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新奥尔良
第1章 挣扎
要认识新奥尔良，你要知道新奥尔良的小区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在别的城市，富人和穷人住在不同的区域——高速公路、铁道，种族歧视的规划者所设置的各种障碍物，确保城市的富有和贫穷区域彼此分隔。在这里，密西西比河的洪水一直是个威胁，富人住在高地，穷人住在低地，这使新奥尔良的不平等地形交错混乱。
数十年来，在高地街廓上的豪宅——圣查尔斯大道（St. Charles）、梅格辛街（Magazine）、滨海街（Esplanade）背后，低地上藏着新奥尔良劳工阶级住的残破独栋房屋。搭着古色古香街车、沿着圣查尔斯大道漫游的观光客，赞叹坐落于精致草坪上占地达1200平的百年豪宅，不会知道往大道北端走50英尺，他们就会看到一个远不同于观光手册和好莱坞呈现的新奥尔良。你可以开车、走路、骑自行车、搭街车从法国街（Frenchmen Street）经过游乐园化的法国区（French Quarter），沿着梅格辛街、圣查尔斯大道一路漫游，却永远不会意识到在这些街道之外，居住着被这个城市长久遗忘的人民。
这些小区，藏在我们一般想象的新奥尔良之后，贫穷但充满文化与社区感。特雷姆区（Treme）、滨水区、中市区（Mid-City）、中央市区（Central City）、上九区（Upper Ninth Ward）和下九区（Lower Ninth Ward）、卡罗尔顿区（Carrollton）是多数新奥尔良人——音乐家、街上游行的表演者、擦旅馆栏杆的清洁人员——住的地方。
但缙绅化挑战了这样的地理疆界，有钱的人不再满足于城市的高地，开始突破他们原本的堡垒。几乎每个邻近密西西比河的小区，在2000年到2010年间白人人口都有增加。这些小区——法国区、中央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滨水区、玛格尼区（Marigny）、花园区（Garden District）、爱尔兰区（Irish Channel）和上城区的一部分，数十年来创造了城市里状似茶壶的白人人口分布图。但2000年到2010年间，杜兰大学的地理学者理查德·坎帕内拉（Richard Campanella）发现，这个茶壶不但形状在扩大，内在也逐渐“变白”[1]，在每条街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新的潮流象征咖啡店、精品店、艺廊开始大放异彩，尽管很多房屋在卡特琳娜飓风后还残破待修。
城市在庆祝重生，但几乎没有一位当权者——市长、州长、市议员关心还没回到城市的上万名黑人。当我访问在飓风后离开新奥尔良的非裔美国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害怕回去，那感觉上已是个不同的地方，不再属于他们。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
全国性报纸和杂志开始重新关注新奥尔良，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以新的眼睛和耳朵”[2]去感受这城市。他们不厌其烦地描绘新的新奥尔良，以几乎全是白人的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厨师所居住的小区为对象。根据这些报道，新奥尔良充满了迷人的享乐主义，等待着被发掘。“在新奥尔良，成功的定义取决于你有多疯狂。”[3]一位音乐家这么告诉《纽约时报》。“但这个城市还不像洛杉矶或纽约那么时尚，”[4]一名女演员说道，“新奥尔良还不够大都会，在这里买不到羽衣甘蓝。”
贫穷和死亡的陈述，逐渐被浴火重生的说法所取代，新奥尔良要重新出发了。政府官员和改革的支持者发动公关战，想要让世界和城市居民相信，随着新市民、新餐馆、被冠以新名字的旧街道和旧小区〔有时候只是在旧名前冠上一个“新”字，像是“新法瑞特街”（new Freret Street）、“新玛格尼街”（new Marigny）〕的繁荣，新奥尔良在卡特琳娜飓风过去十年之后终于恢复旧观了——从让城市人口流失过半的破坏和经济瓦解中恢复。
