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寄生虫时髦之前

当个寄生虫可不容易。当然，你可以白吃白喝，但是混吃等死的“米虫”的生活仍然充满压力。你必须能够适应一个、两个，或是三个不同的宿主——假如你属于吸虫那类寄生虫，这些宿主可能像地球和月球那样各不相同。从一个宿主转移到下一个宿主可能是一场“旅行噩梦”。请想象你是一只吸虫，你在蚂蚁体内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你只能在羊的胆管内进行有性繁殖。而蚂蚁并不在羊的日常菜单上，那么你该如何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让贾妮丝·穆尔（Janice Moore）开始了她的科研道路。[1]1971年，她还是休斯敦莱斯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学习着由该领域泰斗克拉克·瑞德（Clark Read）讲授的寄生虫学入门课程。瑞德是一个身材瘦长、气场威严、讲课风格古怪的人。他会抽着香烟，天马行空地用不同种类寄生虫的迷人细节吸引学生进入他的激情世界，他的介绍并没有明显的逻辑或秩序。但是他讲故事很有天分，他可以绘声绘色地描绘寄生虫的生活，让人几乎可以想象出成为寄生虫的感觉。他也知道该如何营造好的悬念，他就是这样吸引到穆尔的。

尽管瑞德告诉穆尔“要像吸虫一样思考”，穆尔还是无法想象如何让蚂蚁跑到羊的嘴里。事实上，没人能做到，因为寄生虫想到的解决方案荒唐得不可思议：它入侵蚂蚁大脑中控制运动和口器的区域。白天，被感染的蚂蚁和其他蚂蚁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到了晚上，它不会回到自己的巢穴，而是会爬到一片草叶的顶端，用下颚夹住草叶。它会那样悬在空中，等待羊过来吃草将其吃掉。不过，如果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它就会回巢。

“为什么它不一直附着在草叶上呢？”瑞德问道，他扫视着教室，好像在期待学生们能够理解吸虫的逻辑。“因为如果它这样做，”他告诉全神贯注的听众，“蚂蚁就会被正午的太阳晒死——这对寄生虫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它也会随之死亡。”所以蚂蚁一晚接一晚地在草叶上来来去去，直到附着的草叶被毫无戒心的羊吃掉，吸虫这才终于进入了羊的肚子。

瑞德讲的故事让穆尔感到震惊。吸虫令人想起漫画中的大坏蛋，用一个操纵杆控制人们的思想，让守法的公民抢劫银行并犯下其他罪行，这样坏蛋就可以掌控世界了。吸虫这一壮举的相关报道来自20世纪50年代德国的一项研究，不过，让穆尔激动的是瑞德刚刚得知了关于另一种生物的研究，其结果与德国的研究相似。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只棘头虫，一种长着刺头、身体松弛的寄生虫，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长5—10毫米的虫状囊包。这种寄生虫在变成成虫之前，必须在小型虾状甲壳动物的体内成熟。这些甲壳动物生活在池塘或湖泊中，通常一遇到刺激就立马钻进泥土里。然而，这种寄生虫必须要进入绿头鸭、海狸或麝鼠的肠道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发育，而这些动物全都生活在水面上，并且以甲壳动物为食。为了研究“偷渡者”如何偷渡成功，瑞德曾经的学生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他现在已经是艾伯塔大学的教授了，和他的研究生威廉·贝瑟尔（William Bethel）将甲壳动物带进了实验室。他们发现，这些被感染的甲壳动物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它们在遇到刺激时非但没有往下潜逃，反而蹦到了水面上，四处跳来跳去，就差大喊：看我！如果这都没有引起捕食者的注意，它们会附着在水禽和水生哺乳动物爱吃的植物上。穆尔惊讶地发现，有些甲壳动物甚至会附着在鸭子的脚蹼上，然后很快就被鸭子吞食了。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吸引了穆尔的注意力。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甲壳动物身上偶尔会携带一种不同的棘头虫。他们的测试结果显示，当甲壳动物被这种棘头虫感染时，它们遇到刺激的反应也是向上游动，但它们会聚集在灯光明亮的地方。斑背潜鸭时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出没。事实证明，斑背潜鸭就是这种特殊寄生虫的下一个宿主。

