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为什么是现在？

本书完成的时期颇不寻常——跟很多国家一样，英国也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处于封锁状态。我们一边写作，一边目睹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交织在一起：社交疏离，以及国家危机中人们对团结必要性的普遍认知。全国各地的人都在志愿帮助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应对封闭隔离带来的影响，并以各自的方式支持在抗疫前线奋战的人。在这本书中，我们强调这种团结的价值和必要性，即使在不那么困难的时候亦然。

这本书当然是在人们听说这个病毒之前就已经策划好了。但我们之前的作品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似乎很适用于眼前的危机，同时也适用于分析较长期的政治形势。保罗的新著《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回应了英国日益扩大的社会分歧，探讨了如何恢复社会凝聚力。约翰与默文·金（Mervyn King）合著的《极端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探讨对模型的依赖所导致的过度自信。

同许多人一样，我们对流行病学没有研究。有几位流行病学专家自诩有研究，号称他们的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但这些模型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它们只能确定关键的参数，比如每个感染者能感染的人数以及重症患者的比例。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因此，当公共政策面临“极端不确定性”时，我们同时看到了模型的用途及其局限性。

同样，对于政府要求大家待在家里的指令和呼吁，我们不知道民众和企业会做何反应。死亡率与年龄相关，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保持社交距离帮助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们自己。人们会只顾自己吗，还是会先考虑别人？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政府权威不同、社会凝聚力不同，不同国家的国民对社交限制政策的反应有着巨大差异。而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相对实力的差异、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受个人主义情绪影响的集体意识，以及这些相关因素导致的后果。

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技术效率与其家庭、社群[*]优先于个人的价值观相辅相成，这些地方对大流行的防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世界的南北两端，颇具社会凝聚力的新西兰和瑞典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瑞典主要依靠公民的公共精神，新西兰则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行动的措施。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也体现得很明显：瑞典领导人躲在幕后，让科学建议引领抗疫；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敏锐地洞察到了公众情绪，确保了其政府所出台的严厉政策得到舆论的支持；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则借机为自己集聚了无限的权力。而此时此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鼓励民众自行注射消毒剂。

英国最初的公众反应是团结一致。只有时间能验证，当个人经济困难到来时，这种团结一致能持续多久。迄今为止，只有美国人走上了街头进行抗议。随着人们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越发强烈，企业要么用补贴和赤字来保住工作岗位，要么先一步进行裁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股东的损失，但这样又会加快经济衰退的速度。公司会优先考虑股东还是它们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我们能否在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取决于社会凝聚力的大小。面对共同的目标，大多数人都能团结一致，但有的社会团结得更紧密、更有效。我们会在后文中充分区分，哪些社会更团结、效率更高，哪些社会做得不够好。

本书有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极端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而且它会自然发生。但政界和商界的领袖们刚愎自用，过度信奉借助模型来理解世界，同时个人主义的崛起又削弱了社会为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两个因素进而产生了相互作用：自信的领导者们坚信自己知道该做什么，同时不相信人民，认为人民会因为过于自私而拒绝合作。与审查监督挂钩的激励政策成了领导者们的法宝。

个体的自私与自上而下过度自信的管理相结合，已经伤害了我们的社会。但你可以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写了这本书来帮助你。

[*]Community这个词视其具体意思可以被译作社区、集体、共同体；在社群主义的相关著作中，它常被译作“社群”。本书为确保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在个别地方做了灵活处理，请读者留心甄别。——译者注

[†]本书写作于2020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