认真来说，经济开始好转，人口正在恢复到飓风前的数字，但是“恢复旧观”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的居民大部分已不是飓风前住在这里的同一批人。因为人为疏失，一场移动缓慢但威力相对较弱的飓风摧毁了新奥尔良，造成一半以上的人口流失[5]，大约25.4万人出走逃难。当它重建完毕，却与以往完全不同：新奥尔良过去有67%的黑人人口，白人只占四分之一，根据2010年的普查数据，现在白人占到人口总数的30%，而黑人没有以同样的比例恢复，只占到总人口数的60%。这样的改变——从67%到60%看起来也许不多，但如果你看到数字，人口的损失是显著的：到2010年，白人人口已快回到飓风之前的数字[6]，而今日还有将近十万名黑人，再也没有回到新奥尔良。
城市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政府官员在媒体上巡回庆祝飓风十年之后城市的重生，地方政府（包括联邦和州政府单位）已停止追踪甚至谈论流浪在外的人口。通过有限的研究[7]，我们知道有上万人还寄居流浪在休斯敦和其他得州城市，有些人搬到路易斯安那的小镇，或是犹他州、纽约州等遥远的地方，只有新奥尔良的黑人社群至今仍记挂着这些消失的人。
我曾经听过人们以“殖民”“侵占”“种族灭绝”来形容卡特琳娜之后发生的事。对外人来说也许太过戏剧化，但你该如何形容一组，在实际效果上，或者甚至在意图上是剔除一个小城市中黑人的政策呢？你又该如何形容一组鼓励白人和有钱人取代这些流失黑人的政策呢？这些臆测也许像是阴谋论，但在飓风后的地方报纸，就明明白白地记录了政治家和生意人的看法，他们群起反对旧新奥尔良，看似欢欣鼓舞地迎接新时代。“这次飓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8]，州长凯瑟琳·布兰科（Kathleen Blanco）在飓风后几个礼拜说道，“我们不能让机会就这样流逝。”
除了缙绅化的野心企图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形容这场由政府领袖、政治家、商业利益主导的行动，如一位房地产巨头所形容的——彻底改变整个城市的“人口、地理、政治版图”？
对许多被驱离的黑人来说，卡特琳娜使他们身无长物，感到城市对他们的处境袖手旁观，甚至刻意劝阻他们回家，“殖民”“侵占”“种族灭绝”这些字眼，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发生的事。
* * *
我来到新奥尔良后第一个说话的人，是我在圣托马斯（St. Thomas）一带租房子的女房东。我随口说这个地区看起来很不错，她答道：“感谢老天带来卡特琳娜，终于把这里清理干净了。”
后来发现我住的那条街，正是城市改变最剧烈的一区。我在新奥尔良遇到的人都搞不清楚我住的到底是属于哪个小区。白人会认为它是爱尔兰区或下花园区（Lower Garden District），而对新奥尔良的非裔美国人来说，它还是圣托马斯——以一处在2000年代初期开始拆除的社会住宅命名。拆迁行动在卡特琳娜之后开始加快，让上千名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流离失所。这些社会住宅之后则被私人、混合制收入的住宅开发取而代之，拥有者是新奥尔良最大的房地产商普雷斯·卡巴科弗（Pres Kabacoff）。
我到新奥尔良不久后就遇到阿莎娜·比加尔（Ashana Bigard），当地所剩无几的老居民之一，40岁，从事教育与服刑人平权的社运工作，在重新开发的圣托马斯勉强有立足之地。但就像很多留在这里的人一样，她正抓着绳子的尾端勉力支撑，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已经跟新的新奥尔良格格不入了。
“我一点特色也没有，”她说，“我是本地人，我是黑人，我有小孩，我很无趣。”
对比加尔来说，这个地区仍是圣托马斯，而不是爱尔兰区、下花园区或是什么别的地方，她答应带我走走，看看这个地方改变了多少。