穆尔认为，捕食者和猎物间的许多互动并非像表面那样，而是受到了寄生虫的“操纵”。也许，因为生物学家们不知道视野之外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如果寄生虫不仅大搞破坏直接导致宿主死亡或生病，而且还巧妙地改变宿主的行为使其生病，那么这将对生态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这些微小的生物体能将动物从一个栖息地带到另一个栖息地，带来的未知影响会波及整个食物链。

下课后，穆尔冲到瑞德面前。“我想研究这个问题。”穆尔说，脸上洋溢着兴奋。瑞德称赞了她这个冒险的决定，他们开始谋划未来。“你需要读一个动物行为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攻读寄生虫学的博士学位。”瑞德建议道。穆尔也正是这么做的。

40多年后，穆尔回想起那一天依旧忍俊不禁。[2]“我两眼放光，热情洋溢，完全不知道前路上有多少阻碍。”穆尔说，一想到自己年轻时的乐观态度就忍不住放声大笑。开朗的穆尔留着短短的卷发，她仍然带着得克萨斯州的低沉口音，自信又充满活力。现在，她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她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地让生物学界注意到寄生性操纵的变革本质，并鼓励新一代的科学家参与这项事业。她开创性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她的著作——使人们看到了寄生虫让宿主服从其意志的各种方法，以及它们在生态学上具有颠覆性却往往未被重视的作用。在她看来，捕食者可能并非像自然纪录片中暗示的那样是最高阶的猎人。它们一天中捕食的很大一部分食物可能是寄生虫带来的低垂的果实。毕竟，当食物会自己跑到你面前时，你又何必要为之努力呢？也许，在这个她帮助创立的领域中最异端的观点就是，人们不应该认为动物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许多甲壳动物、软体动物、鱼类和“几卡车的昆虫”，穆尔说，“都因为寄生虫而行为怪异”。[3]她还提醒，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似乎不常受到寄生虫的侵害操纵，这种观点可能源于无知。[4]她可以确信的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动物行为世界最终将指向寄生虫。在她看来，相比其他物种而言，寄生虫对某些物种的摆布更难被验证。

穆尔和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开始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进展，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我们2012年春天第一次会面的原因。我们都跋涉了数千英里，来到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乡村一隅，参加史上第一届专门讨论寄生性操纵的科学会议。顶级刊物《实验生物学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赞助了这一历史性的活动，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研究人员，这是对该学科所取得成就的认可，也是反思该学科要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地位还需要走多远的机会。虽然穆尔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工作开始在自己的专业之外掀起波澜，但让她感到沮丧的是，许多科学家仍然不能理解寄生性操纵在自然界中的普遍程度。她抱怨说，即使是在生物学的诸多领域中，“它们也常常被视作有趣的把戏或独特的新奇事物而已”。

神经寄生虫学面临着另一个语义学上的挑战。穆尔说，定义哪些行为构成了操纵，这本身就是个棘手的问题。严格说来，她和大多数同事都认同操纵指的是寄生虫诱导其宿主做出的行为，这种行为有利于寄生虫的传播，但却以损害宿主的成功繁殖为代价。不过这个看似直白的定义一应用到现实世界，可能就会变得非常模糊。例如，如果一种感冒病菌让你忍不住咳嗽，那是因为你的身体试图将病菌从肺部清除出去，还是因为寄生虫导致你的喉咙发痒，从而让你传播病菌？还有这种情况：家养母鸡可能更爱吃感染了寄生虫的蟋蟀，因为寄生虫会损伤昆虫的肌肉，让这些蟋蟀动作更慢，也更容易被捕捉。这种寄生虫需要进入母鸡体内才能繁殖，但它到底是真的在操纵蟋蟀还是仅仅在伤害它呢？相比之下，蚂蚁被吸虫入侵大脑后爬到草叶上去，很少有人会认为这种行为仅仅是疾病的副作用。那么，你会将“操纵”的定义拓展到什么程度呢？

