会扩充你所喜爱的东西，从一样热衷的事物到另一样，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首乐曲到另一首，最后这些乐趣加起来的总和，就是你自己的灵魂。

但乐趣，我们媒体社会的这种原则，会怎样引导小孩走向柏拉图所谈的那种“正义”和“快乐”？（我们会称之为一种“心满意足”的状态，但都是同一回事。）有太多问题了！柏拉图朝空中丢了太多球，我没法将它们通通接住：理想的社会、教育、快乐、权威！我还会需要再回到这里，因为文学人文课里，荷马又开始吟唱（或念诵或随便做什么）了，虽然我确定我已经读够了荷马，我还是得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