我在新圣托马斯住宅区——现在被改名为河滨花园的小区接她，她与两个小孩一起住在那里。新的建筑风格跟周遭环境颇不协调，过去圣托马斯是传统的社会住宅——多层砖造建筑，以绿地庭院包围，但它营建和维护得不差，卡特琳娜对它并没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新奥尔良市政府却还是将它夷平，换成上百栋粉色系联排房屋，沿着弧形的街道排开，四周被空旷、无人、充满驻警的绿地所包围，侧边有一家郊区典型的沃尔玛超市（Walmart）。如果没有一端阻挡密西西比河水的水泥堤防，另一端华丽的梅格辛街，你会恍然以为自己并非在新奥尔良。
比加尔在卡特琳娜之后就辛苦地谋求温饱。过去五年她无法找到稳定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即便她在教育和服刑犯人权领域已有将近二十年的经验。现在她年过四十，她试着扩展边界，多方取得收入。有时候她在花园区新的昂贵餐厅担任女侍，有时非营利组织会花几百元请她当顾问，但多半它们都只愿意让她做义工。比加尔最新的兼职是为科技和非营利工作者的共享办公室做中介。这家办公室在一栋新整修的建筑，坐落在奥莉萨堡哈利大道（Oretha Castle Haley Boulevard），以种族平等大会领导新奥尔良分会的人权斗士命名，如今这里是缙绅化最厉害的地区。
我们沿着新奥尔良坑坑洞洞的街道行驶，开过圣托马斯和旧的花园区，到达哈利地区一个名叫中央城市的小区，这里已经开始展露所有缙绅化小区中期的常见征兆：新的跃层建筑、两间新的小博物馆、一间咖啡店、一个表演艺术和放映空间、一家拳击健身馆，还有一间高级墨西哥餐厅，统统在这几年内出现在周遭五条街的范围里。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都是黑人经营小生意的店面，街道如今的复兴看起来像是城市经济复苏的征兆，然而就像城市的其他地区一样，在我们看到的街道背后，更多是由上而下的规划。
2006年，当时路易斯安那的副州长、后来担任新奥尔良市长的米奇·兰德里欧（Mitch Landrieu），指定奥莉萨堡哈利大道为四条“城市主街”之一，在这里投入资金改善环境。其他三条城市主街——圣克劳德大街（St. Claude Avenue）、橡树街（Oak Street）、北城堡街（North Rampart Street），也都位于快速缙绅化的区域。不久，新奥尔良重建局（New Orleans Redevelopment Authority），灾后负责管理闲置土地和规划主要发展计划的机构，将总部搬到奥莉萨堡哈利大道，带来1850万美金的多用途开发草案，以办公室和高级公寓为主。重建局在这条大道上至少为六个开发计划挹注资金[9]，并向如今街道上的非营利组织和餐厅经营者贷出了大约200万美金[10]。最后，城市引进拆迁大队，优先拆除奥莉萨堡哈利大道被弃置的旧建筑[11]。“我相信这会带来杠杆作用”[12]，当被问到政府为什么投入私人开发，而非补助社会住宅时，市议员斯泰茜·黑德（Stacy Head）如此辩护，“政府的工作是带动市场”。于是，用上百万市政经费支撑起来的奥莉萨堡哈利大道，成为一则都市的成功故事。
有必要指出的是，新奥尔良或任何地方的人当然不会抱怨改善的小区环境，可是当这些改善带来他们无法负担的餐厅、房租，然后是三线街景、自行车道，甚至路面修补都成为迫迁和文化流失的征兆，也代表着政府看重新住民更甚于以往居住在此的老居民。当奥莉萨堡哈利大道还是贫穷的黑人小区，没有缙绅化可能时，市政府并无意改善这里。清除残破空屋、进行街道美化不必然意味着缙绅化，但在现行的体制里，却绝对正相关。
比加尔给我看的共享办公室很美观，是整条街上的金字招牌，它位于一栋12年前被废弃的小学里，现在外墙以木材和闪亮的瓷砖覆盖，一楼是间占地2.3万平方英尺的“新鲜在地食材有机超市”，中间悬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
比加尔不认得任何常去这些奥莉萨堡哈利大道新店家的消费者，她说没有朋友会去那里。每当她租出一张共享办公室的桌子，她可以抽取些中介费，但她可负担不起每个月475美元的租金。比加尔告诉我尽管她乐于协助出租空间，她知道自己也是造成这地区缙绅化的一分子。毕竟在一个有40%的家庭处于贫穷线下的区域，有谁能负担这么昂贵的办公室[13]？
当我们回头经过那些新餐馆、电影院、博物馆，比加尔告诉我她觉得像她一样——低收入、黑人、有孩子的中年人，在这新的再开发区是不受欢迎的。在卡特琳娜之前，这里没有足够的中上阶层人士支持有机超市和共享工作空间，环境的改善当然不错，但感觉不是为她而做的。