穆尔承认这并不容易判断。但令她惊讶的是，即便某种行为明显属于操纵，也并不能从许多科研人员报告的谨慎口吻中看出来。在听了一位科学家的演讲后，她说：“去年我审阅的每篇论文差不多都有相同的免责声明，几乎一字不差：‘宿主行为的改变可能是由寄生虫操纵或病理学原因造成。’我们什么时候才有信心说某个现象不仅是疾病的副产品，而且明显是一种操纵行为？”她的同事们点头表示赞同。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研究人员会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审稿人几乎总是让你用那个限定词”，否则他们不会接收文章出版，她回答。挑战现状的想法往往会遇到阻力，而“病理学”，她说，“是默认的解释”——一条保守的退路，即使这是最不可能的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传统的生物学家非此即彼的僵化想法也让穆尔感到恼火。她说寄生虫和宿主在相互斗争中的行为并非总能被“清晰地归到一类”。也许你的咳嗽既代表了你的身体驱除病菌的努力，也代表了寄生虫传播自己的决心。甚至天敌之间也可以有相同的目标。在她看来，坚持认为寄生虫引发的宿主的行为应该完全符合操纵的特征，以此来确保科学界的兴趣，这种行为同样是愚蠢的。为了说明观点，穆尔指出她的一名研究生最近发现被蛔虫感染的蜣螂（屎壳郎）挖出的洞穴更浅并且粪便的摄入量会减少25%。“这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她强调道，“事实上，澳大利亚不得不进口蜣螂，因为它们在粪堆里根本忙不过来。这就是一个作为‘生态工程师’的蜣螂被寄生虫操控的例子。因此我们把这个研究提交给了《行为生态学期刊》（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logy），但编辑甚至没有把文章发出去送审。编辑回信称‘这显然只是一个病理学案例’——好像说这么一句有什么意义似的。真是令人恼火！”

穆尔在谈起自己向无知的人宣讲时似乎有些生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她职业生涯的开端，她时常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在荒野中嚎叫的孤狼。[5]与其说她的想法受到了鄙视，倒不如说是被忽视了。她在克拉克·瑞德的课上恍然大悟的时候，许多生物学家就对寄生虫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寄生虫过于原始又令人厌恶，并不值得研究。羽毛华丽的鸟类和大象、狮子等大型哺乳动物被认为是更适宜的研究对象。寄生虫所受到的关注，几乎全都来自兽医或医学研究人员寻求遏制疟疾和霍乱等流行病的领域，很少有人关心它们对生态的影响，更别说探索它们如何对动物发号施令了。

穆尔走进了这个世界，这位年轻的女士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她不但特立独行，而且——她自己也承认——“天真得无可救药”。

她在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动物行为学硕士学位后，开始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寄生虫学博士，她当时以为自己可以直接扎进感兴趣的领域。“我对要如何开展实际的研究毫无头绪——研究生不能决定自己的研究计划，而应该致力于导师最感兴趣的问题。”事实上，她的导师希望她把精力放到绦虫的生物化学研究上，但她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穆尔是系里唯一的女研究生，她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有些隔阂，这让她很难适应霍普金斯大学的生活。结果，她对其他人眼中该领域里的重要问题知之甚少。讽刺的是，这一点可能既帮助又阻碍了她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发展。当我问穆尔她在这方面的信息缺失是否让她能够跳出条条框框来思考时，她反驳道：“我甚至不知道还有什么条条框框！”

她在别的方面也格格不入。科学本质上是精简的，其理念是把大问题分解成更容易入手的小问题。但是穆尔一直是个有大局观的人。她几乎可以看到所学的一切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喜欢整合信息。她念本科时就为选专业而苦恼，最后她考虑到专业的广度而选择了生物学。她想，研究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学科不会对她有太大的限制。出于类似的原因，当她需要决定在该领域中的专长时，寄生虫学和动物行为学吸引了她。她说：“这个领域看似能将众多的事物整合起来，但以我当时的年纪，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难度，其实不同事物之间常常无法整合。”想到自己年轻时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她再次哈哈大笑了起来。

