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

朝鲜使节金正喜抵达局势紧张的北京。

公羊想象与托古改制

1810年李氏朝鲜（1392—1897）使节金正喜（1786—1856）抵达北京，其时已是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铲除和珅（1750—1799）势力之后十年了。金正喜修书回首尔（当时称为汉城），提及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应该是位英明君主，只是为名震一时的“和珅案”所牵连。和珅为乾隆宠臣，也是一位政治家，但其贪腐规模却史无前例。与金正喜往来者，多为反和珅派系人物。他在朝鲜的教师朴齐家（1750—1805），曾赞颂流放常州的士大夫洪亮吉（1746—1809）在小学及文献学的造诣，并称誉他是公羊学解经传统里独具天赋的文章义法家（公羊学派的宗师公羊高，战国时代齐国人）。

公元前，公羊高为一部孔子（前551—前479）关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间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撰写注解。朴齐家借由《公羊传》联结了洪亮吉和孔子，他认为洪亮吉接受公羊学派的意识形态：意指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将政治事件中的“微言大义”进行了编码，《公羊传》则为之译码。这部注解批评了威胁圣贤君主普遍秩序的人。和珅专宠时期，洪亮吉即利用这部书，批判政治贪腐者。

1790年朴齐家造访北京，接触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反对派”，其学术谱系的中心人物是大学士庄存与（1719—1788）。庄存与乡籍所在的常州，乃长江岸边的一座城市，位于繁荣富庶的江南地区中心，也是晚清时期的文化重镇。

金正喜的来往交游中，庄存与的孙辈庄述祖（1750—1816）及刘逢禄（1776—1829）在列，皆为19世纪初常州“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该学派主张，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后，凭借残卷和记忆编纂的孔门经籍是可靠的。这些文本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所记录，因此被称为“今文”经。相对的“古文”经，依字面意思是指“古代通行字体”撰写的经籍，以秦之前的古老“大篆”写成。据推测，这些古文经在焚书时因被妥藏而得以保存，尔后重新被发现。常州庄、刘二氏以来的清朝学者，最先将《春秋》视为孔子整体思想的体现，而不仅是一部鲁国宫廷编年史而已。这个观点也是《春秋》三传之一，更具历史学倾向的《左传》所主张的。

今文经学家力主孔子作《春秋》以批评他所处的时代。《公羊传》则蕴含了将孔子神圣化为本应领受天命之人。孔子未能接受天命，而将时事编年记录，褒贬时事，施以春秋笔法。另有驳斥诸如《左传》等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指控在两汉间的空位期（9—23），也即王莽（前45—23）篡汉期间，御用学者刘歆（约前50—23）等人伪造了古文经。刘逢禄后来解释：

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今文经学的倡导者如庄、刘等人，转向了《公羊传》，因为它是传自西汉（前206—9）大臣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唯一一部完整的今文经传。根据《公羊传》，孔子作《春秋》采用了独特用语，以呈现因事而发的历史判断。董仲舒详述了《公羊传》学说：“（孔子）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董仲舒的时代理论，体现于“三世说”的循环观念中，这与阴阳交互作用相关，又结合了中国传统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说。政治理论、君臣世界与天体运行相互交错：

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

依照董仲舒的政治理论，朝代更迭带来了制度变化。对应三世说中的每一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制度结构。制度如同朝代一样，依据阴阳五行而循环变化。夏、商、周之“三统”，经由时空演进，产生了相应的制度变化：

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然后感应一其司……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

通过“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提供了一个以同心圆方式，安置内外不同人群的文化观，这形成了古代外交事务核心的朝贡体系。周朝（前1046—前256）的内部诸侯国，拥有高于周边部族、蛮夷的优先权。举例而言，今文经学的外交观念，成为刘逢禄供职礼部时，解决外交冲突的基本框架。今文经的《公羊传》，为西汉时期将孔子描述为一个富有预见的“素王”说法提供了依据。

直到19世纪，《左传》让东汉古文经学家认定孔子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与知识传授者，这与常州今文经学家视孔子为超凡入圣的预言家说法相左。常州学者质疑《左传》，他们最终将今文经学引上了政治语言与古文献学、考据学对立的道路。代表了新信仰形式，即今文经学求用求变，不再追求语文考据学意义上的精密严谨。

庄存与的别有洞见，与18世纪80年代的宫廷政治一致。18世纪90年代，庄述祖将他的汉学考据与今文经学，传授给刘逢禄，刘曾随外祖庄存与学习。当时尚未引起关注的魏源（1794—1857）和龚自珍（1792—1841），都在19世纪传承了常州传统。刘逢禄的今文经学，结合了庄存与的公羊学，和庄述祖的考据学。魏源的《古微堂文稿》，如今保存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其中有魏源为19世纪20年代出版的庄存与文集所作的序文的两个版本。在两个版本里，魏源皆称庄存与是一位“真汉学者”。