“像这样的事情真让我担心，”她说，“当他们开始在你的小区盖一间博物馆，你知道你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比加尔的生活和生涯选择在卡特琳娜前后是一样的：她以前是个教育家兼社运者，现在也是，她住在同样的小区、同样的城市里。但以前她可以维持生计，现在却不行，她自己没变，但她周围的环境却改变了。
从学术名词到大众用语，缙绅化这个词的意思不断延伸和改变。在大众报道里，缙绅化通常被当成是个人行为的加总——雅皮士和嬉皮士们从郊区搬到原本衰败的内城区，逐渐改变当地的环境，比加尔这些人的处境是附带发生的。但缙绅化不只是这样，新贵的增加、比加尔等人的搬迁、生活质量恶化，是缙绅化造成的结果，不是它的起因。缙绅化是个有目的性的行动，而不只是一个大众趋势，要定义缙绅化，我们必须要能辨识它背后的行动者以及他们的行为。
缙绅化，最根本的意思，是将城市原本为穷人和中产阶级提供的空间，改成为供有钱人累积资本使用。这个趋势不只发生在城市，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保守主义者致力于将经济自由化，减少对社会安全网的投入，将美国由凯恩斯[*]的福利国家转变为友善企业、财团的新自由主义，只关注上层阶级所持有财富的比例增加。
多伦多大学规划与地理学的教授杰森·哈克华斯（Jason Hackworth）这样写道：“缙绅化不只是住宅和商业区表面环境的改善，它代表的是将凯恩斯主义下被公共政策保护的内城置换掉——原本这里具备各种硬件环境与制度设计，用来平衡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现在则被由私人主导、具有排他性的新自由主义空间取而代之。”[14]换句话说，缙绅化是新的资本主义显现出来的都市类型。
以此定义来看，缙绅化就不只是无数《纽约时报》报道下无法解释的大众现象，而是可被理解、也可被复制的特殊行动。通过这个过程导向的观点，我们会理解到那所谓的咖啡厅、嬉皮士（以及有关他们的系列报道）、比加尔所面临的财务问题，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刻意的结果，目的是重新打造城市，独惠于拥有资本的人。
在每个缙绅化城市——那些有着新咖啡店、新建筑方案、嬉皮士新贵、处境日益艰难的旧居民的城市，当你追溯起来，这些改变不是由几个城市先驱者带来的，而是一系列联邦、州政府、地方政府政策的加总所造成，这些政策偏好创造财富，而非创造小区。通常这些政策来自将交通、教育，特别是住宅等都市服务自由化或私有化[15]。事实上，当新贵出现时，这些为他们铺路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运作了。
在新奥尔良，缙绅化所有的过程在一口气发生，卡特琳娜带来的混乱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了缙绅化政策实施的机会之门。政客和开发商一举通过以往没有办法轻易通过的法律。在联邦政策的支持下，地方领导人利用飓风的机会，将城市的各项服务都资本化。学校、住宅私有化了，工会瓦解，只要有人愿意投资，就给予免税或种种诱因，几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最重要的是，他们尽一切可能确保黑人不会回到城市。卡特琳娜飓风并不是城市第一次试着驱逐它的黑人人口，但却是最成功的一次。
* * *
卡特琳娜飓风的死伤人数里，有超过一半来自下九区，这里作为新奥尔良黑人文化、社群和商业的核心基地，一直饱受攻击。1920年代，小区中央修了一条运河，用来运输石油和其他工业用物资，自此之后，下九区就被隔绝在城市之外，只能通过桥梁相连，也缺乏好的大众交通系统。这让小区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居民对市政府也特别不信任。在卡特琳娜之前，下九区的人口几乎百分之百是黑人，尽管被贴上城市里的贫民区标签，事实上，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中等收入水平，根据2000年的普查，这个中位数是37864美元[16]，黑人在这里拥有自有住宅的比例[17]，也是全美最高。