她一想到操纵性寄生虫重新安排食物链的宏伟蓝图就感到兴奋，但她却不知道该如何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她脑海中纷繁庞大的想法。霍普金斯大学拥有强大的寄生虫学和生态学系，一开始这里似乎是学习该技能的最佳场所。但令穆尔感到失望的是，这些研究团队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他们认为各自的研究都很不一样，”她解释道。因为没有人指导她该如何将这些学科联系起来，她那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寄生性操纵的目标似乎远远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更令她沮丧的是，每当她试着让别人看到寄生虫可能是“提线木偶”背后的操纵者时，她都得不到什么热情的回应。在一个潮间带海蜗牛生态学的研讨会上，她问演讲的科学家有没有检查软体动物体内是否有吸虫。被寄生虫感染的蜗牛与未被感染的蜗牛相比，出没的地点常常不同，她援引了一篇她刚刚读到的论文解释道。那位研究者明显不高兴了，在他看来，他记录的无数影响蜗牛行为的因素已经够他忙的了——迁徙的捕食者、水流的改变、每日的温度波动等。穆尔却还建议他应该注意别的问题。穆尔并非不赞同他的观点，毕竟研究野外的寄生虫至今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当时他的反应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穆尔看不到出路，她决定第一年结束时从霍普金斯大学退学。圣诞节前，她回到了得克萨斯州，计划联系她之前的教授瑞德，瑞德已经表示愿意指导她进行寄生性操纵者的研究。但是就在他们约定见面前不久，瑞德意外地死于心脏病突发。这让穆尔感到十分悲伤，学术上也没有了方向。她咨询了许多其他大学，寻找可能为她提供类似机会的博士项目，但是当时神经寄生虫学在科学家眼里甚至连一丝希望的微光都算不上。加拿大科学家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实验室的研究显示，一些甲壳类动物会按照寄生虫的指令行动，但即便是他也没有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霍姆斯解释说，这只是次要的研究兴趣。穆尔走进了死胡同。

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穆尔在华盛顿大学一个昆虫学家的实验室里找了个技术员的工作。她与这位昆虫学家的研究兴趣并不重合，但她很快就时来运转了。这位昆虫学家林恩·里德福德（Lynn Riddiford）是那个时代的罕见人物，一位成为其专业领域佼佼者的女性，而且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榜样。穆尔在她身边学会了如何构思、获得资助和实施研究项目——说到底这些就是成为一名成功科学家的基础。这段经历赋予了她力量，并使她对自己的想法重获信心。也许是因为她更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其他人也是如此。走了三年的弯路之后，穆尔被新墨西哥大学一个特别的博士项目录取了，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学生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

穆尔不想搞砸这个好机会。当时，她清楚自己没能力将所有的观测结果都整合联系起来，仅仅能识别出尚未被发现的寄生性操纵就算胜利了，如果她能证明这些操纵让宿主在野外环境下变得更容易吸引捕食者就更好了。她也从里德福德那里学到了设计严密实验的重要性，实验最好具备一个简单的、易于执行的前提。经过一个学期对学术论文和教科书的搜索，她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棘头虫，它轮流寄生于两种十分常见且易于观察的宿主——八哥和鼠妇（孩子们通常称鼠妇为团子虫，因为它们在被触摸时会蜷成球状）。仅凭一点点直觉，穆尔推测，寄生虫会让鼠妇做出一些行为，增加其被八哥吃掉的概率。

她的实验装置是一个玻璃的平底盘子，尼龙网罩住了大部分盘子顶部，还有另一个倒扣的盘子做盖子。[6]她将感染和未被感染的鼠妇混合在一起放在尼龙网的顶部，然后在隔板的两侧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盐，这样就创造出一个低湿度的隔间和一个高湿度的隔间。她发现被寄生虫感染的鼠妇更容易被吸引到低湿度的区域。在野外，干燥的区域往往都是暴露的空间，因此她认为被感染鼠妇的行为会让它们更容易被捕食。在另一个实验中，她搭起了一个掩蔽所，在四个角落各放置一块石头，在四块石头上方又搁了一片瓷砖。实验发现，被感染的鼠妇比未被感染的鼠妇更喜欢出去，进入开放的空间。在另一个实验中，她用黑色碎石铺满了盘子的半边，另外半边铺满白色碎石，以此来测试寄生虫是否影响了宿主伪装自己的能力。鼠妇是黑色的，所以她推测被感染的鼠妇更有可能出现在白色碎石上，它们在那儿更容易被鸟类发现。实验结果也的确如此。

她已经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自己的论点，但是她的发现在野外环境中还能站得住脚吗？由于人们很难在寄生虫自身的寄居环境中研究它们，所以还没有科学家能够衡量寄生性操纵的生态学影响。但是对此穆尔有个机智的计划。繁殖季节，她在校园里为八哥搭建了巢箱。她将管道清洁绳绑在八哥雏鸟的喉咙上，绑的松紧度不至于伤害到它们，但是可以阻碍它们吞咽。然后，她收集了八哥雏鸟父母喂给它们的猎物，并解剖当天捕捉到的所有鼠妇。她发现，1/3的八哥雏鸟都被喂食了受到感染的鼠妇，尽管巢箱附近只有不到0.5%的鼠妇携带寄生虫。显然，寄生虫引发的宿主习性变化让宿主成了更有吸引力的猎物。