其中一个版本从未发表过，篇末出现一节有关政治方面的陈述。魏源描述了庄存与的晚年，作为大学士的他，是如何同昔日的宫廷护卫、御前宠臣和珅共事的。魏源提及庄存与、和珅二人相处不睦，在那个晦暗的年月里，庄氏写下的古典研究著作，充斥着因为和珅气焰日涨，油然而生的悲愤及失望。刊本的魏源序文中，关于和珅的记述都消失了。庄家子弟可能针对这些敏感话题进行了删裁。然而庄存与的著作，仍然透露出他对和珅的批评，这些看法都以编码处理，利用经籍典故掩护，尤其采用了孔子“春秋褒贬”的传统。遗憾的是，庄家并未尽早地刊布这些著作，而是在庄存与去世近40年后，才付梓印行。

与庄家交好的恽敬（1757—1817），对常州公羊学说与今文经学皆有论述。在《三代因革论》系列文章中，他称古文为政治表达的媒介，而今文则是制度变革的设想。

恽敬文中开篇就展现出激进的观念变革，他将此变革融入自己的史学思想和文章见解中。他对“合乎人情”的努力，与当时重新评价人欲的方向一致。恽敬还考察了经典理想的局限，历史现实比政治和道德的抽象概念更需优先考虑。他借用柳宗元（773—819）历史必然性的论点，以及公羊学中有关“三世”的变革主张，援引圣贤发起的制度变革，以揭示因时而变的合法与合理。早于康有为（1858—1927）半个世纪，今文经学的意识形态，早已确立了政治变革的合理性。

常州今文经学家的激进主义思想，并不仅局限于内容，而延伸至形式。正当其他地方的清朝学者日益转向汉朝骈体文时，常州文人和安徽桐城传统的学者，共同捍卫了宋明时期的古文。阳湖派古文——19世纪文人结社风尚的先驱——追随者中包括了当地各色文士，他们的文学成就和经学研究辉映成趣。以文体家出类拔萃的张惠言（1761—1802）及恽敬，与常州其他文人皆有来往。这些关系纽带，演进为一种文学群体，与和珅时代的恶劣影响息息相关。

文学与今文经学的交迭，需要具备骈文所承传的古典学识，以及古文繁复的文章技艺。诗词再度成为政治表达的工具，张惠言认为诗词是“微言大义”的宝库，名士可以借此寄托他们的时事批评。借用西汉今文经学家对孔子《春秋》《诗经》（一部约成书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间的诗歌总集，共305篇）“春秋笔法”的诗学诠释，张惠言的抒情诗词，也传达了对政治事件的间接批评。《春秋》及《诗经》都隐喻了周朝的灭亡，抒情诗人的作品，也同样隐喻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实际上，张惠言在抒情诗词的写作和诠释上，都运用了庄存与在《公羊传》所发现的内容。经由意志坚决的士大夫之手，传世文字提供了当代人批评时事的方法。

庄氏和刘氏把他们的公羊学术局限于安全的家族血脉传承，直至19世纪20年代的嘉庆朝末期，刘逢禄之后将这些看法公之于众。常州学者虽未曾受到20世纪学术界的充分注意和阐释，但他们已实现了公羊学说的政治意图，即经学学术与政治话语的重新结合。今文经学家传播思想、社会及政治的变革风尚，往后由康有为等人承接。19世纪末，首先是廖平（1852—1932），继而康有为，借用了常州学派及其各色追随者的今文经学，唤起一种与众不同的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想象。

1891年，晚清变革主要呼吁者康有为撰写了考据学杰作《新学伪经考》。这种解构主义的论述，挑战了整套经籍系统的可靠性，斥其为刘歆与王莽所造的伪书。在此基调上，康有为在1897年刊布了《孔子改制考》，构想出一种政治上极为冒险的解读，他认为孔子是个社会改革家，但此书在1898年以及1900年，两度出于政治的原因遭到查禁。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孔子是一位预言家，曾阐明一个被古文经学家隐藏的历史演进观。这一重新阐释，呈现了康有为以经学为幌子，倾注了自己有关“改制”的近代理想。他看好的是君主立宪制，想将中国按照明治日本的榜样进行改革。在他的巨著《大同书》中，曾以未来世界主义乌托邦的名义，呼吁终结私有财产制与家庭。康有为对合法经学的另类表述，挑战了原本的经学正宗。他意图以受西方影响而又取法于古代中国的本土化民主想象，取而代之。这种同时兼具启示录和千禧年盛世的理想，不仅影响了梁启超（1873—1929）那样的改良派，也影响了毛泽东等未来出现的革命派。

到了当代，公羊学说依然激奋着如蒋庆（1953—　）这样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力主让中国恢复自己的古代政治习俗——“参通天地人”，而达致和谐的“王道”——而非将中国政治传统西化。由此，蒋庆等人试图还原西方政府形式与古代经典模式之间的宇宙论分歧，这与康有为曾经的理想不谋而合。

艾尔曼 撰　张治 译

参考文献

Benjamin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1990).

Jiang Qing, 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 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 eds., Daniel A. Bell and Ruiping Fan, trans., Edmund Ryden (Princeton, 2013).

Susan Mann (Jones), “Hung Liang-chi (1746—1809): The Percep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1.