卡特琳娜来袭时，工业运河的水泥堤防破裂[18]，洪水淹没了整个小区，摧毁了大部分的房屋，单在下九区就有一千人死亡。在风灾之后，有居民爆料说在飓风肆虐时，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19]，人们猜测阻挡工业运河河水的堤防是故意被炸开，以便拯救城市的富人区，流言四起。记者和政治家对这样的阴谋论嗤之以鼻，但新奥尔良的黑人社群自有道理相信政府会为了保护白人社区而牺牲黑人社区。
要理解政客和开发商在风灾后对新奥尔良的作为，你必须了解的是：这个城市一向对黑人居民充满敌意。1927年密西西比河泛滥时[20]，路易斯安那州水利单位的长官决定防洪的最佳方案，是在紧邻新奥尔良的乡村——杰斐逊郡（Jefferson Parish）将堤防炸毁，让水流出，以免淹没新奥尔良市。这个区域的居民多数是黑人佃农，政府承诺会补偿他们放弃的土地，那些拒绝的人也只能被枪指在头上离开家园。被迫清理洪水后受灾的新奥尔良的也是这些佃农，他们始终没有获得土地的赔偿。1965年，贝齐飓风（Hurricane Betsy）带来的洪水淹没了新奥尔良和邻近的圣伯纳郡（St. Bernard Parish），新奥尔良黑人又经历了一次迫迁[21]。破坏的情况与卡特琳娜诡异般的如出一辙——包括下九区在内的贫穷黑人社区洪水泛滥，城市的其他地区则相对损失较少。
认知这样的历史，你就不会因对很多人而言，卡特琳娜只是新奥尔良将黑人赶走的又一尝试而感到意外。“政府计划把某种他们要的人带进新奥尔良，把其他人赶走。”基姆·福特（Kim Ford），一个一辈子住在下九区的居民这么告诉我。
城市领导人说的话似乎也证实了她的说法。当新奥尔良的水还没有抽干，房地产开发商、百万富豪、政治家、保守的学者专家就开始对居民和大众大肆宣扬，卡特琳娜是一场伪装成灾难的祝福。他们的理论是：飓风的确很可怕，将近两千人死亡，城市近一半人口流离失所，的确是个悲剧，但在飓风之前，新奥尔良一向就又贫穷又混乱，现在是改造城市的机会了。詹姆斯·赖斯（James Reiss），一位来自新奥尔良富裕上城区家族的商业人士，在风灾时搭乘私人直升机逃离，回来后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的言论代表了精英们对卡特琳娜的看法。
“我们想要看到城市重建，但要改头换面，在人口上、地理上、政治上。”[22]赖斯告诉媒体，“我不只代表我自己发言，我们不能再让城市像过去那样，不然我们就出局了。”赖斯之后在新奥尔良市长雷·纳金（Ray Nagin）的人事安排下主掌交通局，对新奥尔良建设不佳的公共交通选项握有决策权。
州长凯瑟琳·布兰科也把风灾视为重建新奥尔良、挥别贫穷过往的机会，特别是改革学校体制。但其中，《纽约时报》保守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预言得最准确。飓风过后一个礼拜，当人们还困在旅馆里、在超级碗体育场排队等食物发放的时候，布鲁克斯就倡议，利用飓风的机会，让新奥尔良那些贫穷的小区自生自灭，鼓励有钱人搬进来取而代之。
重建守则的第一条应该是：不要重蹈覆辙。长久以来，大多数积极进取、循规蹈矩的人们遗弃了新奥尔良内城……如果我们重建房屋，让同一批人搬回他们的旧小区，新奥尔良将会跟以前一样破破烂烂、乱无章法……。卡特琳娜之后，不想搬回新奥尔良的人会四散到全国的中产阶级小区……。因此重点是吸引这些中产阶级家庭参与城市重建，吸引他们搬进来，即使知道他们的街区会有一些穷人。[23]
在重建过程开展了十年之后，我们忍不住怀疑新奥尔良的政客是否把布鲁克斯的文章当作剧本来操作。卡特琳娜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是个实现社运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谓“休克资本主义教义”的完美机会，利用灾难带来的混乱，推动布鲁克斯倡议的改革：瓦解为穷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将城市打造得更适于资本流入。造成的结果是：城市的确比以往富有，但对那些无法适应新经济的人来说，则毫不友善。