一两个具有非凡操纵能力的寄生虫案例很容易被归为奇怪的反常现象而被忽略。诚然，这很有趣，但这只不过是我们理解自然选择的一个注脚。不过，从趋势来看，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当穆尔的研究结果于1983年刊登在期刊《生态学》（Ecology）上时，它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也因为更广泛的发展席卷了生物学界。寄生虫在长期被视为恶心的低等生物而受到忽视后，开始被视为有趣甚至是崇拜的对象。正如穆尔所说：“它们变得很酷。”

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科学和所有领域一样，都受到潮流的影响，但是与穆尔的八哥研究不谋而合的是，一系列指出寄生虫生态重要性的论文开始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这些论文的作者包括进化生物学的巨擘罗伯特·梅（Robert May）、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和彼得·普莱斯（Peter Price）。大约同时，另一位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延伸的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此书进一步触及了寄生性操纵的主题。他在书中提出，基因是否能遗传下去，不仅取决于它如何影响其所属身体的特征或表型，还取决于它对其他动物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他举了一个例子：自然选择偏爱能通过改变宿主行为来繁殖自己基因的寄生虫。

寄生虫的忽然流行助了穆尔一臂之力。《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以报道前沿研究闻名，杂志编辑邀请穆尔写一篇综述文章，将她的鼠妇研究成果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下。穆尔除了强调德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之外，还梳理了其他科学文献中值得注意的寄生性操纵案例，这些案例以往都被忽视了。她用生动易懂的文字解释了它们的意义。[7]

“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桥段之一就是外来寄生虫入侵人类宿主，并且当它们繁殖并扩散到其他不幸的人身上时，会迫使人类服从它们的命令，”穆尔在1984年5月的这期杂志中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开场白，“然而，寄生虫能够改变另一种生物体行为的想法绝不仅仅是虚构。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人们只需要在湖里、田野上或森林中找找看就能发现。”

很快，如人们所知，“操纵假说”引发了科学界的热切讨论。[8]正应了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那句名言：“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寄生虫有可能是伪装起来的“独裁者”，这个消息一经传开有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动物行为的异常。好奇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些异常行为的罪魁祸首是不是传染性生物。

然而，尽管科学家对这个想法感到兴奋，这个领域的流行却转瞬即逝。开展这项研究需要面临的实际挑战很快就使人们对它的热情冷却下来。即便不考虑寄生虫的问题，观察动物行为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研究人员可能需要花费数不尽的时间，穿着潜水装备待在水下，用吊索悬挂在森林树冠的顶部，或者夜间用手电筒在沼泽地里寻寻觅觅。由于一个寄生虫可能有两三个宿主，仅仅是弄清楚其生命周期的细节就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进一步的挑战是估算每个种群的感染率，这通常意味着要捕捉几十或几百个潜在宿主，并且要从宿主身上抽血，收集粪便，或者杀死并解剖它们。然后——假设你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真正困难的部分来了：确定这个“搭便车”的家伙是否真的在操纵宿主。如果是，它是如何操纵的，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这部分研究最好在实验室里开展，但是许多动物不愿意在被困住的条件下进行日常活动。人类可能是更愿意合作的受试者，但是怀疑精神疾病或其他异常行为可能与寄生虫有关的科学家遇到了更大的障碍：他们不能用自己选择的寄生虫来感染受试者，然后观察受试者的习惯或倾向是否会改变。

鉴于以上原因，很难找到有耐心和毅力从事这类工作的研究人员也就不奇怪了。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人们仍倾向于关注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忽略其中隐藏的“乘客”——它们可能拥有与搭乘的载体非常不同的目的。尽管如此，到了世纪之交，科学家已经成功发现了几十例寄生性操纵的现象，这些操纵行为影响着动物王国中几乎每一个分支的宿主。穆尔作为集大成者，于2002年将所有的已知案例汇编成一本书：《寄生虫与动物的行为》（Parasites and the Behavior of Animals），这本书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圣经”。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激发人们创造性地思考寄生虫如何运用其“黑魔法”，并且揭示统一的原理。她试图确定：寄生虫以宿主的中枢神经系统为目标的频率如何？寄生虫对相近的物种会采用类似的胁迫策略吗？非常复杂的操纵行为可能有简单的基础吗？最重要的是，她的思考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当她还在克拉克·瑞德的班上时就吸引了她：你能通过动物体内的寄生虫预测动物的行为吗？