比加尔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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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新奥尔良是本土出生人口占居民比例最高的城市[24]。比加尔，和许多人一样，她在这里扎根的历史可以回溯到至少1809年。她的祖父是嘉年华会中著名的印第安装扮的舞者（Mardi Gras Indian）。即便她跟这个城市的渊源深厚，比加尔说，她已经没有能力再掌握这个城市。过去十年来，租金迫使她换了一个又一个住处，从卡隆德莱特（Carondelet）、奥莉萨堡哈利大道、杰克森大道、路易斯安那大道，到南洛佩兹街（South Lopez Street）。她曾在爱尔兰区的中心——圣喜街（Annunciation Street）上住过的一栋三室居，原本租金一个月只要550美元，现在这个区域内类似的房屋租金要2000美元。如果不是她在混合收入住宅区河边花园还有能找到容身之所，比加尔说，她很有可能要搬去跟母亲住，或彻底搬离这个城市了。
比加尔的工作也受到新奥尔良缙绅化现象的影响。卡特琳娜来袭时，她为新奥尔良家长联系网（New Orleans Parent Organizing Network, NOLAPON）工作，协助家长了解新奥尔良复杂的学校体制。但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家们利用卡特琳娜之机，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转换为公费补助、民办民营的学校（charter school）。飓风后的几个月之间，城市的128所公立学校中，有107所转变为新的、民办民营的学区[25]。当比加尔对这样的变化提出异议，她得罪了组织里赞成民办民营学校的新领导阶层，她被解雇了。自此之后，她就一直在辛苦地找工作。
像很多新奥尔良人一样，比加尔从来没有取得大学文凭[26]，她曾经试着念了两所当地大学〔戴尔加多小区学院（Delgado Community College）和南方大学新奥尔良分校（Southern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但当她妈妈开始生病，一个月的医疗费高达1000美金，比加尔只好休学找份全职工作。在卡特琳娜之前，没有大学文凭并不会影响她就业，但飓风把全国的非营利组织带进新奥尔良，而这些组织并不想招募比加尔这类的人，他们宁可将来自华盛顿、纽约各地的顾问和职员带进新奥尔良。
“我觉得当我们补助这么多钱给这些非营利组织，却没有设立任何标准，规范他们如何应用这笔钱、用在谁身上、用在什么地方，那时起我们就启动了缙绅化的列车。”比加尔告诉我，“当我走进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办公室时，他们常常只要我脑袋里的数据，可是如果我来自纽约、穿着套装，那就是一个小时要价250美元的顾问工作……我来自一个理应无条件帮助邻居的小区，但现在我聪明多了，当他们问：‘可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吗？’，我大概会说：‘你们请顾问的预算是多少？’”
白人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的白人雇员取代了以往的黑人中产阶级工作者。很难正确估算在飓风之后，有多少非本地的白人来到新奥尔良为非营利组织和学校工作，但当地人私下认为不在少数。到2013年，在新奥尔良的学校就已经有至少375个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教师。来自全美各地上百位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的志愿者义务盖房，这些工作原本可以由本地劳工承担。奈特·特纳（Nat Turner），一个从纽约搬来此处的黑人，在下九区经营一个农场和教育中心，他这么告诉我：“你看到在街角喝啤酒的那些人，过去就是他们维修你的屋顶，安装水电。”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非营利组织工作者，大多数来自美国东北地区，取代了比加尔这样的人的位置。地理学家理查德·坎帕内拉估计，紧接着飓风之后，大约有超过五千个新的非营利组织工作者到来[27]，随后是两万个白人为主、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到来，从事非营利工作，或投入其他高技术的专业领域，就像新兴的电影业（受到免税政策的驱使进驻新奥尔良）。
在寻寻觅觅好几年后，比加尔在2012年申请了政府的住宅援助支付方案（Section 8 housing voucher），这些补贴是联邦政府的计划，补助低收入者，使他们得以负担私人出租住宅或公寓的租金。但一年之后，由于联邦政府的预算删减，新奥尔良住宅委员会被迫取消了700个补助名额[28]，比加尔也在其中。有好几个星期，比加尔无家可归。
最后她找到了现在的居所——河滨花园。在这里还是圣托马斯社会住宅的时候，这个住宅区给1500个家庭提供了居所，但市政府夷平圣托马斯，将开发权转让给私人开发商普雷斯·卡巴科弗后，却只重盖了606个单元，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有政府补贴的低收入住宅。还有62个在私人补助下向低收入家庭开放申请的单元，但补助期限只到2017年[29]。比加尔就住在这样的单元，一旦补助截止，开发商普雷斯·卡巴科弗就能够把租金调回市价，尽管他不一定会这样做。河滨花园小区的网站显示，像她这样一户单元，租金可在1200—1500美元之间，开发商没有道理继续维持低租金。一旦他这么做，比加尔说，她不知道自己会流落到哪里去。
“我在卡特琳娜之后回来，因为我爱我的城市，”比加尔告诉我，“我觉得即使发生了这么多事，人们还是会彼此打招呼，彼此聊天，互相扶持，不会再有地方像这里一样。但我能不能住得起这里，是另一回事……我会抓、会爬，用尽一切方法留在这里。我想要在我的城市里买一间房子，开一辆好二手车。但我能做到吗？我不知道，我祈祷我可以，我希望。”
即便比加尔留下来，她说她感觉自己被抛在后面，在边缘看着新的新奥尔良包围她的旧城市。圣托马斯社会住宅过去尽管危险，却也是社会运动和文化的泉源。美国最成功的租屋者团结运动——圣托马斯居民委员会（St. Thomas Resident Council），就诞生在现在河滨花园和沃尔玛超市所在之处。比加尔和其他人告诉我过去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圣托马斯传奇性的派对和烤肉餐会，那时这里充满了小区感和同侪情谊。而现在，多数的居民，孤立在彼此分隔的独栋住宅里，彼此不说话。对比加尔来说，新奥尔良其他的地区也在往同样的方向发展，变得不友善、个人主义、无聊。
比加尔，跟许多人一样，知道她无力干涉这些新居民的到来。她对新奥尔良新居民最大的疑虑，不是他们的到来，而是他们对这个城市之所以独特的原因缺乏认知。她说，这些新居民看来并不了解，一个充满音乐的城市——爵士乐、节奏、嘻哈，有时候人们会在诡异的时段在你的隔壁练习乐器、制造噪音。新居民不了解像比加尔这样有孩子的家庭，有时候会吵吵闹闹。在河滨花园小区，这些文化控制和压抑执行得格外严厉。近几年，住户曾发起抗议行动，反对管理者因为他们违反住屋规定的一些小事——音乐开得太大声、厨房柜子的把手脱落、灯泡坏掉，就把他们举报给警方。“我们黑佬在这里快待不下去了！”2013年一条抗议的标语这样写道。
“以前，你可以看到人们坐在圣托马斯社会住宅外面，玩玩音乐，烤肉，小孩在旁边玩耍，”我们开过河滨花园小区空无一人的街道，比加尔这么说道，“现在这里看不到这些活动了，但那是让我们之所以连成一气的原因，现在你在这里不被容许当新奥尔良人了。没错，以前这里犯罪率、贫穷率都很高，但那些犯罪和贫穷并没有消失，你只是把它分散到其他地方了，而你也摧毁了那些美好的事物。”
[*]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相信强大的政府介入是平缓资本主义内部蕴含的动荡和不平等所必要的。（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美国非营利组织，于1990年成立。通过招募大学毕业生投身课业落后的学校，解决美国教育不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