穆尔仍在试着去回答这些问题。她承认大致的模式正在浮现，但具体细节还很粗略。而且她手上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现在又有数百种寄生虫被怀疑是操纵者，但她推测真实的数量可能上千。“我们只是还没有遇到它们，”她说。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动物行为有困难或者是对人类进行实验的禁忌，可能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被自己的感官禁锢了。很简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过于依赖双眼所见。穆尔在会议上演讲时，通过讲述蝙蝠回声定位的发现经过强调了这一点。

自18世纪以来，研究人员就知道被蒙住眼睛的蝙蝠可以灵巧地穿梭于丝线之间，但是被蒙住耳朵的蝙蝠则会跌到地面上。[9]然而150多年来，科学家拒绝相信动物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东西。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随着在超声波范围内探测声音技术的进步，人们发现蝙蝠可以听到自己叫声的回声。不过，直到二战结束，关于雷达和声呐发展的军方文件被解密后，蝙蝠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定位的观点才被完全接受。

穆尔说，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如今为人所知的大多数操纵行为都是肉眼可见的，比如中间宿主让自己置身于对比鲜明的背景下，或疯狂地四处移动，或到它通常不会出现的地方去。因为这些现象会吸引人类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会被捕食者（寄生虫的下一个宿主）注意到。但是，如果寄生虫在我们感官所不能及的地方改变了动物行为，从而有效地暴露了动物的行踪，那么情况又如何呢？例如，寄生虫可能会诱导它的宿主留下一条气味轨迹，而我们的鼻子嗅不到这种气味，或者让宿主发出超出我们听觉范围的声音，又或者促使宿主暴露出在我们看来颜色暗淡，但在寄生虫的下一个宿主眼里色彩鲜亮的身体部位。这位变成吸引捕食者“靶子”的动物甚至可能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将在后文看到，人们现在怀疑，一些导致可怕灾害的寄生虫通过改变人类的体味来促进自己的传播。穆尔说：“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我们怎能不疑惑，在感官之外的疯狂信息世界里，我们究竟忽视了哪些操纵行为呢？”

紧随其后走上演讲台的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生物学家罗伯特·普兰（Robert Poulin），他同意穆尔所说的科学家忽视了上千种操纵行为，但有趣的是，他提出的原因与穆尔不同。[10]他指出，许多操纵者可能只会让宿主的正常习惯发生微小的改变——当科学家将宿主群体与未感染群体的普遍行为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差异可能更容易被忽略。例如，寄生虫可能会稍微改变动物去某个地点的频率，改变它们一天中最活跃的时间段，或者促使宿主在错误的情况下以惯常的方式行动。比如，当其余的鸟展翅飞翔时，受感染的鸟却在地面啄食。他提出，“捕食者对任何让猎物变得显眼的改变都非常敏感，无论这种改变多么微不足道”，因此，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此外，这种细微的改变也不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因此演化可能更偏爱这种简单的策略。这意味着对人类而言，我们可能要用更精细的手段来研究动物行为，才能发现寄生虫对我们的影响。例如，我们不仅应该将可疑的寄生虫与明显的精神疾病联系起来，还应该将它与人类性格和习惯的细微改变联系起来，这些改变可能完全合乎常规。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更容易检验这些理论，而且找到了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答案。蝙蝠回声定位的发现表明，开辟新的领域往往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在这方面令人振奋的消息是，科学技术终于开始追赶上了寄生虫的复杂性。过去十年里，用于了解操纵行为背后机制的工具有了显著的进步。因此，研究人员有了更好的方法来认识宿主体内的寄生虫，并识别与宿主行为变化相关的基因、神经递质、激素和免疫细胞。我们完全弄清楚了的操纵行为还很少，但是正如接下来的几章所示，科学家现在找到了一些极好的线索。这真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我们要“像吸虫一样思考”，我们就需要理解它们的小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